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

樊纲:既得利益在，改革就会有阻力

作者：张军红王德民

来源：《经济》2019年第10期

简介：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基金会秘书长，2006年-2010年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2015年6月再次被国务

院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转轨

经济学”，2005年、2008年、2010年相继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国《观点》杂志评选为

“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10年为“世界100位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

有《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

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时，樊纲很不理解，劳动创造价值，但为什么20多人的农

场盈利，100多人的反倒亏损了。带着这种疑惑，他的三个高考志愿都填了经济学。

他是渐进式经济改革的倡导者，他认为任何一项改革，旧制度再不好，都会有既得利益集

团维护，只要有既得利益，改革就会有阻力，要在保证既得利益存在的前提下发展新制度，打

消反对意见，改革才能继续推进。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樊纲认为最重要的是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既能为市场经

济发展奠定基础，也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

大规模改革，90%以上的新增就业是民营经济提供的，如果没有民营企业托着，3000多万国企

下岗职工将无法有效安置。”

对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过渡，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平稳转型的过程，而

是需要不断努力创新才能实现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要充分发挥想

象力，形成高级增长要素，包括好的人力资本、好的科学技术、好的创新体制、好的教育体

制、好的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保障质量的提高。

渐进式并不意味着没有曲折

《经济》：您是渐进式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处于什么阶

段？

樊纲：当前仍然处于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这一模式一旦启动，就是一个渐进展开的过程，

但是渐进式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曲折，也会走弯路，去年的国企民企争论就是一种反映。

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2700万家，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

过60%，其实这一比例曾经达到过70%，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实施刺激政策，增加政府

财政开支，国有企业近水楼台，再加上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效率提高，在一些竞争性领域优势开

始凸显，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这一现象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企业兼并重组时，国有企业不要直接收购民营企业的

股份，混改本身就是为了增强民营企业的作用，这种“逆混改”会改变民营企业的性质，要想从

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向民营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发展，就应该创造条件发展民营企业。

总体来看，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进展，但是依然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深层次

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些已经确定的事情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等，也需要进

一步推进落实，法制方面也需要逐步健全完善。

《经济》：渐进式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

樊纲：应该说基本规律没有变，改革的问题就是阻力问题，有既得利益在，改革就会有阻

力。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利益越来越大，改革越来越难改。其实任何一个

体制都有既得利益，以当年的价格改革为例，价格与每个人息息相關，涉及老百姓的既得利益

且人数众多，也正因如此，粮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慢慢过渡取消。

对于改革，基本办法有两个，一是努力保护既得利益。在改不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先发

展新体制过渡，双轨制逐步往前走，只要新体制比旧体制的增长速度快、效率高，一段时间之

后自然就会实现改革，这就是渐进式改革的基本逻辑。如果仍然有人反对，还可以进行适当补

贴，减少既得利益的受损失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必然会有利益冲突，也一定会有人反

对，这是无法避免的。

在渐进式改革中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多数情况下改革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比如

去年提出的金融开放，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推动;也有自下而上的情况，即概括总结地方的实践

经验，以政府的力量向全国推广，例如最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三年就完成了改革。

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阻力也来自于政府。各部门之间互相掣肘，有些部门对现有机制已经

轻车熟路，不愿再改，怕既得利益被打破，增加管理难度;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也会因各种问

题推进不下去，成效甚微。因此，政府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和政策制定者，一定要看准方向，与

时俱进，先不争论，先做事情，让时间来发现问题再进行调整。改革需要有打破既得利益的魄

力，在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推动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一步步深入下去。中国的改革一定

要往前走，不能停止，也不能倒退。

越接近前沿，越需要自我创新

《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制度经验？

樊纲：这要从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着手，现在市场经济不再是早年的原始状态，增加了

4个方面，一是法制，因为需要处理的市场之外的纠纷越来越多，包括污染治理、食品安全等

问题，用外部法制来规定利益分配尤为必要。

二是社保，1900年前后西方各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我们搞市场经济也应学习这一

点，贫富差距扩大是不行的，没有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也维持不下去。

三是监管，行业标准、行业安全、技术保障等都需要监管，瑞士的牛奶之所以品质好，能

够成为“牛奶大国”，也是因为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了严格的监管制度。

四是宏观调控，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奇迹不是高增长，而是没有出现危机，政府

管理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政府管理有时也会出现问题，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

对经济过热还是有很高的警惕性，比如采取限购措施干预住房过热，虽然这种做法存在争议，

但是只有把泡沫控制住，才不会产生大的危机，世界上所有重大危机的爆发，都是因为之前存

在泡沫，没有及时管理，导致最终失控。

从理论层面来讲，如果只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错，但是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在这方面已经很

成熟了，中国没有后发优势，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想要快速发展很难，因此需要政府的力量来

助力市场经济发展。当然这个度很难把握，现在也有点做过头了，有些领域补贴扶持过度，反

倒坏了事。但是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科研在政府的助力下，发展得很突出。

《经济》：很多人提到现在后发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如何焕发新

动能？

樊纲：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改革的问题，二是发展的问题。随着改革的逐

步深入，中国发展进入一个高潮，这得益于3个优势的充分发挥，一是比较优势，二是后发优

势，三是本土优势。

中国40多年的发展，最初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但最重要的是后发优

势的叠加。后发原本是劣势，世界市场已被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瓜分，我们要进入其实很困

难，但是后发的优势在于不用从头试错，有些经验教训可以直接吸取，比如如果没有日本的房

地产泡沫破裂在前，我们的房价可能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才能以较低的学习成本走捷径。

但是，后发优势只是在特别落后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落后的原因是什么？缺少知

识。知识的缺乏涉及很多方面，会影响增长的各个要素，教育环节的缺失，使人力资源水平无

法提高;不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就容易出现缺陷，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没有技术，就没有创新

能力，形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路径就是开放学习，引进外资，让跨国公

司在中国设厂，由此带来知识和技术。当然，我们学习模仿获得的知识都是非专利保护的知

识，或者过了专利期的知识，没有偷谁抢谁，就是学习、模仿的过程，这个过程得益于全球化

的发展，得益于过去的投资、贸易、人文、科技、大学等一系列的交流，使得发达国家的很多

知识能够外溢到发展中国家来。

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都是保密的，越接近前沿就越需要自我创新。之前的试错成本都是别

人支付的，进入无人区之后，有很多困难都需要自己去攻克，同时还要形成长效激励机制，使

大家在学习的同时逐步加大自我创新的力度。

中国决定性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2006年-2010年您被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当时正值国际金融危

机，为此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主要会考虑哪些因素？

樊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与美联储不同，他们有决策权、投票权，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严格说来是一个咨询机构，只提建议，并不涉及决策。

金融危机之后的很多决策其实已经超越了货币政策的范围，导致当时经济过热的重要因素

也不是货币政策，而是一种机制性变化，比如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这与货币发行量无

关，是一种债务失控，从政府角度来讲是决策机制的问题。

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增长，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包括就业问题;其次是

物价。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一样，就是让增长和物价两者保持稳定。

《经济》：如今各国央行都在实行寬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也在微调，您如何看待当前的这

种调整？

樊纲：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刺激政策力度过

大，2011年之后开始收缩，当时的货币发行量每年增长18%左右，2018年降到8%左右，应该

说货币政策还是比较紧的。而欧洲和日本基本上都是负利率、零利率，日本甚至从宽松上升为

超宽松。

总体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物价基本都比较稳定，相对而言还可能有点过紧，在一定意

义上，过紧有很多因素，比如债务过高、杠杆率过高，产能过剩却未及时解决，都会导致经济

比较低迷，不见得就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在货币政策过紧、下行压力没有完全解除的状态下，

又遇到外部环境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更好的发展。

但是货币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决定性的，中国

决定性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制改革，这不是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货币政策只是定

向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扶持小微企业等，但解决不了基本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