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塔

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

辛德勇

研究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在存世早期印刷品实物方面，日本的百万塔陀罗尼最早引起学

术界关注。所谓“百万塔陀罗尼”，是一批用印板复制的佛教密宗咒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

经》，印制于日本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四年，时值唐朝代宗大历五年，亦即公元770年。日皇

此举，是为纪念平定藤原仲麻吕的兵乱、感谢三宝加护和祈愿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的功德，当

时总共制作一百万座木制小塔，用来安放这批经咒印本，故世人称之曰“百万塔陀罗尼”。

叠经沧桑世变之后，逮至晚近明治后期，亦即相当于清朝光绪末年的时候，尚且剩存有4

万多座经塔和一千多卷经咒。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一卷《无垢净光

大陀罗尼经》印本之前，这种百万塔陀罗尼一直被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视作世界上现存最早

的雕版印刷品。

日本、西洋和中国研究印刷史的学者，都很早就对百万塔陀罗尼做有一定的描述和探讨。

不过，绝大部分中国学者，过去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实物，因此，往往只能是依样转述域外人

士既有的论述。尽管客观条件给中国学者的研究造成很大限制，但这并不足以对相关研究的

深度构成难以逾越的屏障；况且事实上早在清代末年，就已经有中国的第一流古籍版本专家

杨守敬在日本间接接触到此物，并在所编《留真谱》中摹刻了经卷的部分内容和藏经木塔的

形制，而且随后不久，还有不止一座藏有经卷的小木塔流传进入中国。

关于杨守敬接触、覆刻百万塔陀罗尼经和百万塔陀罗尼传入中国的具体经过，旅日友人

陈捷近年撰著《关于日本最古的印刷品<百万塔陀罗尼>西传中国的记录》一文，做有深入系

统的论述，为我们了解中国学者对这一早期印刷品的认识历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根

据陈捷这项研究，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十六年期间受聘担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的陈矩，曾

于光绪十四年年底，在东京上野一家旧书肆内，用很低廉的价格购得带经木塔一基。陈矩任

满回国时，将这座经塔带回国内，捐赠给故乡贵阳的黔灵山佛寺，并撰写一篇《黔灵山藏塔

记古田军号观后感 》，勒石立碑，郑重记录其事。

陈捷研究指出，陈矩不仅独具慧眼，能够在“书贾初不知贵”的书肆上搜得此塔，而且

他看到藏在塔内的陀罗尼经咒印本之后，马上考虑到，应该依据这一实物，重新审视中国印

刷技术的产生年代。据我所见，这也是世界上最早将李唐王朝时期的陀罗尼经咒印本与中国

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联系起来思考的说法。这一点不仅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即陈捷所云，

“是我们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印刷术起源研究历史的宝贵线索”，而且也是我

们在进一步探讨印刷术起源问题的时候，所应着力的主要方向。正如陈捷已经指出的那样：

“作为早期印刷品的实例，百万塔陀罗尼不仅是日本印刷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物，而且对东亚

印刷技术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百万塔陀罗尼的印刷，还有很多不解之

谜。解开这些谜团，一定有助于我们了解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印刷术发明初期的

种种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里我想为陈捷这项研究补充一条新的资料，以期更为完整地揭示

百万塔陀罗尼传入中国的历史面貌：这就是陈矩当年在日本买到的百万塔陀罗尼，其实不止

赠送给贵州黔灵山寺院这一座，另外还有一基经塔，送给了出访日本的友人傅云龙。傅云龙

氏在《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当中录存有自书题跋《无垢净光陀罗尼塔记》，这篇短文叙

1

说此事颠末云：

此日本神护景云所造百万经塔之一也。贵阳陈氏（矩）得其二，以一归之云龙，如

获拱璧，遂制椟，记之曰：

按日本史，神护景女生体脂 云四年夏四月，造三层小塔一百万成，分置诸寺。日本孝谦纪民族团结手抄报 天

平宝字八年发愿造塔，基高各四寸五分，径三寸五分，露盘下置根本、慈心、相轮、六

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塔木质，经镂木板，粗细略差。

经曰《无垢净光》，卷轴纸高八寸，是日本天尺，与今曲尺少异。今得自陈氏者，不

惟与史纪合，且与大藏省所印《观古》本无丝毫异，可珍也已。

神护景云四年，当唐大历五年庚戍，去今一千一百三十九年也。

光绪十五年夏五月，德清傅云龙记。1

可见同样是经与塔完整相配成套，略无缺损。

傅云龙在光绪十三年八月至光绪十五年十月期间，以“游历使”身份奉朝命出游日本、

美国、秘鲁、巴西、英属加拿大和西班牙属古巴诸地，其间往返出入，既是以东邻日本为出

境首站，也是以日本作为入境前的最后一站，按照傅云龙自己的说法，就是“不得不以日本

为中外之枢纽”。傅氏归途再至扶桑，时为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直到九月中旬，一直

居留未去2。当时，陈矩正身在驻日公使馆随员任上，于傅氏来日四个月前，刚刚在上野书

肆上购得那一座后来捐赠给家乡佛寺的百万陀罗尼经塔。所以，陈矩赠给傅云龙的这一座经

塔，或者是从同一书肆上与前者一同购买，或者是陈氏后来又有机会遇到，但入藏于陈氏行

箧，也应当是在前番购塔之后。另外，傅氏在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一为日本延喜刻本《文选》

残卷撰写的题跋当中，已经提到“日本百万塔藏《无垢净光经》”一事3，说明他在此时已劫大招落地位置 经

从陈矩那里得到纳经木塔。这是陈矩购藏此塔最晚的时间下限。

在古籍版刻方面，傅云龙其人殊非等闲之辈。他这次周游列国而于归途滞留日本的时间，

竟长达四个多月，傅氏自言“昔以游为主，今以记游为主”，亦即在日本整理印行这次游历

各地所编纂的列国图经，“昼夜排比，随编随印，以铜版镂图、以铅字列表、以石印济木雕

所不逮”。实际上，他不仅关注日本发达的新式印刷技术，在这期间，傅氏还在日本鸠集良

工覆刻了彼国收藏的一些中国佚传的重要典籍，其中包括唐卷子本《论语》经文和显庆《新

修本草》残卷、北宋刻《二李唱和集》（作者为北宋初年人李昉和李至）残本、以及日本延

喜时刊刻的《文选》零帙等，将其编印到《籑喜庐丛书》当中；同时，傅云龙还为陈矩影写

刊印的宋本诸葛深撰《历代帝王绍运图》等书题写跋语，并在《日本图经》当中撰著有一篇

《中国逸艺文志》；而此前他在光绪十三、四年间初次游历日本时，即多方访求稀见典籍，

赏鉴有所谓《黄石公三略》、唐初人唐临的《冥报记》、《春秋经传集解》等一大批旧抄珍本。

总之，从中显现出相当深厚的版本目录学素养4。因此，他自然清楚知晓这种百万塔陀罗尼

在世界印刷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中国古代版刻史研究的资料价值。如傅云龙氏在题跋中所

说，在获赠百万塔陀罗尼经咒之后，他不禁为之欣喜不已，“如获拱璧”，并特地制作一个函

椟，珍重存储。所以，当傅云龙在光绪十五年九月下旬从东京启程回国复命的时候，绝对不

可能不把这件百万塔陀罗尼带在身边。

1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

页250～251。

2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地球图》，页4；又《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

记后编》，页246～273。

3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46～247。

4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本图经馀记前编下》，页94～97，页109～111；又

《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46～253，页257～259。

2

由于陈矩在清朝驻日公使馆任职期满回国，是在光绪十六年，而傅云龙在光绪十五年九

月下旬已经由东瀛返抵上海，在他离开东京的时候，陈矩还亲随使车到横滨码头送行1，所

以，傅云龙这座经塔内的陀罗尼经咒，应当是目前所知有明确文献记载的第一件传入中国的

百万塔陀罗尼经。尽管原本是得自陈矩的馈赠，傅云龙却领先于陈氏一步，将经塔带到了中

国。

根据陈捷实地考察所见，陈矩赠送给贵阳黔灵山佛寺的那件百万塔陀罗尼早已不知去

向，而傅云龙带到国内这一座经塔，目前也无由获知其是否尚存留于世间。不过，据傅云龙

孙子傅训成所了解的情况，乃祖手稿今大多收藏在浙江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其携自日本的

百万塔陀罗尼，或许即与此等文稿并存于一处，亦未可知，但愿有心人能够查找到它的下落。

傅云龙不仅率先把百万塔陀罗尼带到了中国，他也曾像陈矩一样，试图从书籍雕版印刷

史角度来阐释这座经塔的价值，说见傅氏为日本延喜十三年（值五代后梁乾化三年）刻本《文

选》残卷撰写的题跋：

往读陆深《燕闲录》，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笔丛》

（案指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谓雕本肇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之

二说或春分的诗 者疑之。今质宋以前椠本，夫奚疑？

日本百万塔藏《无垢净光经》，厥式不一，皆出镂板。据《孝谦天皇纪》，刊于神护

景云四年，为唐大历二年，亦唐椠一证也，先于是本一百四十五年。程大昌《演繁露》

云，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叶子”云者，即今书叶。2

核诸陈捷《关于日本最古的印刷品<百万塔陀罗尼>西传中国的记录》一文所引陈矩《黔灵山

藏塔记》，知陈矩文中所记相关论述，几乎与之完全相同：“曩阅陆深《燕闲录》，隋文帝开

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又《笔丛》：‘雕本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

五代，精于宋人。’余始未然其说，今据神护景云刊本经（神护景云四年当中国唐代宗大历

五年），是异国刊本之行已始唐代，则二说必有所本矣。”联系前述傅云龙此番居留日本期间

尝为陈矩覆刊古籍撰写题跋的情况，两相对比，颇疑陈矩《黔灵山藏塔记》所说，乃是移录

撮述傅云龙既有考释而成（陈矩谓神户景云四年当唐代宗大历五年而非傅氏此处所说大历二

年，应是另外参据了前引傅氏《无垢净光陀罗尼塔记》所做的更正，而擅改“敕废像遗经，

悉令雕撰”为“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则属妄自改易旧典以牵合己意）。

有关这种陀罗尼经咒的印制方式问题，傅云龙在《无垢净光陀罗尼塔记》中只写有“经

镂木板，粗细略差”这样八个字。“粗细略差”只是说这一印本字划镌刻比较粗率，这固然

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所谓“经镂木板”，与傅云龙氏考述延喜本《文选》时所说百万塔

陀罗尼“皆短日记 出镂板”一语相同，情况显然已不再这样简单，涉及到陈捷所说百万塔陀罗尼印

刷的一些“不解之谜”。

首先，百万塔陀罗尼的印版，到底是普普通通的林木材质，还是某一种金属材质，多少

年来，在日本学术界以及民间印刷史爱好者之间，就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更为重要的

是，虽然大多数日人著述，都把百万塔陀罗尼经咒，视作雕版印刷的制品，包括中国在内世

界各国的学者，对此也都信从不疑，但另有一小部分日本学人，譬如印刷史研究专家井上清

一郎，即通过科学的实验手段，证实它实际上只是犹如钤盖图章一样由上而下“钤印”上去

的字迹，这与版面向上仰承纸张的雕版印刷，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井上氏这一观点，得

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晃教授的积极赞同3。若是依照此说，傅云龙“经镂木板”

1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72～274。

2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46～247。

3藤枝晃《文字の文化史》（東京，岩波書店，1971）十三《印刷のはじまり百萬塔陀羅尼》，页220～223。

3

的判断，恐怕就很不妥当了。

韩国庆州佛国寺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虽然字迹看起来似乎比日本的百万塔

陀罗尼要更为成熟一些，但印版和经卷的高度却是很小，与百万塔陀罗尼经咒相当接近。假

如我们将百万塔陀罗尼如此局促的高度，理解为“钤印”这种印制方式的限制作用所致，那

么，诸如庆州佛国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一类形制相近的早期印刷品，是不是也存在

钤印的可能，似乎就很值得考虑。

百万塔陀罗尼究竟是钤印抑或雕版印刷，已经涉及到雕版印刷技术的内在渊源问题；而

这类陀罗尼经咒本身的内容，更涉及到促使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问题，头绪繁

复，远不像傅云龙、陈矩对百万塔陀罗尼经与中国印刷术产生时间所做的对比类推那样简单

明了，同样不便在这里一一展开论述，我将另行撰写文章，尝试予以论证。

傅云龙这次在游历列国之后，停留于日本编印他依据旅行见闻和所搜集资料写成的“图

经”，这是沿承宋朝出访辽、金以至高丽的使臣归国后要以所谓行程“语录”或者编纂“图

经”的形式向朝廷呈报行役见闻的先例（诸如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许亢宗《宣和乙巳奉

使行程录》、以及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便是其中较为知名的著述），而他在《游历日

本图经馀记后编》中所记述的在日本印制图经的具体办法，不仅是这批图经印制过程的工作

日志性记录，同时，也是我们考察近代西洋印刷技术在日本和中国传播使用状况的绝佳史料，

因而附带转录于此，以供关心近代印刷史事者参考：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以聚珍版印《日本图经》。其活字率铸蝇头，鲜稍大者，

措资补其未逮。虽已集字数百万，鸠工五十有奇，而苦不足。瓜期逼矣，编可卜夜，印

难日尽，三十须臾也。

于是，以铅工补表，其镌字铅版以算不以式也；以铜版雕地图，其版文阴，印之于

纸，则文阳也，印工难于木版多矣；又以石印助手民，若字则以油墨书之鸡子清纸，取

西法印之，厥值虽昂，厥功则倍；若印物诸图，则取影而后再印以石；其它套版书面之

属，仍雕木。如粉丝，如散钱，而急欲同条共贯，难乎不难乎！

旁观者匿笑曰：“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云龙勉力晨昕为之，有进无退，先以《古

巴图经》试印。1

上述各项印刷技术，有一些具体问题，或许还有待结合其它相关文献和社会历史背景，加以

深入探讨，但像这样萃集多种西洋印刷方式以至东方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技法于同一部书中，

诚如傅氏所说，宛若仓促间使粉丝同条、散钱共贯，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对

于喜好近代出版物的藏书人家而言，惟其印制非易，并且独具特色，也才更具有收藏价值。

2009年2月14日记

刊藏书家第《》16辑，齐鲁书社，2009年6月

又同人《敦煌学とその周辺》（大阪，株式会社ブレーンセンター，1999）第五四回講座《敦煌西域の仏

教考古学》之《百萬塔陀羅尼印刷物かスタンプか》，页175～178。

1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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