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一、教学目标

1．把握本文论述的主要观点。

2．把握蔡元培“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主张。

3．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论说语言的特点

二、教学要点

1.“发刊词”体论说文的文体特点。

2.文中所阐发的作者的办学原则即其大学理念的精义。

3.平和恳挚的态度及行文朴实、措辞严谨的文风。

三、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鹤庼。浙江绍兴人。

民主主义革命家，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清光绪年间进士，1892年

补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有深厚的汉学功底。1894年中

日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立志举办新式教育。

1898年起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先后参

与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光复会，亲任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

上海分部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留学，进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伦理

学、文学等课程，接受进化论观点，主张教育救国。辛亥革命后回国，

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建立我国近代

的教育体制。1915年与吴玉章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主持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主张“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并实行民主管理和

教授治校，提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些革新思想与

措施不仅推动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与中心，

而且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1927年离开北京大学，先后任南

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北平图书馆馆

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

蔡元培教授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和现代教育事业，为之做出了重大

贡献，被中国共产党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博学多识，对

哲学、美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均有研究和建树，论着约300

万字，都收入《蔡元培全集》。

四、文本分析

本文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份学术性校刊《北京大学月刊》的发

刊词。它旨在说明《北京大学月刊》创办的宗旨和意义，而同时还重

点阐发了作者对大学的看法、他的办学原则，也即蔡元培大学理念的

精义。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高等教育家，他的大学教育思想是中

国现代思想的宝贵财富。而本篇即是其大学理念的最早的也是最集中

的阐发。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有一个形成过程。他在前清本已取得人所钦羡

的翰林功名，然而，1894年7月的甲午中日之战，使其思想开始变化：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

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

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传略（上）》）。

1898年10月，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三个月后，蔡元培

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由此他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1901年9

月，他在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相当于大专培训班)总教习。1904年

9月，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首次与北大结缘。次年5月，他赴

德留学。“在柏林一年，习德语外，并编书”，“第二年，迁居来比

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

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

理学研究……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传略

（上）》）

还翻译了柏林大学教授巴留岑《德意志大学》一书的总论部分。

在德国的四年，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渐趋成型。1912年1月，他回国

就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同年10月，他起草并颁布了教育部部

令《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

需要为宗旨”；“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这是蔡元培

大学理念的最初表述。后因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政局不靖，

蔡元培无法实践其大学理念，遂辞去总长一职，二度赴德，次年又赴

法，进一步考察和研究欧陆高等教育。

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刚刚诞生，近代大学理念尚未确

定。1916年12月26日，回国后的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1917年初，正式出任执掌校务。他后来在《传略（上）》中回忆说：

“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为由学生

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

对于学理，毫无兴会。而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

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

也。”因此“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北大旧人冯友兰回忆

说：“清朝末年，废除了科举，但到了民国初年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清

除。人们还是把当时的学堂的等级比附为科举中的等级。人们……把京

师大学堂的毕业生比附为进士。清末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大的前

身。我进北大的时候，北京的人还称它为大学堂，当时北大的大部分

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

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

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当时法科

是一个热门，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文科是一个

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所认

识的蔡孑民先生》）面临此种风气，蔡元培明白，欲加以彻底改造，

势必需要首先从观念上厘清何为大学、大学何以为大。作者两度赴欧

考察，结合中国实际，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了成熟的大学理念。所以，

1917年1月9日，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即针对旧北大“了无宗旨”

的致命缺陷，向学生明确提出三项要求，为：“抱定宗旨”，“砥砺

德行”，“敬爱师友”。他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

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而“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

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于是明确点明：“大学

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可见其大学理念的首先一环，是大学性质

的阐述。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

阶梯。他告诫学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

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就任北

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次年，作为北大第一份学术校刊《北京大学月刊》筹办，蔡氏应

邀撰写发刊词，于是借此机会，进一步地、更明确地阐发了他的大学

思想。

文章开头部分，简略说明《北京大学月刊》创办的缘起。后半部

分，则分三个要点阐述了办刊的必要性，同时论及近代大学的三项要

义。关于《月刊》的宗旨和必要性，作者讲了三点：发表学校师生的

研究成果，以尽学术贡献之责任；刊载各学科学说，破除学生固守专

业、抱残守缺的旧习；发表各家各派的见解，消除校外学者的怀疑。

与此同时，他特别还论及近代大学的三项要义：第一，大学为研究学

术之机关，应贡献于学术；这种研究，既不是单纯输入欧化，也不是

一味保存国粹，而是要用科学方法揭示传统学术的真相，在近代学术

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第二，大学学生不应以获取毕业证书为目

的，应于专精之余，旁涉各种有关学科的学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通

才，而避免偏狭。第三，大学是包容古今中外不同学术派别、典籍、

思想，广泛延揽各家各派学者的研治学术的机关，应循思想自由原则，

行兼容并收主义。

以上所论大学理念之三要义，第一项是论大学之性质。此前，

1917年2月5日，蔡元培对《大公报》记者谈及其“大学之计划”

时，就说过：“大学生向来最大之误解，即系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

变象，故现在首当矫正者即是此弊，务使学生了解于大学乃研究

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学生如此，教授

亦如此，盖大学教授须一面教人，一面自家研究也。”（《对〈大公

报〉记者谈话》）大学应“以研究为本位”，“研究学术”，也即研

究“高深学术”，研究“高深学问”。而何为“高深学问”1920年8

月31日，蔡元培在北大一项典礼上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

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

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918年4

月15日，蔡元培在与人讨论大学学制说：“鄙人之意，学与术虽关系

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

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

‘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性质有别，而不必有所

限与程度之差。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

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读周春岳〈大学改制

之商榷〉》）可见其所谓“高深学问”，大抵指以人文和自然科学为

主的基础学科、纯粹科学。1919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

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讲词》中，重申“大学的教育方针”：“大学并

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

理的机关”；“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

理科，自当先作完全的建设。”明乎此，我们对“高专”、“学院”

纷纷争升“大学”之弊，自会有所认知，更对大学师生之职任，有新

的体会。

第二项实际是论大学的通识与通才教育。蔡元培提出的是文理渗

透，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主张。在北大的改革中，他大力扩

充文理两科，加强基础学理的研究。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中，他提出“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

类。”在向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提交“大学改制”议案时，他再

次提出“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并提出应沟通文、理两科，认为文、

理两科之截然划分，与近代科学的精神相悖（《大学改制之事实与理

由》）。他说：“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

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的最后的假定，亦往往

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

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

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

（《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3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

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

页）1918年9月20日，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

中，他又说：“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

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以彻底根除“专己守残之

习”。同年10月，他正式提出“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

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

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

明史之类)”（《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

1919年，根据文理沟通的革新设想，他在北大撤销文、理、法三科界

限，实行学系制。同时制定制度，使学生有一定的选课自由。而不知

从何时起，今之中国学校，不但高等教育分属一级学科、二级乃至三

级，中学亦且强分文理，其谬甚矣。

第三项，则论学术自由原则。1912年2月8日，蔡氏任教育总

长时，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即指出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

“尊孔”之说，与共和政体不合，与信教自由相违，教育应“循思想

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在

1919年新文学运动高潮时发生的着名的“林蔡之争”中，蔡元培在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更明确宣布：在大学中，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

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

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

发刊词言之”；“(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

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

亦不能代负责任。……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再

一次明确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坚定意念。

他还举例证之：“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

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那是指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辜氏在蔡氏掌校前入北大，蔡元培到任后，

并未立即将他赶走（1920年，辜因“教学极不认真”而被解聘），

而将重点放在延聘新派人物上。

蔡一到北大，首先聘《新青年》杂志主持人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引起轰动。接着又陆续聘请许多知名学者任教，其中文科变化最大，

大批学有所长的新文化人士被延聘入校，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

周作人、李石曾、章士钊、黄节、胡适、吴梅、刘半农、杨昌济、刘

师培、何炳松、王星拱、刘叔雅等等，而不论其学术背景、思想倾向、

政治主张、个人德行如何——在这些方面，上述诸位确是有所不同，

甚至迥然有异。在年资方面，有六七十岁的老师宿儒，也有初露头角

的青年才俊，以致有些教师比学生年纪还小。在学历上，最典型的例

子是梁漱溟，没念过大学，因蔡元培之慧眼识珠，而得以进北大执教

鞭。学术，高深学问，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完全不讲论资排辈那一

套，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

相悖”。这造就了北大的一时之盛，算得上是“群贤毕至”，也对应

了“少长咸集”，即“对于老中青的兼容并包”（冯友兰《我所认识

的蔡孑民先生》）。

当然，所谓兼容并包，并非毫无取舍，其明显向新派倾斜，也是

题中应有之义。这一举措，使校中现代学术空气日浓，对整顿校政、

学风至为关键，而大学作为研究、传授学术之所的特质也因之凸显。

三项要义之中，“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作者最为着

名的教育主张，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深远。思想自由，不但指个

人应该可以不受各种控制地自由思考，而且特指教员与学生在高等学

府中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见解。“兼容并包”也称“兼容并收”。在

作者看来，大学是“学府”，即“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教育

机构；在这样的学术重地之中，无论是哪种学派，只要其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即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均应予以包容，允许其存在，听

任其自由发展(参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这种兼容并包、思

想自由的原则，是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成为中

国最高等学府的根本原因。而在这篇文章中，这一原则第一次得到了

集中、详尽的阐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二者互为

前提又互为因果，即“思想自由”是“兼容并包”的基本认知条件，

“兼容并包”是“思想自由”在学术上、校风上的最重要的体现。

由此发刊词为引线，蔡元培拉开了北大改革的序幕，他陆续推出

学科、体制、教学等方面的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其大学理念在北大

付诸实践。蔡元培虽然“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

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以四、五

年之力，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

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冯友兰《我所认识

的蔡子民先生》）。1927年10月，他总结北大改革经验时仍然强调：

“北大特色，余意有二点：一是研究学问。二是思想自由。”其进步

的、坚定不移的大学理念，在北大发展进步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如梁漱溟所言，他“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

果于后世”（《纪念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的继任者蒋梦麟校长在

《蔡先生不朽》中，将蔡的精神概括为“学术自由”、“宽容大度”、

“安贫乐道”、“科学求真”。他说，“精神不死，是谓不朽。先生

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

学理念，深刻影响和引导着中国现代大学的路向，成为现代中国大学

共同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象征。在当下，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仍然显示

其“不朽”的精神力量和生机，对方兴未艾的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文在文风上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作者的态度平和恳挚。文章作者当时是具有崇高地位的中

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是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前清翰林，无

论于新于旧，都有很高的身份。而他所阐发的则是一些很重要、很深

刻的观点，是以前人们闻所未闻的；不但对于北京大学，而且对全国

高等教育的方向与发展，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分量。但出乎一般人的想

象，作者只是平静而不乏谦和地讲述道理，毫无剑拔弩张、咄咄逼人

之气，更无轻佻浮泛之言。采取的完全是是一种平和、诚恳、真挚的

态度。这是我们可以从本文阅读中很明显感受到的。

其次，从整篇文章来看，行文朴实，措辞严谨，层次清晰，表意

明确。作者似乎只是平直地说理，并不过多地引经据典；即使偶尔所

引，亦是当时读书人所熟悉的经典，如明引《中庸》、暗引《庄子》；

也并不专意使用各种修辞手段，只在第三要点的阐述中，用人体来比

喻说明大学中各学派相反相成的道理，质朴平实。其词语的选用，准

确、严谨，不会产生歧义。文章结构严密，层次清晰：缘起、三要点、

结尾，次序井然；每个要点的阐述中，又有若干层次。如第三要点中，

先引古语说明大学的性质，又用人体作比，讲说学派分立的必然，接

着先举其他国家大学兼容各派的实例，再述校外学者对北大偏袒某一

学科或学说的怀疑和实际上的情形，最后以《月刊》宣示兼容并包的

作用作结。全文逻辑严密，说理明晰，作者的观点表述得很清楚、也

很坚实。

上述平和恳挚、朴实严谨的文风看似简单，但实不易得。“文如

其人”这句人所共说的话，于此有鲜明的体现。这种文风，是作者内

在的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作者以忠厚长者闻名于世，又讲求思想、

学术上的宽容、平等，但他却又不是“好好先生”，他是有着深厚学

问功底的美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是有着坚定明确的文化立场

和是非原则的思想家。这些特质浑然相融，凝结成他的人格精神：诚

恳、宽厚、温润、恬淡、坚定、从容，春风化雨，蔼然仁者，一代宗

师。因有这种精神作为基石，才有了这样文风的文章。有了这种精神

做“底色”、做支撑，其文章就不会偏狭、不会躁动、不会轻狂。在

这里，其人其文是一致的。文风反映了一种人格精神。凡立一说，不

但于逻辑上要站得住脚，而如何阐说，以何种态度阐说，同样关系非

浅。写作论说之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本文作者蔡元培是五四时期着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

虽不以文学创作着称于世，但其文章思想深刻，态度恳挚，注重说理，

循循善诱，在当时也有相当影响。本文是一篇“发刊词”体的论说文，

阐发观点并加以论证是其核心。本文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其时

散文语言尚处于由清末“新文体”向现代白话文过渡的阶段，本文使

用的是浅近文言。这些也是我们学习这篇文章时应当注意的。

五、思考题思路

1.本文从哪些方面阐述了《北京大学月刊》创办的宗旨

发表学校师生的研究成果，以尽学术贡献之责任；刊载各学科学

说，破除学生固守专业、抱残守缺的旧习；发表各家各派的见解，消

除校外学者的怀疑。

2.本文结合办刊宗旨的说明，阐明了哪些大学理念

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这种研究，既非单纯输入欧化，也非一

味保存国粹，而要用科学方法揭示传统学术的真相，在近代学术的基

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大学学生不应以获取毕业证书为目的，应于专

精之余，旁涉各种有关学科的学理，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通才，而避免

偏狭；大学是包容古今中外不同学术派别、典籍、思想，广泛延揽各

家各派学者研治学术的机关，应循思想自由原则，行兼容并收主义。

3.在作者看来，所谓“大学”的内涵是什么

“所谓大学者……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大学者，‘囊括大

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

也。”行“兼容并收之主义。”

4.反复阅读本文，体会其文风，并分析一下这种文风体现了作者

什么样的人格精神。

体现了作者诚恳、宽厚、温润、恬淡、坚定、从容等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