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小传

1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小传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小传

引子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公元一零八二年三月湖北黄州的一个下午，日子很普通，与平时没有任何的区别。

正是乍暖还寒的时节，一阵突如其来的黄昏急雨不约而至，风卷起地上的尘土扑人脸面，雨点打在林中的叶

子上啪啪作响。

这时，从转弯的山路上，走出了一群匆匆忙忙的行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左躲右闪，狼狈不堪地避

着雨，惟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拄着一根竹杖，气定神闲地缓步走着，雨点密密地打在他高大的身躯之

上，他却似浑然不觉。脸上一片红润，大概是刚刚痛饮了一坛杜康的缘故吧。只见他缓缓地转过头，望着来时

的路，一声长吟：“归去吧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话一出口，带着一股浓浓的川音，回荡在山麓之中，与烟

雨相和……

这个下午，一代文豪苏东坡，拄着他的竹杖，穿着他的芒鞋，在黄州泥泞不堪的雨中，以这么一身特殊的

装束，正向我们徐徐走来……

时间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永远不会逆流而上。九百年前的往事已经如缕如烟了吧？九百年，在中国文学

史的长河中，有多少人像流星一般名噪一时，继而划过夜空？又有多少人的名字被人日夜念起然后却又忘记？

苏轼与他的那个年代早已成了陈迹，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文章，却被后世的人们一代一代口传心记，流

传至今。就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让人沉心其中而津津乐道……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流光一转，诗人走了，他的诗还在；他的诗模糊了，他的魂，依旧在……

1．

眉山。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是富饶的天府之国。于成都与乐山之间，便是眉山城。在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三六的十二

月十九日之前，它与中国其他的小城镇一样，默默无闻地立在那里。但是随着这日清晨一个婴孩的一声啼哭，

这座西南小城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它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闪亮的字眼，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眼中的圣地。

苏轼降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祖父苏序，大字不识一个却为人豪爽，最喜欢拎着一坛好酒，晃晃悠悠来到田

间路旁，唤上三五个朋友痛饮，喝到伶仃大醉，然后高歌归去。苏轼的父亲苏洵，时年二十七岁，性格却与祖

父截然不同，沉默寡言，但思想独特，有一腔政治抱负，然而一直怀才不遇。苏轼的母亲娘家姓程，这位程家

小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像男孩子一样读书识字，知书达理，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难能可贵的。我没有

在史书中找到对她容貌的更多描写，但想来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一定也是出落得貌美如花吧。在苏洵出

门在外游历江淮的那段时期，苏轼的母亲还亲自抓起教育孩子的工作。虽然那时苏轼已经上了私塾，但是每天

放学回来，母亲还是会把他叫到庭院里，单独为他讲些经书。那几年的黄昏，在眉山城里苏宅的庭院中，总会

有这么一幅画面：年轻的母亲手持一本《汉书》坐在竹椅上，念一段，讲一段，时不时向身边的儿子提上一两

个问题，小苏轼静静地站在一旁，入神地听着母亲讲解。阳光的余晖轻轻洒播在这一对母子身上，快下山的夕

阳将她们的影子拉长，投在地上，门上，雕着花的木头窗格上，直至渐渐消失……

苏家与程家同是眉山城里的大户，苏轼的几个叔叔和舅舅都早已考取了功名。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中，小苏

轼一天天地长大。八岁的苏轼已经在母亲的辅导下，读完了整部《汉书》，在私塾中，也显示出了高出其他孩

子一等的才智。可以这样讲，苏轼继承了祖父的豪爽和旷达，继承了父亲的智慧与雄心，继承了母亲的文雅与

宁静。我们已经可以不足为奇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小苏轼如同雨后的春笋一般，势不可挡地破土而出，并

茁壮成长起来。

2．

眉山城外的玻璃江依旧日夜不停地流淌着，苏宅院内的那棵老桂树，花儿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时光悠悠，

岁月静好。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的这两大喜事，在苏轼十八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接踵而来了。

苏轼才华横溢，青年才俊，早已在十里八乡小有名声，上门说媒的媒婆每日里络绎不绝。苏轼的父母在精

挑细选之后，终于选中了一位青神姑娘。

青神，是个地名，从眉山城沿玻璃河向南走十五里便到了。在二老看来，与其让儿子娶个他乡媳妇水土不

服，倒不如在本地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家，毕竟是同饮一江水，相处起来也会更容易吧。

苏轼对自己的另一半自然是没有选择权的，他最初对这桩婚事的态度，我们已无从可考，但猜想他总会多

多少少有些不满意吧。然而在当时那个社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时当如此。那时的

2

婚姻，三分靠人为，剩下的七分，只能听天命了。

上天终究是对苏轼不薄的。这一点，当他亲手掀开新嫁娘的红盖头，看到那张若水明眸，如花笑颜的时候，

自然就明白了。

新嫁娘只有十五岁，却于羞涩中透出落落大方。她娘家姓王，单名一个弗字。

王弗。请大家记住这个女子的名字吧。正是她的智慧，正是她的体贴，正是她的能干，正是她的温柔，陪

伴着苏轼走过了整整十一年的风雨历程，而这十一年，正是苏轼初入仕途最难走的十一年。两个人琴瑟相和，

甘苦与共，留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在妻子去世的十年后，远在千里之外任密州太守的苏东坡，午夜时分梦

到妻子，竟然激动得“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3.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便是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在苏轼的家中，他的叔叔和舅舅们都已做到了

这一点，只有他的父亲苏洵，屡战屡败，名落于孙山之外。

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五六年，他又要上路了，只不过与以往的形单影孤不同，这一次，是父子

三人。在苏洵的心中，除了对自己功名的那点不甘心之外，更多的是增添了对自己这两个儿子前程的期待。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闻。”这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心底最大的理想。当年中唐的大诗人孟郊状

元及第之后，跨马游街，曾无限感慨道：“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

又是春风拂面，又是花香如海。只不过，时空易转，长安变了开封。

五月初的开封，乍暖还寒。车水马龙的街头站着两位玉树临风的青年人，左右地张望，眼神中流露出的是

好奇与渴望。正是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兄弟二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这繁华的大都市，一切都是那么的

新鲜。望着阡陌交通的街道，似乎也在寻找着未来属于他们自己的那条路……

礼部的初试在秋天如期举行了，苏轼和他的父兄三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初试。接下来是最为关键的殿试。那

一年的主考官正是文坛领袖欧阳修，题目是为政的宽与简。

欧阳修在读到苏轼的卷子时，眼前一亮，顿时被这个年轻人质朴的文风和犀利的见解吸引住了。当然，欧

阳修在当时并不知道这张卷子的主人是谁，按照宋朝科举的规矩，考生在答完试题后，要由专门的人员再进行

抄录，并且不署姓名。此举就是为了防止考生与考官之间有暗中交易。欧阳修拿着这张没有姓名的试卷看了一

遍又一遍，爱不释手，他又把这篇文章传于其他的判官，众人一致击节叫好。

毫无疑问，这本应该是一张位列头名的试卷，然而欧阳修却自信地认为，在当世众多的举子之中，能够写

出这种出类拔萃的文章的，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一人。于是，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偏袒的闲话，欧阳修将本已题

向头名的笔锋一转，给了一个第二名。苏轼就这样错过了一个做天下第一的机会。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

过在九百多年之后，我们再调转回头去看，这个当年的第一名与第二名，于苏轼在后人心中的地位来讲，又能

有什么差别呢？

欧阳修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他对苏轼才华横溢的欣赏毫不隐瞒，也毫无顾忌。他曾当众对同僚高声叫道：

“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还有一次，在和儿子吃饭的时候又谈到了苏轼，他笑着对儿子说：“小子你

记住，再过三十年，全京城里没有人再谈论你老爸我的文章，到那时侯，他们谈的说的佩服的嫉妒的都将是这

个苏子瞻啊……”这话固然是一句戏言，但我们从中也隐隐约约地看到，新老两代文坛领袖之间的接力棒正在悄

悄地交接着。

4．

正当年轻的苏轼“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一个噩耗从千里之外的家乡传来：母亲去世了。

程家小姐（请允许我仍用这个称呼）直到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夫君和两个儿子已经高

中的消息。可以想象，在丈夫和儿子远赴赶考这一年多的日子里，她曾无数次来到城外的玻璃河畔，向着东北

的方向望着盼着。她在自家的庭院里徘徊，孤零零，遥想着当年教儿子读《汉书·范滂传》的情景：那一次，小

苏轼突然问道：“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骄傲地抬起头，欣慰地笑道：“你若

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那一年，苏轼只有八岁，自己也只是三十出头。时光荏苒啊，当年自

己的满头乌发转眼已染上一层青霜，当年那轻柔娇好的腰身也变得佝偻起来。她把自己的青春和最好的华年都

用来相夫教子，而最终，却没能亲耳听到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消息……

苏轼父子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其时，程家小姐已经去世多，一家人乱成了一团，悲不自禁，林语堂

先生在《苏东坡传》里是这样描述的：“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

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5．

一年零三个月的母丧过去了，苏轼决定和父亲、兄弟举家东迁开封，离开这片伤心地。

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京城里的人们并没有将苏氏父子遗忘。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具

体的工作就是为皇帝作传。而苏轼和苏辙兄弟在欧阳修的推荐下，都通过考试获得了朝廷赐予的等级。据说，

有一次宋仁宗读到兄弟二人的功课，也就是写给朝廷的策论文章时，非常兴奋。策论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我

3

已记不清楚，只知道这个仁宗皇帝回到后宫的时候，竟得意忘形地对皇后说道：“皇后啊，你知道我今天下午

都做了些什么？哈，我今天已经为我们的后代选好了两个宰相呢！”

苏轼的第一份工作叫做凤翔府判官。凤翔，位于今日陕西省宝鸡市的附近。这是苏轼夫妇第一次离开父亲

和兄弟，独立在外生活，日子非常难过。由于苏轼已经名声大噪，上门拜访结识他的人络绎不绝。但凡诗人，

不外乎两种处世哲学，一种是怀疑一切，另一种是相信一切。苏轼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喜欢广交朋友，并且认

为天下并没有坏人。这种单纯的想法对于初涉宦海的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幸好有他的妻子王弗时时在一旁

提醒与叮咛，其时，王弗“贤内助”的作用体现得非常重要。

苏轼在凤翔结交的这些所谓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对他日后进行了迫害，也有不少人在他受难的时候落井下

石，当然也有极少的几位真朋友，一直给予他支持与帮助。我们就挑一位最有意思的人来说吧。

陈糙，号季常，是凤翔太守的儿子。这位凤翔太守是武将出身，在性格上与苏轼颇合不来，甚至可以说是

交恶。然而他的这个儿子却是性情中人，为人豪爽不羁，最爱骑马打猎，饮酒赋诗，很对苏轼的脾气，两个人

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个陈季常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怕老婆，传说他的夫人非常凶悍，稍不如意便对

郎君非打即骂。这事被苏轼知道了，他是很顽皮的一个人，喜欢拿朋友开玩笑，便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陈季常：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手落心茫然。”这诗写得很损，将好朋友奚落了一

番。陈糙看后，哈哈大笑，不以为然，继续怡然自得地过着他惧内的生活。后来，“河东狮吼”便成了一个很经

典的掌故，甚至被后人几度改编搬上舞台和荧幕。然而就是这个被苏东坡笑话怕老婆的陈季常，在苏轼生命中

的最低潮，被贬黄州的期间，几次来看望照顾这位老朋友，非常义气。

6．

三年的任期满后，苏轼回到开封进史馆任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最挚爱的两个亲人先后离他而去了。

分别是他的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

伤心的往事不想多说，就此一笔带过吧。

居丧两年零三个月之后，苏轼重返京都，时年三十三岁。他政治生涯舞台上最浓墨重彩的大幕正在徐徐拉

开……

7．

在神宗即位后的几年里，有宋一朝的政治舞台上是可以称得上群星闪耀，热闹非凡的。活跃其间的，不乏

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韩琦、文彦博、苏辙、范仲淹……

我们跳出这一串眼花缭乱的名单，只谈苏轼与王安石。

在苏轼初登庙堂的时候，正赶上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那时的朝廷几乎成了战场，每日的臣会都会

爆发一张唇枪舌战。王安石的变法，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列出的那些名单。在这场所

谓的“流俗”与“通变”的较量中，虽然“流俗派”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获得最初胜利的却是“通变”派。原因

很简单，一是当时的大权俱在王安石手中，二是“通变”派的支持者虽然不多，但只要有下面这一个人就足够了，

那便是欲有一番作为的年轻皇帝宋神宗。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都是有利有弊的。实事求是的讲，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是出自一片强国富民之心，没有

任何沽名钓誉或者一己之私，但是，他确实是有些急于求成，并且太理想化了。苏轼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的

危害，并且予以指出。但无奈王安石已经草木皆兵，又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一点也听不进去和自己相反的意

见。他对待异己的方法不是压制就是贬罚，他变法的决心固然可以理解，但采取的做法实在很不聪明，致使大

量的人才无法发挥出才能，最后自己也落得个众叛亲离……

苏轼的性格很直，虽然当时他的官位还很卑微，但也绝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去忍气吞声逢迎别人。渐

渐地，这两个人在政见上变得水火不容。

其时，北宋王朝的政坛已是风起云涌，人员变动翻天覆地。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短短两年间都发生了什么：

公元一零六九年，王安石当政不久，御史中丞吕晦第一个向皇帝弹劾他的新法，结果惨遭革职；

同年，明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不满王安石整肃御史台的做法，进行反抗，遭到流放。

两月后，老宰相富弼向朝廷提出辞职归隐，后被降职为博州太守；

公元一零七零年二月，元老重臣韩琦和张方平，申请告老还乡。

当月，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也遭贬降；

九月，内阁大臣赵怀提出辞职；

同年，老臣曾公亮，以年老多病为由，提出辞职；

次年九月，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辞去一切职务，归隐于安徽富阳。

皇帝，是个好皇帝，年轻有为，励精图治；臣子，也都是好臣子，不消说这些所谓“流俗派”的人物，个个

高风亮洁，为文为政均流传后世，就是他们共同的政敌——王安石，也绝不能说是个坏人，在他势力倒台，身

死之后，复为宰相的司马光发出了一道命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我不知道如何来评价这场政坛斗争，但很明显，这不是能用孰对孰错这样简单的评语概括的了的。文人们

4

的理想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然而理想的实现总要经过百转千回，让后人产生无限感叹。

在当时的情况，王安石已然一手遮天，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苏轼的政友们或隐或退或被贬罚，一

个一个都离庙堂而去。时年苏轼三十六岁，血气方刚，一身傲骨，仍坚持与王安石的斗争，向皇帝三上万言书，

洋洋洒洒，据理力争。

结果等来的是一纸贬为杭州通判的圣逾。

8．

杭州，人间天堂。

一提到杭州，便会不由自主想到西湖。历史上的西湖有两个时期最为美丽，一个是白居易的西湖，另外一

个，就是苏东坡的西湖。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这是前朝的杭州太守白居易吟咏苏小小的诗，他也许没有想到，二百多年后，真的会有一位苏姓后人，同

样踏着自己的足迹来到苏小墓前，唉乃叹息。

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七一年的十一月，苏轼在一阵秋风涌起的时候来到了杭州。心灰意冷的他，一

下了马车，便匆匆赶到西湖，掬起一捧已有寒意的湖水，洗去一脸的征尘，幽幽地说：“我累了，就在这好好地

歇歇吧……”

杭州的闲适与苏轼的才情，融合得天衣无缝。苏轼到了这里才发现，“人间天堂”果然是不虚此名。“未成小

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从那一刻起，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

甚至于超过了他的家乡眉州。

朋友——永远是苏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主题。他生性旷达豪爽，总以真心实意待人，为此，他受过不少伤

害，但也得到了不少一辈子也隔不断的好朋友。在杭州的这段日子，他结识了诗僧参寥，以及两个忘年交——

被后世称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和晁补之。

此时，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已经去世八年了，现在的苏夫人是王弗的小堂妹，比苏轼小了整整十一岁的

王闰之。闰之比起堂姐来，少了一份干练，但她的温情与柔顺正是丈夫所深深怜惜的。她从不对丈夫的事情指

手画脚，只是默默地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他。苏轼由于朋友多应酬多，难免会出没于烟花柳巷，会见各色人等，

但是在丈夫回家之后，闰之从不追问，也并不怀疑。当世有很多女子在研究如何驯夫，方法万千，却终究失败，

而早在九百年前的王闰之却已掌握了最高明的驯夫术，方法只有五个字，那便是：信任与体贴。公元一零七四

年，在苏轼三十九岁的时候，闰之相中了杭州十二岁的歌女朝云，并一手操办为丈夫纳为侍妾，这恐怕是王闰

之一生中做出的最大的一个决定，然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个决定是多么的英明无比！

杭州，就像一幅风清云淡的泼墨山水，苏轼已经把自己的人生踪迹融入了其中。西湖畔、酒楼上、寺庙里、

小巷中，处处都能寻到他的身影。然而，闲适的生活并没有能改变他疾恶如仇，为国为民的性格，贬谪的境遇

也未能让他三缄其口，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他仍然会说出来，写出来，这一性格，为他日后遇到的那场灾难，

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他曾先后两次在杭州任，看到人民深受湖患之苦，便下决心治理西湖。亲自动手疏浚湖水，以湖泥筑成长

堤，全长二点八公里，后世称之为苏堤。苏堤风光旖旎，晴、雨、阴、雪各有情趣，四时美景也不尽相同，尤

以春天清晨赏景最佳，绿杨拂岸，艳桃灼灼，晓日照堤，春色如画，故有“苏堤春晓”之美名，位列西湖八景之

首。

“苏公当年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如今的杭州人谈起苏东坡来，依然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那情形，

仿佛在谈论的是自家的一位远方亲属。走在今天的苏堤之上，春风醉人，美美地吟上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

妆浓抹总相宜”，恍如隔世一般，恍恍惚惚一低头，苏东坡的影子就在这一片湖光之中若隐若现……

9．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

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自称“老夫”的那一年，只有四十一岁，时任密州太守。

那几年，北方边界战事不断，辽国、西夏频频入侵，大宋王朝内忧外患。在公元一零七五年，大将王韶率

军抵御西夏入侵，取得了宋朝开国后最大的一次胜利，收复大量失地，然而胜利之后，北宋朝廷竟然又向辽国

割地700余里，以求安稳。

苏轼的心被深深得刺痛了。他恨不得自己跨上战马，像弯弓射虎的孙权那样亲率一队人马，奔到战场，上

阵杀敌。但是他不能，他仅仅是一个因政见不合而被朝廷遗弃在角落里的小人物而已。

密州不是杭州，没有青石小巷的婉约，没有古寺梵音的飘渺，更没有西子湖畔那一片隐隐绰绰的湖光山色。

这里有的是旱灾蝗患，残雪枯木，满目萧然……

孤独。苏轼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来自于心灵深处，无法排遣。老朋友都好久没有联系了，弟弟苏

5

辙也长年在异地任职，闰之一直默默地在照料着这个家，实在不忍心再让她听我的牢骚了。昨天晚上，忽然梦

见了去世十年的王弗，两个人相对无言，醒来时泪流满面。

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那一年的中秋，苏轼在月光下默默地喝酒。将人情世故，壮志未酬统统斟入酒杯一饮而尽。那一刻，他竟

有了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高声向夜空喊着：你可知天上的月亮什么时候能够

圆满？你可知地下的兄弟什么时候才能团圆？你可知天宫的殿宇会不会很冷？你可知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充满

人间？

这天上人间的对话，一定把站在一旁的闰之吓坏了，她想必从没见过丈夫如此大醉，连忙上前去搀扶。苏

轼怔怔地对妻子说：“闰之，去拿笔墨来，我要给子由写信。”月光下，苏轼饱含着深情为远方的弟弟写下这篇

旷世的《水调歌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记住公元一零七六年的这个中秋吧，那一晚，月华如水，撒播着浓浓的人情……

10．

一生浮萍命，漂泊无所终。

在三年的杭州通判和两年多的密州太守生涯之后，苏轼的足迹又踏上了徐州这片土地。那一年，他四十二

岁。

此时的苏轼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轻狂与气盛，他已在宦海之中沉沉浮浮了这么多年，也渐渐地有所领悟：

与其和朝廷上那些当权者进行无谓的争斗，还不如在一方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些实事。

那时的徐州，正在为黄河的水患困扰不已。苏轼上任后的三个月，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浩浩汤汤地来了。

苏轼亲自来到抗洪第一线，布衣草屦，结庐城土，几过家门而不入。在他的组织、指挥和影响下，全城军

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避免了一场大水灌城的惨剧。苏轼“以身帅之，长城存亡”而战胜洪水的壮举，深

得徐州人民的感激与敬重。

第二年，苏轼为了防止大水的再次威胁，一方面筑堤固岸，一方面加高城墙，并动工在城东门的要冲处建

造了一座二层高楼，因为“水受制于土”，所以涂上黄土，取名黄楼，那一年的重阳佳节，苏轼大宴宾客，举行

典礼，庆贺黄楼的落成，并高兴地写下《九月黄楼作》一诗留为纪念。从此，黄楼便成为徐州最富有历史意义

的一处名胜。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

家。”晃晃悠悠，时光又过了一年零十一个月，苏轼接到了一纸调令，他人生地图的下一个目的地将是太湖之滨

的湖州。而他还不知道，在那里，正有一场小丑跳梁的闹剧等待着他……

11．

其时，北宋朝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安石罢相已有三年，正在南京隐居。苏轼又重燃起了政治上的

希望。他不停地向神宗上表，向他汇报民间的疾苦以及自己的主张。神宗皇帝每每读完，就如同他父亲当年一

样拍案叫好。这引起了皇帝周围那些小人们的恐慌，他们感觉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苏轼的威胁。小人就是小人，

终究是不敢与君子为伍的，他们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于是，丑角们披着忧君忧国的面具纷纷登场了。首先是御史舒亶，这个被余秋雨先生评为“检举揭发专业户”

的小人，把苏轼的诗集以及在湖州的谢表呈给皇上，并摘出其中的语句断章取义地讲给皇上听，说苏轼如何如

何对朝廷不满，又如何如何影射圣上；接着出场的是李定，当年这个人的父亲去世，他为了保住官位，竟然隐

而不报，被司马光斥为“畜生”，就是这么一个人，竟也举报起苏轼来。他是从苏轼的出身、才学和社会影响方

面来弹劾的，说苏轼出身低微，不学无术，滥得时名。这真是相当可笑了，只要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能

分析出，“出身低微”也能算是一条罪过吗？“不学无术”的罪名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苏轼不学无术的话，如何能考

得殿试的第二名？

一个小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堆小人合起伙来，破坏力是无穷的。在舒亶、李定先后登场之后，一群

小人纷纷跟进，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拿出苏轼的诗、词、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其中还有不少曾经巴结过

苏轼，结交过苏轼，甚至本身就是苏轼的朋友。

下面说的这个人就是苏轼的朋友，余秋雨先生说提到他的名字时就好一阵心痛。他就是《梦溪笔谈》的作

者——大科学家沈括。而且他所拿出来要检举的诗，竟然是苏轼和他在某一处分别时，特地写给他的留念。这

种行为实在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余先生分析，以沈括当时的学问、地位和影响来看，之所以如此落井下石，唯

一的理由就是嫉妒！我们也只能对他感叹一声“会科学，不会做人”了。

像这种文化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隔一定的时期，便会如法炮制地上演。往往开始都是几个小人在颠

覆黑白，然后在观看的人群中寻找嗅味相同的伙伴，一起掀起群众性的运动。而当权者往往从最初的怀疑发展

成最后的完全认同，因为他可以不相信一两个人，却不能不相信大多数的人的说法。神宗皇帝便是如此，最初

对这些小人的话，他并没有在意，但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他就变得有些犹豫不定了，于是他最后

6

拍板：“那就把苏轼押到京来审一审吧……”

当凶神恶煞的官差到来之前，苏轼已经知道自己将被押解进京的消息，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

罪。从样子上看，大概是死罪吧。他有些绝望了，但还是强作欢颜地劝慰哭成一团的家人。

官差用锁链凶残地拷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自发来送行的湖州百姓站在路的两旁泪

流满面，默默无声。

这是公元一零七九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中国文学史上最昏暗的一天。

12．

然而苏轼黑暗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持续四十多天的拷打，逼供。最终成就了这场著名的“乌台诗案。”

贬谪黄州。

13．

黄州，是苏轼涅磐的地方。就如同引子里所写的那样，从黄州，走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苏东坡。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

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首诗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写的，经历大风大浪洗礼的他，已然变得

宠辱不惊。从生死线上走了一趟的苏轼，此时的心态，就如同这黄州的天气一般云淡风清。对于迫害他的那些

人，他似乎没有什么怨恨，反而是嘲笑起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了。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很贫苦的小镇，比不得杭州，也比不上徐州，甚至连密州都要差一些。苏轼所担任的

又是一个协团练副使这样的微小官职，薪俸少得可怜，却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实在艰难。初到黄州时，他

暂住在定惠院这个寺庙里，转年冬天，他在黄州城东一块不大的废旧土坡上，亲自开荒种地，搭建草屋，并在

房壁上绘上雪景，名日“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在

苏轼的笔下，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对于物质上的窘困已经毫不在意，从此过起了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

现在与苏轼朝夕相处的，不再是朝堂上那些尔虞我诈的大员，也不再是追逐在身后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政客，

而是普普通通的农夫、药师、酒监和樵夫。他们每日里聚在一起，谈论的不是国家大事、经济世道，而是耕种

的方法，烹调的技巧以及天南海北的逸事。

平时，也会有不少朋友来看望他，黄州太守徐大受来了，武昌太守朱寿昌来了，那个怕老婆的陈季常也来

了，还有闻名后世的大画家，当时只有二十二岁的米芾，也慕名来到“雪堂”与苏轼谈诗论画。他们围做在破旧

的“雪堂”里，喝酒吃肉，嬉笑怒骂，好不痛快。

在元丰六年一个夏天的夜晚，苏轼解衣欲睡，却看到一窗的月光，于是一时兴起，来到承天寺去找好友张

怀民，两个人在植满松柏的院子里散步，踏着碎了一地的月光，默默无言，却又好似说尽了千言万语。后来，

苏轼仅用了83个字写就了《记承天寺夜游》，记录了那一晚的情景：“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

人者耳……”每每读到此句，便觉得唇齿留香，仿佛心中铺满了一层恬静澄澈的月光。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讲，君子应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到却非常困难。我

们应该感谢黄州，甚至我们应当感谢那群小人们，没有这段生活的磨砺，我们又怎么能得到一个物我两忘，超

然世外的苏东坡呢。细细数数呵，苏轼在黄州时期完成的作品：《定风波（莫笑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

挂疏桐）》、《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记承天寺夜游》、《前、后赤壁赋》等等等等……

这些作品风神潇洒，韵意深刻，照亮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夜空！

14．

四年的黄州生活，苏轼已经习惯并爱上了这种艰苦而恬静的日子，以至于在皇帝开恩把他调到条件更舒适

的汝州时，他竟有些犹豫不决，恋恋不舍。

接下来的这些年，苏轼的生活实在印证了那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俚语，我们且用一笔流水帐来计算

一下吧：

公元一零八四年，在去汝州上任的路上，他路过庐山、石钟山，留下了那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的《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途经南京，特意去拜访了隐居在此的王安石，两位当年的政敌，多年之

后再次重逢，无限感慨，唏嘘不已。那一年，苏东坡四十九岁。

五十岁时，苏东坡自请在常州居住，得皇帝允许。谁知没过多久，又被任命为登州太守，自常州赶到登州

后才五天，又接到调令，要求其立即回京，任礼部郎中一职。

在开封的那三年，苏轼又陷入了党争之中，当年他曾强烈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急功近利，如今，“流俗派”

重新当政，新法尽废，苏轼又反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为，认为新法中也有不少确实可行的方法，值得肯定。他

这一行为又惹恼了当权者，苏轼的日子很不好过，于是在公元一零八九年，他五十四岁的时候，自请外调杭州。

故地重游，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在杭州的两年里，他疏浚了茅山、盐桥二河，修筑了苏堤，并上疏太湖

灾情，做了不少实事。

7

五十六岁那年，苏轼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同年八月，又被调往颖州出任军州事，不到一年，出任扬州军

州事，紧接着被召回京先后任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五十八岁那年，也就是公元一零九三年的八月，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闰之在京城去世了，这对苏轼是一个

不小的打击，但还未待从悲伤中缓过来，一个月后，又是一纸调令，命他去定州出任军州事。

苏轼近十年奔波的官宦生涯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但并不是因为他就此可以安享晚年了，而是一场更大的灾

难等待着他……

15．

公元一零九四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那一年，章惇拜为宰相。

苏轼早在凤翔做判官的时候便与章惇相识，他就是当年拼命结交苏轼的人里面的一个。两个人曾一起游山

玩水，指点江山。就是这么一位“老朋友”，在拜相之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以“讽斥先朝”的罪名，将苏轼贬至英州。

在苏轼还未到达贬所之时，又下调令，贬至更为遥远的惠州。

苏轼当年没有拿到科举的第一名，但在六十岁的时候却拿了另外一个天下第一：他是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

广东高山大疫岭以南的官员。苏轼对这一遭遇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在当年就预测过章惇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只是这一千五百里的路途，从中原走到岭南，实在是未卜之旅。他决定把家属交给弟弟子由，并遣散所有姬妾，

只与朝云和两个小儿子一同前往。

朝云，便是闰之当年在杭州买下的歌女。她聪慧伶俐，善解人意，在苏轼的三任夫人中，最称得上是东坡

知己。从当年的人间天堂到如今的荒蛮之地，二十年来，在苏轼众多的侍儿妻妾当中，只有王朝云做到了始终

如一，追随着苏东坡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相依为命。

最终，朝云在苏轼六十一岁的时候死在了惠州，这位杭州姑娘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返还家乡，但这愿

望终究不曾实现。苏轼将她葬在一片清澈秀丽的湖泊边，当地人从此不再称呼这座湖的原名，而改称“西湖”，

湖旁边的那座小山亦改名为“孤山”，就是为了让这位可亲可敬的朝云姑娘，泉下有知，不至于觉得异乡孤单。

苏轼亲手提写了一副楹联，是这样写的：

不合适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每逢暮雨倍思卿啊！六十一岁的苏东坡，在政敌的迫害下不曾流过一滴眼泪，然而在红颜知己的墓前，思

想往事，一声长叹，不由泪下潸然。

苏轼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实在太出乎世人的预料了，当年韩愈被贬潮洲时，曾凄凉地对前来送行的

侄子说：“知汝前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然而苏轼来到了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

钟”，竟悠然自得，酣然入梦，一觉睡到大天亮。

惠州这地方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每日来拜访苏东坡的朋友络绎不绝，大家真心相待，其乐融融，甚至苏

轼在此还学起了酿酒。

他的这种状态令那些迫害他的小人们大感意外，恐慌不已。他们本以为将苏轼贬至岭南远地便可断绝后患

了，可怜他们永远不明白，小人也许能够驱驰君子的身躯，但决不可能驱驰他的灵魂。

他们决定变本加厉，将苏东坡贬至海南岛上的儋州……

16．

这一次真的是要远渡重洋了，贬谪地竟然到了中国的本土之外，这也足见那些当权小人们是黔驴技穷了。

然而苏东坡又做何反应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竟然满怀轻松，毫不在乎。这无疑是

给了那些当权者狠狠地一棒，他们真的对苏轼无可奈何了。

实事求是地讲，儋州的生涯对于六十四岁的苏轼来讲，是非常难挨的。夏天炎热潮湿，秋天又多狂风暴雨，

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但是当地的人民对于苏轼敬仰有加，人人争先善待这位鼎鼎有名的大文豪。

渐渐地，随遇而安的苏东坡又找到了新的乐趣，他开始采摘草药，研究起医学来。由于当地难得好的笔墨，于是

他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自己动手制墨了，只是手法实在不太高明，据说差点将自己的房子付之一炬。

苏轼就这样过了三年，恐怕连他自己都不再奢望，在他六十五岁的时候还有机会重返内陆。“问翁大庚岭上

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他曾经写下这么一首诗，赠给岛上的老人家。可就在他准备终老异乡的时候，远方传来

了好消息。

那一年是公元一一零零年，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离开了这座天涯海角的孤岛，北上

大陆。临行前留下诗篇，其中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之句，慷慨豪迈，六十五岁的苏东坡，

底气依然十足！

17．

苏东坡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来的！他所到之处，当地百姓均夹道迎接，欢声雷动。

在返回大陆后的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一零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病逝于常州。

苏轼死后的二十五年，一塌糊涂的北宋朝廷，轰然倒塌。

8

尾声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正如苏轼自己所写的这阕《西江月》一样，他的一生如梦如幻，际遇起

伏。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刻画了一幅空前绝后的人生地图。他也曾位极人臣，光彩夺目，他也曾壮志

难酬，流放海外，然而无论荣辱贵贱，他皆已处变不惊。一颗平常心，造就了他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一蓑烟雨任平生”，在风雨之中，诗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然而他留给我们的故事，却在时光悠悠中，源远

流长……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

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

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

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

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

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

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

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

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

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

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

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

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

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

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

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

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

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

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

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

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

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

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

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

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

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

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

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

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

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

南辕北辙。

9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

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

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

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

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

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

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

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

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

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

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

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

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

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

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

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

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

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

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

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

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

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

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

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

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

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

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

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

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

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

“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

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

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

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

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

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

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

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

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

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

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

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

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

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

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

10

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

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

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

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

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

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

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

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

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

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

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

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

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

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

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

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

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

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

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

这些人。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

“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

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

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

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

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

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

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

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

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

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

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

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

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

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

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

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

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

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

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

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

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

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

猎！

11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

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

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

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

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

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

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

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

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

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

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

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

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

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

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

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

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

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

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

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

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

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

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

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

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

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

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

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

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

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

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

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

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

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

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

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

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

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

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

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

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12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

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

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

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

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

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

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

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

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

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

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

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

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

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

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

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

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

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

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

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

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

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

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

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

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

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

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

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

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

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的光线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