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想

科学方法论的困境讨论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反响一

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况？这已成

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

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以讨论。

关键词：科学方法论困境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

新观念和新理论，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

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

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

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谷，成就平平，

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况？

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

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

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

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

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

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

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

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学证

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

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

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

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

论而发的。

困境一：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

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

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

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

了。”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

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

评，力图重新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

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

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

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

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

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

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

从确认评价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

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

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

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

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归纳性的并能为人

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理”，并

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对于归纳问题，沃特金斯

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

中提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亨迪卡等自20世纪80年代对卡尔纳普

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它来

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

纳普允许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

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科恩

(JonathanCohen)提出了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

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

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

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

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外延性的多个等

级的形式化”，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模

态逻辑可把归纳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的阶梯。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归纳的

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在波普尔的

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

含“在最终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

困境二：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

的历史。这种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

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

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

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

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

指导科学家从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

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

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

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

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归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

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新理论（注：

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

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

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

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

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并不是

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

他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

步和文化的繁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

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

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

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

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

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

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费耶阿

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

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

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

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

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三：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科学方法论者

们试图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

为例来说明。

1.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

你的理论是进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

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

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

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

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

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重建及缺少合

理性的实际历史。”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性。

拉卡托斯(B)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

核的解释却是“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

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展。”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

存在？如何理解硬核的无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

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

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

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已失去了它的

规范能力。

2.劳丹的自悖

劳丹(A)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

观点。当在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

“到了譬如1800年，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在1925年

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

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

理性的前分析直觉。我们关于这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

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

的一种根基。

劳丹(B)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

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

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

3.吉尔的自悖

吉尔(A)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

但仍有其忠实的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

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marriageofconvenience)。他

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

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

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吉尔坚持从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

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

其中。起初作为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

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

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系”。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

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

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

史的理性重建无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Holton)认

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

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

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困境四：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

核心问题之一。西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

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

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

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

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

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科学时期

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

理由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

的任何东西。无论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

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

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

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种特殊认识论。劳丹虽然宣称否

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法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

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

无合理性原则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类活动的可能

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当

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

时，我们应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

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

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

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前辈,并推翻其最基本的概念，即

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

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性原则并

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

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困境五：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

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

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

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

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

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的推理过程却不

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价规

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

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

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

是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

空定位缺少因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

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劳丹在

《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

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

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

论进程中与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一是科学合

理性的“二难困境”呈现的必要前奏，困境五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

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映，没有困境一和困境五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

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二、困境三、困境四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

“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关系（不谐调的、

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探讨，

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