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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乡土”右手“官场”——柳岸中篇小说论

任动

【摘要】柳岸的中篇小说主要呈现为乡土小说和官场小说两种形态.她的乡土小说

善于揭示农村现实问题,刻画人物的病态心理;官场小说则揭示社会权力机制对人心

灵的腐蚀,履行的是文学的反腐使命.柳岸长于叙事,她的中篇小说有充分的小说元素.

【期刊名称】《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32)001

【总页数】5页(P29-33)

【关键词】柳岸;乡土小说;官场小说

【作者】任动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周口466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

在“周口作家群”中,柳岸是一位创作起步较晚,但一起步便迅跑的女作家。柳岸的

作品,以中篇小说写得最多、最好。著名批评家何向阳曾说:“某种程度上,2009年

可以说是中篇小说的丰收年,支撑这观点的是一批成熟作家的优秀作品。”[1]中国

当代文坛写作中篇小说的作家,数以万计,何向阳认为真正的“成熟作家”也就50

人左右,而柳岸位居其中,可见其中篇小说的成绩之突出。柳岸创作时左手“乡土”,

右手“官场”,她的中篇小说的取材向度,主要指涉描摹豫东农村的生活图景与描写

官场中人的命运沉浮。与此相应,柳岸的中篇小说也便具有了乡土小说和官场小说

的两种主要形态。

柳岸曾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正因为有了在基层工作的经历,柳岸的写作是贴着

生活走的。她的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着豫东平原所特有的民风和乡情”[2]。

贴着生活写作,描摹豫东农村的生活图景,是柳岸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向度,她的

《燃烧的木头人》《黄昏与乡村老人》《铁石话本》《灰飞烟灭》等,都是优秀的

乡土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豫东农村地方色彩。“周口作家群”的代表作家,

大都有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如刘庆邦,在中篇小说_《我们的村庄》里写

道:“一走进大棚,迎面扑来的就是湿乎乎的热气,热气里有花香,菜香,也有粪香。”

如果不是对农村、对农民、对土地、对劳动怀有深情的话,是无论如何也闻不到

“粪香”的。对乡土的深情,使“周口作家群”的代表作家,大都擅长乡土小说的创

作。但与刘庆邦、孙方友、墨白、尉然、宫林、钱良营等周口作家的作品相比,柳

岸的乡土小说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敏

感与揭示;二是对人物心理,尤其是病态心理的刻画。

何弘说,不少周口作家“欠缺的却正是柳岸对农村重要社会问题的敏感以及对作品

现实意义的明确追求”[3]。何弘的眼光是敏锐的,对柳岸乡土小说的把握相当到位。

可以说,柳岸乡土小说的优长,即是常常透过生活的表象而直抵本质,在揭示农村现实

社会问题的同时,彰显明确的现实意义。如《黄昏与乡村老人》,涉及社会转型期广

泛存在而又被各个层面普遍忽略的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幸

福院村75岁的老人郭余氏,生有三男一女,娶三房儿媳妇,置了三个院子,盖了三所房

子。最后却无法在任何一所房子居住,只得在村头搭一个小棚子住下。她儿孙满堂,

却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就连过春节,也没人来看她。“儿子们比着装孬”,媳妇们对

郭余氏冷言冷语,动辄破口大骂,甚至对其拳脚相加。极其凄凉的晚景,让郭余氏绝望

了,她吊死在四面透风、顶上漏雨的破棚子里。郭余氏老无所养、死于非命的悲剧

让人扼腕,也引人深思。《黄昏与乡村老人》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不仅把农村老人

的养老问题揭示出来,还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幸福院村新任村长水莲荷,是一

位想群众之所想的优秀农村基层干部,郭余氏及村里其他老人的现实境遇,让她揪心。

从美国回来的郭世宇给她所讲的美国人如何养老,“中国农民的养老已经是个社会

问题了,政府应该想想办法”等一席话,又让水莲荷触动很大,她决心依靠集体的力量,

多方筹措,在村里建“幸福院”(敬老院)、设老人养老基金,并开展评选“好媳

妇”“恶媳妇”活动,以此教育各家媳妇要孝敬老人。水莲荷的种种举措,就是要探

索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新路子。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对

彻底解决农村老人养老这一敏感的社会问题,也就有了美好的期待。

柳岸的乡土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善于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直指向人的内心世界,表

现人物复杂的心理。她的乡土小说带给读者强烈震撼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人物心理,

尤其是病态心理的出色刻画。相继获得过周口市和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的

《燃烧的木头人》,被认为是“一曲农村现实之殇的悲歌”[4],其成就是多方面的,而

最成功之处即在于对主人公箩头扭曲、变态心理的揭示。从病理学方面讲,变态心

理即异常心理,指人们的诸种心理活动,如思想、情感、行为、态度等产生变态或接

近变态,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异常。由于父亲过世早,家境贫寒,箩头40多

岁了还是光棍一条。长时期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赤贫,造成了箩头心理的扭曲。

可以说,从思想、情感,到行为、态度,箩头的诸种心理活动都存在变态和异常。非常

疼爱他的慈母去世后,箩头“没哭,却笑着说:好!好!死了好”。可见其思想异于常人,

是病态的。箩头与有夫之妇好嘴相好,饥渴的情感得到慰藉与宣泄,但同时他的情感

也不是常态的。他见不到好嘴时,“在院子里来回转圈,无法让自己停下来,仿佛一停

下来就会疯掉”。于是他做了一个木头人,当成好嘴,“把她放在被窝里,天天搂着她

睡觉”。箩头与好嘴的事情败露之后,箩头遭到了好嘴丈夫的暴打。失去了好嘴,箩

头精神上遭到重创,“变得疯疯癫癫”,以至于怀抱木头人自焚,结束了其悲剧人生。

箩头对好嘴近于偏执的爱,无疑是一种变态的情感。箩头的诸多行为也是变态的,比

如他经常趴在墙头的豁口看邻居家的牛配种,看过之后,就恨老娘没能耐,才让自己娶

不上媳妇;箩头做木头人时,瞎眼的老娘听到响声问他做啥,他却咒骂老娘:“给你做棺

材哩,老不死的,净操闲心。”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内

容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之外,就是“狂人”这一患有“迫害狂”病症的象征型艺术

形象,其诸多心理活动吻合“迫害狂”患者的病理学特征。柳岸的《燃烧的木头人》

像《狂人日记》一样,注重从病理学角度,极为细致地刻画主人公箩头的扭曲、变态

心理,使作品成为一部具有相当深度的心理小说,从而提升了小说的现代性与精神高

度。有不少人提起乡土小说,总认为乡土小说土气、肤浅,相信他们读了《燃烧的木

头人》以后,肯定会改变这种偏颇。《燃烧的木头人》让我们对乡土小说的创作突

破有了信心,乡土小说完全可以有如此厚重深刻、张力十足的优秀作品。

柳岸曾当过乡镇妇联主任、副书记、镇长,县科技局局长等,也算是官场中人。她对

官场的波诡云谲、风云变幻,官场中人的酸甜苦辣、命运沉浮,自然体会很深。因此,

柳岸创作了不少描写官场中人命运沉浮的中篇小说,如《黄了绿了》《幻灭》《春

寒》《把我丢了》《斗气儿》《归真》《聊吧随录》,等等。

柳岸的官场小说,不像近些年来涌现出的大量官场小说一样,“在描写腐败者的腐化

生活方面倾注了过大的热情,写当权者的私生活,写夜总会里花天酒地,写桑拿房见不

得人的鬼事”[5]。柳岸的官场小说超越了当下同类小说普遍存在的津津乐道宣讲

为官之道,书写淫靡生活细节唯恐不够详尽的创作病象,而是以官场为平台,重点写人,

写官场中人的异化,揭示社会权力机制对人心灵的腐蚀。“人在官场,追求职务提升

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人的进取心、羞耻心、智慧、狡诈、贪婪、

无奈、堕落等性格都会被集中表现出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官场是人性表现最彻

底的地方。”[6]柳岸官场小说中的“官场”就是“人性表现最彻底的地方”,我们

在她的小说中看到,人一旦进入官场,就身不由己了。对他们而言,“没有道德伦理,只

有欲望所需”,“进入官场,升迁就是灵魂,谁都无法回避”。《幻灭》中的杨春,是个

很重感情的性情中人,为了真爱,牺牲了很多,但他同样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前程。他对

白雪说:“我走的就是这条道,怎么能不在意?人只要进入这个圈,谁都会在意的。”

而且身处官场,身份也变得复杂起来,“同一个人,一会儿是爷,一会儿是孙儿”。面对

下级,可以指手画脚、颐指气使,但见了上级领导,就要塌小架、装孙子。长期浸润在

官场,必然会丧失主体自我,“人在权、钱、欲中就会裂变”,最终异化成为“欲望的

机器”,终日只想着自己的进步,为了前程可以不择手段,出卖人格。《把我丢了》中

的胡一蠖,为了进入处级后备干部的序列,给参加投票的领导干部一个不漏地挨个打

点,甚至把妻子蓝藻都作为“礼品”拱手送人。在胡一蠖等人身上,我们已经看不到

人性的美好与道德的良善,人之为人的底线被肆意突破与践踏,从而异化成彻头彻尾

的“政治动物”。

官场中人把升迁置于人生第一要务,究其原因,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在

作怪,做官就意味着有权力,而有了权力,就可以多吃多拿,多贪多占。其次,就像《聊

吧随录》中的侯书文说的,“总归一切是从‘钱’字开始的”。有了钱,可以过上常

人难以想象的奢靡生活,比如《归真》中的陈嘉仁,仅是乡镇的党委书记,一个小小的

科级干部,但日常生活、吃穿用度,都讲究名牌、气派和品位,喝茶喝的是2680元1

斤的观音王,“洗浴要水疗,吃喝鲍翅宴,空闲时间做保健。小车的后备厢里都是茅台、

五粮液,软中华、苏烟。平时穿戴用度,自然都是名牌了,就连袜子也百十块钱一双”。

“跑官”时请人吃饭,一顿饭花了28000元。而且腐化堕落,乱搞女人,包养二奶,甚

至去嫖娼。《聊吧随录》中的侯书文,任颍川县委副书记,抽的是“黄鹤楼”牌子的

香烟,最喜欢喝七两装的茅台酒,以五星级豪华大酒店的“红地毯”总统套房为“行

宫”。《把我丢了》中县委组织部长严实镐,喜欢价格不菲的法国波尔多、勃艮第

等洋酒,常常在众人面前“大谈酒经”,家里更是陈列不少各种类型的珍品葡萄酒。

这些官员的奢华生活,让人触目惊心。有了权力和金钱,气派和优越感也随之而来,与

此同时,这些官员们的虚荣心也如野草般疯长,他们“喝茅台不是喝酒,而是喝那种尊

贵”。为了进一步满足虚荣心,他们想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金钱,而忘掉了他们

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也忘掉了肩上的责任,只为一己私利,就可以违背道德良心,甚至

触犯法律。比如侯书文“收过谁的钱,收了多少,实在记不住了”。当然,违纪违法必

将受到严惩,结果是,陈嘉仁被判10年有期徒刑,侯书文被双规之后,畏罪自杀。

“官场小说履行的正是文学的反腐使命。”[7]但当下官场小说的病象之一,是写腐

过甚,而倡廉不足。柳岸的官场小说则超越了这种创作病象,她自觉担当起“文学的

反腐使命”,在其官场小说里,有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贯穿其间,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

毙”。随着党和政府反腐倡廉力度的日益加大,凡是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腐败堕落的

官员,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柳岸的官场小说能够给人以希望,具有光明的结尾

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她笔下的违纪违法官员,要么锒铛入狱,如陈嘉仁;要么自绝于人

民,如侯书文;要么精神崩溃而发疯,如《黄了绿了》中的县委石书记。给违纪违法官

员设置可悲的下场,显示了柳岸官场小说干预生活的创作意图,意在用小说的艺术形

式,张扬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

柳岸官场小说的价值还在于,广泛触及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如用人制度的不健全、

官场盛行的所谓“潜规则”等。比如提拔干部时,不是全看政绩,看工作干得好

坏,“攻心与谋略在官场上的分量,远比政策法制重得多”;“如今的官场,三分工作,

七分协调,只要协调到位了,什么都有了”。踏踏实实的“工作”远远没有“协调”

重要,就像“黑电话”对侯书文的“教导”:“干工作第一是‘巧’,第二是‘会’,最

后才是‘实’。‘实’必须在‘巧’与‘会’的基础上,不然就不叫‘实’而叫

‘傻’。”另有很多外在因素,甚至裙带之风颇为盛行。如陈嘉仁进步快,除了人聪

明,工作干得好,还因为能喝酒,有一个“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的老岳父帮忙。“能

喝酒”竟然成为干部提拔的一个优势,简直不可思议,可见在用人制度上,还存在一些

漏洞。而在官场想进步,还需要“人脉”,即关系网,则是很多干部彼此心照不宣的官

场“潜规则”之一。柳岸把这些社会问题入木三分地揭示出来,旨在引起注意,显示

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解决问题的理想,因而,她的官场小说也便具有了深刻的

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柳岸长于叙事,因此她的中篇小说有充分的小说元素。“叙事就是‘讲故事’。如

果说叙事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基本功能,讲故事就是叙事的一个核心功能。”[8]“讲

故事”在柳岸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承担着“核心功能”,她的中篇小说,无论是乡土小

说,还是官场小说,都能带给读者阅读快感,皆因为有耐读的故事作为小说的外形。柳

岸“讲故事”,采取的是全知视角,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人物的生活、性格、

心理,多角度、多侧面、全景式地展现在读者目前,极大满足了读者“对讲故事和听

故事的着迷”这样一个自古至今“不变的心理渴求”[8]15。在柳岸的中篇小说中,

《飘散的灵魂》在叙事上尤其值得称道。这部作品采取的是独特的“亡灵叙事”的

视角,小说开头即是,“我的灵魂从出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寻找一个可以附着的东

西”,随后以死去了的女主人公项南的口吻,展现了她的人生悲剧。这种叙事视角让

我们想到了方方的著名小说《风景》,小说写道,“父亲从结婚那天就是住在这屋。

他和母亲在这里用十七年时间生下了他们的九个儿女。第八个儿子生下来半个月就

死掉了”,而小说的叙述人就是这个生下来半个月就死掉了的“小八子”。叙述人

无论是“项南”,还是“小八子”,都是“亡灵”,而“亡灵叙事”视角的价值在

于,“在叙述策略上超越了传统作品的固定模式,实现了叙事的独立,使作家在行文时

拥有了更加宏阔的视野和更加充分的叙述自由”[9],从而使小说在叙事学的层面上

具有了开创性的意义。

柳岸的中篇小说,介绍人物、交代情节、渲染环境、描画心理,都借助于出色的叙述。

如“说起仝树枝,确实跟陈嘉仁不太般配。一个女人,脸黑、腰粗、皮糙,所暴露的都

是惨不忍睹。单说那头发吧,不到40岁,已经花白了。人家焗油她也焗,你焗成咖啡

色或葡萄紫也好,就算是焗成黑色也要自然黑啊。她倒好,头发焗得乌里吧唧的,假发

似的。新头发长出来,白是白,黑是黑,真可谓黑白分明。恶心,真他妈的恶心。彻头彻

尾的豆腐渣!陈嘉仁瞟她一眼就觉得眼睛被强暴了”。这是《归真》中对陈嘉仁妻

子仝树枝的介绍,这段略带幽默与尖刻的叙述,既写出了仝树枝如“桐树枝”一样粗

糙与邋遢的外貌,也逼真刻画了陈嘉仁对妻子的厌恶心理,一石二鸟,显示了柳岸高超

的叙事能力。

柳岸中篇小说的叙事,善用反讽的艺术技巧,如“为了办好这场晚会,展示陈湖良好的

形象,陈湖县的县直各机关、学校,都关了门,停了业,全部人员到街上打扫卫生。街上

的小商小贩,都要统一着装,统一更换门前招牌,统一插上彩旗,统一摆放鲜花,统一摆

设商品,统一礼貌用语。大街小巷都要一尘不染,统一冲刷,统一灭鼠,统一灭蝇,统一

香薰,统一树木刷白,统一样式垃圾箱。于是,整个陈湖县城像一个待嫁的数码新娘,从

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美轮美奂、妖艳迷人,连胳肢窝都扑上了香粉”。夸张而

荒诞的叙述语言,温婉而含蓄地讽刺了某些领导干部注重“面子工程”的不良习气,

具有警示作用,充分发挥了文学干预生活的社会功能。同时,柳岸中篇小说的叙事还

专注于细节的描写,甚至有意识地在不同小说文本中采用相似的细节。如《燃烧的

木头人》中,箩头是个“老生儿子”,他的三个哥哥都得病死了,他妈48岁那年生下

他,箩头便成了家里的“小祖宗”。“小时候,村里和他一般大的孩子,数他待得娇,留

着羊尾巴辫儿,穿着织机布头做的蓑衣,满身穗子,实在神气,小伙伴们都羡慕死了。十

一二岁了,他娘还不让他走路,走哪儿背哪儿。”类似的细节在《黄昏与乡村老人》

中同样存在,郭余氏的儿子郭大娃,“七八岁时,还穿着织机布头做的蓑衣,留着羊尾巴

辫儿。那时,这种打扮是‘娇孩儿’的标志。八九岁了还不让他走路,动一动都是背

着、抱着”。不同小说文本中采用相似的细节,在“晚生代”著名作家邱华栋的城

市小说中,也大量存在。但关于细节的重复,不同的批评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黄

发有认为,细节的重复,会使“写作日益陷入惯性的滑行”,是一种“思维的惰

性”[10]。耿占春却认为,细节的重复能增强小说的历史感,使小说变得更加厚

重,“当小说中某些相同的细节被几乎一丝不差的重复时,读者感受到的是历史和时

间的流失,感受到历史变迁中的某种重复”[8]227。张闳也说,在叙事过程中,变化固

然不易,但不加变化的重复则尤其难,因为“‘重复’打破了小说叙事的常规,改造了

叙事惯常的节奏和逻辑,为叙事艺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至少可以说,是对古老的叙事

艺术的复活。这无疑是一次富于冒险精神和创造性的艺术尝试”[11]。笔者认为,

耿占春、张闳的看法更有道理。柳岸小说对于豫东农村“娇孩儿”标志的细节重复,

既写出了豫东农村古老、质朴而凝重的生活形态,也强化了小说的风俗画特征,使作

品具有了厚重的沧桑感与历史感,同时也成功地完成了作者的叙事冒险,是相当富有

创造性的艺术尝试。

凡大器晚成的作家,往往有持续的创作后劲,比如著名女作家张洁,虽然第一篇小说变

成铅字时,已经41岁了,但起步之后,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取得了不俗的傲人成

绩。其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和《无字》都荣膺中国最高主流文学大奖之一的

“茅盾文学奖”,而且张洁也是目前唯一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让众多文

艺界人士惊叹不已。柳岸也是一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作家,新世纪以来,她痴迷

于文学事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多部精神高蹈而艺术精致的小说作品,并摘取

了河南省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河南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周口市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多项主流文学大奖,显示

了扎实的艺术功底和超强的文学实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凭借深厚的生活和艺

术积累,柳岸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一定会创作更多优秀的直指人心的精品力作。

【相关文献】

[1]何向阳.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2009年中篇小说印象[J].小说评论,2010(1):29.

[2]李佩甫.燃烧的木头人·序[M]//柳岸.燃烧的木头人.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2.

[3]何弘.乡土:超越还是重复:《莽原》2009年河南青年作家小说专栏作品扫描[J].莽原,2010(1):131.

[4]梁庭华.直逼现实的心灵透视:评柳岸中篇小说《燃烧的木头人》[N].文艺报,2009-04-28(3).

[5]武新军.当下反腐倡廉小说指瑕[J].理论与创作,2003(2):26.

[6]池永文.王跃文及其官场小说散论[J].名作欣赏,2008(2):84.

[7]陈兴伟.新时期官场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意义[J].名作欣赏,2009(10):45.

[8]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9]王伟.穿越阴冥与阳界:论阎连科早期小说创作中的“亡灵叙事”[J].中州大学学报,2005(1):40.

[10]黄发有.邱华栋:暧昧的浮游[J].滇池,1998(11):64.

[11]张闳.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1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