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美国大选

中美观察百年⼀遇的疫情对美国⼤选的影响分析【⾛出去智库】

⽬前，美国总统选举的较量⽇趋⽩热化，其中新冠疫情成为影响今年美国⼤选的焦点问题之⼀。有分析认为，疫情下

改变投票⽅式，将对美国⼤选的最终结果带来严重影响。

⾛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当前美国残酷的疫情与疲弱的经济数据，对执政的特朗普总统来说，这两座⼤⼭已经成

为连任之路上的巨⼤障碍。为转移应对疫情不⼒导致经济糟糕的负⾯影响，特朗普竞选团队频繁打出“中国牌”，并将攻

击中国作为重要的竞选“策略”之⼀。

新冠疫情为什么会对美国⼤选造成严重影响？今天，⾛出去智库（CGGT）刊发北京外国语⼤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

的分析⽂章，供关注美国⼤选和中美关系的读者参考。

要点

1、⾯对百年⼀遇的新冠疫情，本次美国⼤选将有76%的选民使⽤邮寄投票。然⽽，邮寄投票存在诸多潜在隐患，包括

选票被寄丢甚⾄被篡改或顶替等舞弊⾏为。

2、在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基本盘在投票时将展⽰出⾼度的党派忠诚，这就意味着决定⼤选结

果的将是少数⼏个摇摆州的极少数摇摆选民。

3、⽆论谁在11⽉份的选举中获胜，输者(尤其是特朗普)都可能以选举中存在舞弊⾏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提起法律

诉讼。

正⽂

CGGT，CHINAGOINGGLOBALTHINKTANK

⽂/谢韬

北京外国语⼤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当今美国政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只有深刻认识这个⼤变局，才能准确解读2020年总统选举，进⽽对今后美国

政治的发展趋势作出预判。这个百年⼤变局是诸多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的产物，并对即将到来的美国⼤选

产⽣重要影响。本⽂通过美国政治百年⼤变局这个宏观视⾓，聚焦2020年⼤选这个微观事件。

1、百年⼀遇的新冠病毒疫情

2020年1⽉底暴发的新冠病毒是1918年“西班⽛流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事件，3⽉初开始迅速蔓延⾄全球200

多个国家，并迫使80多个国家关闭边境，美国迅速成为感染最严重的国家。⾯对百年⼀遇的新冠疫情，⼤多数州从3⽉

份开始限制公开场合聚集，包括现场投票。为此，各州也相继出台了新的选举规定，允许和⿎励邮寄投票。有统计显

⽰，本次⼤选将有76%的选民使⽤邮寄投票。然⽽，邮寄投票存在诸多潜在隐患，包括选票被寄丢甚⾄被篡改或顶替等

舞弊⾏为。美国历史上不乏选举舞弊的指控，其中较为著名的事例就是芝加哥市市长被指控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帮助肯

尼迪赢得伊利诺伊州。

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表⽰，邮寄投票必然导致选举舞弊并予以强烈反对。他宣称，2020年选举“在我看来将是美国历史上

最腐败的⼀次选举，我们不能听之任之”。在7⽉30⽇发出的⼀条推特中，特朗普宣称全民邮寄投票将使得这次选举成为

美国历史上“最不准确和最具欺骗性的选举”，并试探性地建议“推迟选举，直到⼈们能够适当、安⼼地、安全地投票”。为

了表⽰特朗普的担忧和指责并⾮空⽳来风，⽩宫⽹站还转发了⼀家智库编写的近20年来美国各级选举中的舞弊案例的报

告。也有不少分析指出，总的来说邮寄投票中的舞弊⾏为⾮常少，并且多年来各州已采取了诸多措施以防⽌舞弊，因此

特朗普的担忧是杞⼈忧天。

此外，邮寄投票还可能影响选民的投票率和两党的⽀持率。在美国⽆论是邮寄投票还是现场投票，即使是合格选民也必

须现场注册后才能投票，并且注册的程序和要求⽐较繁琐，让很多合格选民望⽽⽣畏，从⽽导致投票率相对较低。有学

者以1972年⼤选为例，分析了选民注册的难易程度对投票率的影响，发现如果其他州都仿效注册最容易的州，那么当年

⼤选的投票率会增加9个百分点。选举⽇在美国不是公共假⽇，因此现场投票意味着选民要么上班前或者下班后去投

票，要么请假去投票。⼀张选票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相⽐之下，在去往投票站的路上出车祸或者

票，要么请假去投票。⼀张选票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相⽐之下，在去往投票站的路上出车祸或者

因为请假⽽让雇主不⾼兴的概率则要⾼得多。换⾔之，投票本⾝是⼀项低成本和低收益的⾏为，因此投票成本(如注册

要求)的些微变化可能对投票率产⽣显著影响。

新冠疫情暴发前，只有少数州允许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随着疫情席卷全美，且新增感染病例居⾼不下，越来越多的州

允许并⿎励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选民不⽤亲⾃去注册中⼼或投票站，从⽽显著降低了投票成本，可显著提⾼投票率。

此外，少数族裔选民(⼤多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注册率和投票率都显著低于⽩⼈选民，⽽前者从1960年代以来⼀直是

民主党的重要票仓。因此，在线注册和邮寄投票被认为会显著提升民主党选民的注册率和投票率，这恐怕也是特朗普坚

决反对邮寄投票的最重要原因。不过最新的⼀项权威研究表明，邮寄投票对投票率和两党⽀持率都没有显著影响。

邮寄投票还可能对投票⾏为产⽣其他影响。选举⽇现场投票意味着，直到投票前的最后⼀刻，候选⼈都可以通过各种竞

选活动影响选民。相⽐之下，邮寄投票让选民在选举⽇的前⼏周就可以投票，使最后⼏周竞选活动的效果⼤打折扣。这

恐怕也是特朗普要求与拜登的三场辩论中的⼀场提前到9⽉4⽇之前的最重要考量。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给投票⽅式带来了巨⼤变化，也给候选⼈的竞选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特朗普取消了部分原定于在佛

罗⾥达举办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拜登则决定不参加在密尔沃基举⾏的民主党全国代表⼤会，⽽是在家⾥通过⽹络

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虽然现代传播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让候选⼈可以随时、便捷、精准地向选民发送各种信息或者

与选民在线交流，然⽽⾯对⾯的竞选活动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尤其是组织和动员选民投票。相⽐其他⽅

式，⾯对⾯组织和动员选民更加有效，尤其是竞选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介绍候选⼈并⿎动选民投票⽀持。此外，现场竞

选活动，尤其是⼤规模集会，不仅给候选⼈造势，也给⽀持者打⽓，现场的热烈⽓氛通过媒体传播可以动员更多的⽀持

者。这就是为什么两党的党代会近万⼈参加并且持续⼏天，其关键作⽤就是提升候选⼈的⼈⽓并动员⼴⼤选民。

除了微观层⾯的投票⾏为和竞选活动，新冠疫情也可能影响宏观层⾯的选举结果，这主要原因是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负⾯

影响。各州政府从3⽉底开始相继采取了⼀系列措施以防⽌病毒扩散，包括颁布居家令、实施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公

共场所、部分停⼯停产等。这些防疫措施让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从3⽉中旬到7⽉中旬，共有5200万美国⼈申请失业保

险，其中4⽉份的失业率达到14.7%，创下了1929年⼤萧条以来的最⾼点。2020年第⼀季度国内⽣产总值下降了5%，

是2008年⾦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降幅(相⽐之下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了2.1%)。国际货币基⾦组织和世界银⾏在6⽉份

对2020年美国国内⽣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测分别为-8.0%和-6.1%。盖洛普民调数据显⽰，尽管当前美国民众最关⼼的问

题是政府领导⼒(21%)、新冠病毒(20%)、种族关系(19%)，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民众对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失业

率、⼯资⽔平、⽣活成本等)的关注度稳步增加，已经从1⽉份的10%上升到6⽉份的19%。

宏观经济⾛势是影响⼤选结果的重要因素。⼀般来说，选举年宏观经济表现越好，在任总统所属政党的候选⼈获胜⼏率

越⼤，反之则失败⼏率越⼤。最典型的例⼦就是1992年⽼布什竞选连任，尽管当时美国在第⼀次海湾战争中⼤获全胜，

但国内经济低迷导致他最终输给了⽐尔·克林顿。有两位美国政治学者构建了⼀个预测模型，这个模型只有两个变量，即

选举年第⼀、⼆季度的国民⽣产总值(GNP)增速和在任总统在7⽉份盖洛普民调中的⽀持率，该模型准确预测了1948年

以来的18次总统⼤选中的15次⼤选结果。按照这个模型，假定特朗普7⽉的平均⽀持率是40%，且假定2020年前两个

季度GNP平均增长率为0.4%，那么他的普选得票率也只有0.468。即使考虑到共和党在选举⼈团的天然优势，这个⽐例

也不⾜以让他连任。不过，任何统计模型都有误差，并且该模型排除了⼀些其他重要因素，尤其是新冠疫情对个体投票

⾏为的影响，因此其预测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2、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

如果在美国学者、记者或分析⼈⼠中进⾏⼀个调查，让他们⽤⼀个词描述当前美国社会，这个词多半就是“分

裂”(divided)；如果⽤⼀个词描述当今美国政治，这个词多半就是“极化”(polarized)。“冰冻三尺⾮⼀⽇之寒”，当前的社

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并⾮特朗普政府⼀⼿造成的，只不过特朗普四年任期⽕上浇油，让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达到了百年未

有的程度。

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分裂的⼀个重要因素，⽽当前美国正处于百年未有的贫富悬殊。法国经济学家⽪凯蒂的研究显⽰，

占美国⼈⼝1%的富⼈在1810年占全国总收⼊的26%左右，并在1910年达到了历史最⾼点(约45%)，此后明显下降，但

在2010年仍⾼居35%左右。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20%的富⼈占2018年全国总收⼊的52%，⽽60%的中下层美

国⼈仅占全国总收⼊的25.5%。美国2018年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为0.49，与1910年的0.51⼏乎

持平，并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美国的贫富悬殊再次进⼊了危险区。民调数据表明，⼤多数美国⼈也意识到了⽇

益扩⼤的贫富差距并表⽰深切担忧。在2015年的⼀次调查中，61%的受访者认为穷⼈和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扩⼤，65%

的受访者⽀持⽴刻采取措施应对贫富悬殊。2011年暴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普通美国⼈对长期以来的贫富悬殊极端

不满的表现。

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另⼀个重要因素就是⾝份政治。⽆论是19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多元⽂化主义、⼥权主义、平权

运动、政治正确、性取向平等，还是2013年兴起的“⿊⼈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可以说都属于⾝份政治。在

美国的主流话语中，⾝份政治是指少数群体——基于种族、族群、宗教、性取向等因素——为争取⾃我尊严及被主流群

体公平对待⽽发起的抗争。5⽉25⽇，明尼苏达州安纳波利斯的⼀名⿊⼈遭⽩⼈警察滥⽤暴⼒死亡，由此引发了席卷全

体公平对待⽽发起的抗争。5⽉25⽇，明尼苏达州安纳波利斯的⼀名⿊⼈遭⽩⼈警察滥⽤暴⼒死亡，由此引发了席卷全

美并持续⾄今的反种族歧视⼤规模骚乱，这就是⾮洲裔⾝份政治的表现。然⽽，此次抗议引发了⼀场在全美范围内拆除

涉嫌种族主义的历史⼈物雕像运动，在⼀些极端抗议⼈⼠的压⼒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雕像也被迫从纽约⾃然历史

博物馆门⼝移⾛，⽽普林斯顿⼤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也被迫将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从学院名称中移除。

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清算必然导致美国社会更加分裂。欧洲裔⽩⼈也同样有⾝份政治的诉求，紧随“⿊⼈的命也是命”之后

出现了“⽩⼈的命也是命”(WhiteLivesMatter)运动。在他们看来，以民主党为⼤本营的⾃由派多年来过于关注少数族裔

的权益，⽽忽略了⽩⼈群体的权益，如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是对⽩⼈的逆向歧视，政治正确限制了⽩⼈在种族问题

上的⾔论⾃由，多元⽂化主义让“盎格鲁—新教”⽂化和价值观⽇渐式微。⽩⼈的⾝份政治不仅加强了⽩⼈的内部团结，

并且导致⽩⼈选民的种族憎恨显著增加。⽽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获胜，⼀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反移民⽴场吸引了⼤批焦

虑的⽩⼈选民。

在贫富悬殊和⾝份政治的共同作⽤下，美国社会正⾯临百年未有的分裂，美国也因此被称为美利坚分众国(Divided

StatesofAmerica)。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政治极化，或者说，社会分裂在政治上表现为极化。在美国两党制下，政治极化

表现为两党党内⾼度同质化，两党之间⾼度异质化，即党内⽇趋团结，⽽两党⽇趋对⽴。国会两党的内部团结通常⽤两

个指标来测量，第⼀个是“党派团结投票”(partyunityvote)，即在某次记名投票时两党多数议员的⽴场相反，这个指标在

众议院尤为突出。在2017年所有记名投票中，两党多数议员⽴场相反的投票⾼达76%，创下了1956年以来的最⾼点。

第⼆个指标是每个议员的“党派团结指数”(partyunityscore)，即所有记名投票中单个议员的⽴场与其所属政党⼤多数议

员⽴场相同的⽐例。众议院两党议员的平均“党派团结指数”在2014～2017年期间每年都超过了90%，2019年民主党议

员的“党派团结指数”⾼达95%，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1956年以来的最⾼点。参议院两党的“党派团结指数”在2017年均超

过90%，这是前所未有的，⽽共和党的“团结指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7%。

相较于党内团结，两党之间的差距更难测量。有⼏位学者基于记名投票计算出每位议员在每届国会的意识形态分值，该

分值⼀般在－1到1之间，分值越⼤则越保守，反之则越⾃由，并由此得出两党议员的意识形态平均值，⽽这两个平均

值的绝对差就是两党的意识形态差值。他们的数据显⽰，19世纪末期众议院两党意识形态差值接近0.84，是美国历史上

第⼀个⾼峰，此后⼀直回落，在⼆战结束后的⼏年内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约0.52)，然⽽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持

续上升，并在奥巴马第⼀任期内超过历史最⾼点，在2016年达到了创纪录新⾼(约0.88)。参议院的情况与众议院极其相

似，也是在19世纪末达到第⼀个⾼峰后稳步下降，然后从1960年代末开始稳步上升，不过直到2018年才超过历史最⾼

值。

不仅仅是政治精英，普通选民也⾼度极化。两党⽀持者的相互好感度显著降低。2019年9⽉的调查显⽰，在有明确党派

认同的受访者中，79%的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感情温度属于“冰冷”，⽽共和党⼈对民主党⼈的相应⽐例为83%，与

2016年12⽉份的调查结果相⽐，分别增加了23%和25%。该调查还显⽰，77%的共和党⼈和72%的民主党⼈认为“两党

不仅在政策上没有共识，在基本事实上也没有共识”。同时，普通选民的意识形态⼀致性显著增强。1994年的调查显

⽰，在有关政治价值的10个问题上，49%的受访者在⼀半问题上持保守观点，在另⼀半问题上持⾃由派观点然⽽到了

2017年，这个⽐例已经锐减到32%。1994年调查还显⽰，中位共和党⼈(medianＲepublican)⽐70%的民主党⼈更保

守，⽽中位民主党⼈(medianDemocrat)⽐64%的共和党⼈更⾃由，⽽2017年的调查中这两个⽐例已经激增到97%和

95%。这两组数据有⼒地说明，绝⼤多数美国⼈的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具有⾼度⼀致性，其必然后果就是民主党成为⾃

由派的⼤本营，⽽共和党成为保守派的⼤本营。保守的民主党⼈和⾃由的共和党⼈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

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意味着，两党选民在⼀系列问题上存在巨⼤的“党派鸿沟”。这⼀点从特朗普的⽀持率就

可以窥豹⼀斑。从就任⾄今，特朗普的整体⽀持率基本上在40%左右⼩幅度波动，既没有“蜜⽉期”(新任总统就职后⽀持

率短暂升⾼)，也没有“噩梦期”(因丑闻导致⽀持率急剧下降)，这也间接说明两党选民对他的感知(⽆论是负⾯还是正⾯)

极其稳定。美国选民对特朗普的⽀持还存在明显的党派分野。盖洛普的数据显⽰，在特朗普第⼆年任期内(从2018年1⽉

到2019年1⽉)，民主党选民对他的⽀持率只有8%，⽽共和党选民对他的⽀持率则⾼达87%，党派差距为79%，创下了

盖洛普1945年以来总统⽀持率的党派差距的记录。盖洛普2020年7⽉调查数据显⽰，特朗普在共和党⼈中的⽀持率⾼达

91%，⽽在民主党⼈中只有4%，党派差距⾼达87%。

在美国经济⾛势和新冠疫情等可能影响投票决定的重要议题上，两党选民也存在不可逾越的党派鸿沟。前⽂已经提到，

新冠病毒疫情重创美国经济，但⽪尤研究中⼼2020年6⽉⼀次调查显⽰，⾼达49%的共和党⼈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优

秀”或“良好”，⽽只有9%的民主党如此认为。在疫情防控上，⽪尤研究中⼼4⽉底⼀次调查显⽰，82%的民主党⼈认为新

冠病毒是对美国⼈⼝的重⼤威胁，但只有43%的共和党⼈持有相同观点。此外，认为“针对新冠病毒的测试还不够”的民

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为82%和31%。两家媒体机构在3⽉、5⽉和7⽉进⾏了三次调查，它们的调查结果显⽰，认可

特朗普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的共和党⼈分别为88%、90%、79%，⽽民主党⼈的⽐例分别为25%、14%、4%。在7⽉的

调查中，71%的共和党⼈表⽰信任特朗普有关新冠病毒的⾔论，但只有6%的民主党⼈持相同观点。

巨⼤的党派鸿沟意味着，两党都拥有坚定可靠的基本盘，各⾃的选民在投票时受短期因素影响⽽“叛变”的⼏率越来越

⼩。与此同时，由于两党在重要政策议题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因此即使政治参与度不⾼的选民或者独⽴选民，也能

够充分感知到两党的差异。换⾔之，政治极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选民必须在两党之间选边站，结果是摇摆选民越来越

少。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下，两党总统候选⼈的普选得票差异将⾮常⼩。希拉⾥在2016年⼤选中仅仅⽐特朗普多

了280多万张选票，是2000年⼤选(⼽尔⽐⼩布什多了50多万张)以来差异最⼩的。因此，两党候选⼈在2020年⼤选

了280多万张选票，是2000年⼤选(⼽尔⽐⼩布什多了50多万张)以来差异最⼩的。因此，两党候选⼈在2020年⼤选

中的普选得票差距也可能在200万左右。

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选民往往通过党派认同这个过滤器选择性地感知和认知外部世界。具体来说，特朗普⽀持者往往

只看到特朗普的优点和拜登的缺点，⽽拜登的⽀持者往往只看到拜登的优点和特朗普的缺点，⽽这些优点和缺点经常是

想象的。强烈的党派认同可能导致“反智主义”盛⾏，即对那些与⾃⼰的观点或偏好(如⽀持特朗普)相悖的事实予以否认

或视⽽不见。更重要的是，强烈的党派认同还可能导致选民拒绝对其⽀持的候选⼈问责，这⼀点对寻求连任的总统尤其

重要。⽐如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上存在诸多失误是公认的事实，但其⽀持者可能罔顾事实，反⽽指责中

国。事实上，有民调数据显⽰，90%的共和党⼈认为中国⽽⾮特朗普应该对新冠病毒负责，虽然中国政府第⼀时间向国

际社会通报了疫情信息，并采取了最全⾯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

总之，在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基本盘在投票时将展⽰出⾼度的党派忠诚，这就意味着决定⼤选

结果的将是少数⼏个摇摆州的极少数摇摆选民。

3、百年未有的国家认同危机

国家认同是⼀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特质，其核⼼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当今美国的国家认

同可以从种族、政治和全球三个维度来分析，各个维度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上、民主⾄上和美国⾄上。在诸多

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国家认同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受到严峻挑战，美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国家认同危机。

由于最先定居北美的是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因此美国从⼀开始就是⼀个⽩⼈⾄上的国家。⽩⼈⾄上⾸先体现在

数量上，即⽩⼈占美国⼈⼝的绝⼤多数。然⽽《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导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急剧增加。据美

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7⽉的数据，拉丁裔(其中⼤量为⾮法移民)已占美国总⼈⼝的17.8%，超过了⾮洲裔(13.4%)，成为

美国第⼀⼤少数族群。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拉丁裔在2060年将占美国总⼈⼝的29%，⽽欧洲裔⽩⼈将下降到43.6%，

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第⼀次成为最⼤的少数群体(minority－ma-jority)。毫⽆疑问，随着⾃⾝⼈⼝⽇益减少，⽩⼈的威

胁感知也相应增加。

除了⼈⼝结构变化，前⽂提到的少数族裔的⾝份政治也是导致⽩⼈的威胁感知显著增加的另⼀个重要因素。然⽽，引爆

⽩⼈认同危机的导⽕索是美国历史上第⼀位⾮洲裔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总统，⽽⽩⼈认同危机爆发的标志则是“茶党运

动”。表⾯上，茶党⾼举保守主义的⼤旗，要求缩减政府开⽀，减少政府⼲预。实际上，他们的⽭头直指奥巴马，因为

奥巴马威胁到了他们眼中“真正的美国⼈”：⽩⼈、说英语、出⽣在美国、信仰基督教。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只满⾜说英

语这⼀个条件。另有⼤量研究表明，奥巴马的当选让“种族憎恨”成为影响⽩⼈在⼀系列问题上的观点的最重要因素，包

括对奥巴马本⼈的认知、对其政绩的评价、在医改问题上的政策倾向、国会选举中的投票倾向等。美国历史上第⼀位⾮

洲裔总统不但没有让美国迎来“后种族”时代，反⽽让美国进⼊了“最种族”(mostracial)的时代。可以说，特朗普在2016年

⼤选中反奥巴马和反移民的⽴场正好回应了⽩⼈的⾝份焦虑，从⽽赢得了⼤多数⽩⼈的选票并顺利⼊主⽩宫。

美国国家认同的政治维度是民主⾄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从第⼀批殖民者抵达北美⼤陆开始，民

主就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传统，并在《五⽉花号公约》《独⽴宣⾔》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三个历史性⽂件中得

到了充分阐释。可以说，民主是美国的政治基因，是美国⼈虔诚信仰的“世俗宗教”。不仅如此，美国的政治精英还坚信

民主具有“普世性”，因此从第⼀次世界⼤战结束⾄今，美国⼀直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地推⼴民主，⽽苏联的解体迎来

了所谓“历史的终结”。

但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引以为豪的美国民主正在经历显著衰败。⾸先，民意调查数据显⽰，普通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

任度、他们的政治效能感以及他们感知到的政府回应性，都处于或接近历史最低⽔平。其次，美国⼈对民主的⾃豪感显

著降低。2017年2⽉中旬的⼀项调查显⽰，只有13%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极其骄傲”。在2017年10⽉初的⼀

项调查中，16%的美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常骄傲”，⽽这个⽐例在1996年是27%。第三，尽管民主的核⼼是普

通美国⼈通过⼿中的选票当家作主，然⽽⼤量研究表明，普通美国⼈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乎可以忽略不计，⽽富⼈的政

策偏好对公共政策有着显著影响。第四，民主不仅仅是政治⾃由，还包括社会平等，尤其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平等，⽽前

⽂已经提到，当今美国正⾯临百年未有的贫富悬殊。总之，美国民主正在经历19世纪末以来最严重的衰败，也因此被称

为新的“镀⾦时代”。

美国国家认同的最后⼀个维度是全球霸权。第⼆次世界⼤战的结束标志美国全球霸权的开始。美国发起并主导的联合国

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了战后所谓“⾃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与前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对峙让美国成为所谓“⾃由世

界”⽆可争议的领袖。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的超级⼤国，是世界第⼀⼤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强⼤的

军队，并且在“⾃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扮演着领袖⾓⾊。⽆论是约瑟夫·奈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性质的

变化》，还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特·罗姆尼所著的《永不道歉:美国的伟⼤》，抑或是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号“让美

国重新伟⼤”，都反映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情结。可以说，不是世界第⼀的美国就不称其为美国；全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

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最重要特质之⼀。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实⼒正在经历相对衰落。以经济领域为例，各种预测显⽰，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名义国民⽣产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实⼒正在经历相对衰落。以经济领域为例，各种预测显⽰，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名义国民⽣产

总值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还有预测数据表明，到2050年经济总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

巴西和俄罗斯，并且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在军事领域，中国的军费开⽀只有美国的1/3左右，但是两国之

间的差距已经明显缩⼩。此外，民调数据则显⽰，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迅速发展，美国⼈对美国全球霸权的信⼼正在

减少。⽪尤和盖洛普的数据显⽰，2002年有30%的美国⼈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管好⾃⼰的事情，让其他国家

独⽴处理⾃⼰的事情”，这个⽐例此后直线上升，在2013年到达了创纪录的52%。2003年有67%的美国⼈对美国的国际

地位感到满意，⽽2017年只有32%的⼈感到满意。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唯⼀超级⼤国，但是就普通美国⼈的感知来

说，美国的全球霸权正⾯临严峻挑战。

美国国家认同的三个维度同时⾯临危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次。最重要的是，在很多美国官员、分析⼈⼠和学者

眼中，迅速崛起的中国同时在这三个维度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因此他们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最⼤威胁。中美在种族层⾯存

在根本性差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前主任斯⾦纳甚⾄将中美冲突界定为“⽂明的冲突”和“⼈种的竞争”。中美的社会制

度也存在着根本区别，⽽且就在中国取得了世⼈瞩⽬的巨⼤成功的同时，美国却经历了明显衰败，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

势必加剧⼀些美国政治精英的危机感。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有为，但在⼀些美国政治精英眼

中，积极有为的措施却是挑战和削弱美国全球霸权的“证据”。充分表明了这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度威胁感知。

可以说，四年前特朗普之所以当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竞选策略回应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危机：反移民是维护⽩

⼈⾄上，反建制是让美国民主重新焕发活⼒，“让美国重新伟⼤”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只不过四年前特朗普团队还没

有就中国是否为美国国家认同的最⼤威胁达成共识。然⽽从贸易战开始，特朗普团队逐渐形成共识，宣称中国对美国构

成了“全社会威胁”，⽽美国必须采取“全社会”和“全政府”的⽅式进⾏应对所谓“中国威胁”。

从2020年初开始，寻求连任的特朗普似乎就已经下定决⼼把“中国牌”作为其获得连任的重要筹码。疫情暴发后，他先是

就病毒名称展开“⼝⽔战”，然后不停指责在疫情信息上的不透明。他在5⽉底签署了⼀项⾏政命令，限制部分中国赴美留

学⽣和访问学者的签证，给⼈⽂交流造成严重负⾯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在港台问题上多次粗暴⼲涉中国内政。进

⼊7⽉份以来，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先是单⽅⾯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馆，然后是在8⽉初签署⾏政命令，对微信和抖

⾳背后的中国⾼科技公司进⾏打压。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司法部部长巴尔及国

务卿蓬佩奥先后发表了针对中国的专题讲话，俨然是为在美国国内发起⼀场舆论攻势。

总之，在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背景下，寻求连任的特朗普似乎认为渲染中国威胁论是最好的竞选主题之⼀。这意味着

已经处于1972年以来最低点的中美关系极有可能继续“⾃由落体”。不过回顾美国总统选举历史，即使在两次世界⼤战和

冷战期间，外交政策对选民投票决定的影响也⾮常有限。然⽽即使他输掉2020选举这场战争，也会赢得把中国妖魔化

为美国最⼤威胁这场战役，从⽽让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不可能回到从前。

4、结语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在美国政治百年⼤变局的背景下展开的。百年⼀遇的新冠病毒疫情、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

极化及百年未有的美国国家认同危机势必给本次选举带来不同层⾯和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本次选举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邮寄投票虽可能导致各种舞弊⾏为，但只要预防措施得当，总体来说是⾮

常安全的。然⽽，特朗普多次宣称邮寄投票将导致⼤规模选举舞弊，并以此为由拒绝给美国邮政总局增加专项拨款以处

理邮寄选票。这就意味着⽆论谁在11⽉份的选举中获胜，输者(尤其是特朗普)都可能以选举中存在舞弊⾏为⽽拒绝接

受选举结果并提起法律诉讼。如果如此，2020年的选举就可能重蹈2000年选举的覆辙，选举结果迟迟不能公布，最后

可能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决定，从⽽严重削弱选举结果及当选总统的合法性。

在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的基本盘极有可能展⽰出超乎寻常的党派忠诚从⽽使得少数关键州的少

数选民决定本次总统选举结果。更重要的是，如果任何⼀⽅拒绝接受选举结果，或通过司法程序挑战选举结果，那么双

⽅⽀持者极有可能因此陷⼊政治对抗，进⽽引发⼤规模抗议甚⾄暴乱，美国由此陷⼊政治动荡。事实上，早在2007年就

有学者指出，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已经让美国处于第⼆次内战的边缘。

最后，中国崛起被认为对美国国家认同构成了全⽅位的严峻威胁，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将成为这次⼤选的主要议题之⼀。

由于新冠疫情应对不⼒以及宏观经济严重衰退，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寻求连任的特朗普政府尤其具有吸引⼒。有鉴于

此，中美关系极有可能继续恶化，并且⽆论谁当选也不可能短期内完全逆转当前趋势。美国政治的百年⼤变局让中美关

系进⼊了⼀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将不再是合作共赢，⽽是战略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