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诗

朱自清《经典常谈-诗经》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

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

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

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

反正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

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

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

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

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

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

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

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

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

乐歌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也

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

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

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

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

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

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

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

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

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

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

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

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

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

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

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

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

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

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

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

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

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

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有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

后来的《诗经》了。“诗言志”是一句古诗;“诗”(言志)这个字就

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

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

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

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名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

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

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

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

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

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氵专兮，有美一人，

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

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

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

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

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

生做学问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本来说的是

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名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

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

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

又说诗歌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

在里面。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

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

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

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

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

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

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

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

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

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

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

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了。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

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

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

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

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用的。为什么事作的，便

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

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

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

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

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

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

诗，似乎是《小序》的专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

不过所选取的字义，决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

《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

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的附合史料，编成

《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发挥了作为

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