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

论俄罗斯译学的三大突破和文化转向

毛志文

【摘要】MakingabriefsurveyofRussiantranslationtheoriessince1950s,

wecanethatthreeRussianexperts'(Fedorov,Barhudarovand

Kommisarov)translationtheoriesres吃西餐刀叉怎么拿 pectivelyreprentthemainviewsin

peranalyzesthe

threetranslationaltheorists'views,makesbriefsurveyofRussian

translationtheoreticalhistory,andpointsthatthreebreakthroughsand

y,more

emphasisisputonthestudyoftranslationalesnceandprocessrather

ly,thescopeof

translationstudiesixtendedbeyondtranslatedtextstoinvestigate

y,

translationstudiesarenotlimitedintheareaoflinguistics,andheadfor

alturnhasarin.%纵观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译学,费

奥多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和科米萨罗夫的理论分别代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俄罗斯

译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文章通过对这三位翻译理论家的思想观点进行对比和分析,

对整个苏俄翻译理论史进行梳理,指出俄国的翻译研究先后经历了三大突破和文化

转向,即突破了一般层面的语言研究,深入到翻译的本质和过程;突破了文本,以跨文化

交际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突破了单纯的语言学领域,翻译研究迈向多学科、多元化的

发展道路;呈现出翻译的文化转向.

【期刊名称】《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2)006

【总页数】6页(P50-55)

【关键词】俄罗斯译学;三大突破;文只是太爱你歌词 化转向

【作者】毛志文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5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咏柳的诗句 社会科学指导性项目“结构诗学与俄汉诗歌翻译”，

项目编号：13g006；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2B002，受中央高

校基金基本科研业务专项经费资助。

[Keywords]Russiantranslationstudies;threebreakthroughs;culturalturn

在国际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苏俄翻译理论是一朵盛开的奇葩。广为大家所知的是肇

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之争，两派学者对翻译问题的深

入研究和激烈争论使得人们对翻译的本质和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在国际译坛

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向前发展。其中，语言学派的大家就

包括费奥多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等。直到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后继无人，而销声匿迹；

语言学派最终取得胜利，占据俄罗斯译坛的主导地位。决定这一标志性胜利的是科

米萨罗夫(..)。从费奥多罗夫到科米萨罗夫，俄罗斯译学呈现出

了三大突破和文化转向的特点，这对于今后俄罗斯译学的发展和当代世界各国的翻

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向前发展，并促使人们从多学

科的角度去研究它，从此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费奥多罗夫是苏俄翻译理论的开山鼻祖，也是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奠基人。他的代

表作《翻译理论概要》(1953年)不仅是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开拓性文献，也

是整个西方现代翻译学中最早的重要著作之一。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为：1)翻译的定

义。翻译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言语作品(文本或口头的话

语)用另一种语言(译语)重新创造出来。2)翻译理论属于语言学研究范围。翻译最本

质的东西是语言，没有语言就不能实现翻译的任何功能，也只有采用语言学的研究

手段才能科学地揭示出翻译的本质和规律。3)翻译的任务。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任

务是探索原文和译文对比中的规律，根据对翻译中各种现象的观察，做出科学的概

括，帮助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中寻找所需的表达手段，并从中找到论据，以解决

具体问题。翻译的目的是使不懂原语的读者(或听众)尽可能多地了解所译文本(或

口头言语)。4)等值的定义：翻译的等值，意味着充分传达原文的意思内容并在功

能修辞方面与原文完全一致。5)翻译单位：翻译单位是多元的，不是永恒不变的，

要考虑上下文的作用[1]。

巴尔胡达罗夫是继费奥多罗夫之后苏联翻译语言学派的最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他将

50年代初兴起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代表作《语言与翻

译》(1975年)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作，代表了当时

苏联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最高水平。他的主要观点是：1)翻译的定义。翻译是将一种

语言的言语产品在保持内容(意义)层面不变的情况下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品

的过程。这里的内容(意义)层面应从广义上来理解。保持内容不变只是相对而言，

译者只能争取尽可能的等值。因为损失不可避免，完全等值只是一种理想，翻译只

是争取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2)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利用现代符号学理

论将符号的关系分为三类，并将内容(意义)层面划分为与之相对应的三大类型：所

指意义、语用意义和语言内部意义。翻译中所要传达的广义的内容(意义)层面就是

这三类意义。特别是在翻译的语用方面，要注意交际过程的参与者对某些符号不同

的理解程度，以及自己的语言和超语言经验对其作出的不同解释。3)翻译单位与等

值问题。巴尔胡达罗夫将翻译的等值单位具体而鲜明地划分为六大层次：音位层

—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话语层。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就是传达不

变的内容和意义，并遵循译语规范，这种层次的翻译就是等值翻译。层次偏低的翻

译是逐字翻译，层次偏高的翻译是自由翻译[2]。

科米萨罗夫是苏俄语言学翻译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俄罗斯现代翻译学的重要代表

人物，被称为俄罗斯现代翻译学之父。他的代表作《现代翻译学》(1999年)，为

俄罗斯现代翻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标志着自20世纪五

六十年代以来苏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之争中语言学派的最终胜利。科米萨罗夫的

主要翻译观点有：1)翻译的定义。翻译是言语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交际人利用

不同语言系统进行言语活动的特殊形式。因此，翻译从实质上来说不是译者的言语

行为，而是复杂的跨语言交际行为。他是两个不同语言的言语产品在交际过程中的

融合。具体来说，就是三个言语行为的融合：创造原文的言语行为、创造译文的言

语行为和使不同语言表达出来的言语产品融合的行为。翻译要求的仅仅是原文和译

文的交际等值，以使它们在具体的交际行为环境中可以相互替代。这里的交际等值

就是指不同文本(发出者的文本和接受者的文本)在言语交际行为中的等同，即译文

在功能、内容和结构上与原作一致。2)五种等值类型：交际目的等值、情景等值、

情景描写方式等值、句法结构等值、最大限度等值。前三类属于情景功能等值，后

两类是语义等值。3)翻译中语用学研究的三个方面：语用意义(文本以内译作最大

限度接近原作)；语用价值(文本以外翻译的实际目的)；语用影响(交际效果，语用

改译)。4)四种翻译过程描写模式：情景模式、转换模式、语义模式和心理语言学

模式。5)五种翻译规范：语用规范、体裁-修辞规范、言语规范、规约性规范和等

值规范。6)系统论述了翻译学中的符号学、文本学、文化学和社会学方面[3]。

纵观以上三大翻译理论家及其观点，费奥多罗夫代表的是五六十年代早期的苏俄翻

译思想，是俄国翻译理论的萌芽时期；巴尔胡达罗夫代表的是七八十年代中期的苏

俄翻译思想，是俄国翻译理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的时期；科米萨罗夫代表的是九十

年代以来俄罗斯现代翻译学的思想，是俄国翻译理论的成熟时期。他们的思想观点

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给我们粗略地勾勒出整个苏俄翻译理论史的基本脉络，也基

本上符合整个国际译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的新趋势，呈现出三大突破和文化转向的

特点。

俄国翻译理论突破了“怎么译”的问题，深入研究翻译本质，翻译研究的对象更加

丰富，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更加微观和精细。

费奥多罗夫提出的翻译思想是在20世纪50年代，正值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是翻译理论的形成时期。在此之前的2000多年，不仅是在俄国，在整个西方翻译

理论界，人们大多只是从技术层面去探讨如何更好地翻译，很少关注翻译研究的本

体，更别提对翻译行为本身及其过程的研究。费奥多罗夫系统总结前人的各种翻译

成果，第一次在俄国系统化、科学化地提出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对象

以及任务，并开始对等值、翻译单位等问题进行探索。虽然费奥多罗夫此时对翻译

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两种言语产物的交换的水平，对翻译单位的认识也较为模糊，

但对这些问题系统化的论述毕竟在整个俄国翻译史上是第一次，而且费奥多罗夫对

等值的认识已经具有功能修辞学的色彩，并试图将文艺学翻译理论囊括到他的普通

翻译理论之中，这些都已颇具近现代翻译学的某些雏形。因此，将费奥多罗夫视为

翻译理论的开山鼻祖是当之无愧的。俄国的翻译理论在他所创立的基石上迅速发展

起来。

巴尔胡达罗夫是苏联七八十年代翻译语言学派的领物。当时翻译的文艺学派和

语言学派激战正酣，真理越辩越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翻译语言学理论获得

了长足的发展，对翻译和本质、等值、翻译单位等问题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更高的

水平。在翻译本质的问题上，巴尔胡达罗夫在费奥多罗夫的观点之上进一步提出

“内容和意义不变”，并明确指出这里的“内容和意义不变”是广义的，即按符号

学的三分法划分为所指意义、语用意义和语言内部意义的不变。这无论从深度还是

广度上都大大丰富了翻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那个年代的学者们对翻译

本体的认识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他还对翻译单位和等值问题进行了更

为深入地探索。费奥多罗夫只是提出翻译单位不会永恒，应当多元化，但并未直接

指出翻译单位到底是什么，也没有将翻译单位和等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巴尔胡达

罗夫则引入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明确地将翻译单位划分为六大层次，并认为只有必

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才是等值的翻译。这在俄国翻译史上也是首次，具有十分积极

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学者(如，,,

..等)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翻译单位时，总离不开他提出的这

六个层次。

科米萨罗夫是现代翻译学的代表人物，其翻译研究涵盖面广，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

包括翻译的研究对象、内容、本质、任务、模式、标准、规范、对应形式、语用问

题、修辞问题、文本学方面等等，内容十分丰富，这都是以前的译学研究者所难以

企及的。特别是在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上，科米萨罗夫强调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跨语言

交际行为，是两个不同语言的言语产品在交际过程中的融合，并从跨文化交际的角

度，提出翻译要求的仅仅是原文和译文在交际上的等值，这就将巴尔胡达罗夫的

“文本等值观”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由此看来，科米萨罗夫已经不再拘泥于文本，

开始从跨语言文化交际的视角来审视翻译，而且所提出的五种等值类型不仅具有独

创性，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此外，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既重视翻译的“规范

性”，也重视其“描写性”，在翻译过程模式化和翻译规范系统化方面都有许多创

新之处，具有辨证的思想成分，理论体系性强。这都说明，这一时期的俄国翻译理

论较为成熟，已对翻译的过程进行十分微观的分析。这样一来，人们对翻译的过程

和目的也就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费奥多罗夫突破“怎么译”的樊篱，首次提出翻译的

语言学理论之后，俄国的一代代学者逐渐摒弃了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理论，开始系统

地、科学地研究翻译。于是对翻译的本质认识逐渐深化，翻译研究的对象逐步扩大，

翻译的过程也逐步明晰，俄罗斯的翻译理论思想逐渐趋于成熟。

俄国翻译理论突破了文本，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文本之外，包括对接受者、语用目

的和语用效果的研究，开始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研究翻译。

费奥多罗夫的翻译研究仅仅只局限于文本之内，并没有将研究的视角延伸至文本以

外，仅仅从微观语言学的视角来审视翻译。这也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有关，因为那

个时候正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候，费奥多罗夫的翻译研究自

然也深受其影响。当时，语用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并没有真正应用于翻

译理论的研究之中。直到70年代，语用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学科有风生水起之

势，并逐渐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因此巴尔胡达罗夫就明确将翻译理论列入宏观语

言学，指出在翻译中研究超语言因素(包括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种族因素等)的重

要性。他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开始提到“语用意义”，并认为语用意义也是翻译转换

过程中需要传达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将词的语用意义明确划分为修辞特征、语

域和感情色彩三类，并指出正确传达句子的交际功能切分是求得等值不可或缺的条

件。当翻译时没有直接实用的对应单位时，可以用补偿法、描写性翻译法和比喻法

等来传达荷兰瓜 语用意义[4]。与此同时，巴尔胡达罗夫还认为翻译的语用方面不仅包括

语用意义，还包括交际过程参与者对某些符号不同的理解程度，以及根据自己的语

言和超语言经验(即背景知识)对它们作出的不同解释。巴尔胡达罗夫对翻译的语用

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这标志着苏俄翻译理论家们已经开始将研究的视角投向

文本之外，在宏观语言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翻译，将交际过程的参与者、超语言因

素、文本接受理论等应用于翻译的研究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苏俄翻译理

论家们突破文本的第一大步。到了90年代，科米萨罗夫已经开始从跨文化交际的

视角来研究翻译了，认为翻译是创造原文的言语行为、创造译文的言语行为和使用

不同语言表达出来的言语产品的融合。作为复杂的跨语言交际行为，翻译研究需重

视译者和文本接受者。他所提出的翻译学的语用方面更为具体和详细，包括语用意

义、语用价值和语用影响这三大类，并列举了大量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内容十分丰

富，可操作性更强。其交际等值理论也是建立在跨语言文化交际的基础之上。更值

得称道的是，他将翻译学与文化学、社会学相结合，进行系统地研究，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这些都是对费奥多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翻译思想的极大超越。由此看来，

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已经摆脱了文本的束缚，对翻译本质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已具备了现代翻译学的思想。在科米萨罗夫之后，现代俄罗斯著名翻译学家

斯多布尼科夫(..)则系统而完整地提出了翻译的语际交际公式，展

示了翻译交际的全过程，使得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5]。

因此，从费奥多罗夫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到科米萨罗夫的现代翻译学再到后来斯多布

尼科夫的翻译语际交际公式，实质上是一个文本逐步敞开的过程，对翻译理论的研

究也逐渐由微观走向宏观，由文本以内走向文本以外，从单纯的语言学研究迈向跨

文化交际研究。

俄国翻译理论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突破了单纯的语言学领域，走向多

学科性，与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符号学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点从费奥多罗夫本人对自己理论作出的修正就可以看得出来。费奥多罗夫的

《翻译理论概要》(1953年版)中指出，翻译理论只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加以研究；

而在1968年和1983年的版本中，费奥多罗夫则在此处做了主要的修正，认为各

种理论都可以独立存在，无需一种理论从属于另一种理论。他在1966年发表的

《争取翻译理论中各种意见的综合》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仍然坚持在文艺翻译

的理论中只有走文艺学的路子或只有走语言学的路子才是恰当的，这种提法已经过

时了，落后了。当前是各门科学空前协作的时代……”这食用香精 说明费奥多罗夫本人对翻

译理论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认为翻译的多学科性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后如何积分入户

的翻译理论家们的探索也逐步证明了这一点。

巴尔胡达罗夫已经将符号学、语用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之中了。正

如前面所叙述的，他所提出的翻译定义、翻译单位、等值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些学

科的基础之上，他所提出的超语言因素中已经开始出现文化学、社会学的某些成果

了，只是不系统、不完善而已。并且，在苏联六七十年代，翻译学派的两大阵营激

战正酣，信息论、控制论、心理学、应用数学等理论也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巴尔胡达罗夫提出了翻译的文艺学理论、翻译的心理学理论、翻译的控制

论、信息论、应用数学理论和翻译教学法等等，为翻译的多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相对于费奥多罗夫的翻译思想来说已经是跨越了一大步了。但是巴尔胡达罗夫始

终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学的核心部分，其他流派如文艺学派、心理学派、

数控论派等等都应当围绕它来发展，各种非语言学科对翻译的兴趣是有限的。这就

暴露了他翻译思想的某些局限性。

科米萨罗夫的翻译思想涵盖的范围则更加广泛，他系统而广泛地运用语义学、语用

学、符号学、修辞学、文本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优秀成果来研究翻译，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俄国历史上任何翻译理论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正是因为科米

萨罗夫翻译思想的这种多学科性、多角度性才使得他成为俄罗斯现代翻译学的重要

先驱。《现代翻译学》中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许多新的趋势，

为今后译学者的探索指明了方向。在他之后的许多俄罗斯翻译理论家，如斯多布尼

科夫()开始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加尔博夫斯基()

从对比修辞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等等。

由此看来，翻译学的多学科性质今后还会越来越明显，目前不少学者已开始将翻译

学与政治学、生态学、生态女性文学、人类学、逻辑学、民族学、宗教学等联系起

来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都说明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走向

与其他多门学科空前协作的辉煌时期。

俄国翻译理论呈现出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探讨社会、历史

和文化层面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

翻译的文化转向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埃文左哈(EvenZohar)、安德

鲁勒夫维尔(AndreLefevere)、苏珊巴斯纳特(SuanBasnett)等一大批著名翻译

理论家对此都作出过研究。加拿大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

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6]西方文化

学派学者们的观点无疑对俄国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不少俄国学者逐渐将翻

译研究从译语本位观中解放出来，开始强调翻译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拓展

翻译研究的新境界。回望苏俄翻译理论史，巴尔胡达罗夫的翻译思想中已小时代主题曲 经出现了

文化转向的萌芽。他提出的翻译属于宏观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在翻译研究中应重视

超语言因素(包括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种族因素、地理因素等)的作用

和影响等，都预示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然而，遗憾的是，巴尔胡达罗夫并未对

翻译理论中的文化观点展开系统而详尽的论述。之后俄国的不少翻译理论家，如什

维策尔()、拉特舍夫()、托佩尔()都相继提出并且研究

过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直到科米萨罗夫在总结前人的思想和观点的基础上，借鉴西

方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地提出了翻译的跨文化研究范式，才标志着俄国翻译的文

化转向走向成熟。在科米萨罗夫之后，更多的俄罗斯翻译理论家从跨文化交际的层

面来研究翻译，如斯多布尼科夫、加尔博夫斯基、索洛杜普()等等。他们

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翻译的文化学派，成为国际译坛上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这些都

标志着俄罗斯译学正在进行着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转向并非

是当今俄罗斯译学唯一的趋势，而仅仅只是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当今世界各国的译

学都处于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俄罗斯的译学也是如此。

纵观俄国近60年的翻译理论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译学的发展脉络呈现

出三大突破和文化转向的特点。作为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杰出代表，费奥多罗夫、

巴尔胡达罗夫、科米萨罗夫给我们呈现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们的翻译思想和观点，

也对今后俄罗斯译学的继续发展和当今国际译坛产生巨大影响。今后，翻译学作为

一门边缘的学科将朝着多学科、多元化的方向继续前进，俄罗斯译学也必将呈现出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

【相关文献】

[1]..()

[M].：,1983:5-17.

[2]..[M].:，1975:7-21.

[3]..[M].:，1999：260-279.

[4]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M].蔡毅，虞杰，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5：146.

[5]....[M].：

,2001：257.

[6]Simen,intranslation:CulturalIdentiryandthePoliticsof

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ege,199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