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与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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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论犯罪与刑罚》

读《论法律》有感拜读了培根的《论司法》，感慨颇

深，惊叹于这样一篇隽永的短文中蕴含如此丰富的法律智慧。

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样一句话：“不能把法律变成使

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网。”这让我对于“严刑峻法”进展了

一系列的考虑。

马克思法学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在历史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统治阶级倾向于采用严刑峻法，认为被统治者

会因为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而顺服他们的意志，不敢肆意妄

为，如此社会秩序就安定了，统治更加稳固了。然而，严刑峻

法真的能到达理想的效果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事实并非

如此。纵观中国历史，多少朝代因为推行严刑峻法导致社会动

乱甚至走向灭亡的命运——正是暴秦严苛的法律规定“失期，

法皆斩”，陈胜、吴广才萌生“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

死，死国可乎？”之念，发动了起义；隋文帝杨坚晚年“用法

益峻”“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他公布诸如“盗一钱

以上皆弃市”“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之类的苛刻刑法，

致使百姓惶恐不安。而隋文帝推行严刑峻法也是导致隋亡的重

要原因之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历史上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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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见不鲜的现象进展了概述：“中国的著述家们有一种永久的

评述，在他们的帝国里，刑罚愈严厉，革命就愈接近。”由

此可见，当法律严苛到了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网”

的程度，此时非但不能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反而会起到相反

的效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对抗。”当法律变成压迫人

民的工具时，人民便会奋起对抗。这里的“对抗”蕴含着两层

意味，一是指人民无法忍受因为法律使人动辄得咎而不得不每

日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的状态下，于是企图用包括推翻

统治者统治的各种手段来摆脱这种状态；

二是指当法律规定情节较为细微的犯罪与情节严重的犯罪

所面临的恶果相差无几时，人们就更敢于逃避刑罚甚至犯下更

多的罪行，以“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蔑视法律。但无论是前者

或是后者，对统治者的统治秩序都有着极大的破坏力。

尽管“法律就是获得成功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

表现”此话不假，不过我们更需要意识到，“虽然统治阶级意

志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决定的，但其形成和调

节也必然受到被统治阶级的制约。统治阶级在制定法律时，不

能不考虑被统治阶级的承受才能、现实的阶级力量比照以及阶

级斗争的形势，也不能不考虑在实行阶级统治的同时，执行某

些公共事务职能和社会职能。”由此可见，法作用的对象始终

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制定法律以限制约束被统治阶级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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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法律的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们遵守

而不是去违背，一部让人们动辄得咎的法律只有强迫性而没有

标准性，实际上缺失了作为法律的一局部价值。

我们始终应该谨记贝卡利亚的教导，他在《论犯罪与刑

罚》一书中如是说：“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

损害公民，并规诫其别人不要重蹈覆辙。”因此，法律不应过

于严苛，只需维持在“罪刑相适应”的限度即可。除此之外，

贝卡利亚在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防止性方面的主张也为我们提

供了启示。“刑罚的适用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

效。”“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

是刑罚的必定性。”这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假设想要法律到达应有的效果，不必力求“立法必严”，不妨

转换思路力求“执法必严”。在严刑峻法下，局部违法犯罪者

仍抱有幸运心理，认为自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如此他们照

旧肆意妄为。但假如加强执法力度，保证每一位违法犯罪者都

能及时地、必然地受到刑罚的惩罚，不再有人逍遥法外，此时

的法律实际上对人们的标准效果也许要比一味地推行严刑峻法

大得多。

那么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最理想的法律呢？既然我们都深知

严刑峻法不可取，而过于宽松的法律也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

那么是不是遵循中庸之道的法律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呢？这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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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看似非常合理，其实不然。最理想的法律这一概念只能是相

对而言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国家推行获得的效果是各不一样的，这世上没有

一部法律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理

想的法律，应该是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法律。我们鞭挞严刑峻

法存的其固有的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在开展程

度较低、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人们的道德观念较为薄

弱，比起用道德潜移默化地教化来约束和标准他们的行为，显

然是严厉的刑罚更能直接带给他们震撼，见效也更加迅速。

但随着国家文明程度的不断开展、国民素质的不断进步，

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逐渐下降。因为当文明开展到了一个较为

先进的阶段时，此时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也应该随之提升到一

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应该把关注重点从如何惩罚犯罪转移到

预防犯罪上去。因为“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

切优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立法是一门艺术，它引导人们去享受

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

幸。”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贝卡利亚指出有如下几条途径，分

别是：把法律制定的更明确和更通俗；崇尚科学，能用理性、

逻辑的头脑来判断所做之事的对错；司法机构严格执行法律；

奖励美德和完善教育。这些观念在现如今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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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法治建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

阻碍。每当有恶性的案件曝光时，社会上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

声音呼吁要恢复“严刑峻法”，对动辄就要死刑处理，假设是

能施加“满清十大酷刑”就更好不过了。这些言论真实地反映

了普罗群众最朴素的情感，但却缺乏理性，颇有罗马法最原始

时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意味。提倡用严刑峻法折磨罪

犯又何尝不是一种恶行呢？我们始终要明白，法律从来都不是

折磨人的工具，它设立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受到惩罚，而是希

望我们能标准自己的行为从而防止惩罚。假如严刑峻法存在的

意义仅仅是为了惩戒，那么它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总而言之，“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天罗地

网。”这句话中蕴含着对严刑峻法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动辄”使人们受到刑罚，二是将使人“得咎”置于管理、

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之上。当统治阶级立法时着重考虑到这两

方面的因素，制定的法律过分严苛的情况就能有效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