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行

钱钟书：不得中行，必也狂狷

车其磊

自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将《管锥编》设为研究生课程始，中国学术界便形成继“红学”“鲁学”

后的第三大“学”——钱学。钱者，钱钟书也。钱钟书何许人也？中国20世纪之学界泰斗之

文化昆仑也。

钱钟书是一个学者，亦是一个狂人。钱钟书之狂，不同于晋朝阮籍之佯狂避祸，也不同于其

师陈衍之假狂邀名，而是一种性情率真之狂，不苟合世俗不趋骛时流之狂。钱钟书之狂，基

于自己深厚广博的学识和固守“文章之德，真理之勇”的学人信念。有此两者，钱钟书方敢睥

睨天下，目空一切，评贬所有。

钱钟书之狂，在清华读书时即以大肆显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放言要“横扫清

华图书馆”。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方决定破格录取他留学校时，他一口拒

绝：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在以后的著书立说中，钱钟书更是一

逞狂态，白眼视人，诋讽由心，无论是大师名人，还是专家教授，一概难入其法眼。钱钟书

到底瞧得起谁？答案是谁都瞧不起，包括他自己（钱历来反对把他的著作和学问当作某种固

定的程式加以研究，如钱对郑朝宗首倡“钱学”的不领情和嘲讽，对周振甫写《谈艺录》读本

的不满和生气，以及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所载钱对《围城》探挖者的推辞：“我经常

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

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为证吾言，笔者特意从

钱之著作和相关钱的文章中搜集了一些资料，以供大众瞻仰：

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著作”，又在《谈艺录》讥其诗“笔弱词靡”。

对陈寅恪，钱先生说“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又分别在《宋诗选注·序》和《管锥编》

中影射陈“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是一偏之见”“远犬吠声，短狐射影”。

对陈石遗，钱不用其序文，于自定诗集《槐聚诗存》另作一序而代之。

对钱基博，钱说“他的学问还不完备”。

对钱仲联，钱先生说“渺然侏儒，衣履华鲜，作诗亦小有才藻”“贪吃懒做”“酸专家”“鲰里曲

儒”

对饶宗颐，钱不屑一顾，把饶所赠的《晞周集》于扉页应酬似地加题几行字外，旋转送于傅

璇宗。

对张爱玲，钱不以为然。对鲁迅，钱说“只适宜写短篇小说。”

在短篇小说《猫》里钱借曹世昌的描写鄙薄沈从文非“正途出身”。

在《围城》中，钱嘲讽“同光体”诗人陈三立和著名剧作家曹禺，又骂苏曼殊、黄遵宪的诗

是“二毛子旧诗”，说“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

在《容安馆札记》说姜亮夫“迂陋”“伧俗”，邓广铭“庸而妄者”，俞平伯“笨伯”“俞曲园之不肖

孙”，王季思“应声之虫，吠声之狗”

在《石语》中对陈石遗谩弹近现代诸多诗人学者的贬抑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如附和师言

说王闿运“形同武大郎”“晚年作品纯乎打油体”，对石遗评陈散原“千篇一律，亦自可厌”“避

熟避俗”等语抚掌大笑以示赞同。

在《槐聚诗存·序》中揶揄后学之辈，说：“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

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涯不无小补云尔。”

…………

钱先生之狂不仅见于言语，亦彰于行为，如不赴江青之国宴，原因无他就是“我很忙”，如辞

谢美国多所大学的高薪聘请，因为“他们听不懂我钱钟书的学问”，再如他深居简出，不愿拜

访别人，更不愿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即使司马迁、韩愈住我隔壁，也恕不奉访。”

钱之狂，狂在才气，狂在学识，狂得汪洋恣肆，狂得令人折服。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既然学贯中西的钱钟书不能达到圣人所谓的“中

道而行”的最高境界，那么，降低一点，做一个任性坦率高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楚接

舆式的狂人又何妨呢？

鸡虫何须青眼看，上轻碧落下黄泉。

一个人只要能狂出真性情，自负自傲些是没有什么的。

已载2011年10月第四期《家园文学》（P90、91）“灯下随笔”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