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统治多少年

所谓“内外”，特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内”，即内朝，又叫中朝，指

君主处理政事的场所；“外”，即京都及其周围的地区之外的地方，又叫外

地。

所谓“轻重”，特指君主分派部署军队的多少。“重”，指重兵把守的地方，

也指掌管与指挥军队的权力；“轻”，指无兵或少兵把守的地方。

唐代内外轻重的形势可分三个时期：前期是内重外轻；中期初仍是内重

外轻，开元（713-741年）中期渐变为外重内轻；后期仍为外重内轻之

局势。

内外轻重形势转换的关键要到唐朝实行的府兵制那里去寻找。唐朝兵制

经历几个阶段。唐太宗（626-649年在位）至武则天（690-705年）执政

期间实行府兵制。玄宗开元年间以后，府兵制开始败废，募兵制兴起。

唐朝后期，中央政府只能以禁军来维持统治。谁掌握禁军，谁就把持朝

政。从府兵到募兵，从募兵到禁军，中央政府掌握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大

小消长，左右乃至支配着唐代近三百年的政局。

李渊称帝后，恢复隋朝末年破败了的府兵制，把关中地区分为十二道，

每道皆设置军府，三个儿子也各自开府领兵。军队领导权由李渊亲掌，

征战事宜多交给儿子，特别是次子世民。重要战役多由他指挥。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进一步整顿充实府兵制，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置军

府634个，占全部军府的四成，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格局。

“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新唐书·陆贽传》）

府兵的调遣、征发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由皇帝下敕书，通过兵部传达执

行。若有战事，朝廷临时点将，率领从各地征发的府兵出征。战事完毕，

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兵不识将，将难专兵。京畿设军府多，中央政府

可以调遣的府兵也多。地方政府又无权调遣府兵，况且“将帅无握兵之重”，

朝廷掌握的军队足以压制地方势力，从而处于居重驭轻的战略态势。

自武周以后，由于均田制加速破坏，农民受田日见减少，贫苦农民逐渐

无力承担自备兵器、资粮的兵役，从而加速了府兵制瓦解的进程。府兵

的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这些府兵原系执行侍卫皇

帝的任务，被尊称为“侍官”，如今却被官吏任意驱使，甚至执僮仆之役，

身分大为降低。京师居民甚至以“侍官”为辱骂用语。

戍边征防是府兵的另一项任务。高宗时由于军镇增多，仅府兵不足戍边，

开始强使征行一部分兵募充当镇兵。戍边的府兵与兵募本规定三年轮换，

玄宗时延长至五、六年，有的甚至长征不归，以致“去时里正与裹头，归

来头白还戍边”。府兵的地位也每况愈下，并遭受边将的种种虐待与迫害。

当兵无利而有害，因此富人子弟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兵役负担几乎全部

落到贫苦农民头上。府兵之家因不免杂徭，贫弱不堪，纷纷逃亡，府兵

制难以为继。到玄宗开元年间，甚至跌到了军府无兵可征发的地步。

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府兵制的瓦解，而府兵制的瓦解又加速了农民的破

产与逃亡。唐朝统治者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陷于兵源枯竭、“宿卫不给”的

窘境，“内重外轻”的军事形势随之变为“外重内轻”。

唐初，由于疆界不固定，战事频仍，很少有固定的驻防军镇。自从打败

西突厥之后，疆界基本上得以固定，防御线因而大大延长。调兵遣将东

征西讨已显得很不便利，况且原有的镇、戍亦不足以应付新的备御形势，

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军区因而得以形成。行军大总管及都督也演

变为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使。

“节度”一词原意节制调度。唐代节度使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持节

都督出征时为一军统帅，屯驻时是军区首长，对所统将领及州郡长吏都

有节制以至生杀之权。

镇戍（音：[shù]）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唐初已在军事要地留驻部分军

队，并每年派遣士兵轮番戍守。高宗、武后时，此类设置日渐增多，并

形成有固定驻地与较多兵力的军、镇、戍，各自置使，长驻专任的节度

使应时而生。

711年（睿宗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汉西节度使。从此，节

度使成为固定职衔。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北方逐渐形成八个节度使

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十镇，始成为固定军区，各有受其统属之州、

军、镇、城等。节度使为差遣职名。受名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

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例兼管内调度军需之

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营田使。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采访使，

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

节度使割据一方，“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

赋”，极具独立性，也让那些拥兵自重的将领萌生问鼎中原的野心。当时

全国军队五十七万余，而镇兵竟达四十九万人，占全国兵员总数的85%

以上。其中猛将精兵又主要集中在东北与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领兵力，

就达十五万人之多。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镇之间的力量对比失去了平衡。

这些职业，与过去的府兵不同，“师不土著，无家族之顾”，只身从

军，而且久经战阵，战斗力强。边军将领为了笼络他们，经常假借军功，

向朝廷请授官爵。天宝年间以前，破敌有功升官的按规定不过十之一二，

但天宝以后，“践更之卒，俱授官名”，打更的士兵也授官，以致于“虽在

行间，无白身者”。由此在地方上结成盘根错节、忘身徇利的军事集团。

节度使在后来的发展中，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这些骄兵悍将的利益。

与此相反，中央禁卫军却日趋衰弱。这支军队除主要宿卫南衙的番上卫

士外，还另置北衙禁军，即皇帝的亲军，专司守卫宫禁和扈从。前者主

要来自长安附近诸州府的府兵、丁壮。后者原为元从禁军，其成员老、

死后例由其子弟及上户子弟补充。长安的商人、地主与无赖子弟多投身

其中。两支中央军养尊处优，既不出征，免课役，又少受训练。平时作

威作福，欺压百姓，战时却不能披挂上阵，毫无战斗力可言。内外轻重

形势就这样发生了逆转，边军比禁军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地位。

这种外重内轻的军事形势，给地方军阀兴兵作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安史之乱是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斗争，也是唐代从

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唐朝的统治可分为两个

截然不同的时期。

“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

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

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