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诺贝尔获奖作品

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全文）

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全文）

北京时刻12月8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身着一身中山装，在瑞典学

院进行时长约37分钟的文学演讲，此次演讲的主题为讲故事的人。

本报讯北京时刻12月8日凌晨，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

的演讲。

演讲时刻还没有到，400个坐席的瑞典学院三楼大厅已无虚席，与往年相比，现场观众

可能多了一些中国面孔，但显然金发碧眼的人更多。

莫言身着深色立领中山装，一进场，观众集体起立鼓掌一分半钟。

莫言演讲的开场白是：我讲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往常，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

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明白中文也明白

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译给大伙儿，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莫言的演讲约37分钟。他用浓郁的高密口音，回忆了自己的母亲，谈到了自己的创作

之路和作品。他演讲开头讲：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久无法看到了。

感动了众多观众。

演讲结束时，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他鼓掌。

【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全文】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差不多有了或多或少的了

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和我的一岁零四个

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久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

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

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点。掘开坟墓后，我

们看到，棺木差不多腐朽，母亲的骨殖，差不多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仿佛征性地挖起一

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

在大地上的诉讲，就是对母亲的诉讲。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小孩。

我经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

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

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

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经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

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足，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

耳光。她摇晃着躯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

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无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

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寻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

地对我讲："亲小孩，那个打我的人，与那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

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

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讲："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如何

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讲："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

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

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罢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

钞票。算完钞票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非常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

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讲："亲小孩，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峻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那个家庭陷入困境，看

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

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假如一时听不

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寻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

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

非常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讲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讲：小孩你放心，尽管我

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可不能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而打

我。我回家痛哭，母亲便对我讲：亲小孩，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

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都市，有一些非

常有文化的人依然在我背后甚至当面嘲笑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

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

要我向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小孩，但

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搁了干活，她从来没有批判过我。

有段时刻，集市上来了一个讲书人。我偷偷跑去听书，不记得了她给我分配的活儿。为

此，母亲批判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将白天从讲书人

那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讲书人差不多上油嘴滑舌、

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慢慢吸引了她。以后每逢

集日，她便不再给我安排活儿，默许我去集市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

耀我的经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非常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讲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

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

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

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讲，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

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小孩，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

己和家庭带来苦恼。我在小讲《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小孩，就有我童

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讲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小孩。但

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讲话能力和极大的讲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讲故

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爱讲话

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非常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

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

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小孩--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

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非常孤独，非常寂寞，内心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

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出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

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

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

我还在那儿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

会榜样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讲心声。但鸟儿不理我，

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讲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讲。许

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

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讲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

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一

辈子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讲书人讲书，仅仅是这本大书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

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差不多上他的传人，

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

晃地行进着的牛车内，倾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

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小

孩，静心地倾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

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怀

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

为了壮胆，我一边奔驰一边大声唱歌。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唱

歌，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存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

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的母亲咨询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

都没看到，只看到一堆堆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离开故乡到外边看世界

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

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那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点，开始了我人一辈子的重要时期。

我必须承认，假如没有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展和进步，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也可不能

有我如此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倾听

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小孩，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

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

是写英雄榜样，因此，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非常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闻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

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讲。在《秋水》

这篇小讲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那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

一片土地，我如此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

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

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

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

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假如离他们太近，

会被他们蒸发掉。依照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因此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阻碍，其全然是因为

阻碍者和被阻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尽管我没有非常

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如何样干的，

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如何样干。

我该干的情况事实上非常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

我所熟知的集市讲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讲，

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

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

打的小孩，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小孩。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

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

历不管多么奇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讲，小讲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讲《透

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讲，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

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和感受能力

的小孩，是我全部小讲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讲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

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能够讲，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那个

沉默的小孩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

乡那个舞台上行，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因此，我的亲人们

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所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

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经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

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

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讲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

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讲《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

家采访，起初她还非常耐心地回答提咨询，但佷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亲小孩家躲起

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讲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

不。小讲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是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活泼，是一个标准的贤

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讲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

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

小讲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讲中人物与现

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胖臀》。因为胸有

成竹，因为感情充沛，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讲的初稿。

在《丰乳胖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

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首

语上，我写下"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

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讲起源于

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讲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

歌》。但不管是起源于梦境依旧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

成一部具有鲜亮个性的、用很多生动描写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

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专门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讲书人登场，

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那个讲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

中所有的行动差不多上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如此的现象。写作之前，我使用他

们的真实姓名，希望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

差不多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讲中人物同名者寻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情况。我父

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讲："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

就讲我父亲那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接近社会现实的小讲时，面对着的最大咨询题，事实上

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判，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慨会让政治压倒文学，

使这部小讲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讲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但小讲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如此，文学才能

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怀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明白真正的勇

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标准确定

性的模糊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

了那个充满矛盾的模糊地带的作品，也就必定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一辈子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不讲

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因此还得请各位原谅。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讲书

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讲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

假如讲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受到自己是站在一个

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讲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

现代派小讲学习，也曾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

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讲，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讲传统又借鉴了西方

小讲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讲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差不多上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

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讲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讲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

民间戏曲的结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讲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同意我再讲下《生死疲劳》。那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讲知，为翻译那个

书名，各国翻译家都非常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

之因此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

佛家眼里，是毫无意义的。如此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

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依旧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

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讲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

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那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

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

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足的妻子。那个惊奇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

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小孩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通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

写作时，那个人物，那个画面，便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明白，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

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

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那个故事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伙儿争议的对象是我。慢

慢的，我感到那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

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

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站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讲：

对一个作家来讲，最好的讲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讲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讲出

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

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

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爱他，在当今这一段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讲，但在今天如此的场合我必须讲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讲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依旧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

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

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

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

睛里流露出惊奇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

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讲，那天来寻

他讲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内疚，

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同意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

演时，更应该同意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

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

高声讲："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

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同意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

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过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

外滚来滚去。空中大概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讲："我

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同意惩处吧，免

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情愿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伙儿都不想出去，那我

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讲明谁坏事，那就请他出去同意

惩处。"因此大伙儿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

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伙儿就催那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

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伙儿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讲我的故事。

感谢大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