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诠解

《论语》的整体结构与思想体系研究及其意义

摘要：《论语》存在着⼀个章与章之间、篇与篇之间的整体结构与逻辑联系。这可以被概括为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

《论语》的整体结构与思想体系是直接从⽂本出发进⾏进⾏逻辑逆推的结果。《论语》相对于《⼤学》的三纲领⼋条⽬

以及现代新儒家提出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等思想体系⽽⾔具有优势。《论语》的整体结构与思想体系有助于确⽴儒学的

规范性、推动《论语》学的发展并超越五经学、四书学，并有利于实现中国传统⽂化现代化。

关键词：论语；整体结构；思想体系；儒学规范性；论语学

⼀、《论语》的整体结构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动体现

《论语》的整体结构就其实质⽽⾔就是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思想体系是经典叙事结构的前提，⽽整体结构的探析也有

利于思想体系的完善。《论语》⼆⼗篇之间往往具有⼀定的对称性与逻辑联系，形成了整体结构，并具有思想体系的特

征。《论语》的整体结构是⽂本⾃⾝叙事结构造成的思想体系。

这种整体结构与思想体系具体表现是：

第⼀，《论语》存在⼀个有关“论道、论学、论政”的基本结构。道、学、政构成了⼀个儒学基本思想体系。⽽在《论

语》当中，述⽽篇表达了论道与道统主题。⼦张篇表达了论学与学统主题。尧⽈篇表达了论政与政统主题。

第⼆，《论语》下编即是其外王学部分，存在⼀个“三正道与三偏道”的基本结构。⼦路篇、宪问篇、卫灵公篇、季⽒

篇、阳货篇、微⼦篇的主题分别是君道、⾂道、绅道、权⾂、⼩⼈、隐⼠，这构成了三正道与三偏道。这六篇正好都位

于下编后⼗篇当中，符合《礼记》提出的“君、⾂、民、事、物”结构。

第三，《论语》上编即是其内圣学部分，存在⼀个“三正德”的基本结构。泰伯篇、为政篇、⾥仁篇的主题分别是君德、

⾂德、绅德。三正德（泰伯篇、为政篇、⾥仁篇）对应三正道（⼦路篇、宪问篇、卫灵公篇）。这三篇恰好在上编前⼗

篇当中。

第四，《论语》存在⼀个有关教学之道的基本结构。学⽽篇、公冶长篇、⼦张篇三篇的主题分别是为学、教学、论学，

三者都有关于教学之道。儒学的⼀种重要维度就是⽂化知识的教育，这种教学明显区别于政治儒学。

第五，《论语》存在⼀个阐释伦理学、道德学说的基本结构。⼋佾篇、⾥仁篇、颜渊篇三篇构成了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等

道德规范的阐释。仁者（⾥仁篇）与仁政（颜渊篇）因为涉及到仁学⽽对称，礼学（⼋佾篇）与仁学（⾥仁篇）因为涉

及到内圣外王⽽对称，制度（⼋佾篇）与规范（颜渊篇）也具有统⼀性与对称性。

第六，《论语》存在⼀个描述儒家圣贤的基本结构。雍也篇、⼦罕篇、乡党篇、先进篇是孔⼦与群弟⼦在⼀起的圣贤结

构。⼈才（先进篇）与做事（雍也篇）因为⼈与事是社会活动两个基本因素，所以构成了对称。做事（雍也篇）与⼼性

（⼦罕篇）构成了事与⼼的对称结构。⽽⼈才（先进篇）与⼼性（⼦罕篇）构成了时贤与时圣的对称结构。⼼性（⼦罕

篇）与⽓象（乡党篇）构成了内在精神与外在⽓象的对称结构。圣⼈⽓象（乡党篇）与做事（雍也篇）在做事⽅⾯构成

了圣⼈与时贤的对⽐结构。圣⼈⽓象（乡党篇）与⼈才（先进篇）构成了圣⼈⽓象与贤者⽓象的统⼀，进⽽形成了圣贤

⽓象的对称结构。

第七，《论语》存在⼀个有关体⽤论、⼀以贯之的基本结构。学⽽篇、颜渊篇、为政篇、先进篇构成了体⽤论结构。为

学（学⽽篇）是体，为政（为政篇）是⽤。⽽⼈才（先进篇）是体，仁政（颜渊篇）是⽤。上编的为学为政与下编的先

进篇（才能）与颜渊篇（道德）构成了交叉呼应的复合结构。体⽤⼀源与德才兼备是儒家基本原则之⼀。

第⼋，《论语》的上编前⼗篇的内圣学与下编后⼗篇的外王学之间形成了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前⼗篇偏重于内圣学

问，内圣功夫处处指向了外王事业。⽽后⼗篇则偏重于外王事业，外王事业处处需要内圣功夫。这是内圣外王结构最基

本的形式。

⼆、探索《论语》整体结构与思想体系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

考证编纂《论语》的指导思想有顺推与逆推两个思路。

1、历史考古与⽂献考证下的顺推思路

历史答案有待于今后考古新材料的出现，或者进⾏合理性的猜测。⽐如，孔⼦删定《春秋》⽤到了笔削⼿法是不是也会

历史答案有待于今后考古新材料的出现，或者进⾏合理性的猜测。⽐如，孔⼦删定《春秋》⽤到了笔削⼿法是不是也会

迁移到曾思孟学派编纂《论语》的过程中？笔者想这是必然的。⾯对孔门弟⼦所记的孔⼦⾔⾏材料，编纂者肯定是⼤伤

脑筋，怎样选辑才能更准确、更全⾯地把握孔⼦的思想，进⽽为孔⼦定制出⼀套⽆懈可击、⽂字优美、义理丰富、把握

精髓的经典呢？选辑的过程就是不停“论”“孔⼦之语”应该放在哪⾥合适的过程，同时也是把某些不得体的⾔论进⾏弃置的

过程。郑⽞的“编撰”义⼤略相符。选辑、裁断的过程就是“论”的分析过程。《论语》⾸先是有孔⼦之语，然后再有弟⼦们

的“论”——编纂。《论语》的本质含义是“论”“孔⼦之语”，简称《论语》，并不是论他⼈之语。但《论语》中有些陈述句

⼦缺乏孔⼦及其弟⼦的在场感，有编纂者⾃我发挥的嫌疑。这个特点在下编后⼗篇当中已经⾮常普遍。⽐如，尧⽈篇⼤

段引述圣王的话。固然孔⼦推崇圣王。但圣王话语被当作了儒家之论，就发⽣了⾔说主体的迁移。编辑者以隐蔽的⽅式

取舍孔⼦之语，不让⼈感觉到⾃⼰的存在，从⽽避免孔⼦思想的⾛样。这种隐去叙述者“我”的⽅法在⽂学艺术中被运⽤

得炉⽕纯青，造成了⼀种阅读者直⾯孔⼦及弟⼦场景，⽽忘掉了编纂者的叙事内在逻辑与时空感与存在感。这样就给后

学留下⾜够思考空间和理论发挥的余地。《论语》编纂者并不想突出⾃⼰，但也留下暗记。⼀个⼈若能发现整体结构就

能⼀以贯之；若不能前后连贯，只能得⼤道⼀偏。从⽂学⾓度⽽⾔，《论语》的编纂者实际是作者或叙述者，孔⼦仅仅

是其中的主⾓⽽已。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却是整个儒家在叙说他们的观念。这正如我们讨论《红楼梦》的叙述者隐藏在哪

⾥⼀样。

2、传世⽂本⾃⾝考辨整体结构的逆推思路。

《论语》编纂者设计《论语》的整体结构，在篇名、篇序、各篇主题、篇与篇之间的关系、前后章之间的逻辑联系，乃

⾄于章句⾃⾝都有⾜够的信息说明编纂者的意图。篇名看似取⾃篇⾸，但被安排在篇⾸也有⼀定的道理。学⽽篇提到

了“学”，这已经是主题了。为政篇的“政”也是主题。⼋佾本⾝就是礼。以此类推不⼀⽽⾜。篇章顺序环环相扣，更是复杂

叠加，左右钩联。各篇主题明确。各章对主题都有⽀撑。

三、《论语》思想体系与《⼤学》、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较

《⼤学》的三纲领⼋条⽬结构、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是分析《论语》内圣外王思想体系可以参照的重要对象。

1、《论语》与《⼤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较

在宋明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学》的思想体系构成了意见分歧的分⽔岭。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论问题上引发的争议是

⽭盾的焦点。朱熹把《⼤学》列为《四书章句集注》之⾸、王阳明强调原本《⼤学》，充分说明了该经典受重视的程

度。可以说在宋明儒学之中，《⼤学》远远超过了《论语》的重要性。甚⾄《孟⼦学》都得到了充分发扬。但是，《论

语》的内圣外王结构要⽐《⼤学》的结构更为复杂。在宋明儒学的语境下，⼀般把《⼤学》⾥的格物致知正⼼诚意作为

内圣阶段，把修⾝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外王阶段。但是，外王没有这样时间排序那么简单，内圣也不仅仅是个体正⼼诚

意的认知过程。与此不同的是《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具有了复杂性。《论语》的内圣是从为学为政、礼学仁学、教

育、做事、论道、君德、精神世界、⽣活⽓象各个⽅⾯说起，把格物致知、正⼼诚意融⼊到⼈⽣的各个阶段、社会的各

个⾓⾊。《论语》的外王是⼈才、仁政、君道、⾂道、绅道、权谋、⼩⼈、学统、政统各个⽅⾯的讨论。进⽽可见，

《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要⽐《⼤学》以⼋条⽬为主体的内圣外王结构复杂得多。

2、《论语》思想体系与“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较

牟宗三在《新版序》第11页提出：“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地表现。今天这个时代

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该结构不符合《论语》内圣外王结构的原意。他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并没有

照顾到内圣学与外王学的对称平衡，旧内圣⽆法开出新外王，内圣外王结构必须⼀时俱新。⽽以⾃由民主作为新内圣与

新外王⼤失儒学本意，关键问题是旧的内圣外王结构也不清楚。现代新儒家以⾃由主义为内圣，以民主主义为外王，相

⽐于《⼤学》的内圣外王更为简化。但是这种⾼度抽象的原则反⽽⽆济于事，在实践层⾯根本不具有微观指导性。秩

序、正义论、政治责任、有效地治理与服从、领导能⼒、治国⽅略、战略安全、资源配置在社会层⾯的重要性次序上要

⼤⼤地超过民主。家庭义务、道德风范、精神境界、⼈际交往、⼼理健康、⾎缘亲情、⽣命安全、⽣存保障在个⼈层⾯

的重要性次序上要⼤⼤地超过⾃由。西⽅历史上的公民城邦社会的复杂程度与法治程度是⼴⼟众民国度⽆法想象的严

密，⽽西⽅⼀神教信仰在⽂化层⾯整合国民精神的⼒度是我们⽆法想象的严厉，欧洲形成世界较早的国际格局与势⼒均

衡也是我们⼀元独⼤的东亚国家所不曾有过的经历。所以，简单抽象的⾃由民主思想只是现代性全局中的⼀个组成部

分。⾃由主义是儒家的为仁由⼰的⼼体的⼀个维度，民主主义是儒家万民⼀体之仁的致中和状态。仁者仁政可以涵盖⾃

由民主的现代维度。儒家的中和观念与西⽅的民主观念可以等量齐观。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牟宗三、熊⼗⼒等⼈⼤都

具有抽象继承⽂化传统的特点。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与《历史哲学》过于注重主观义理⼼理分析，缺乏对实际与国

情客观⾯的分析。以观念理解历史，其结果是脱离历史客观。与这种简单抽象相⽐，儒家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驾驭

复杂性形成万物⼀体的和谐格局。在⼀个复杂性⽇益加深的现代化社会，抽象原则往往流变为意识形态。真正能够应付

复杂性环境的思想本⾝必须具有描述复杂性、解构复杂性，以更复杂的本体论建构出⼀个相对简单模型的能⼒。这正如

量⼦⼒学已经⾜够复杂，但是要实现曼哈顿⼯程需要更复杂的科学技术⼯程体系才能实现。现代物理科学在基础领域的

突破往往较少，⽽在新材料使⽤与⼯程技术⽅⾯则屡屡突破，⼯程技术的复杂性⼤⼤地超过了基础科学。《论语》整体

结构可以被概括为内圣外王结构，内圣外王结构构成了儒学规范性。《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学》的⼋条⽬结构

要更复杂。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明其对内圣外王的本来结构的扭曲与变形，这会造成现代儒学的转向。由《论

语》整体结构与《⼤学》的宋学体系、牟宗三的内圣新外王结构的⽐较看出，内圣外王结构作为儒学规定性的优越性与

语》整体结构与《⼤学》的宋学体系、牟宗三的内圣新外王结构的⽐较看出，内圣外王结构作为儒学规定性的优越性与

合理性，⽽《论语》的整体结构恰恰是儒学规范性的最佳范式。

四、《论语》整体结构的研究意义

《论语》的整体结构接近于《论语》的思想体系。⽽《论语》的思想体系接近于孔⼦的思想体系或者儒学的内在规范

性。《论语》的整体结构不明，就是⼈们对《论语》和儒学的思想体系把握不准。所以，讨论《论语》的整体结构的意

义就在于推进对儒学的理解。

1、《论语》整体结构有助于确⽴儒学规范性

整体结构与思想体系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思想体系必须借助于经典才能形成，思想体系必然不是⼀个章句所能够涵

盖。多个章句构成的思想体系必然最终诉诸于整体结构，从⽽实现思想与经典的合⼀。所以，笔者把《论语》的整体结

构上升到儒学规范性的⾼度加以认识，⼆者的逻辑联系是内圣外王结构的合理性与优越性。梁启超的《论语考释》，熊

⼗⼒的《读经⽰要》，冯友兰的《新原道》均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中国哲学与⽂化的真精神。

儒学规范性就是儒学的存在本质属性。如果⼀个⼈宣称⾃⼰是儒家，那么需要符合⼀定的规范与标准，才能被世⼈肯定

其真实性。佛教有“诸法⽆我、诸⾏⽆常、涅磐寂静”三法印。法印的作⽤就是规范佛法与⾮佛法的界限，从⽽保证佛法

的纯正。儒学规范性同样要保证儒学的纯正。只要保持了内圣外王的规范性，那么儒学就具有海纳百川、综合各种学术

的⾃由与能⼒。汉代儒学容纳了阴阳家、名家等先秦诸⼦思想，宋明儒家曾经援佛⼊儒、援道⼊儒，熊⼗⼒援唯识学⼊

儒，牟宗三援⿊格尔、康德⼊儒，冯友兰援实在论⼊儒，张岱年援马克思主义⼊儒。这些都说明儒学的博⼤性与规范性

恰好构成⼀对⽭盾。只有坚持规范性，那么⼀切⽅法皆可拿来借⽤。佛教有“⼀切法皆是佛法”的说法。道家则强调了道

的普遍性、周遍性。儒学⼀⽅⾯要坚持⾃⾝的根基——规范性，另⼀⽅⾯要吸收、包容、涵盖外在的学说与思想。过于

强调规范性，⽐如良知，容易造成内部纷争，因为规范性本⾝存在争议。过于强调博⼤性则使得儒学变成任⼈诠解的对

象，失去⾃我。在儒学历史上，仁义礼智信、性善论、良知、天理、体⽤论都曾经接近于儒学规范性，笔者认为内圣外

王结构相较⽽⾔更符合儒学规范性。探析《论语》整体结构是对内圣外王结构复杂性的⼀种归纳。《论语》编纂者们既

然要把《论语》编为⼆⼗篇，说明他们考虑了儒家⼤道的复杂性与全⾯性，并试图接近⼀以贯之，同时防⽌儒学的简单

化倾向，使得儒学能够有⽣⽣不息的理论⽣命⼒，这符合“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的精神。曾⼦与⼦思在组织

编纂《论语》的时候⼀定考虑到儒学的规范性，进⽽使得孔⼦的思想体系保持较为真实、完整、⾃洽的风貌，从⽽为儒

学的长久流传奠定真正的根基。《论语》的整体结构实际担负了提供儒学规范性的任务。

内圣外王的本义来⾃于《庄⼦·杂篇·天下》。庄⼦在天下道术的意义上使⽤“内圣外王之道”概念。在此之后，他才针对墨

家、道家、名家等学术进⾏议论。由此可见，《庄⼦》的儒学⾊彩逐渐浓厚起来。内圣外王是“皆源于⼀”的⼤道本体，

是儒墨道法分家之前的总依据。道是⼀，内圣外王是⼆，神⼈、⾄⼈、圣⼈是三，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

稽为决是四。如果把庄⼦天下篇的“⼀⼆三四”结构与《⽼⼦》的“⼀⼆三”结构、《易传》的“易有太极”（⼀⼆四⼋）结构

相⽐较，发现他们是同⼀类型的思想，内圣外王结构与阴阳论具有相同的构造。

2、《论语》的整体结构有助于《论语》学超越五经之学与四书学

《论语》在四书五经中的地位⾮常特殊，代表着儒学规范性。《周易》是⼤道之源，然⽽儒家的仁学礼学很难藏⾝架构

其中。《诗经》过于⽂学。《尚书》过于驳杂，版本不清晰。《礼记》虽然应当学习，但孔⼦的贡献是以仁学补救礼

学。礼学的时代变异性太⼤，缺乏仁学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学仁莫过于《论语》《孟⼦》，礼学不⾜于规范儒学。《春

秋》是孔⼦删定的史书，表达了儒家的社会政治历史观。虽然《尚书》是今⽂经学与古⽂经学分际的标志，但《春秋》

在经学的地位⽐《尚书》更重要。《春秋》学为汉代设⽴了⼤⼀统的政治格局。春秋公⽺学⼀度指导了汉代政治⽣活，

但《春秋》仅仅是相对于政治与历史具有重要性。《春秋》经的客观性造成儒家学派⽆法进⾏思想创造，只能通过微⾔

⼤义略作褒贬。五经注重客观，并⾮儒家独有，所以五经不⾜于规范儒学。

《论语》相对五经具有为儒学提供规范性的作⽤。论语学相对于四书学也具有优势。四书中的《⼤学》《中庸》先存在

于《礼记》，相当于孔门杂篇。《孟⼦》晚于《论语》。唯有《论语》是记载孔⼦的可靠⾔论，是儒家的“如是我闻”。

但是，⼆程、朱熹表章《⼤学》《中庸》，以⼗六字⼼法为道统。这已经置《⼤学》于《论语》之上。《论语》的整体

结构是论语学超越四书学的关键。《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也将会超越《⼤学》三纲领⼋条⽬结构。三纲领⼋条⽬确实

开启了程朱陆王的理论创新热情。但《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体⽤⼀源、中和中庸才是儒家的根本法

则。宋明儒家把儒学根基从五经过渡到四书学。现代新儒家则长期停留在照着说、接着说四书学的地步。当今之世在儒

学经典中最具有活⼒的就是论语学。揭⽰《论语》内部复杂的整体结构有利于论语学超越四书学、五经学。论语学的超

越并不是否定五经学与四书学的贡献与地位，⽽是要以此探索儒学的现代范式，有益于儒学第三期发展。

《中庸》《⼤学》《孟⼦》的各⾃根源都在《论语》。五经学过渡到四书学是⼀个完成了的历史事实，四书学过渡到论

语学是⼀个历史趋势。这个历史转变的前提是《论语》⾃⾝的逻辑体系与整体结构必须搞清楚。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

《论语》的逻辑匮乏、体系不清、诠释任意的全局特征使得现代新儒家往往呈现出个体⾯貌⽽缺乏共识。在歧解与新解

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探索《论语》的整体结构有助于儒学的规范性。论语学超越四书学，并不是完全否定四书学，⽽是

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探索《论语》的整体结构有助于儒学的规范性。论语学超越四书学，并不是完全否定四书学，⽽是

在四书学基础上进⾏新的发展。笔者硕⼠阶段专攻了宋明儒学中的仁学本体论。四书学使得儒学陷⼊了内圣学偏盛的局

⾯。这是四书学在超越五经学之后造成的后果。修⾝养性与治国理政失去了平衡。熊⼗⼒、蒋庆转向六经与外王学的思

路也许符合内圣外王结构的再次调整。笔者也乐见儒学范式调整的成功，从⽽使得儒学现代化之路得以完成。其实，⼀

个⼈做到内圣已经很不容易了。儒学毕竟以内圣为主，以外王为辅。

3、研究《论语》整体结构在经典诠释学上的意义

经典诠释学是中国传统⽂化存在的基础，原始儒学是经典创⽴的阶段。创⽴之后，经典诠释学经历了经学、宋学、考据

学三个较⼤的阶段。经典诠释学进⼊近现代阶段，体现为主要以⽩话⽂为主的译注与诠解，经典诠释是伴随儒学发展整

个过程的基本内容，现代新儒家的发展也在于经典诠释学的发展。⽩话⽂译注经典取得了很⼤的成绩，中国哲学学科的

创⽴都是为了诠释古代哲学思想经典。现代社会科学、⾃然科学以及学术理论与⽅法的繁荣有⼒促进了经典诠释学的前

进。神秘主义的解经倾向、美化圣化、抱残守缺的解经⽅法都逐渐过时并要被淘汰。但经学的实证精神则不容丢弃，汉

学与宋学越来越受到中国哲学现代学术规范和⽩话⽂解经的挑战。⽩话⽂直译是⽩话⽂解经最原始的⽅法。⾼级⽅法则

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诠释经典，从⽽完成中国传统⽂化现代化。经典诠释学是任

何时代儒学研究的前提。四书学当中已经体现了朱熹的半⽂半⽩的语⾔风格。⼆程语录、朱⼦语类都相当于现代的俗话

俗语，甚⾄《论语》本⾝都接近于俗话俗语。古⽂运动是韩愈等⼈刻意恢复《尚书》模式的复古倾向，但宋明理学还是

建⽴在通俗基础上，所以，⽩话⽂解经是由来已久的传统。现代儒学研究也必须站在⽩话⽂解经基础上，⽽不是过分依

赖四书学旧的话语体系。

虽然《论语》是孔门弟⼦编纂⽽成的经典，但却是研究孔⼦思想最可靠的依据。进⽽探究《论语》的整体结构对儒学与

中国传统⽂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假设《论语》⽆整体结构，那么儒学发展还带有随机性。假设《论语》有整体结构，那

么这个结构将会构成原始儒学的基本框架，进⽽可以认为是孔门弟⼦尤其是七⼗⼦的共识。那么儒分为⼋的局⾯将会减

轻分量，长期的孟学荀学、程朱陆王的辩难可以得到⼀定的缓解。儒学的内部整合与规范性将得到充实提⾼。

原始儒学的根基是孔⼦及其⼏代亲传弟⼦。孟⼦受业于⼦思之门⼈，荀⼦师承已经淡漠，这可以看做是亲传时代的结

束。汉唐儒学的根基是五经，佛道⼆教的崛起第⼀次动摇了经学地位。宋明儒学把根基从五经过渡到四书，四书学主要

是以章句训诂⽽明义理。五经学尤其是古⽂经学⽬的是明经，进⽽以经学直接治国理政。四书学的明经⽬的是为了阐发

天理、良知、识仁，进⽽以此修⾝。宋明儒学的义理优先于经典，从⽽也造成了清代经学对宋儒的根本反抗。清代经学

以考据学恢复了古⽂经学的实证精神，进⽽倾向于⼩学、训诂学、⾳韵学、考古学等⽅向。清代经学有注重事实、搁置

义理的倾向。清代经学所谓的“六经皆史”完成了经学史学化运动，经学史学化也结束了经学的现实⽣命⼒。⽆论汉儒的

治国理政、还是宋儒的修⾝养性都被取消掉，儒学陷⼊了纯知识化的境地。⽽儒学除了知识化维度，还有政治化维度、

⼼性（宗教）化维度、⽣活化维度、思想化维度，乃⾄于经济伦理、⼯作伦理的维度。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以及随后的

清代经学解体了四书学的地位。

现代新儒家多借助唯识学、实在论构造了新⼼学、新理学、新⽓学。但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的定型阶段还没

有真正完成，主要原因是经典诠释上没有形成突破。宋明理学之所以完成第⼆期的发展，在于四书学的突破。周敦颐的

《通书》、⼆程的《程⽒易传》与经解以及后来的《四书集注》、王阳明的良知学都是经典诠释上的新规范。熊⼗⼒的

《论六经》具有今⽂经精神，⼤⼒开发《周礼》《春秋》的经世致⽤与微⾔⼤义。然⽽这两部经典在儒学中的规范作⽤

较差，顶多在经学中有所嬗变。牟宗三的《⼼体与性体》依据经典诠释上的差别考辨出宋明儒学三系说，引⼊康德的道

德形上学与亚⾥⼠多德四因说，但是对四书五经没有提出新的诠释体系。牟宗三谈到孔⼦也往往是⼏句话，类似于“维

天之命于穆不已”、“⼦在川上⽈”等。牟宗三在《⼤学》诠释上皈依了王阳明的良知学与四句教。

结语：研究《论语》的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化现代化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学》《中庸》《孟⼦》的注疏已经⼤⼤落后于⼈们注解《论语》的热情。四书学逐渐向论语学进⾏过

渡。四书学的⾼潮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阳明⼼学对《⼤学》重新解构，提出了迥异于朱熹的经解。经典诠释范式

受到震动是儒学理论形态解体的表征。随后阳明⼼学受到实学思潮批评，四书学陷⼊停顿。清朝经学以考据学为特⾊，

刻意从四书回到五经，进⽽恢复汉学尤其是古⽂经学，但是晚清⼤变局使得古⽂经学跟不上形势需要。现代新儒家在经

典诠释⽅⾯⽆较⼤突破的原因很多：第⼀，疑古学派利⽤西⽅学术体制冲击了经典；第⼆，五四以来的批判儒学运动在

社会层⾯扫荡了经典；第三是现代新儒家援引唯识学、实在论建构道德本体论与新理论，但在经典诠释⽅⾯仍然皈依汉

宋。中国传统⽂化现代化进程则迟迟没有完成。《四书集注》代表着宋明理学的经学最⾼峰，⽽对《⼤学》的歧解则引

发了王阳明的⼼学建构。现在探究《论语》的整体结构、思想体系、逻辑线索也将会更好地发扬儒家基本精神，揭⽰

《论语》的整体结构也将会促进儒学的逻辑化、体系化，从⽽推动中国传统⽂化现代化的顺利进⾏。

（作者简介：崔锁江：北京师范⼤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衡⽔学院讲师，研究⽅向是《论语》、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