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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读后感

时间:2020-03-17 | 作者:李浩然

  历史激荡下的乡村社会个体命运与价值实现—由余华先生《活着》谈起

  《活着》是余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在作者低沉的笔触下横亘着一个小人物的坎坷命运,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农村社会的丰富图景。主人公福贵一生坎坷,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他,不学无术,不仅承受了家道败落后的生活艰难,还遭受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父母、妻子、儿女、女婿、外孙相继离世,最后孑然一身。在他的人生里,充斥着死亡与离别,没有价值和理想的天地,活着成为最后和最高的追求。

  作为蜚声国内外的作家,余华老师尤善于以小人物和朴实的语言反映大历史,带给读者极大的震撼。《活着》一经出版,即刻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98年7月16日《北德电台》评论道“这部小说(《活着》)讲述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故事,穿越了中国五十年的历史;这五十年打上了为个人生活,为变化的政治身份而斗争的烙印,在读者面前以举例的方式展开:既有关于各种恐惧的图景,也有田园生活和骚乱。余华这部被当作流浪小说的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展示了成为历史的玩物的个体,历史表现出讽刺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斗争通向紧急状态和损失,也通向死亡和魔鬼”。1999年1月19日瑞士Zeim叹评论指出:“余华采用了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福贵生动的日常化语调及其对命运的屈服,向人们展示了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状况,使作品显得更深刻。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历史类似于《幸运的汉斯》的变形,因为不仅财富越来越少,人们也迷失在日常生活中。生活的智慧是否至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胜利?”2010年5月10日,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道:“余华在《活着》中描绘了20世纪中国的全貌……它以福贵的口吻讲述了20世纪中的中国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典范。”可以说,《活着》已经超越了文学作品的范畴,成为我们洞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现状的重要参考,也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

  世纪中叶,我国的农村社会进入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福贵一样的地主家庭在农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不仅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和财产,通过盘剥佃户,过着奢华的生活,不仅有佣人照顾日常,就连上下学都有人背;同时,如福贵他爹一样的乡绅阶层也对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在村里和城里,福贵他爹都颇受人尊敬,别人碰到他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句“徐老爷”。与此同时,城市买办和商人阶层持续地对农村进行着渗透,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农业资本,将农民置于更为艰难的境地,正如《活着》中的龙二一样,利用赌场发的财兼并了徐家的土地,让全村人都沦为“龙老爷”的佃户。书中虽未明言,但是龙二的出现确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在地主和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相互作用下,农村经济日益瓦解,农民日益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在近代中国,除了乡绅,农民还要受到军阀的压搾。福贵进城为老太太请郎中时,不巧碰上抓壮丁的国民党兵,逃跑不及,就稀里糊涂地被抓去了淮海战场。与很多经历过淮海战役的人一样,其中的惨烈让他此生难忘,到了晚年还能记得当年的班长,一个在自己最危险的时刻保护他的人。在那里,福贵时常念叨的就是家,最担心的就是死亡,在那个天寒地冻、炮火纷飞的时候,死亡是如福贵一样的小人物的主要归宿。所幸,福贵做了俘虏,踏上了返乡的路。不难想象,当年大战过后,一群如福贵般的农民庆幸地逃离了这片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战场,奔向自己命中的归宿。这里,不仅能够感觉到战争对中国农村的破坏,更能真切体会到农民对那片土地和田园生活的执着。

  另一方面,中国自上而下的革命已经逐渐开始触及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土改大潮席卷江南,龙二被枪毙,刚刚从淮海战场上逃回家的福贵也分得了几亩田,与之前在徐家打长工的人一起,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福贵躲过了一劫,没有被枪毙,并且有了自己的土地,经历过淮海战役的他只想着过自己安稳的生活,但是,似乎命运并没有放过他,在此后的时间里,灾难如影随形,不期而至。

  由于战争破坏,中国经济相当落后,物质匮乏,加上自然灾害,人们生活苦不堪言。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刚刚好转的国民经济,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活。正如书中所描述的,有庆饿得走不动路了,家珍(有庆的母亲)让他去池塘里喝水;家珍拖着病体去城里米行的爹处要米,把米藏到胸口处,生怕被别人抢了去;凤霞好不容易挖到一块地瓜,却被王四抢了,为此,福贵和王四差点拼命。此刻,福贵再一次感觉到了“活着”的艰难。总之,1958年的中国农村混乱不堪,哀鸿遍野,每个人都在为了“活着”而挣扎。每个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明白“活着”的不易,更知道粮食的珍贵,在他们剩下的人生岁月里,将节俭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虽然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但是乡风民风依然淳朴。家珍从城里要来米时,虽然就那么一小点,但那就是救命的口粮啊!当队长向其开口要米时,家珍还是分给了队长一点;虽然穷,当凤霞出嫁时,二喜到处赊账,为了给凤霞一个最热闹的婚礼;福贵为让外孙喝到有糖的姜汤,去向村里人借糖时,那家人却说不让他还了。在那个暗淡的时代,这些小事儿,给了福贵的故事一点亮色,让我们不至于被那个时代的残酷窒息。

  那个时代,有着那个时代的荒唐。医院为了救县长夫人,竟然不顾有庆还是个孩子,抽干了他的血,最后他死在了医院。巧合的是,凤霞产后大出血,死在了同一家医院;女婿二喜也是送到这家医院后死掉的。以至于福贵说起这家医院,都会感到恐惧。在这里,作者以隐喻的手法,描述了当时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有了医院,但是当时的医疗水平仍然让人无法挣脱命运的摆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上演。

  家珍和女婿死了之后,福贵似乎对生死有了参悟,不忍心看到任何死亡,为救一头即将进屠宰场的老牛,干脆买下来用作耕牛,其实它不比福贵强壮多少。这头老牛,成为福贵后来的伙伴,一起干活、一起休息,承载着福贵所有的念想,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似乎都在他的吆喝声中对着他笑。在这里,作者没有过多描述福贵的悲苦,却用一个不能说话的老牛,用一个极力压制的喷薄而出,感受到了福贵晚年的孤独。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是福贵最后的台词,成为福贵一生的写照。老年的福贵没能去做和尚,但是对生死已经淡然。活着,彻底超越了其他价值,成为老人最后的追求。

  读罢,感叹良久,掩卷深思,什么是“活着”?余华先生在韩文版自序中曾写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从这个意义上说,活着更像是一场修行,它以一种坚韧和悲壮的方式,如福贵那样,去寻找生命最单纯和最伟大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农村,物质和文化极度匮乏,其精神追求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个体空间被极度压缩,缺乏个体自主性和活力。在有限的空间内,父辈们唯一可以任意体验的便是饥饿,读书、求学和对现实的反思都是生活里的奢侈品。他们见证了太多的动荡不安,参与了很多荒唐的运动,深刻感受到个人在这个变幻莫测环境里的无力。看着那风云变幻的形势,他们最终选择了最漫长的沉默和忍耐,并习惯了今人无法理解的平庸和苦难。活着,成为那几代人生命里的唯一选择项,最热泪盈眶的期盼。

  较之于五六十年前,当今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髙,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个人空间急剧扩大。当大家都在说“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时,有人喊出“农村路也滑,人心更复杂”。虽然这是当下的流行短语,然绝非空穴来风,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些状况。

  中国文化历来深植于农业生产方式中。近代以来,随着乡村传统生产方式的解体和城市文化的兴起,乡村文化精英逐渐流失,乡村文化逐渐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教育虽有一定发展,但是农村精英不断流失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乡村文化的重建困难不断。可以说,当前农村的文化状况并不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有多大的改善。从某种程度而言,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文化与时代潮流的距离,当前的差距有可能更大。村民对外界世界的整体认知处于懵懂的状态。

  知识的欠缺直接导致了两个问题。首先是乡村个体与大历史的互动比较有限,多数处于一种历史的旁观者的角色,如福贵一样被动地接受形势发展带给他们的一切机遇与挑战。2017年的春节因为几个博士的返乡笔记而多了一层学术的色彩,我虽无他们那般犀利的视角,但是在与村民聊天中,隐约感觉到一丝隐忧——村民对我们国家的形势和要务知之甚少,更遑论参与。例如,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经济结构转型,提升产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要求农民工通过培训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适应信息化的要求。然而,在村民中,很少人会有参加培训的意识,多数仍固守已有技能,同时感叹于工作的艰难。除此之外,多数陷入困境的村民都渴望有人帮助他们,而没有自我改变的意识。在他们的话语中,“出息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以后当老总了,当大官了,给我找个工作干干”等出现的频次相当高。

  大历史下的个体体验,不仅是其参与历史创造的重要结果,同时也是其重要动力来源。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历来是以政治动员为主,个体自觉为辅。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落后,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弱化,客观上为个体的成长提供了空间。然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当前农村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未完全成长起来,其处于一种结构性失衡过程中,旧的机制已经瓦解,新的参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乡村社会仍会挣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征途中,现代性的陌生、文化的贫瘠将会直接限制乡民对历史的参与,而没有这种大历史的参与,乡村还会有未来吗?

  其次是村民个体价值的缺失。我们距离“福贵”们很远,但也离得很近。在返乡的一个月中,很多村民在听说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会很夸张地用河南方言道:“恁很读书嘞?赶紧结婚就妥了呗。”对于他们来说,传统的生活方式(结婚、生子、养家、含饴弄孙)才是正道。当我小声跟他们说“读书就是为了不重复你们的生活,是为了过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时,所有的人都会以一种不屑的眼光来打量我,犹如怪物。与其说他们没有想象过新的生活方式,毋宁说在他们眼睛里生活就是简单的为生计奔波,没有诗和远方,就像余华老师的“福贵”一样,注定一生碌碌无为。

  在初中的课本里,《少年闰土》一文让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得以窥探大人世界的种种无奈。然而,今天,当我们看着那些将“挣钱”和“活着”挂在嘴边时,我们很难将他们与多年前髙呼理想的小伙伴联系起来。有的时候,真的想问“你还记得当年自己的理想吗?'’但始终问不出口。我们可以对乡村文化和价值追求表达关切,但对那些个体却无权利打扰。

  ”很多人接受现实的荒野,不知不觉已垂暮之年,一年十年就在一辈子之间,忘记了要去寻找你的世界。“在这个日益功利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活着“的忍耐,还有追求理想和价值的勇气,毕竟”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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