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意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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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怪”：从“假洋鬼子”到“摩登女郎”

性别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有着深切的联系，这已经为很多研究所证

实。晚清的废缠足开女学是其中显著的一例。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女

性的传统命运，促使了她们“由外而内”的变革，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

开端之一和重要部分。辛亥前后中国男性的“剪辫易服”同样如此。

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首要目标，“剪辫易服”，改

变300年来中国男性以满清男性形象为标准的革命于是成为辛亥后“兴民

国”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一章。1912年，成立未久的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民

国第一个服饰法令（《服制》），对民国后的服制做出了规定，尤以男子的

服装为着重点。而之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已经签发了剪辫、放足等法令。

鲁迅的《风波》《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都曾生动地记叙了这一变故在

人们心理上的反应。但此举对社会的影响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物质的。以

西式平顶硬草帽在中国的风靡为例，它原本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等人士的

用品，也由他们主导、组织中国的贫苦妇女儿童制作，自用之外也少量出

口。但在民国初期却成了市场的热销品，刚刚剪去发辫的中国男性纷纷以

此来作为自己的新形象，而无论他们实际上分属于不同的阶层，以致小小

草帽一时间成为市场激烈竞争的产品。

与剪辫相比，易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也更令人纠结。鲁迅

的《花边文学·洋服的没落》形象地描述了辛亥前后国人在服装（身份）

上的焦虑：“满清末年，带些革命色彩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

子，因为这是满洲服。革命之后，？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

要便捷，要腰骨笔挺。”上述的民初《服制》中，男子的大礼服便几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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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西洋服式：以燕尾服为基础的上衣，加上黑色的硬礼帽，衣领是活动的

折角硬领，再配以黑色的圆腿西裤（见《服制》，收入《民国法令大全》，

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三月一日[1915.3.1]印行），其“全盘西化”的程度

甚至令西方观察家也感到了震惊。《服制》其实在男性常礼服一项中保留

了中式长袍，有中西两式可供选择，但其在总体上透露出的以西方为标准

的取向却不可否认。其中毋容置疑地包含了力图改变中国几千年来宽衣博

带的传统，以西式简洁合体的服饰适应世界潮流以利于“万国竞争之势”

的诉求，但以西式服装为中国男性新形象的基础却直接冲击到我国传统的

丝绸行业或经济命脉。当时即有人士提出，“我国衣服向用丝绸，冠履亦

皆用缎，倘改易西服，衣帽用呢，靴鞋用革，则中国不及外国呢革，势必

购进外货，利源外溢。故必亿兆民用愈匾，国用愈困矣。”（王东霞编著，

《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1941年，许地

山先生在他的《民国一世》中也总结说，“讲到衣服的改变，如大礼服，

小礼服之类，也许是因为当时当局诸公都抱‘文明先重外表’底见解，没

想到我们的纺织工业会因此而吃大亏。我们底布匹底宽度是不宜于裁西装

底，结果非要买入人家多量的洋材料不可。”

换言之，中国男性在辛亥前后的“剪辫易服”，不仅蕴涵了强烈的政

治意涵，而且带来了物质的变动，引发了远为广泛的经济、生活领域的革

命，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说，正应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

力”。吉登斯曾以咖啡为例来释米尔斯的这一论述：咖啡是一种对大脑有

刺激作用的饮品，但它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人们喝了一杯咖啡，事情

却不是“喝”这个行为这么简单，而是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某种关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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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发数千里外的人持续不断的种植、运作和交易……所以，从饮用一

杯咖啡的行为可以推定过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辛亥后中国男性形象的变革

同样呈现了此类“社会学的想象力”：

“剪辫易服”颠覆了中国男性的传统形象，西式的礼帽、洋伞、手杖、

皮鞋、眼镜、衬衫、纽扣、手表……凡此等等的物品从而成为与其相配的

必需品，或身份的组成之一，呢绒、皮革等材料也变得需要大量进口和生

产。

既然西化的男性形象代表了中国男性形象的新正统，有着政令上的支

持，那么女性服饰的趋向洋化，以及大众的日常生活喜用洋货也势所难免

了，虽然上海市民对外来物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初则惊，继则羡，后继

则效”的态度，但他们很多时候被视作失去了“根底”的中国人，“改元

易服”后男性形象的西方化则提供了他们充分的“崇洋”理由和动力。

洋货的畅销风行不仅使得外商更多地漂洋过海为利而来，也刺激了中

国制造商的出现，民族工业乘势而起，市场进一步扩大。有资料表明，第

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的十年间，上海一地的中国工厂已达百多家，而1935

年江苏省的一份经济指南中，工业制造的子目录下，纺织方面有轧棉、纺

纱和织布、制丝和纺丝、针织、皮革等项，食品方面则有面粉、大米和榨

油，另外还有化学制品、医药制品和加工食品等等的分类。这些产业所生

产的产品在刚开始时被认为是奢侈品，但不久就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茅盾《子夜》中的吴荪甫也发出这样的宏愿：“他们将他们的灯炮，热水

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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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饰而食品而用具，人们的吃、穿、用、住都日渐变得必须依赖市

场的供应，无论洋货还是国货———以李长莉的说法便是“公共生活领

域”的形成。此一概念是李长莉在其近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

现代》中所提出的。她认为，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走上了一条

有自身特色的近代化道路，传统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其主要

标志为“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的逐步生长形成”，

传统分散的小农生活方式日渐向近代工商业为主导的生活方式演变，城市

的休闲娱乐方式等等也由家庭而趋于商业化与公共化，生活空间从封闭自

足的城乡一体结构渐渐转变为部分商业化及城市生活公共化、开放化的城

乡二元结构。而生活方式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它不仅是社会生活日常运

行的基础，还是新的社会结构、价值理念或观念变化的温床，马克思便曾

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

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近年来，有关生活方式的研究如

城市生活史、社会风化史等层出不穷，李长莉此著最为值得瞩目的方面乃

是提出了“公共生活领域”的概念。据她的自述，“公共生活领域”这一

概念借鉴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某些元素，但与

前者不同，它主要侧重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虽然她的

这一概念尚缺少一个更为清晰的界定或理论概括，但从她已有的论述来

看，我们不难理解，所谓“公共生活领域”，其所指涉的不仅是大众以物

质为基础的日常生活领域，还关乎到社会的生态变化、制度革新和文化重

建。比如她指出，由于工商业一举成为强大的经济形态，城市的工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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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业群体不断扩大，城市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产

生了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资源，大量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和知识阶层集

聚于城市，人口、人群的聚集流动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城市的生态和空

间结构。因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这种近代化演变，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

变革在民众生活层面的反映，也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要前提”。（《生活》

2卷42期，1927年8月21日）在中国“公共生活领域”或消费主

义的生长形成中，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中国市场大门的被打开无疑是一个重

要而基本的情境。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谈到，自19世纪中

叶起，西方资本主义即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尤其是在大量的通商贸易中，

与中国社会发生了多种因素的交汇互动，从而使中国初现了近代工商业社

会的某些特征。男性形象的变革则是其中一个意味深长而给中国的社会历

史带来深远影响的触发点。借政治改革的契机和力量，辛亥之际男性形象

的变革势如破竹，举一反三，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物质经济的影响无论如

何估计都不为高。套用吉登斯的说法，中国男性换了新衣，情况却不是每

天早上起来“伸手穿衣”或“换”这个动作这么简单，它不是男性们简单

的改头换面，而是一场“从头到脚”的革命和引起一系列社会反应的变

故。以往人们较为注意女性形象的变迁及其对社会文化经济的影响，以上

情况则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物质变动或消费革命某种程度是由男性形象

的变革所引发的。在历史的“改元”之际，男性形象的革命事实上更具冲

击力和示范意义，它不仅重构了符号象征系统，并带来了社会经济、物质

文化的大变动。

令人注意的是，虽然和男性形象的变革一样，20世纪中国女性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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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是现代中国历史运动的重要部分，其合法性之获得却远较男性形象

的变革为不易。如果说民初男性的剪辫易服引发了远较女性形象的变迁而

为激烈的社会震动，曾几何时，如鲁迅小说等所描述的，“假洋鬼子”是

令人鄙弃或“骇怪”的对象，那么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则如叶文心

所指出，“西装革履，戴着西洋帽，手持西洋杖，不但不再是使人感到骇

怪讥讽的对象，反而成为那个年代上海社会精英的一种必然形象”。而与

此同时，女性形象的西化、所谓“摩登女性”却日益成为社会焦虑的对象。

尤其是在1934年的妇女国货年运动中，“摩登女性”受到了严厉的谴责，

被认为与“卖国分子”无异，因为“除了她们的肉体是从母胎带来的国货

外，其余周身戴的、穿的、用的、敷的”，无一不是外国货（《生活》2卷

42期，1927年8月21日）。而在稍后的新生活运动中，她们的“衣长袖

短”更成了国家监控的对象。1934年6月，江西省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手令

率先出台了《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的条例，其中包括：旗袍最长须离

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须离颚骨一寸半；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旗袍左右开

叉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腰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其规定之“细致

缜密”令人侧目。而在民国初年的服饰法令中，还几乎没有女性的什么事。

与男性大礼服、小礼服、常服等一整套的规定相比，《服制》只简单规定

了女性的礼服是由“长与膝齐”的中式绣衣加褶裥裙组成（旗袍作为中国

女性的“国服”，是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添加。但并没有用到“旗

袍”的称呼，只描述了它的特征：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

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简言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男子的西式形象不仅一开始即在政令上被确定下来，在文化上也日渐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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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法性，女性的形象或服饰问题却从最初的无足轻重而发展到成为焦虑

的起源和需要的管控对象。这一变化是怎样造成的，又蕴涵了何种信息？

首先，以性别分析为方法，从主体建构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了解，男

性作为民族的“主体”，其形象在国族认同的建构上一直处于头等重要的

位置。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男性精英的意识里，民族主体的性别

始终是男性的。象征系统的革命因而也是从男性形象的变革开始并“隆重

其事”，民初的“改元易服”如此，满清初年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

发”同样如此；而女性，却因为其边缘的地位而通常被“忽略不计”。恰

如满清初年，汉族女性依然被允许保留着前朝的穿衣风格，所谓“男降女

不降”；20世纪初中国女性的形象虽然已在变化中，而她们的服饰问题却

并不在民国初年的象征系统中显得有多紧要，《服制》列出了女性的条例，

却是寥寥无几，草草带过。然而情势的发展却让女性的形象/服饰问题“后

来居上”，在20世纪30年代出人意料地与国族兴亡扯上了关系。如果我

们有足够的性别敏感及对男性文化的基本了解，那么就不难索解其中那些

看似纠缠、悖论的意味。且以“男降女不降”为例。对急欲实现统治的清

初统治者来说，因为社会文化的主体是男性，所以只要男性都？发留辫了，

其象征系统的改造和政治的征服就算完成了，而女性，既然与主体无关，

那么可以任由不改。然而于被征服统治一族的汉族男性来说，同族女性的

“衣饰无改”却因此有了堪为“不降”的意义。原因无它，在于历来男性

中心的社会文化一方面以女性为他者，一方面又将女性视作保存这一文化

的容器；因此，在遭遇异族统治时，同族女性的“衣饰无改”就有了“斡

旋”的作用。但如果说满清初年被迫？发留辫的汉族男性从女性依然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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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前朝的服饰中获得了某种“未为全亡”的安慰，那么20世纪30年代中

国都市女性日益洋化的装饰则使作为民族“主体”的男性感受到了“我

族将亡”的恐惧。在保守的社会男性眼里，女性这一传统文化的保存器显

然正变得破碎，或日益成了异域文化的战利品，是后者在中国的代表。

再者，从现实经济的层面看，大众由最初对“假洋鬼子”的“骇怪”

而发展至对“摩登女性”的强烈焦虑，这一变化是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而中国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有关的。自五口通商以来，中国已经无可避免

地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李长莉所指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

了变化，城市居民主导的生活日用日益变得由手工自给而趋于工商业化和

市场化，洋货则在其中占据了极大比例。以钮扣等小商品为例。许地山的

《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指出，近时中国服装与古时不同的地方最显著

的是用钮扣代替带子。明末，偶有女人的中衣间用扣底，一入清朝，钮扣

便成为衣服必要的东西。他认为这一变化或与武士的盔甲有关———从前

武士的中衣（盔甲）是用“蜈蚣钮”的，由第一个钮襟穿入第二个钮襟，

这样可以穿到二三十个，到末扣上一个钮———武士先用开了，渐次普及

到一般的衣服。“又因为与西洋诸国交通，外国底钮扣，在最初的时候便

当做奢侈品输进来。”而“单说是输入纽扣一样，若是翻翻民国元年以后

海关底黄皮书，就知道那数字在历年底增加是很可怕的了。其它如硬领、

领带、小梳子、小镜子等等文明底零件更可想而知了。”（许地山《民国

一世》）有关研究也指出，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的制造商才有

足够的竞争力将纽扣的进口量削减下来。无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日常生活已经十分“公共化”，除了大量进口的洋货外，中国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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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工业也急起直追地生产着与传统不同的西式物品。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

现代化国家在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不利，以及与列强间不平等的竞争（如

关税制度方面的不自主），则使其民族工业的发展处于不利的位置，进而

引发了人们对洋货广泛地占有中国市场的焦虑。事实上，自20世纪

2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民族工业和列强的商战已经全

方位展开，或者说正达到一个白热化的高潮，造成“漏厄”或“利源外

流”的亦已不仅仅是男性的“改易西服、衣帽用呢”，而是更为广泛的由

女性主导的大众日用品市场。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加剧了

这一中外冲突。为了转嫁危机，欧美和日本等国向中国大量倾销产品，与

中国的民族工业抢夺市场，从而使得其时的中国，无论外来资本还是本土

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具有都市“韵味”的“摩登女

性”来作为它的社会基础，或加剧了对她们的争夺。因为“摩登女性”们

能够“作主”的不仅是自己的衣饰打扮，她们还掌握了全家的经济大权，

支配了全家的衣食杂物，恰如时人不无讥讽地说到的，“举凡一切衣服器

具，（都要）听命于妇女的金口玉言之下”。（《今年的妇女》，《申报》1934

年1月1日）于是，在性别政治的驱动下，大众十分“自然”地将对洋货

的焦虑或“利源外流”恐惧转化为了对“摩登女性”的控诉。一如清末的

启蒙运动将传统女性视作全属“分利”的一群，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

在以上的“转换”中，国族的危亡也再一次以对女性的消极陈述而“化

解”。通过对“摩登女性”这一“有罪的对象”的贬斥，社会/人们因内

忧外患而积累的焦虑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然而与其说“摩登女性”是

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利源外流”的始作俑者或推动者，毋宁说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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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即是中国一系列历史事（件）变的产物。如上所说，李长莉的《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充分意识到了人口、人群的聚集流动对城市

生态的影响，但她却疏漏了女性由家庭到社会、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

这一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态的变化，忽视了“摩登女性”与“公

共生活领域”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女性无论是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部

分还是消费者大量地进入社会空间，不仅是和工商阶层的扩大，精英和知

识阶层集聚都市同样重要的历史事变，也是近代中国“公共生活领域”得

以形成、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后果之一。现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公共生活

领域”如果没有她们的参与，将不能发展得如此（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

急遽的都市化）迅速和蓬勃；反之，“摩登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

国成为“众矢之的”，相当程度也是因为她们积极参与了其时以上海为中

心的“公共生活领域”或消费主义的扩张，而这一扩张同时伴随了中外商

战的复杂背景。

如此，如果我们要对上述问题作一个简单的解答，那么可以说，“骇

怪”由“假洋鬼子”而至“摩登女性”的变化既与性别政治有关，也与现

代中国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内忧外患有关。而性别政治

和生活方式变化这两者事实上并不能分开，男性形象革命、“摩登女郎”

的兴起及遭到指摘与日常生活的“公共化”、大众化、市场化，在辛亥以

后的社会转型中正是互为因果和影响，有着异常复杂的“纠缠”。在这方

面，李长莉的“公共生活领域”概念虽未论及性别/女性的作用，然而无

疑为我们的讨论开启了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以上讨论也再一次说明

性别视角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它所关注联系的不仅是性别本身，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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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物质和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深入细致地了解历史/事物的走向

与复杂性。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上帝说：你要什么便取什么，但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2、目标的坚定是性格中最必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成功的利器之一。

没有它，天才会在矛盾无定的迷径中徒劳无功。

3、当你无法从一楼蹦到三楼时，不要忘记走楼梯。要记住伟大的成功往

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学会分解你的目标，逐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