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1.郭沫若的“风韵译”
在翻译时实现两种文化意识的融合,两种语言的转换和审美风格的再度创造,做到“字句、
意义、气韵”三者“不走转”,不走样。其意是说我们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主观感觉而赋予翻
译文本某种风韵,而应该根据原著的风格来确定译文的风格,译文应该以原著的风格为出发
点和归宿。
2.(1)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何意?(2)“五失本”何意?
(1)道安,东晋前秦高僧,佛经翻译评论家,致力于“般若学”,倡“本无”宗,“案本而
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要求要按原本逐字逐句地翻译,不得对原文的字有所增减。他的翻
译主张:“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直译派代表人物。
(2)道安的“失本”指的是在译经过程中对原作内容或形式的流失。这“五失本”,反映了
译家在“译梵为秦”时,充分认识到两种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行文习惯诸多特点
上)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所作的变通(三、四、五项皆指译者为求译文简明易了所
作的削繁删冗)“失本”,是为了使译文达到符合汉文规范。这是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
此乃道安高明之举。“失”正是为了“得”,“以得补失”,这是翻译的辩证法。可以说,“案
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
3.徐光启的翻译思想
徐光启是我国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大潮中之先驱,被称为“西学翻译之父”、“科学译
祖”。徐光启的“翻译—会通—超胜”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二是抓重点,抓“急
需”,并能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着眼。提出翻译西洋历书须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
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意思是,只
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与西方
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
4.方梦志《医学词典》
5.慧远的“厥中论”
慧远主张厥中论,既反对“依实去本,务存其本”也反对“文过其意,理胜其辞”。“厥中”
即克服文派质派的缺陷,以达折中。与儒家中庸文化和“中和”美学观有相同之处。
(1)从文体角度,道出翻译困难:以文应质,则疑者众(意译过头而失其真);以质应文,
则悦者寡(直译过头而失其美)。主张:“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直、意相结合);
(2)提出了“质文择中”的中间道路,二者相辅相成。
意义:重新回归孔子“文质之论“,深化了文体学的本体认识;
关注翻译的阅读效果,有一定读者意识;
综合了文派和质派的要义,融合了佛儒学、佛学思想,完成了文质文体上新的认识论循环。
6.玄奘的“五不翻”原则
玄奘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尊重,
智慧清浅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
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
玄奘立的“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7.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
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前者鲁迅称为“顺”,后者称为“信”。
“宁信而不顺”的规定,意为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
不欺骗读者。
从实质上来讲,“宁信而不顺”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
现。鲁迅认为,直译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
的语言。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与“拿来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先要敢于“拿来”,而后
才有选择和吸收。
二.简答题
1.鲁迅提出的“双标准”和“双功能”分别是什么?
“易解”和“丰姿”论是鲁迅提出的翻译双标准。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
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既要通顺,又要忠实。通顺
就是通顺易懂;忠实即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这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包括对构成原
作的一切要素(语言要素、超语言要素、艺术要素等)的全面忠实。这就是艺术性翻译
的标准,这就是鲁迅提出的“易解、丰姿”双标准的真谛。
“移情”和“益智”是鲁迅提出的翻译双功能。译者的“移情”是指译者与作者心灵相
通、志趣相投、情感相宜,同时又与作品思想吻合、爱憎共生、审美一致。译者通过与
作者和作品的这种契合,在翻译中能把原文的形式、内容和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出来。
“益智”即有益于智力,启迪读者的智慧,增长读者的学识。
2.(1)严复翻译的“三标准”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关系?
答:是“信、达、雅”翻译原则和标准,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理论核心和纲领。“信
达雅”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三字之间关系实质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关
系,以“信”为本,以“雅”为“表”,以“达”为其间“纽带”,三位一体。
第一,“达”和“信”的关系
“达”是为了“信”。“信”和“达”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信”是不背文意,“达”
是刻意求显,以显其意,期意行远。("雅”是用汉代以前的字法句法和抑词就义等做法以“达
易”,求显,可见,信是手段,达是目的,而雅是追求“达”的条件,方法,求“雅”是为了
求“达”。)
(2)为什么倡导“雅”?“雅”的含义是什么?
1.雅是为了“达易”,求显其意。中国文学史有上下两层潮流,其中士大夫文学潮流占主
体文化中的主流,追求贵族化的雅,以维护传统文言的尊贵地位。
2.从译作整体来看,雅是指译作的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翻译是一门艺术,而艺术的真谛
在于创造性。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辞,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译作具备
文学价值便不再是原作的附属和模仿,而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具有欣赏价值的作品。
3.从当时的社会价值看,“雅”可以理解为一种“可变标准”。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应有
各自不同的“雅”之标准,翻译标准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当时价值观的反映。我们看待雅,
不应将之看作是独立于,或超出于信和达之外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三位一体,至信至达
至雅,其重点都是放在“意义”上。
3.马建忠“善译”说翻译标准的思想意义、价值是?
马建忠的“善译”思想,给译界提出许多理论思考。
首先,指出善译的条件,强调译者平日对本国语言文字和对象国语言文字必须有很高的
修养,对语法学、词源学、文体学、修辞学等学科有很深的研究,这是对译者的素养提出的
最高要求,应当说,这是译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其次,他指出“善译”的过程。这实质上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形似、意似、神似”的
理论问题,“意旨”“神情”“语气”“心悟神解”这十个字可以说是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
解和表达的全部。
复次,他指出“善译”的实质,这实质上又提出译文应与原文所谓“等值”的翻译理论,
“无毫发出入”应该是译者的最高追求。
最后,他提出译成之文“能使悦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的要求,这实质上提出译文
应与原文达到所谓的“等效”翻译的效果。这是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
马建忠洞察翻译的本质,掌握了翻译的内在的客观规律,进而提出“善译”这一科学译
论,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座里程碑。
4.结合时代背景,谈谈梁启超为何倡导翻译西方政治小说。其意义何在?
1.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
梁启超决定效仿西法,翻译西方政治小说,以指导变法维新运动,救国图强;
2.近代中国封建专制腐朽统治,顽固派因循守旧思想,为救亡图存,梁启超认为“国家欲
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疾呼变法自强,将兴西学与翻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
3.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第一人,首次提出“政治小说”主张,认为小说具教化国民
的功用。借鉴、翻译西方政治小说是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步骤。梁氏小说翻译理论给当
时维新前后的“新学”之风又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
出现了一批热衷于西洋文学的翻译家和一批西方文学翻译名著。
5.玄奘“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什么意思?
他的翻译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他既不赞同道安等人的直译,也不赞成鸠摩罗什等
人的意译,而是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即提出了“圆满调和”的翻译主张。这是我国
古代翻译思想的典范。正如梁启超所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
也。”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译文达到了“和谐”理想的境界(极轨),在翻译史
上成为一派“新译”。
6.林语堂“翻译标准”
(一)忠实标准
林氏认为,忠实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死译是直译走向极端的
结果,胡译是意译走向极端的结果。他认为直译与意译两个名称虽然便于使用,但仍是不中肯
的名称,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使之成为死译和胡译的庇护所,或令人以为翻译有两种同时可
行的标准。其实这两个词不过表达了历来客观存在的翻译方法的不同倾向,两者是互相对立
又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翻译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翻译非绝对,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
即比较忠实之谓,非绝对的忠实之谓。”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
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决不可能将这些同时译出,译者所能求的只是
比较的非绝对的成功。”
(二)通顺标准
关于翻译的通顺标准,他从心理学角度指出:“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必是分析的而非组合的,
先有总意义而后裂为一句之各部,非先有零碎之辞字,由此辞字而后组成一句之总意义;译文
若求通顺之目的,亦必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与此同时,林氏还提出句译理论,主张翻译只能
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
译出之责任”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者的语意。”罗选指出,“林语
堂是中国第一个在翻译中运用以句’为’单位的学者”。
(三)美的标准
翻译还有美的方面须兼顾。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当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
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
于文字之美的问题,“凡译艺术文的人,须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
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翻译须传神,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字
神’是什么?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他又从另
一角度将这三条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
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齐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7.矛盾的“意境论”(“艺术创造性翻译论”)(简答题)
矛盾的“意境论”(“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是他1921年提出的“神韵说”的进一步发展,
是翻译的最高境界,然而却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
矛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中
指出,“传达原作的艺术境界”是文学翻译的根本任务。他把我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这一重
要范畴——意境,引入文学翻译,使“意境论”成为我国文学翻译中具有独特意义的理论。
文中精辟地论道:
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造的艺术,我们要求于文学作品的,不单单是事物的概念和情
节的记叙,而是在这些以外,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即通过艺术的形象,使读者
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
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为了达到“艺术创造性翻译”,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必须要求译者具有广博丰富的生活经验。文学作品是描写生活的,译者何创佐者
也一样,也需要有生活体验。译者的生活经历与生活体验愈丰富,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
的生活也愈容易体会和了解。
其二,必须使“译介与研究”密切结合。翻译的成果应该是研究的成果。“译者翻译一
部作品,必须对原作进行科学的研究,要全面正确地分析、研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社会和
生活环境,以及作者的思想和风格。”
其三,必须强调译者对待语言的运用问题。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
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
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
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真正达到“艺术创造性的翻译”。
8.慧远为何提出“厥中论”的主张?(答案同上:名词解释)
9.鸠摩罗什为何倡导意译?
鸠摩罗什主张“以信为本”。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
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因此它的译经“曲从方言,趣不乖本”,追求以曲折的方式
用汉语表达,但不违背原意,达到辞旨婉约,自然流畅,声韵俱佳的效果。其译作有“文辞
流便”之誉。他是佛经翻译意译派代表人物,是译界第一流宗匠。
他属于哪个派别?鸠摩罗什重意译,而不主张直译。是继支谦之后“文质之争”中
“文派”的又一代表人物,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位“文派”大师。
为何倡导要保持“天然西域之语趣”?(答案不明确,需归纳)
鸠摩罗什的译著《妙法莲华经》“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
情,他对西方辞体有着自己精辟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
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
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从该段得出:(由于语言的差异,翻译者处于两难境地,要么过于贴近原文而失去本族语
的魅力,要么拘泥于本族语而牺牲原作的风采。)表明鸠摩罗什“以信为本”的翻译思想。
背景:东汉明帝时,佛法传来中国,历经魏晋诸朝,汉译的经典渐渐增多,但是翻译的
作品多不流畅,与原梵本有所偏差。
罗什的意译原则,最早实践了“信”、“达”、“雅”三项翻译标准。他译经时紧跟原文的
意旨,对原作或增或减,务在达旨。在“信”、“达”之外,罗什还要求译文雅正,以便阅读。
他讲究译文的文采;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语,采用汉字音译等方式,重
新定名,改掉了以前译本中直接援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概念术语,从而避免了理解上的歧
义,基本上还了佛典的本来面目,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作。
他运用意译法,目的是使中土诵习佛经者易于接受理解。可以说,罗什是我国较早考虑
读者接受能力的译者;他坚持以梵文本佛经为翻译原本。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重译”带
来的衍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佛经翻译的标准本或者说是范本。
三.论述题
1.林纾用何种方法进行翻译?(论述题)
林纾不懂西文,翻译全靠合作者口述。他提出“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他立
下翻译标准和原则:“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不亡失。”欲达此目的,他坚持三条原则:
第一,要求合作者“逐字逐句口译而出”,首先做到“形似”
第二,要求“二人口述神会”,然后施以雄健之笔雄深雅健之笔,步步入于“意境”,产生
出“赏心而怡神”的境界和效果。
第三,“于讲舍中敦喻诸生”,“以彼新理,助我行文”。
他还坚持“支点”论进行翻译:林纾善于以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为支点,翻译他熟悉和有
所研究的外国作家的作品。
“足音”论:林纾虽不懂西文,但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
林纾是靠“听”,实质上是靠“心”去与作者建立这种血肉般的联系。
2.佛经翻译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新译”等演变,举例说出其中各阶段的代表人物,
观点及思想意义
演变
过程
代表人物
及作品
观点思想意义
直译
案本而
传
道安(东
晋,前秦高
僧);《般若
学》
“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
字”;“五失本”,在佛经翻译
中提出“三不易”的翻译理论
主张“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五
失本”,“三不易”是翻译辩证法思想
的科学体现;道安是中国翻译史上对
可译性提出系统的对策论的第一人
意译
趣不乖
本
鸠摩罗什
(后秦高
僧)《法华
经》《金刚
经》
“以信为本”,强调翻译必须
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
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
达到信与美的统一。“曲从方
言,趣不乖本”,追求以曲折
的方式用汉语表达,但不违背
原译,达到辞旨婉约,自然流
畅,声韵俱佳的效果
罗什的意译原则,最早实践了“信”、
“达”、“雅”三项翻译标。对西方辞
体,有自己精辟和独到的见解,其译
著《法华经》“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译经时考虑读者接受能力,他的译经
思想,影响深远,开创了我国古代佛
经翻译的新时期。
直译
宁朴近
理
彦琮(隋代
佛经翻译
家)《辨证
论》
主张“宁贵朴而近理,不贵巧
而背源”,即宁可质朴,而把
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
巧而有悖原义。提出佛经译者
应具备的“八备”
他提出译者的条件和伦理的要求,说
明翻译的标准,以及阐明翻译的原则
和目的追求,对于我国佛经翻译的理
论认识以及当前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新译
圆满调
和
玄奘(中国
佛教四大
翻译家之
一)
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
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
提出“圆满调和”的翻译主张,
这是我国古代翻译思想的光
辉典范。“五不翻”原则
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译文
达到了“和谐”理想的境界,在翻译
史上称“新译”;“五不翻”对后世的
翻译活动,特别是20世纪初掀起的
“译名大讨论”,具重要指导意义;
3.佛经翻译时期,为何出现了“文质之争”?其焦点和实质是?
支谦所著《法句经序》中批评译本“其辞不雅”,维袛难则反击“佛言依其义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涉及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从而揭开了关于文与质的论战。各译经大家被粗
分为文派和质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
场讨论。从整体上看,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到以“文”为主,最后结于文质相辅
的道路发展。
首先,“文质之争”出现并非偶然。在佛经翻译初期,译者面临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难度极大,因而译法上相对保守,采取的是再现原作精髓的方法。特别是翻译宗教经典方面,
译经的都是信徒,对原著更是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逾越。因此“质”派最先出现且占据主
导地位。随着译经实践发展,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后人不断改进,为使译文通顺流畅,
更符合汉语审美习惯,进而出现了“文”的倾向,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其次,是佛教广泛传播的需要。起初佛教是在皇家贵族和来华佛教信徒间传播,其文化
素质相对较高,因而对于晦涩的译经也可以接受,但随着佛教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麻痹手
段让百姓也可以接受,佛经翻译就面临着如何让普通百姓也理解的问题。因此,译者就抛弃
了以前的质,转以更通俗的方式译经,也就出现了“文派”,这里的“文”是指“通俗易懂”。
一次,“文”和“质”两派的观点,其实反映了译者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所采取的的不同态度。
再次,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质派创始者为外来僧侣,汉语水平制约其翻译;文派的支
持者,若非生长于中国,便是久居汉土,对汉语、中土文化都有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最后,中国文学的影响。支谦提到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对质派观点产生一定影响;然而岁中国文学发展,“受当时文风取向华美的影响”,
产生了文派。
综上所述,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原语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对象是相差悬殊的天竺语与汉
语的翻译,焦点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实质是属于
语言风格的争论。并非等同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不同。
文派、质派各自代表人物有哪些?
文派(意):支谦鸠摩罗什
质派(直):安清支谶道安彦琮
4.林纾、严复分别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结合当时背景,为何要翻译人文社会科学?
严复和林纾都生活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当时民族危机和
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
技术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梦想被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粉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主权进
一步丧失,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劣,百日维新变法失败。
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寻求保种保国的道路,翻译家出于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改革社会思想
的目的译介外国作品,特别重视其中的思想性。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出发点,他们选择翻
译当时中国社会最薄弱的人文社会科学。
该时期代表人物、思想意义、贡献?
严复深感国势危急,大声疾呼,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他思考西方
列强富强、中国贫弱之原因,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要想从危亡
中挽救国家、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启发民智,让封建士大夫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
制度和学术思想。于是,他觉得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
各阶层。严复翻译文本包括法律、政治、经济、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众多方面。严复译
介的“八大名著”分别是《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
学浅说》、《法意》和《群己权界论》。
林纾是近代中国难得的一位翻译家、爱国者。自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
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国难当头,林纾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警醒国民,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
以达到救国保种的目的,这也是林纾翻译外国人文社科的主要目的。
他们的翻译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为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为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输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
制度、新的学术观念以及西方的风土人情、文学体裁和新颖的表现手法,都起到了思想启蒙
的作用,也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和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
5.钱钟书的“化境”论
如今,我们习惯将钱钟书的“诱、化、讹”三字经,称为“化境”论。“化境”论的提
出,突破了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拘囿,跃出樊篱,别开新宇,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
国传统翻译思想,这是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一大贡献。
“诱”(“媒”)字,非常生动形象:一是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
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著的冲动;另外这个“诱”(“媒”)字就是从广义上翻译对于文
化交流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讹”是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也是翻译
中难以避免的毛病。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
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
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显然,钱钟书肯定“化”之“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
性改造,具有审美意义。
“化”,是“化境”的核心。是对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译者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彻底和全
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钱先生的“化”强调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翻译时不能因语
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如果译文显得生硬牵强,那就得“化”它一化了;二
是、化的时候不能任意的化,也就是说,虽然“躯壳换了一个”,还得“保存原有的风味”,
“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显然,这里的“风味”。“姿致”不是指意,而指形式、风格与神韵。
钱钟书“化境”论的真正内涵,即是,一、“无痕”,既要有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又要不拘泥
于原文,是另一种语言的相应而完美的表述,即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
神姿致依然故我。二、“存味”,钱钟书把原作视为一个充满内在生命,浑然不分的有机整体,
毫无穿凿痕迹的“化”,在译文的语言框架内,从而将传统译论推向新的高度,达到了翻译
艺术的极致。
(论述题)价值:
钱钟书在翻译理论上提出的著名的“化境”论可与严复的“信达雅”论和傅雷的“神
似”,即“求信——神似——化境”,构成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主体,而且将翻译引入文艺美
学的范畴,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发展。
指导意义:
“化境”论的提出,突破了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拘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传统翻译思想,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化境”论中,“诱”字,形象地道出了翻译的性质,它的功能、作用和目的。说明了翻
译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大家去爱好外国文学作品。他赞同把翻译比作原作的
“投胎转世”的说法,认为翻译“属于与创作并行的高级文化事业”,让我们明白翻译所
起的重大作用。
钱钟书指出,“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即是
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
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
还时常有距离。因此“讹”也是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讹”字很好的解释了译文不能完全
忠实于原文的根源,主客观原因和它的不可避免性。
钱氏对翻译的标准用了一个“化”字,“化”是对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译者追求的最
高目标。同时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他也说了“化境”论的真正内
涵——“无痕”与“味存”。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的核心是“化”,而“化”与“讹”是对立
统一的。钱钟书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当译者迫不得已做出某些改
变时,其译作仍然可以达到“化”的境地,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
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换言之,有“化”必有“讹”,“讹”包含在“化”中,而某些创造
性的“讹”是更高境界之“化”,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
因此,钱钟书的“化境”论不管对翻译理论,还是对翻译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6.结合时代背景谈谈郭沫若和鲁迅看待“翻译和创作的关系”的观点为什么相左?有什么
社会意义?
郭沫若曾认为“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主张写作比翻译重要,后来也倾向于鲁迅
的观点。
鲁迅认为“翻译应与创作并重”,通过翻译达到“移情、益智”的目的,为中国文化创
作和思想带来新鲜的血液,所以它们是同等重要的。翻译为中国思想、文化创作提供新
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可以丰富发展中国之创作。
他们的观点之所以相左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郭沫若更多的是从一个文学创作者
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和创作的关系,而鲁迅则是从文学创作者和译者的角度综合来看。
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运动,也是一场全面的文化转型运动。此时的文学界正处于“百家争鸣”的时期,所以对于
“翻译和创作的关系”不同的人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后面郭沫若修正观点,倾向于鲁
迅观点这一行为可以看出翻译与创作是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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