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治国

《管子》的礼治思想

武汉科技大学董雪

摘要：《管子》一书包含丰富的思想，礼治思想也是其中较重要一个思想。“礼”是一切

行为规范的合理准则，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礼”着重强调

的是等级制度。《管子》在其倡导的治国思想中提出过治国首先要重民、爱民、富民、利民其

次，在治国方略上必须礼法并用，德法并举，即以法来维护人民的利益，同时，以“礼”来

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和谐发展。再次，在用人制度上必须坚持尊贤授德，察能授官，重视

人的价值的充分实现。由此可见礼治思想之重要。有礼有法，礼法并用才是治国之道。

关键词：《管子》；礼；治国

一、绪言

管子，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尊称仲父，公元前723年出生于今安徽省颍上县建颍

乡管谷村，被誉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是我国“宰相制度”

的奠基人、千古名相，曾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一巨子”，并有

《管子》一书流传于世，并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治国纲要，是春秋第一霸主。他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想，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混乱时期，《管子》一书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经过对旧

的思想的继承和对当前形势的思考与创新而形成的产物，具有着时代特色。《管子》一书并非

管仲所著，而是“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叶适《水心集》）因此它包罗万象，博大精

深。道德、礼治、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教育、医学、哲学、天文学、农学等等方面无

不涉及。内容之宽广，是其他家所无法媲美的。

《管子》中将“道”视为无上无穷，无形无象的最高范畴最基本的规律。而“礼”正是

对“道”的一种形象化，规范化，具体化。《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

“礼”的起源可能与祭祀祖先和鬼神的仪式有关，《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后又逐渐的演化为带有伦

理道德意义的行为规范，并带有尊卑有别、贵贱有等、上下有序的等级特性，是中国统治阶

级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本文就将对礼治方面进行探讨，加以研究。

二、仓廪实，知礼节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管仲认为粮食充足，百姓才懂得

礼节制度；衣食丰足，百姓才知道荣誉耻辱。这种将“礼”建立在“利”之上的看法是很有

依据的。“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由于太过贫穷，以至于吃不饱穿不暖，

此时“礼”就要退居二线，因为实在是无暇他顾。《管子》认为人们对于“佚乐，富贵，存安，

生育”的需求是合情合理的，衣食丰足才是百姓的第一需要。《管子国蓄》说：“五谷食米，

民之司命也。”只有当百姓“仓廪实”、“衣食足”了，后才又精力去了解礼。《管子禁藏》说：

“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就是说，衣食丰足了就不会发

生争夺，相互不会有怨气和怒意，上下亲密就用不着动武了。即物质生活得以满足，才会产

生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因此，物质生活影响着道德生活，并制约着道德生活。由此可见，形

成良好的道德伦理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同时，《管子治国》说：“民

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正是说的是百姓富裕了，才会有心情去学习礼，运用礼，掌握

礼。百姓懂得了礼，君主才能够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治理。

三、礼义

《管子牧民》中视礼、义为“国之四维”中的两维，也是最核心的两维。礼，是具有等

级特性的一种规范；而义，是则是为人处事的原理。二者合起来叫做礼义，也就是具有等级

特色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强调所处的身份地位不同就需有着不同行为的准则。

《管子五辅》中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

“义有七体”是指：“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

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

（《管子五辅》）即一以孝敬父兄慈爱和顺来供养家属，二以恭敬忠诚来侍奉君主，三以公正

合宜来实行礼节，四以严整谦逊来避免犯罪，五以节俭省用来防备饥荒，六以纯朴专一来防

备祸乱，七以协调和睦来防备敌寇。此七点为“义之体”。百姓必须懂得义然后才能公正，公

正然后才能协调，协调才能处于安定，处于安定然后行动才有威势，行动有威势才能征战取

胜，防守坚固。所以，义是不可或缺，不可不推行的。

“礼有八经”是指：“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子五辅》）管

子认为百姓懂得了义，却还不懂礼，人们只有懂得了礼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谦让，谦

让然后才能少长贵贱不相超越，混乱才不会发生，祸乱就不会产生。所以就需要八方面的准

则来使得百姓懂得礼，即上下各有礼仪，贵贱各有本分，长幼各有等次，贫富各有限度。上

下没有礼仪就要发生混乱，贵贱没有本分就要发生争执，长幼没有等次就要发生背弃，贫富

没有限度就要失去节制。所以，“礼不可不谨也”。为了保证“礼之经”又提出了八项原则，

即“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问旧，小不加大，淫不破

义。”

“礼之经”中的“上下有义”就是指的君臣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君臣应该各司其职，同

“义之体”中的“恭敬忠信，以事君上”相对应；《韩非子解老》：“父子贵贱之差也”，故“礼

之经”中的“贵贱有等”是指的父子之间的关系，“长幼有等”是指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同“义

之体”中的“孝悌慈惠，以养亲戚”相对应。《管子心术上》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

理，而为之节文者也。”

由此可见，礼是义的形式，义是礼的内在章程，二者互相呼应，联系紧密。

四、礼、法兼容

“礼”在中国的地位和意义是举足轻重的，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礼”的存在，并

设定了礼制，而那时“法”相对于“礼”来说并不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是旧的社会

制度渐渐衰落，新的社会制度渐渐萌生的大变革时期。臣弑君、子弑父、弟弑兄等等这种违

反礼制的现象层出不穷，至此，管仲意识到只靠那些礼义的教化是不行的，必须拿出更加强

势的手段来限制人们，规范人们，震慑人们，使人们不敢逾越礼的范围。便在西周“礼”的

基础上，提出了更具有强制力的手段——刑罚，以此来震慑那些脱离礼制的奸险恶人，这就

是“法”的最早的形态。

“法”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古时的法是与刑密切联系的，只是为了对罪犯的惩罚，而后

长期的经过“礼”的影响与约束变得更加的道德化，越来越人性化，成了规范人们行为和维

持社会秩序的一种强制手段和方法，没有法这个强大的武器进行制约，人们很容易就偏离道

德的轨道，被利益诱惑。。“法”是以“礼”为根本而形成的一种具有道德准则的强制手段。

《管子》认为礼与法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同出于道的。

《管子心术上》说：“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

然者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礼”是“理”在社会中存在的形态是永恒不

变的“道”的体现；“法”是用来督察世事，是经过权衡制定出来的，而权衡是要根据“道”

而进行的。《管子枢言》说：“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

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人本来是相互憎恨的，人心凶悍，所以需要法律，法律出

自礼，礼出自言辞，言辞和礼，都是道的体现，万事都等待言辞和礼的要求而后才能确定关

系。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古代礼与法视为同一物，礼者即规律本族之法。故礼制之著于竹

帛者，皆可认为一种成文法。„„若礼可认为成文法。则周代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

可谓最古最繁博之法典焉矣。”

《管子五辅》说：“礼有八经，法有五务”。”，“礼有八经”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法有五

务”指“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辨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才，庶人耕农树艺”是说

君主选择臣子任命官职，大夫担任官职治理政事，长官承办事务坚守职分，士人修养品德学

习才艺，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里“礼”与“法”已经充分的结合在一起，相互兼容了。

“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

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管子五辅》）百姓懂得礼了，却还不懂的法，

这就要宣布法令来安排人力。“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专，然后功足观也。故曰：

力不可不务也。”（《管子五辅》）百姓必须懂得法，然后才能做到思想一致，思想一致然后才

能做到意志专一，思想一致而意志专一，然后功业就足有可观，所以说：法不可不注重。《管

子君臣上》：“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

行私者也。”所以法不仅是制约百姓的手段，更是防止君主徇私舞弊的工具。《管子牧民》：“刑

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

则上位危矣。”所以礼又是补充了法的不足。《管子任法》中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

法。”此处又强调了法对礼的重要作用。《管子任法》又说：“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

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礼与法是互相补充，相互兼容的。

“礼”与“法”都是一种规范手段，只是手段不同。“礼”是由自我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舆

论来约束的，是一种自身的约束力，具有对等级概念的教化作用的；而“法”则是国家运用

强制手段对百姓进行震慑和惩罚，是一种外在的限制力，具有对百姓的公平性和强制性。管

仲的这种礼法并施、软硬兼施的思想同西周时期的德主刑辅，还有孔孟推崇的的礼治、反对

法治和韩非子的“不务德而务法”相较来说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合理。

五、礼与治国安邦

（一）得民心

用民须先养民，只有使“民”的生活条件提高，“民”才会有动力帮助你。“王者以民为

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汉书．郦食其传》）这句话是管仲说的，意思

是对君王来说百姓是最重要的，对百姓来说食物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了解把握老百姓最看

重的粮食，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道了。这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它关

系到赢得民心的重要条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管子君臣下》：“国之所以为国者，民

体以为国。”民乃国之根本，即得民心者的天下。“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

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业。”（《管子形势解》）政令能够推行，在于它顺从民心；政令之所

以废弛，因为它违逆了民心。所以要赢得民心就得满足百姓的四种愿望，即“四顺”——“民

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民，

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管子形势解》）这样即

使是远方的百姓也会亲近归顺。“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

之而民不来也。”（《管子形势解》）所以“四顺”便是投百姓之所好而所给予百姓“礼”和“利”，

而百姓得到礼与利之后便会归顺，并还以“礼”与“利”。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这种给予就

是取得的道理是治国的一大法宝。

除了让百姓“仓廪实”“衣食足”以外，还需要一定的教条进行规范，使百姓品行端正，

弃恶扬善，见利不诱，见害不惧，以防止因满足百姓的物质需求，而导致的奢侈行为。便有

了上文中将到的“四维”（礼、义、廉、耻）。

（二）四维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

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

错也。”（《管子牧民》）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礼义的作用，并将“礼”

看作是“四维”中的核心部分，“义”为“礼”的内在章程，而廉与耻则是在懂得了礼与义之

后而形成的一种廉洁和知耻的道德情操。《淮南子泰族训》中也有提到：“民无廉耻，不可治

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

“礼、义、廉、耻”虽然有着主次之别，但联系也是很紧密的。礼与义在上文中已经有

所提及，而廉与耻是由礼义中延伸出来的，有了礼义，人们就会介于礼义的自我约束的和舆

论的压力而形成廉耻心，有了廉耻心就会自觉地遵礼守义。“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

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管子牧民》）即遵守礼就不会超越规范，讲求义就不会自行钻营，做到廉就不会掩饰过错，

懂得耻就不会追随邪曲。这样君主的地位就稳固了，百姓就不会投机取巧了，品行就端正了，

坏事就不会发生了。所以，“礼、义、廉、耻”四维互相呼应，是道德伦理最基本的要求。

《管子》中的礼已被提高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层面，认为礼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

部分对于治国尤其重要，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强调“礼不愈节”，“故不愈节则上位

安”

（三）治国先正君

《管子君臣上》又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

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意思是天象有常法，地形有常态，人礼有常

制，他们一旦成立就不会变更，这就叫做“三常”，兼领而统一百官，这是君主的责任；分工

而各司其职，这是臣子的职责。君主的工作是治理国家，而君主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

“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

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管子牧民》）即驾驭百姓

的关键在于君主重视什么，引导百姓的法门在于君主带什么头，招引百姓的途径在于君主喜

爱什么、厌恶什么，因此君主追求的物品，臣下就会去求得；君主爱吃的食物，臣下就会去

尝试；君主爱好的东西，臣下就会去宣扬；君主厌恶的东西，臣下就会去藏匿。因此，治理

国家的“常礼”是由君主自身决定的。而“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也就是说要是想将国家

治理好，君主就必须设定一个利国利民的“常礼”出来。这样才能“道德定于上，而百姓化

于下矣。”（《管子君臣上》）而这个利国利民的“常礼”是受君主自身影响的，“上之人务德，

而下之人守节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所以君主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带动整个国家

的人民，是其更加的道德化，就是说君主先在上形成礼，然后善德就能够下达于百姓。

《管子》的圣人观，认为一切道德伦理皆出于圣人，只有圣人才是最佳的统治者，强调

君王之道，在于强化君主的高尚道德修养。综上所述，要想治国必先正自身，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往往会用自己的眼光和态度去评价别人的行为，所以，君主要正确的设定“常礼”来将

舆论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之上，是其为治国安邦所用。

（四）治国的武器——礼法

《管子》一书是以人性本恶来进行研究的，认为人生来是带有欲望的，前文中也是有提

及的：

1、“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这里虽然谈不上人性本恶，但也是将“礼”放于了利己的后位。

2、“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

治，礼而后定。”（《管子枢言》）

这里“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就很明确的指出了人性本恶。

3、“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管子形

势解》）

这里讲的是人容易被“利”所诱，喜欢谋利，而且还会因为惧怕祸害而离去。

当然除了上文中所讲的这些，《管子》一书中还有很多，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因此，

治理国家就需要礼法来对人进行限制。用礼来使人们自觉地认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用法来使人们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礼与法构成了治国的武器，不仅作用于百姓，

更作用于君主。

六、参考文献

1.于秀萍，《礼与法——从海瑞、张居正看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传统》

2.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

3.刘兴富编著《贤臣名相——管子》

4.张连伟著《管子——哲学思想研究》

5.路则权，《简论管子礼学思想的几个特点》

6.蒋泽枫，李德红，《论管仲礼法并用思想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