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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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才媛沈善宝的随宦行迹与文学交游

作者：王力坚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3期

[摘要]钱塘才媛沈善宝后期的文学交游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随宦驻京时期，二是随宦赴

晋时期。在京师时，沈善宝的生活相对稳定，文学交游最为活跃。随宦赴晋后，沈善宝的行迹

似乎不太稳定，曾游走于并州、朔平、汾州之间，此时的文学交游则颇有“失焦”的表现。作为

江南才媛随宦北地，沈善宝既与京师才媛积极交往，也仍然保持着与江南才媛的密切关系，体

现了勾连起南北两地才媛诗群、交融南北才媛文学／文化的意义，表明道咸年间的才媛进一步

获得了较大活动空间。这些变化显然与时代的演进发展密切相关，昭示了当时的才媛已从传统

社会向近代社会渐进过渡。

[关键词]沈善宝；行迹；文学交游；才媛；道咸年间(1821－1861)；《名媛诗话》

一、引言

沈善宝(1808－1852)，字湘佩，号西湖散人，浙江钱塘人，著有《鸿雪楼诗初集》、《鸿

雪楼词》及《名媛诗话》。如果说《鸿雪楼诗初集》与《鸿雪楼词》体现了沈善宝的文学成

就，那么其后期编撰的《名媛诗话》即最终奠定了沈善宝在清道咸年间(1821－1860)女性文坛

上的领袖地位，当时的才媛也正因此推崇沈善宝为“闺秀诗坛盟主”、“吟坛宗主”。而沈善宝所

生活的清道成年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是中国历史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

转型的关键时期。道成年间的才媛文学发展进程也受到这一时代转型的深刻影响，在才媛生

活、诗群活动、作品内容、抒情方式、表现手法、艺术风貌等诸多方面体现出令人瞩目的变

化，同时，还显示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征象。由是，对作为才媛领袖之一沈善宝的研究，其

重要性当不可小觑。

沈善宝一生的行迹与文学交游，以其30岁为界分前后两期，其前期的行迹与文学交游，

基本上是出入于江南才媛及男性友人／长辈之间，此时期的诗词创作汇编为《鸿雪楼诗初集》

(四卷本)与《鸿雪楼词》，在其赴京前夕相继完稿，成为其前期文学创作成就的总结。北行人

都后，沈善宝的文学交游除了延续与同样随宦京师的江南才媛的关系外，还结识了各地(赴京

及在京)的才媛，尤其是出身满洲贵族的才媛如顾太清(1799—1876)等。沈善宝后期的诗词创作

结集于15卷本的《鸿雪楼诗初集》。此外，在广泛结交各方才媛、搜集才媛资料的基础上，

沈善宝花费了十多年时间，编撰了含括顺治至咸丰中期各地(主要是江南诸省)才媛创作与生活

情形的《名媛诗话》。而《名媛诗话》也正是考察其后期文学交游的重要依据。鉴于篇幅有

限，本文专注于沈善宝后期随宦京、晋的行迹与文学交游的探讨。

二、沈善宝之后期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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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七年(1837)冬，沈善宝北行抵京。是年，沈善宝30岁。沈善宝入京的原因，据《名

媛诗话》卷七介绍，是义母李太夫人(?－1845)将沈善宝“召至京寓相依，为择配遣嫁，恩礼备

至，逾于所生”。道光十八年(1838)春日，沈善宝随义母李太夫人往谒富察太夫人(?－1841)，

富察太夫人“拂拭奖许，此后顾复优厚，善宝亦依恋若老亲焉”。善宝于归安徽来安武凌云(号

寅斋，?－1862)为继室后，富察太夫人训云：“尔今作妇，非在家时比，尤须孝贤勤俭，勿恃

才华而生傲慢”。由上可知，沈善宝于道光十七年冬奉义母“择配遣嫁”之命北行人京，翌春初

次往谒富察太夫人时尚未成婚，但从李太夫人诗所表现的“为尔洗征衫，为尔理嫁衣”的紧凑安

排看，亦当不晚于道光十八年。

于是可说，沈善宝于道光十七年冬抵京，稍作准备后次年奉义母之命成婚，而后随宦驻

京，由此开始了她人生的新旅程。这是沈善宝人生旅途的一大转折——不仅是地域空间的转

移、经济条件的改善，更是人文环境、文化氛围的转变。从是年至咸丰四年(1854)随宦赴晋，

沈善宝在京生活了十七年之久。这段时期当是沈善宝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时期，唯其间道光二十

四年(1844)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幼女紫薇与次子友悖先后病逝，对沈善宝打击甚大。

据《名媛诗话》续集中的补充记述，沈善宝在京生活了十二年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

与夫君同行离京南归。据《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一三与卷一四的系列诗作记录，沈善宝夫妇携

次女笺霞于道光二十八年秋启程，十二月上旬，返抵安徽来安，祭扫先姑王太恭人墓，翌年暮

春回到睽违已久的故乡杭州。这次行程前后，与十二年前入京一样，掀起了才媛交游的阵阵热

潮，并在《名媛诗话》中有详尽的记述。

从《名媛诗话》续集下与《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一五所录诗得知，沈善宝于咸丰元年

(1851)暮春返抵北京。《名媛诗话》续集下还有此记述：“庚戌冬日，余返杭扫墓。”庚戌，即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二十九(1849)至三十年，至于沈善宝一直在南方还是曾一度回京然后

又再度返杭，沈善宝在《名媛诗话》续集中记述与杭州闺友交游时曾有插叙。她说：“余与太

清经年之别，思不可支，幸其诗函常至，藉慰离怀。”续集中所录太清寄诗题为：《白虎港观

耕》、《陈家庄看杏花》、《新开口看春园》、《三月九日山中大雪》、《九日抒怀》，所涉

及的时间跨度，由开春到重阳。这一“经年之别”，恰恰就是道光二十九年沈善宝在南方的证

明。道光二十九年重阳，在京的顾太清亦有作《九日忆云林湘佩》。《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一

五所载作于咸丰元年暮春的《抵都呈寅斋外子》，交代了沈善宝自江南长途跋涉返抵京城的经

历。诗曰：“箧底光腾宝剑篇，一鞭重又策幽燕。饱看桃柳四千里，小历舟车五十天。出郭劳

君相远迓，长途叹我自周旋。春风顿解双眉结，经岁离愁一日捐。”以此来看，道光二十九年

冬至三十年冬的短短一年时间，沈善宝不可能再来回经历两次“饱看桃柳四千里，小历舟车五

十天”的折腾。可知，这年沈善宝当是与次女笺霞滞留江南，与在京的武凌云“经岁离愁”。

从上述资料便可勾勒出沈善宝这次南归行迹的轮廓：道光二十八年秋与夫君携次女笺霞同

行离京南归，先至安徽来安，后返抵杭州，之后或到其他地方漫游，武凌云可能就是此时先行

回京，道光三十年冬日，沈善宝携次女友愉再次“返杭扫墓”；次年，即咸丰元年三月八日启程

北上，途经嘉兴、扬州、桃源、皂河、邳州、圯上、铜山、东平、藤县等地，在“饱看桃柳四

千里，小历舟车五十天”后，抵达京都。沿途作纪行诗十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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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南归的时间前后有两年多，从道光二十八年秋延至咸丰元年春，活动地域也从安徽、

杭州，扩展至嘉兴以及扬州，并与各地的才媛都有相当频密的文学交游活动。

这似乎是沈善宝一生中最后一次南归。咸丰四年(1852)，沈善宝随夫赴任朔平府(朔州)知

府。于是年夏启程离京，经涿州、定州、新乐、滹沱河、井陉、四天门、槐树铺、桥头窑、辛

兴、泰安岭、寿阳、阳曲，历经艰辛方抵达晋阳(并州，今太原)。逗留并州期间，沈善宝曾寄

并州剪与太清，太清作《金风玉露相逢曲·谢湘佩寄并州剪》申谢。冬日，又随夫过代州、雁

门关，至朔平(今右玉)。

咸丰十年(1860)，时局动荡，沈善宝一度计划返京避祸，却由于该年十月英法联军攻入北

京而未能返京。然而，沈善宝最后还是回到了北京。沈善宝侄子沈继曾在为《鸿雪楼诗选初

集》所作跋中称：“姑丈自山西朔平府告归，就养在京。”从沈善宝密友顾太清《哭湘佩三妹》

诗五首(及其注)又得知，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九日，太清过访善宝。别后十日，沈善宝即

去世。七月一日，其夫武凌云亦去世。

由上可见，沈善宝后期的行迹亦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随宦驻京时期，二是随宦赴晋时

期。在京师时，沈善宝的生活相对稳定，而这一时期沈善宝的文学交游最为活跃。随宦赴晋

后，沈善宝的行迹似乎不太稳定，除了临终前返京，还曾游走于并州、朔平、汾州之间，此时

期的文学交游则颇有些“失焦”的表现。

三、随宦京师之才媛文学交游

道光十七年(1837)冬，沈善宝抵京。作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及文化中心，京师固然是达官

贵人、文人骚客云集之地，因而也云集了各地随宦入京的才媛。沈善宝如鱼得水，很快就广交

了众多各地才媛，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结识了满族名媛顾太清。两人初晤于善宝旧时闺友许云

林处，可谓一见倾心，遂定至交。沈善宝呈以《鸿雪楼诗集》(四卷本)，太清因作《题钱塘女

史沈湘佩二首》，亦作词《题湘佩》，既表达两人一见如故的喜悦，也概括了词集中表现沈善

宝早期颠沛流离生活的内容，还表达了对沈善宝才学的高度赞誉。日后，顾、沈二人始终保持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相约游娱、诗词唱和，且“皆即席挥毫，不待铜钵声终，俱已脱稿”。沈善

宝随宦赴晋后，仍然书函(诗函)往来不断，太清晚年所著、亦是其一生唯一的小说《红楼梦

影》的创作，也与沈善宝关系密切，沈善宝辞世前后的情形，在太清笔下得到最为翔实的展现

(详见后文)。毕节才媛邱云绮曾慕沈善宝之才而相访，两人交谊颇深，邱因作《题》。至道光

二十六年(1846)，江苏江阴榕江才媛陈慕青自津入京，初晤沈善宝即作《题武夫人沈湘佩善宝

并谢题拙稿》四章，字里行间，显见倾慕之情。由此可说，沈善宝的诗词集确实为沈善宝的京

师文学交游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随宦京师之时，可谓旧游新知，络绎不绝。沈善宝除了与陈敦蕙、余淑苹、朱小茝等各地

在京才媛结识相访外，还获先一年入京的至交许云林邀游广安门外的天宁寺等名胜。当时才媛

交游的普遍形式便是结识、拜访、迎来送往、赋诗题词等。《名媛诗话》对此多有记录，如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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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富察华萼性嗜吟咏，与沈善宝晤于太清处。同里袁柔吉欲印刻词稿，问序于沈善宝并请善宝

为之选定可刊之词。

道光十八年暮春，湘潭才媛郭润玉(1797－1838)自粤人都，沈善宝欣然与之把晤于李太夫

人处，小诗赠答，一往情深。是年深秋，郭又随夫婿李石梧中丞赴汴梁，善宝为之送别，袖诗

以赠，润玉读之，泪沾襟袖，至汴梁后寄来和诗。腊月底，郭润玉逝世，卒年42岁。翌年正

月初，郭润玉子妇郭智珠(1822－1839)辞世，终年18岁。婆媳半月内相继辞世，沈善宝闻讯不

胜悲骇伤悼。

此外，沈善宝与各地来京的才媛交往频密，如赵淑芳、余季瑛、张兰芬、梅竹卿、陈慕

青、余淑苹等，迎来送往，多有诗词奉答。这些交往都有浓浓的文学气息，与一般闺秀贵妇的

交际生活不可同日而语。张兰芬《寄怀诗》反映的正是这些往来京师的各地才媛的交游情景及

心声：“忆昔京华袂影分，诗筒归路瓣香熏。衣冠优孟应嗤世，砚席至交独数君。北望芦沟怀

晓月，西踰黔岭怅层云。何时得意重携手，近坐纱(巾厨)听论文。”

游娱唱和，是沈善宝与京师才媛文学交游的主要形式。上引许云林邀游天宁寺或许就是沈

善宝京师游娱的开端。在往后的12年间，沈善宝与闺友的游娱唱和活动不断，如城南右安门

外尺五庄赏荷花、雨中游城西八宝山、游翠微山、寓园绿净山房赏菊、红雨轩赏海棠、西郊花

之寺(即法源寺)观赏海棠、游净业湖(即什刹海西海)等等。在这些活动中，游娱与唱和是紧密

相连的，有游娱必有唱和。后者似乎是前者兴之所至、余兴未尽的产物，但也似乎表明前者只

是手段或途径，后者才是目的。倘若从才媛诗社的活动看，后一理解亦不无道理。

道光十九年(1839)秋日，沈善宝与顾太清、项屏山、许云林、钱伯芳筹结“秋红吟社”，首

次活动吟咏牵牛花，用《鹊桥仙》调，诸作为随园弟子潘素心(1764－?)大加称赏。先后参与该

诗社活动者还有满族才媛楝鄂武庄、楝鄂少如、富察华萼和太清妹顾霞仙，以及许云姜、李纫

兰等。在接下来的两年间，“秋红吟社”相继以“秋柳”、“寻辽后梳妆台故址”、“冰床”、“暖

炕”、“忆西湖早梅”等为题赋诗；另外，还以《凄凉犯》、《高山流水》、《鹊桥仙》、《塞

上秋》、《玉烛新》诸调，咏作“残荷”、“听琴”、“牵牛”、“白海棠”、“雁来红”等。这些诗词

既然以咏物为题，当有相应的游娱赏物活动为之配合，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十日，太清

集“秋红吟社”同人于天游阁赏海棠，然前数日，狂风大作，园中花已零落，只有妙香室所藏二

盆尚娇艳怡人，诸君即分咏盆中海棠，各赋七言绝句。在此，吟咏唱和显然已位居主角，游娱

则只起到辅助配合的作用。

沈善宝与好友(尤其是顾太清及张孟缇)之间的诗词唱和更是寻常，顾太清的诗词集《天游

阁诗》与《东海渔歌》就保留了不少与沈善宝的唱和之作。如道光二十二年，沈善宝与太清、

楝鄂少如同作《消寒九首》(寒窗、寒砚、寒灯、寒月、寒云、寒山、寒江、寒鸦、寒林)，顾

太清所作组诗后来用于其所著《红楼梦影》第29回。道光二十三年(1843)，沈善宝作《春夜对

月》诗，太清次韵和之。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二人有《菩萨蛮》唱和，同年初秋，又有词作

唱和。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人同拟琴棋书画四题(荷榭弹琴、松下围棋、桐荫摹帖、蕉窗读

画)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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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孟缇与沈善宝同里，二人应该交往很早。道光九年(1829)，张孟缇自山东馆陶(今属河

北，父琦时知馆陶)至京师归吴延诊，待道光十七年沈善宝入京后，两人交往更为密切。沈善

宝与张孟缇心灵相通有时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名媛诗话》卷一〇记载，道光二十三年

七月既望，沈善宝因忆数月未晤之张孟缇，口占一绝：“渺渺云罗瑟瑟波，水精帘卷近秋河。

昨宵风雨今宵月，料得吟窗秀句多。”尚未录寄，次日便收到张孟缇来函录示《虞美人·月夜见

怀》词两阕，同样抒发了对月怀人的似水情思：“井梧摇落新凉夜，叶满银床罅。长空如水月

如规，安得故人携手共徘徊。”(其一上阒)这样一种心有灵犀、异地感应的匪夷所思的现象，致

使沈善宝“骇异何心心相印一至如此”之余，愈觉“我两人之交情非同恒泛矣”，随即奉和两阕，

再次抒发自己“人如菊淡气如兰，安得吟窗日日共清谈，红闺知己如星散，触绪心凄感”的企盼

与惆怅。由此可知，沈善宝与张孟缇这一对“红闺知己”，确实可说有着至深至真的感情。

沈善宝所结交的才媛皆为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女眷，这使沈善宝及其友人的生活和创作

面貌都有较大的局限性。或者说，沈善宝及其友人的生活和创作与现实社会有一定程度的隔阂

或疏离。然而，道光二十年(1840)之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战争对才媛们的生活造成了

不可忽视的影响。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月，清廷对英宣战。二月，虎门炮台失陷，关天培殉

国。五月，清廷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英舰北犯，连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是年，

潘素心作《辛丑初冬病愈感时示儿辈》八章录示沈善宝，诗云：“故里传风鹤(时夷逆据宁波)，

松楸恐未安。梦回千里外，钟响五更残……”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正进入白热化阶

段，是年六月十六日，吴淞炮台失陷·江南提督陈化成与守台士兵百余人战死殉国，英舰长驱

直入长江。也就在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沈善宝与张孟缇因关心时局、议论时政而促成

两人合作了一首《念奴娇》词。该词前阕为张孟缇作，后阕则为沈善宝续。前后阕相比较，沈

善宝所作的下阕显然更见谈兵议政之风：“照海妖氛，沿江毒雾，战舰横瓜步”，隐然影射了现

实中的长江吴淞口战场；“妙高台畔，蛾眉曾佐神武”，则显然是借宋代巾帼英雄梁红玉(?－

1153)金山击鼓退金兵的典故浇自己之块垒。由此可见该词的现实关怀意图。沈善宝曾称颂张

孟缇“议论古今之事，持义凛然，颇有烈士之风，与余尤为肺腑之交”，其实，这大可视为沈善

宝自道，因此她才能与张孟缇惺惺相惜，引为知己。

四、南归省亲及随宦赴晋

道光二十九年暮春，沈善宝回到暌违12年的故乡钱塘，受到故乡闺友的热烈欢迎。钱塘

闺友如吴藻、鲍玉士、孙秀玉、项祖香、关秋芙、周暖姝、陈湘英、李佩秋、方鲛邻等，以沈

善宝为中心，围绕西湖各处名胜举行了一系列以雅集唱和为主要形式的文学交游，如烟雨中宴

饮西湖、游西湖水仙祠与南山瑞云禅院、宴聚巢园妙吉祥室、皋亭山下崇光寺探梅等，创作了

大量酬酢奉答诗作，可谓人擅园林之胜，诗得唱和之乐。

然而，沈善宝在两年后北返京城的行程中，更将与闺友游娱唱和与文学交游的活动推向了

最高潮。咸丰元年仲春八日，沈善宝乘舟启程北上，至嘉兴鸳湖，县令杨炳继室丁善仪已遣人

探问数日，闻沈善宝至，即官舆相迓，把晤倾谈，殊恨相见之晚，承订金兰。善宝为丁善仪

《临云飞经》题诗二绝，并步丁诗原韵奉和一绝。二人同游陈园(金陀别业)，览湖山花木之

胜，沈善宝赋诗留别。之后，续程至广陵(扬州)，访许云林、许云姜、钱伯芳，班荆道故，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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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情深。云林为居停主，皆欲尽平原十日之欢。沈善宝感其意，为留三日，上巳日同览东园之

胜，话夙昔之情，尝鲚鱼羹，饱车鳌馔，珍馐络绎，贻馈不绝。云姜、伯芳晓至暮归，相忘形

迹。临别复以诗送行。

扬州之游或许是沈善宝生平文学交游具有群体规模的最后一幕，也是带有总结性的一幕。

云林、云姜、伯芳诸友皆是京师才媛诗群的核心人物，在京时就常与善宝把晤赏游、拈题咏

物、宴饮酬和，亦皆先善宝相继南归。上引诸诗，处处可见对往日京师交游的缅怀、对闺友聚

散不定的无奈，然其间亦始终贯穿着对文学的热诚与执著，才媛们也正是因文学而结缘，亦因

文学而续缘，“聚散萍踪无限意，三生翰墨是良缘”，钱伯芳这两句诗恰如其分体现了沈善宝及

其才媛闺友文学交游的本质特征。

由上可知，沈善宝此次返杭省亲，历时两年多，不仅是她人生中一大事，前后还牵动了京

师、钱塘乃至扬州等地的才媛，送往迎来、游赏宴饮，处处时时伴有赋诗酬和，可谓沈善宝生

平文学交游创作的一次集中表现。其间与闺友的诗词唱和，不仅表达了沈善宝与钱塘闺友久别

重逢的喜悦之情，还透露了随着时间流逝，旧交故知日渐风流云散的情形。沈善宝在《名媛诗

话》续集中有云：“余适南归，见风景不殊，而人面顿改”，故有“黄粱梦觉”之感。由此也昭示

了沈善宝这次南归省亲既是她与友朋文学交游的高潮，亦是走向低潮的开始。

南归省亲返京后的三年，即咸丰四年，沈善宝47岁时，武凌云外放朔平府(朔州)知府。在

随夫赴晋离京前，沈善宝赋诗与友人鄂松亭及女婿宝传留别。是年夏，沈善宝夫妇启程离京赴

晋，沿途作有纪行诗十多首。

咸丰四年至沈善宝辞世的同治元年(1862)，仍有八年，这段随宦驻晋的时期，沈善宝却没

有任何与当地才媛(及文人)交游的记录。《名媛诗话》最后的确切纪年是卷一二所记的咸丰七

年(1857)，然而咸丰四年至七年间有关沈善宝文学交游的记录仅有一则：咸丰六年(1856)正

月，鸳湖陈静宜随宦之并州，抵晋后，寄近年所作《即事感怀》三章等与善宝，善宝阅之，

“觉慷慨愈深，时事使然耶”。从十五卷本《鸿雪楼诗初集》所载录诗作看，沈善宝只是不时沉

湎于对京师闺友的回忆。

沈善宝随宦山西时期，正值清廷内忧外患不断之际，内有洪秀全太平天国之战乱，外有英

法联军之入侵(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江浙及京师深陷内外交织的战火，太平军还会同捻军进

军西北。这种局势显然会对沈善宝造成莫大影响。咸丰三年(1853)，正逢太平军进逼津京，陈

慕青曾作《津门剿贼纪事，起癸丑九月迄甲寅二月》组诗八首以记之。或许正是如此，沈善宝

在时局稍缓后，于咸丰四年夏离京赴晋。此后，与朋友的诗函交往亦受到阻碍，陈慕青一诗题

便反映了这一情形：《余与沈湘佩夫人别数年矣，始则鱼书常达，继乃雁帛杳然；屡寄诗函，

迄无还玉，口占赋此，聊遣闷怀》。

咸丰十年(1860)，沈善宝曾多次有赴京打算。陈慕青在《人都喜晤兰荪六姒暨侄等，聚首

一月，别后寄怀》诗中有注：“沈湘佩夫人有三月抵都之信，至今未到。”是年秋，时值太平军

与捻军进军西北前夕，沈善宝亦曾寄书太清欲借居避乱，然而也恰是这年秋季，英法联军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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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占天津，咸丰帝逃往热河；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纵兵烧杀抢掠，故沈善宝

迟迟未至京师。顾太清《咸丰庚申重九有感》诗序纪曰：“湘佩书来，借居避乱，数日未到，

又传闻健锐营在北京香山被夷匪烧毁。家霞仙不知下落，命人寻访数日，未得消息，是以廿八

字记之。”其诗有云：“欲插茱萸人不见，满城兵火过重阳。”

沈善宝在辞世前一年即咸丰十一年(1861)，与顾太清有过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学交游，沈善

宝以西湖散人署名为顾太清小说《红楼梦影》(署名云槎外史)作序。序中有云：“云槎外史以新

编《红楼梦影》若干回见示，披读之下，不禁叹绝……咸知绛珠有偿泪之愿，无终身之约，泪

尽归仙，再难留恋人间；神瑛无木石之缘，有金石之订，理当涉世，以了应为之事。此《红楼

梦》始终之大旨也。”此或可与其诗《戏作》所云“不信红颜都薄命，惯留窠臼旧文章”互为发

明。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交游还是通过书信往来的形式进行的。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沈善宝还是回到了北京。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一日，一代才媛沈

善宝溘然长逝于北京，享年55岁。值得庆幸的是，沈善宝在辞世前夕与挚友顾太清有过颇为

深切的交往乃至心灵沟通，顾太清《哭湘佩三妹》其三及注有颇为详尽的陈述。诗言：“谈心

每恨隔重城，执手依依不愿行。一语竞成今日谶，与君世世为弟兄。”诗后自注：“妹殁于同治

元年六月十一日。余五月廿九过访，妹忽言：„姊之情何以报之?‟余答言：„姊妹之间何言报耶!

愿来生吾二人仍如今生。‟妹言：„岂止来生，与君世世为弟兄!‟余言：„此盟订矣。‟相去十日，

竟悠然长往，能不痛哉!”

沈善宝随宦山西时期的文学交游基本上是处于“失焦”状态，所谓“失焦”，并非指含糊不

清，而是指此时有关沈善宝交游的记录，其定位似乎总是游移于山西之外，多与京城及江南旧

日闺友有书信诗词往来，山西当地的一切只是作为上述两者的背景因素。或者说，沈善宝在随

宦山西时期的交游，只是其江南或京师交游的延伸。其原因除了前面所言的时局混乱、地处偏

僻，似乎还与此时期沈善宝年岁日高以及旧日好友陆续去世或流散四方有关，如咸丰六年余季

瑛逝世，咸丰七年挚友许云林与关瑛逝世，同治元年吴藻逝世。至此，时间上历经道光、咸丰

两朝，空间上分布于大江南北，以沈善宝及张孟缇、吴藻、许云林、顾太清等为核心的杭州一

京城才媛诗群最终退出了清代才媛文学的历史舞台。

五、沈善宝随宦文学交游的意义

笔者在《沈善宝的早年行迹及文学交游》中曾指出沈善宝前期交游更多体现为个体的意

义，相对而言，沈善宝后期随宦交游则更多体现出群体的意义。具体说来，沈善宝后期随宦交

游的群体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自为自足。沈善宝后期随宦的文学交游呈现出自为自足的形态。所谓“自为”，是这些

交游是自发、自觉的亦是自然的，无须引导，也不受干预；所谓“自足”，是这些交游基本上进

行于才媛世界中，并由此得到充分的发展。如前所述，沈善宝在其生活前期曾经获得诸多男性

长辈与友人的教诲、提携与帮助，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确立、肯定沈善宝的社会声望与地

位，但也无疑淡化或弱化了其文学交游的自为自足性。同时期的另一才媛诗群——碧城女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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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一定程度上倚重于男性师长陈文述(1771－1848)，因此，碧城女弟子的文学交游缺乏能充分

体现女性意识的自为自足性。相比之下，沈善宝后期随宦的文学交游则基本上是在才媛圈中进

行的自为自足的活动。

2、成为京都才媛诗群事实上的领袖。在京城(及杭州)的才媛诗群活动，常常是以沈善宝

为中心，群体作诗也大多是由沈先起，其他人依其韵奉和。诗群的创作中沈善宝也往往表现了

出类拔萃的才华，如在秋红吟社的活动中，诗坛前辈陈文述与潘素心皆曾为社中课题鉴定，前

者将沈善宝推举为“冠场”，后者则将沈善宝誉为“谪仙才”。沈善宝的才名也得到才媛们的普遍

推崇：“彩笔一枝，新诗千首，名重浙西东。”(顾太清《一丛花·题湘佩《鸿雪楼词选>》)“闺阁

清才第一流，苍茫仙梦落琼楼。盛名已播千人口，奇气能消万古愁。玉井丹霞濡采笔，宝炉青

火炼纯钩。策勋傥比从戎例，娘子军中万户侯。”(张盂缇《沈湘佩夫人惠题拙集，达韵奉柬》

其二)“千钧健笔欲凌空，多少名流拜下风。”(陈慕青《和沈湘佩见赠原韵，即以寄怀》其二)据

《名媛诗话》所载，韩淑珍和诗有云：“得亲绛帐三生幸，闺阁高才第一人”(续集上)。无锡才

媛秦宜人亦称颂：“清风林下久心倾，应是神姝谪玉京”，“一代骚坛树旗帜，千秋才调轶冠

中”(续集下)。同里鲍玉士的“又见才名动帝州”(卷六)与南昌姚淑卿的“才名直欲动公卿”(卷

七)，更是将沈善宝的才名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丁步珊、邱云漪与陈静宜均不约而同推举

沈善宝为“弁冕闺英”(丁佩《与沈湘佩书》)、“闺秀诗坛盟主”(卷七)，“之子才调无双，贤名第

一，是吟坛宗主”(续集上)，吴藻也称誉沈善宝为“红闺诗领袖”。事实上，通过《名媛诗话》—

—女性文学史经典的编撰，沈善宝广泛汇集、网罗、团结了四方才媛，也确实在无形中掌控了

清代(尤其是道咸年间)才媛诗坛的话语权和阐释权，并进而确立了她在清道咸年间才媛诗坛上

的领袖地位。

3、勾连南北。作为江南才媛随宦北地，沈善宝既与京师才媛积极交往，也仍然保持着与

江南才媛的密切关系(其南归省亲时尤为如此)。仅就其在京师的文学交游来说，便体现了勾连

起南北两地才媛诗群、交融南北才媛文学／文化的意义。沈善宝随宦京师的才媛圈事实上就是

汇集了南北两地的才媛，南者有沈善宝、张孟缇、许云林、许云姜、项屏山、钱伯芳等，北者

有顾太清、顾霞仙、楝鄂武庄、楝鄂少如、富察蕊仙、完颜华香等(且大都为满族才媛)。与其

他体现地域性甚至家族性的才媛诗群，如康熙年间以林以宁(1655－?)为首的“蕉园诗社”(包括

早期的“蕉园五子”及后期的“蕉园七子”)、乾隆年间张允滋为盟主的“清溪吟社”(吴中十子)以及

与沈善宝同时代的郭润玉及其姊妹组成的“梅花诗社”、严永华与亲朋组成的“消寒吟社”等相比

较，以沈善宝及顾太清为首的京师才媛诗群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及涵盖面，她们的文学交游

也更能促进与加强南北才媛文学／文化的交融。

4、打通门户。沈善宝生性爽朗、善于交际，她的后期文学交游也体现出兼容性及开放

性，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沈善宝的闺中好友吴藻、许云林、许定生等同时也是陈文述碧城女弟

子。道光十九年秋，陈文述托弟子许云林以莲花笺一卷、墨二锭赠顾太清，太清鄙其为人，避

而不受。次年，陈文述寄云林信中伪称太清题其《春明新咏》一律，并自和原韵一律。太清斥

其做法“殊属荒唐，尤觉可笑”，遂用其韵以记其事。尽管如此，顾太清、许云林与沈善宝等才

媛的关系还是融洽无间。并且也正是在道光十九年结成了“秋红吟社”(见《名媛诗话》卷八)，

“秋红吟社”的吟咏诸作亦为随园女弟子潘素心太夫人激赏。这表明沈善宝在京师所交游的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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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来源多元，门户划限的意识却十分淡薄，才媛内部的关系甚为融洽，这显然极有利于才媛

交游的团结及文学创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