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选激烈交锋中的⼀些传播学思考。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全球的⽬光。11⽉3⽇的美国⼤选投票⽇和随后的点票进程,在美国政治史上
⽆疑将留下浓重⼀笔。投票结果统计期间,相关的新闻报道反转再反转,风波不断。此外,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美国⼤
选中邮寄票⽐例⼤幅提升,致使选举过程⼀波三折。
词云图来⾃知微事见平台
“美国⼤选”这⼀事件⼊选了“2020年国际影响⼒榜”与“2020年热度榜”,国内有近116家重要媒体参与报道,可见其热度之
⾼。
“美国⼤选”相关报道统计
经过胶着的“对战”,当地时间11⽉7⽇,美联社、福克斯新闻、《纽约时报》、CNN、NBC等多家美媒宣布,民主党总
统候选⼈拜登已获得超过270张选举⼈票,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媒体都称呼拜登为“当选总统”(President-
elect),拜登也将⾃⼰的推特认证改为“当选总统”。
⽽现任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指控选举欺诈并正式提起诉讼。那么接下来,美国⼤选还将发⽣什么?我们静
观其变。
实际上,真正的“官宣”要等到明年1⽉6⽇,由国会正式宣布。所以,美国媒体“宣布”拜登当选是民间⾏为⽽不是官⽅⾏
为,其性质仍然是⼀种⼤选结果的预测,没有法律约束⼒。
《新京报》关于“美国⼤选”相关报道
《环球报》关于“美国⼤选”相关报道
考点分析
以美国⼤选为切⼊点进⾏考察的真题还是很多的,我们来回顾⼀下各⼤⾼校历年是如何考察的?
•特朗普被称为“推特总统”,请⽤传播学的理论说明特朗普能产⽣的影响(2019,上海外国语⼤学,论述题)
•结合美国⼤选,谈谈⼤众媒介(2017,四川外国语⼤学,回忆版论述题,10分)
•2016年11⽉9⽇凌晨1:40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其中社交媒体在争取年轻选民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以此为例分析社交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式和特点。(2017,暨南⼤学,分析题,25
分)
•2016年美国⼤选中,⼤量使⽤互联⽹社交媒体的共和党候选⼈川普,尽管频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
“⼥性弱智”等⼀系列在传统精英话语中绝对不能被容忍的出位⾔⾏,但其选情却并未受到太⼤实质性的负⾯影响。
2016年美国⼤选落幕,特朗普在选举⼈票上⼤⽐分获胜。试⽤“议程设置”或传播学相关理论分析可能原因。
(2017,四川⼤学,综合应⽤分析,35分)
•从《⼈民的选择》观点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宣传(2017,西南⼤学,论述题)
接下来,我们为⼤家详细剖析“美国⼤选”背后的新闻传播学知识考点,对这⼀热点背后的知识⼀⽹打尽。
⼀、政治传播
1、政治传播的定义
政治传播在⼴义上指⼀切有关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扩散。狭义上指基于政治⾏为的传播主体与客体以符号和媒介为
传播介质,达到宣传、说服的⽬的。政治传播的过程性表现为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相结合,形成⾃上⽽下、⾃下⽽上的
双向沟通渠道,有利于⾃⾝的社会舆论的形成,保证政府、组织的政策的贯彻执⾏。
2、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
(1)政治宣传
政治宣传的构成要素:
第⼀,明确的宣传主体。在现实中,政党、政府和其它的政治组织是政治宣传的主体。
第⼆,⾃觉的政治意图。欲通过政治宣传⽽达到政治⽬的。
第三,系统的组织机构。政治宣传由于其主体对政治权⼒资源的拥有,⼀般都有系统的组织机构。
第四,受管制的媒体。政治宣传中,承担信息传播的媒体均程度不同地受到管控。
第五,特定的政治宣传受众。⼀般来说,政治宣传的对象总是具有某种政治性质的群体,⽐如政党对其党员、政府对其
国民。
政治宣传的特点:
第⼀,有突出的政治议题。
第⼆,有⾃上⽽下的通达机制。
第三,政治信息流动的单向性。
(2)政治沟通
政治的运⾏,既需要⼀如既往的政治宣传,更需要切实可⾏的政治沟通。政治沟通在此被我们视为与政治宣传密不可分
的着⼒于现实政治运⾏层⾯的政治传播形态。
(3)政治营销
政治营销多在竞选性政治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竞选性政治国家的国内政治竞选和国际政治影响⼒构建中担当着重
要的⾓⾊、发挥着重要的作⽤,已然成为借⼒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扩散政治影响的政治传播形态。
3、新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变化
(1)传播议题由单纯政治议题向公众议题扩散
传统媒体时代,对于政治议题的报道及其传播有⼀定的局限。“把关⼈”处于决定媒介内容的⽀配地位,且与受众的互动
⽅式较少,选择报道内容上有着较为强烈的⼈为局限,倾向性较强,对记者的功⼒要求较⾼。
新媒体时代,政治议题转化为公众议题的可能性增加。⾸先,媒体融合时代,媒体的互动渠道⼴泛,政治议题与民⽣议
题在内容上实现了融合;其次,媒体融合尽可能地占据了各类⼤众传播媒介,政治议题得以在第⼀时间以各种⽅式传递
给⼤众;最后,政治议题基于不同的媒介类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原本“枯燥”的政治性内容通过图⽚、动画等形式加⼯
后,抢占了碎⽚化时间,变成了⼤众喜闻乐见、乐于分享的“社交货币”。通过媒体矩阵散布后,政治议题的内容、规模
和影响都得到了扩散,向⼤众议题推进。
(2)传播主体⼒量由中⼼向外围扩⼤
媒体融合时代,政治传播仍由主流媒体主导,但传播主体扩散到了更多⼈群。互联⽹政治呈现去“中⼼化”趋势,部分政
治活动的参与范围从权⼒中⼼的少数⼈向外围扩⼤。
另⼀⽅⾯,传播主体的平台也由中⼼扩展到地⽅,政治传播正在形成以主流媒体为中⼼,地⽅融媒体中⼼与中央主流媒
体共同发⼒的同⼼圆格局。
(3)内容制作由技术导向到“返璞归真”
内容是媒体的⽴⾝之本,也是新媒体时代留住受众、把握舆论导向的重要因素。政治信息可以在内容⽣产过程中因势利
内容是媒体的⽴⾝之本,也是新媒体时代留住受众、把握舆论导向的重要因素。政治信息可以在内容⽣产过程中因势利
导地加以构建,从⽽在受众中产⽣良好的效应。内容在⼀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传播的“教化式宣传”,受众在被制作精良
的内容吸引的同时,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涉感”有所减少,并乐在其中。
4、政治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1)全媒体时代呈现时空多维的传播渠道,碎⽚化媒体成为新的舆论阵地
媒介碎⽚化时代,微博客、短视频类媒介深受⼤众欢迎,导致受众注意⼒缩短,对政治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些政
策类信息需要⼀定的篇幅进⾏详细解读,但⼤众的注意⼒⽆法集中在⼤篇幅的⽂字之中,转⽽对某些只⾔⽚语类的消息
更感兴趣,对政策的宣传产⽣不利影响。
(2)媒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结合成就了新的实现⽅式
海报、⼴告牌、读报栏、墙体宣传语等媒介被⽤于政治宣传已屡见不鲜,在媒体融合时代,在融合传统媒体与⽹络新媒
体外,政治传播媒介也在进⼀步向现实延伸。如在国庆70周年之际,《⼈民⽇报》新媒体中⼼在全国各地设⽴“快闪”式
移动展览“时光博物馆”,将新中国成⽴70年的记忆重现,引发⼈们的怀旧情怀、家国情怀和民族情怀。同时也减少了⼤
众对于《⼈民⽇报》的刻板印象,拉近了主流媒体与受众的距离。《⼈民⽇报》新媒体中⼼还借势国潮之风,与“奈雪
的茶”“李宁”等品牌进⾏跨界联名,打破了“严肃刻板”的⼤报形象。
(3)全媒体时代具有风险的算法
算法既是⼀项新的技术,也是⼀种新的权利形态。在当今社会中,算法⽆处不在,改变了⼈们的⽣活⽅式。⼈⼯智能算
法也渗透到政治领域的各个层⾯,给政治传播带来了机遇和风险,推动政治传播的变⾰。
算法给政治管理和政治传播带来了风险,譬如,算法的智能推荐功能推动了假新闻的泛滥,滋⽣谣⾔,增添了舆论的不
可控风险。政治传播中,对于信息的准确性具有更⾼的要求,容错率低,⼀旦算法的某个环节出现错误,导致错误的信
息⼤规模散布,后续补救会更为艰难,甚⾄付出⾼昂的政治代价。⽽且当算法掌握在以营利为⽬的的⽹络技术公司的⼿
中时,对⼈民的利益以及政治⽂化的正确导向存在风险。此外,算法的量化与政治传播中的价值多元化之间也存在⽭
盾。
(4)政治传播中舆情处理的时度效
在媒体融合时代,政府有关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被各类社交媒体放⼤,⼀旦应对不⼒就将引发⼤量的围观和批
评。在全媒体矩阵中,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各平台中的各类政务账号运营应当具有舆情研判的能⼒,对各类可能会发
⽣的舆情进⾏预警,制订应对⽅案。对于⽆法研判的突发性事件,应在调查核实后尽快做出回应,及时辟谣,避免出
现“舆情搭车”或“次⽣舆情”。
⼆、后真相
四年前美国⼤选,“后真相”⼀词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津词典将“后真相”评选为2016年年度词汇。此
后,“后真相”成为各⼤⾼校的⾼频考点。
相关真题
•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反转。(北京⼤学,2019)
•阐述后真相的含义和看法。(安徽⼤学440,2018)
•后真相的特征、影响与挑战。(北京⼤学2018)
1、后真相溯源
1992年,美籍塞尔维亚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Tesich)在美国《国家》杂志上的⼀篇⽂章⾥使⽤了“后真相”⼀
词。特西奇认为随着⽔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幕后事实被揭露,说明统治者在竭⼒压制令他们蒙羞的
真相,封锁坏消息,民众则竭⼒从中辨别出真相,并⾃觉或不⾃觉地“⽣活在⼀个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
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RalphKeyes)出版了《后真相时代:现代⽣活的虚假和欺骗》⼀书,将“后真相”从政
治拓展到⼤众的⽇常⽣活,并进⾏了道德层⾯的批判。
治拓展到⼤众的⽇常⽣活,并进⾏了道德层⾯的批判。
2015年,美国媒体⼈和学者杰森·哈尔⾟(JaysonHarsin)在《后真相制度、后政治与注意⼒经济》⼀⽂中提出了“后真
相制度”(regimesofpost-truth)⼀词,从福柯关于权⼒和真相的理论视⾓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正在从“真相制
度”(regimesoftruth)转向“后真相制度”。
2016年,被⽜津词典评选为本年度年度词汇。
经过对“后真相”⼀词的溯源,可以发现后真相主要缘起于西⽅政治领域,对民众隐瞒事实、选择性披露、诉诸情感。直
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两⼤事件促使“后真相”⼀词迅速⾛红,使⽤频度增长了2000%,⽽特朗普被
认为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性⼈物,虽然他经常攻击⼀些主流媒体报道“假新闻”,但似乎他本⼈也并不在意什么是真实
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
2016年11⽉,《⽜津词典》将“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其年度热词,揭⽰了社交媒体时代情感⽐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
现象。
2、后真相含义及特征
后真相是指“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影响较⼩,⽽诉诸感情和个⼈信仰会产⽣更⼤影响”的情形。
学者观点——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1)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即谁有权定义真相)
(2)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乎不定。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其推测的“真相”;公众对于
传播者的诚意看得⽐真相更重要。
——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3、后真相的成因
(1)知识⽣产层⾯
以往囿于地域限制,⼈们认识和判断事物主要依靠个⼈经验、习惯等⽅式,⽽现在⼈们的⽣活已经“脱域”,⼤多数情况
下,⼈们认识和判断事物不再局限于亲⾝经历,⼀⽅⾯依赖于权威的新闻机构报道,⽽如今新闻反转的现象,使得⼈们
探求事情真相变得更难了。
另⼀⽅⾯依赖于媒介中专家的解释,但是如今许多专家在对同⼀问题的解释上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甚⾄各⾃的解释相
互⽭盾。⽽如今专家和权威机构也不能精确地预测真相,即所谓的结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的“真相”已经崩溃,甚⾄更加
可怕的是⼀些客观性的数据在⼈为加⼯之下变成了谋取私利、巩固⽴场的⼀种武器,⽽不是作为接近真相之门的⼀把钥
匙,在这样的情况下,⼈们只能依靠⾃⼰的情感来判断事情的真相。
(2)科学技术层⾯
媒体技术的发展逐步提升了对新闻事件的叙述速度,社交媒体基本实现实时直播,其速度远超⼤众传播,在⼀定程度上
代替了⼤众传播来书写真相。然⽽社交媒体缺乏统⼀的专业素质以及新闻发布标准,同时社交媒体体制的特殊性(经济
利益导向),社交媒体往往会受到资本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客观性不能得到保证,所以社交媒体⽣产的碎⽚化新闻不能
承担起书写真相的重任,其叙述的真相与真相本⾝还有很⼤的距离。
社交媒体不仅仅更新了时间概念,⽽且也更新了空间概念。社交媒体凭借算法机制精准地⽣产和推送信息,将相同观
点、兴趣的⼈们聚在⼀起,形成了⽹络社群。社交媒体满⾜了⽤户的信息兴趣和需求,同时强化了⽤户观点,这种新型
的组织⽅式很容易使得⽤户⽣活在信息孤岛之中,往往形成认知偏见,造成认知失衡,认知偏见使得真相离我们越来越
远,情绪、态度离我们越来越近。
(3)社会共识层⾯
有时候不是因为真相的缺失从⽽使得假新闻泛滥,⽽正是因为现⾏真相的阐述框架不利于公众,⽽部分公众假借“另类
有时候不是因为真相的缺失从⽽使得假新闻泛滥,⽽正是因为现⾏真相的阐述框架不利于公众,⽽部分公众假借“另类
事实”来反对现⾏真相的阐述框架。这些“另类事实”背后是⼀种社会情绪的集体宣泄,在⽭盾激化的环境下,甚⾄可以看
成“社会抗争”的⼀种⽅式。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利⽤社会上的别样共同性,利⽤反向认同赢得了选举。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直在发展,⽽美国
底层⽩⼈蓝领境遇每况愈下,这些⼈群利益得不到保障,或多或少会形成别样共同性,特朗普通过挥舞“反建制”的⼤
旗,利⽤底层⼈民来抵抗政治精英,打破他们对⽩宫的垄断。
4、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业
真相的逻辑是由专业新闻业倡导并建⽴的。长期以来,专业新闻业⼀直⾯临着两⼤困境。
学者视⾓
第⼀个困境来⾃专业新闻业的社会层⾯,即作为⼀种专业,新闻业⼀直不具备⾃⼰的知识壁垒;
第⼆个困境则来⾃于专业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层⾯,尤其是对于客观性问题的强调。
——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对于第⼀个问题,从⽬前的情况看,最终解决这⼀问题的⽅法是借助技术资本的汇集以及团队的分⼯合作,⽤⾏业的专
业化来掩盖个体专业化的不⾜。
对于第⼆个问题,专业意识形态层⾯。新闻业,其核⼼理念与真实性有关。然⽽⽆论是客观性还是真实性,其实都是难
以完全实现的。舒德森指出,早在李普曼的时代,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不客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观点和
事实的分离也被看作是不可能的,客观性作为⼀种理念的提出,从⼀开始就意味着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直接做到真
实性,其难度并不⽐客观性⼩。主体的历史局限性和知识局限性决定了绝对的真实甚⾄连观点的真实和⽴场的正确都是
很难实现的。
随着社交媒体⽂化的不断发展,公众得以跳出主流媒体主导的框架,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客观与真实已经变得次要
甚⾄是不必要,新闻仅仅是⼀种被消费的⼤众⽂化,没有情节,没有悬疑,没有趣味和没有温度的新闻就没有被关注和
消费的价值。专业新闻的⼀切价值都基于对真相的宣称与公众对真相的需求之上,如果这种供需关系终结了,便必然意
味着专业新闻的边缘化。于是,新闻专业主义开始⾯临⼀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存在的⼀切前提条件——也就是新闻业
的合法性基⽯正在发⽣动摇。
5、后真相时代新闻业的应对之策
(1)应对“后真相”对新闻客观性的冲击
①坚持核实原则
在西⽅,核实事实是新闻⼯作的中⼼,是保障新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重要措施。
近⼏年,事实核查新闻作为⼀种新的新闻样式,⽇渐成为辨识虚假新闻和监督公众⼈物的有⼒⼿段。
②“透明性原则”及实践
“透明性原则”包括“公开的透明性”以及“参与的透明性”两个⽅⾯,前者指的是新闻⽣产者是否对新闻制作过程保持公开,
包括告诉公众事实来源,向公众展⽰已经在报道中囊括⼀切有关的利益团体,⽽后者指的是使公众参与到新闻⽣产过程
中来,包括允许公众对报道内容有所贡献,使⽤“⽤户⽣成内容”等。“透明性原则”强调开放和诚实,作为⼀项职业道德规
范逐渐被专业新闻⼯作者所承认,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对客观性的有⼒推进。
(2)重思并丰富新闻价值的内涵
新媒体消除了时空距离,社群化传播使得新闻的定义、⽣产和传播⽅式以及传受关系均发⽣了变化,传统的新闻价值理
论也就失去了存在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对新闻价值的标准和内涵进⾏重构。
第⼀,基于时间差距的时新性转向基于时空消失后的在场感。由于新媒体对时空的⽆限压缩,⼤众化传播时代新闻价值
的⾸要要素时新性,即时间近、内容新,转向了社群化传播时代强调⼈们对共同在场的⼼理感觉。
第⼆,普遍的重要性转向因群体⽽异的重要性。社群化传播以社群需要为判断标准,社群并不考虑新闻的公共性和普遍
的、全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新闻的重要性因群体⽽异。
第三,强调“为⼈所瞩⽬”的⼈物、地点和事件的显著性转向是否具有显著的情感导向。社群化传播时代,能调动、刺激
社群的情绪、怨⽓等群体情绪的事件或⼈物⾔⾏,代替了以知名度⼤⼩来判断显著性的标准。
第四,强调地理上的接近性转向更强调兴趣、情感、观点、利益的接近性。
第五,社群化传播则更多考虑群体化甚⾄个⼈化的需求⽽⾮普遍意义上的⼈情味、⾼尚的情趣。
三、作为⽅法的民意调查
按照民意调查结果显⽰,拜登更有可能当选美国总统。尽管州级民意调查中的⽀持率稍显接近,但拜登在全国民意调查
中的⽀持率⼤⼤领先特朗普,传统的共和党票仓如佐治亚、爱荷华、俄亥俄和德克萨斯州也出现了变蓝的趋势。根据
Real-Clear-Politics⽹站的预测,拜登很有可能拿到⼤多数的选举⼈票,以明显的优势赢得2020美国总统选举。
本次“美国⼤选”民意调查
虽然最后结果显⽰,拜登的⽀持率要⾼于特朗普,但⼆⼈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民意调查预想的如此悬殊,两⼈的竞争⼗分
胶着。回想起四年前美国⼤选,民意调查陷⼊“滑铁卢”——美国主流媒体“⼀边倒”地⽀持希拉⾥,⽽当最终⼤选结果与民
意调查截然相反,为什么主流媒体成了狼狈的“事后诸葛亮”?我们不禁反思,作为⽅法的民意调查是否可靠?⼤数据时
代,为何新闻报道却偏离了事实?
不可否认的是,如今我们进⼊到⼤数据时代,海量数据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益处。但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搜集的数
据真的是⼤数据嘛?实际上,主流媒体和它所进⾏的民意调查数据不全⾯,⽽唯有充分考虑受众的全⾯性,才能提⾼调
查的准确性。
其次,我们认为收集到⾜够多的数据就⾜以反映世界的全貌,但事实并⾮如此。数据往往停留在对社会宏观概况的描
述,⽆法深⼊到其深处和细处,具体的对象淹没在了笼统抽象的数据之中,复杂的社会⼼理变成了计算模型中的简单变
量。
【参考⽂献】
[1]《“后真相”时代:话语的⽣成、传播与反思——基于西⽅政治传播的视⾓》[J].⽀庭荣,罗敏
[2]《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胡翼青
[3]《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胡泳
[4]《客观事实已经⽆效了吗?——“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发展、效果与未来》.周睿鸣,刘于思
[5]《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美国⼤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成机制》.史安斌,王沛楠
[6]《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新变化、新机遇与新路向》.陈荟词,刘东建
[7]《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模式》.荆学民,段锐
本文发布于:2022-12-29 22:45:27,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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