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2）

四

对于抽象经验主义，⽬前流⾏两种辩护。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辩护，就意味着这种风格的结果的单薄贫乏，与其归咎

于“⽅法”本⾝的内在特性，不如怪罪到“次要的”原因，也就是资⾦缺少、时间不够。

⾸先，⼈们可能会说，由于这类研究通常耗费巨资，要对提供经费的利益集团所关⼼的问题给予⼀定的关注，必然会受

此影响；不仅如此，这些利益集团拢在⼀起，问题可谓零散细碎。因此，研究者在选择问题时，还不能够实现结果的真

正积累，也就是说，以更具显著意义的⽅式汇总结果。他们已经尽⼒⽽为，只是⽆法关注能够带来成果的⼀系列实质问

题，这样就不得不专注于发展⽅法，⽆论实质议题是什么，都可以付诸研究。

简⾔之，求取真理的经济学，即研究的成本，与求取真理的政治学，即通过研究来阐明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并使政治

论争更贴近现实，两者之间似乎相互抵触。结论是：只要社会研究机构在国家科学基⾦总量中占有⼀定份额，如四分之

⼀，只要它们可以如其所愿地⾃由⽀配这笔钱，那情况就会⼤有好转。必须承认，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种合理的期

待。但其他⼈也不知道，虽说对于我们当中那些⾏政管理型的知识分⼦来说，他们坦然地为了造势上位，放弃了社会科

学的研究，想必持有上述的信念。不过，如果单单揪住这个话题，会使勉励的意思 思想批判⽆法切中要害。不仅如此，还有⼀样事

情是⾮常清楚的：由于“⽅法”耗费昂贵，其践⾏者往往会涉⾜⾃⼰研究的商业性和科层性运⽤，这的确会影响研究的风

格。

其次，⼈们可能会想，批评者只是缺乏耐⼼，但我明⽩，所谓“科学的要求”的管理话语可不是最近⼏⼗年来才有的，⽽

是存在了数百年。你可以说，只要“循序渐进”，这类研究⾃然会积累起来，使我们有可能概括出有关社会的具有显著意

义的结果。在我看来，从这种思路来给出正当化辩护，等于假定把社会科学的发展看作⼀项奇特的筑砖成墙的努⼒。它

假定，究其本质⽽⾔，诸如此类的研究能够作为“基本单元”，在未来的某个时节被“加总”或“接合”，从⽽“构筑”有关某个

整体的可信赖并可验证的形象。但这并不单纯是⼀种预设，⽽是⼀项明确的政策。拉扎斯菲尔德断⾔：“经验科学必须

研究具体的问题，将众多琐碎、细致、耗时的调查的结果汇总起来，构筑更为⼴泛的知识。有更多的学⼈转向社会科

学，这当然值得赞赏，但并不是因为这种趋势会在⼀夜之间拯救世界，⽽是因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快最终发展出⼀门

整合性社会科学的艰难任务的进程，⽽这样的科学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控制社会事务。”

这⾥提出的规划在政治上的含混暂且按下不表，它是要假设，研究的结果能够被“汇总”，并进⽽成为“⼀门整合性社会科

学”，从⽽将研究局限在“琐碎”的调查上。要说明这种看法为何有⽋缺，我不能只谈这些研究者所获的结果为何如此单薄

贫乏的外部原因，⽽必须转向他们的风格和规划所内在固有的某些原因。

我的第⼀个观点必须探讨理论和研究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科学家考虑问题时应当采取的策略：较为宏⼤的观念与可以

细致阐发的领域，孰先孰后？

当然，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流派⾥，所谓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数据就是茫然⽆绪，⽽没有数据⽀撑的理论就是空谈⽆物，

当然都是泛泛之论。但我们还要⽐哲学层⾯上的花样⽂章更进⼀步，要考察研究实践及其结果。这正是我在此的努⼒所

在。在像拉扎斯菲尔德之类的⽐较直⽩的陈述⾥，“理论”和“经验数据”这样的操作观念意思⾮常明确：“理论”成了解释统

计结果时有⽤的那些变量；⽽被强烈建议并在实践中被清楚表明的所谓“经验数据”，仅限于那些能够在统计上确定的事

实与关系，也就是为数众多的、可以重复的、可以测量的事实与关系。鉴于理论和数据都是⼗分有局限的，再看有关它

们之间相互作⽤的观点的那种豪⽓，似乎就削减成了单纯的⼝惠，事实上，根本就没什么可认可的了。如前所⽰，这样

严格限定这些术语，并没有任何哲学理据，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当然也没有任何理据。

要核查和重塑⼀个宽泛的观念，就必须给出细致的阐发，但细致的阐发并不⼀定就能汇总⼀处，构成⼀个宽泛的观念。

你应当挑选哪些内容来进⾏细致的阐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汇总”⼜是什么意思？⼈们认为，⽤语轻松寻常，使任务

也显得机械照办就好，其实并⾮如此。我们谈宽泛的观念与具体的信息（也就是理论与研究）之间的相互作⽤，但我们

还必须谈问题。在陈述社会科学的问题时所诉诸的观念，通常关联着社会历史结构。如果我们认为这类问题是实实在在

的，那么对⼩范围领域进⾏任何细致研究，就确实显得不明智，除⾮我们事先有充分理由相信，⽆论结果如何，这样的

研究都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有⽤的推断，便于解决或澄清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预设⼀种视⾓，把所有的

问题都看作针对零散细碎的个体及其零散细碎的情境，以统计⽅式或其他⽅式，产⽣零散细碎的信息，进⾏零散细碎的

探寻，这可算不上“转译”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

就观念⽽⾔，你从任何真正细节性的研究中得出的观念，在极少情况下能多过你融⼊这些研究中的观念。你从经验研究

本⾝中得到的就是信息，⽽你能⽤这样的信息做些什么，在相当程度上要看你在研究过程中，是否选择了你⼿头具体的

经验研究作为更⼤的理论构筑的暂停检验节点。当科学制造者忙着将社会哲学转变成经验科学，并建⽴起研究机构以容

⾝其中，也就炮制出了⼤量的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原则或理论在指导他们如何选择这些研究的主题。我们已经看

到，“幸福”可能是⼀个主题，市场⾏为也可能算⼀个。⼈们径直假设，只要使⽤了“⽅法”，零散地分布在埃尔迈拉、萨格

勒布和上海的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加总，最终汇成有关⼈和社会的“充分发展、组织有序的”科学。与此同时，实践活动⼜

勒布和上海的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加总，最终汇成有关⼈和社会的“充分发展、组织有序的”科学。与此同时，实践活动⼜

推进到下⼀项研究。

我主张，这些研究或许不能以“加总”的⽅式得出更具重要意义的结果。我这么说，是考虑到了抽象经验主义实质上偏向

的那种有关社会的理论。任何风格的经验主义都涉及某种形⽽上学的选择，选择什么是最真切实在的。现在我们必须来

看看，这种特定的风格究竟要求怎样的选择。我认为，有⼀点颇具说服⼒，可以⽤来声⾔，这些研究往往例证了⼈们所

知的那种⼼理主义。这个主张可能基于以下事实：它们的根本信息来源乃是对个体的抽样。这些研究中所问的问题是从

个体的⼼理反应的⾓度来提出的。这就要求我们预设，社会的制度性结构，⾄少就以这种⽅式来研究的制度性结构⽽

⾔，是能够经由有关个体的这类数据得到理解的。

要想弄清楚有关结构的问题，弄清楚它们对于说明即便是个体⾏为的重要意义，就需要有⼀种视野远为开阔的经验主义

风格。⽐如，在哪怕是美国社会的结构中，尤其是某⼀时间的某个美国城镇（通常这就是所谓“抽样区”），也会存在如

此众多的社会维度和⼼理维度上的共同特性，以⾄于社会科学家必须纳⼊考虑的⾏为多样性完全⽆法获得。只有当我们

拓宽视野，涵盖⽐较性、历史性的多种社会结构时，才能获得那种多样性，并由此正确地梳理问题。但抽象经验主义者

由于抱守认识论上的教条，系统性地采取了⾮历史、⾮⽐较的视野。他们探讨⼩范围的区域，偏向于⼼理主义。他们⽆

论是界定⾃⼰的问题，还是说明⾃⼰的微观发现，都不会对历史性社会结构的基本观念有任何切实的运⽤。

即便是作为对于周遭情境的研究，也不能指望这类研究具有深刻的洞察。根据定义，也基于⾃⼰的研究，我们知道，处

在特定情境中的⼈们（受访者）对于所处情境中的许多变迁的原因往往是不知晓的，只有从结构转型的⾓度才能理解这

些变迁。当然，这种总体视野与⼼理主义正好构成两极对⽴。它对于我们的⽅法会产⽣什么样的影响，似乎是⼀⽬了然

的：细节性研究所选择的情境，应当切合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问题。在情境中被分离出来并被加以观测的“变量”，应当是

我们考察结构后已经发现的很重要的那些类型。当然，针对情境的研究和针对结构的研究之间，应该有双向互动。如果

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像是分散⾃处的⼀群妇⼥，各⾃缀补⼀床⼤被的⼀⼩部分，可不是什么⾼明的想法。这些⼩碎⽚

⽆论多么精确设定，都不会如此机械、外在地关联⼀体。

但在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多少标准化的统计分析，“拿到数据”，“跑⼀下数据”，通常由那些半熟练的分析员来

做，这根本不算什么稀奇之事。然后⼀位社会学家，甚⾄是⼀组社会学家就会被雇⽤，“真的来分析它”。这就引出了我

的下⼀个论点。

在抽象经验主义者当中，晚近有⼀种趋势，就是在经验研究之前，先来上那么⼀两章为序，概述“问题的相关⽂献”。这

当然是个好兆头，我觉得是在⼀定程度上回应来⾃既有社会的研究学科的批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项⼯作⼏乎都是在

数据已经收集并“成⽂”后再来做的。不仅如此，既然这项⼯作耗时颇费，⼜磨⼈耐性，在有⼀堆事⼉的研究机构⾥，就

往往转交给同样有⼀堆事⼉的助⼿来做。然后，他搞出来的备忘摘录会被重新打磨，努⼒使经验研究披上“理论”的包

装，并“赋予其意义”，或者，如同⼈们常说的，“从经验研究中攒出个更好的故事”。即便只是这样，或许也聊胜于⽆。但

这的确会经常误导局外⼈，后者可能贸然认定，这项具体的经验研究经过了谨慎选择、细致设计、精⼼实施，在经验上

⾜以检验更为宽⼴的观念或假设。

我不相信通常做法就该这样。事实上，那些认真对待社会科学的“⽂献”的⼈，会基于“⽂献”本⾝的⾓度，花费⾜够的时

间，去把握其所包含的观念、理论和问题，只有经过这些⼈的⼿，才能确定什么是通常做法。只有到那时⼈们才能领

会，可以不⽤丢弃这些研究的问题和观念，⽽把它们的意义转译到适宜于“⽅法”的更为具体、范围更⼩的问题上。当

然，所有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做的就是这类转译，尽管按照他们的理解，“经验的”这个术语并不局限在有关⼀

系列同时代个体的抽象的统计信息，⽽“理论”也不只是汇集“解释变量”。

在这样的讨论中，颇有⼀些耐⼈寻味的把戏。如果从逻辑的⾓度来分析，我所考察的这类研究揭⽰出，⽤来解释和说

明“数据”的那些“耐⼈寻味的概念”，⼏乎总是指向：（1）⾼于访谈所利⽤的层⾯的结构性、历史性“因素”；（2）低于访

谈者所能了解的深度的⼼理“因素”。但是关键在于，⽆论是结构的概念，还是⼼理深度的概念，⼀般都不是⽤来梳理研

究、搜集“数据”的⽤语。这些⽤语也许会约略指向其中某个⽅向，但并不属于这种研究风格通常确认的那些特指的、“清

洁的”变量。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作为基本信息源，多少是被框定的访谈通常需要有⼀种奇怪的社会⾏为

主义。鉴于研究在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实情，这种状况⼏乎⽆法避免。这是因为，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员，通过短

短20分钟，甚或是持续⼀整天的访谈，也是⽆法获取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深度材料的，那得靠训练够多、耗时够长的访谈

才能得到，这难道不是显⽽易见的吗？⽽我们所知的适当从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可以获取的那种有关结构的信息，也

是不可能从寻常的抽样调查中得到的。

然⽽，有关结构和深度⼼理的观念还是被⽣硬地搬⽤到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中。它们诉诸⼀般性的观念来说明特定

的观察。⼀般性观念被⽤来阐述结构或⼼理⽅⾯的问题，作为⼀项研究的“成⽂”的“起⾸”。

在有些研究⾏话⾥，当细节性的事实或关系被宽泛的假设颇具说服⼒地“说明”时，有时会使⽤“聪明”（bright）这个词。

当细碎的变量的意义被拓展，⽤来说明宽泛的问题时，结果就可能被指为“漂亮”（cute）。我之所以提这个，是要表

当细碎的变量的意义被拓展，⽤来说明宽泛的问题时，结果就可能被指为“漂亮”（cute）。我之所以提这个，是要表

明，正在兴起⼀套“⾏话”，来遮掩我说的这些步骤。

凡此种种，等于是⽤统计结果来刻画⼀般性论点，⼜⽤⼀般性论点来刻画统计结果。⼀般性论点既没有得到检验，也没

有变得具体。它们只是被调整以适应数据，就像数据被安排调整以适应它们。⼀般性论点和说明可以结合其他数据使

⽤，⽽数据也可以结合其他⼀般性论点使⽤。借助运⽤这些逻辑把戏，研究被赋予了结构性、历史性和⼼理性的意义，

⽽那些研究就其抽象处理的风格本⾝⽽⾔，恰恰消除了诸如此类的意义。照着以上所⽰的⽅式，以及其他⼀些⽅式，就

有可能既抱守“⽅法”，⼜试图掩盖其结果的琐屑。

在给定章节的起⾸段落，在所谓“银鱼干怎么吃 概述”章节，有时在某个“承上启下”的“解释性”章节，诸如此类的步骤的运⽤实例⽐⽐皆

是。在此我并不打算细致考察给定的研究，只希望提醒读者，便于他⾃⼰更敏锐地审察这些研究。

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都是靠观念推进的，事实对它只起到了约束作⽤。⽆论是对于有关“⼈们为何

像这样投票”的抽象经验主义的调查，还是对于历史学家有关19世纪俄国知识分⼦的所处位置与所持⽴场的阐述，这⼀

点都同样适⽤。前者遵循严格步骤，往往更加精致烦琐，当然也更加矫揉造作。但两者的结果在逻辑上的地位并⽆⼆

致。

最后，对于抽象经验主义所获结果为何通常显得单薄贫乏，还有⼀种说明，或许最好表述成⼀个问题：那些真实但并不

重要的东西，与那些重要但并不⼀定真实的东西，两者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张⼒？这个问题更好的问法是：社会科学领域

⾥的⼯作者应当乐于解决哪⼀个层次上的证明？我们当然有可能变得如此⼀丝不苟，乃⾄于必然只剩下巨细靡遗的阐

发，除此⽆他；我们也有可能变得⾮常模糊含混，最终只剩下⼀些⼤⽽⽆当的概念。

那些囿于⽅法论上的约束的⼈，往往不愿意谈论任何有关现代社会的事情，除⾮经过“统计仪式”（TheStatistical

Ritual）的精致打磨。常听有⼈说，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就算⽆⾜轻重，⾄少真实⽆误。我对此不能苟同，更愈益怀疑其

究竟有多么真实。我好奇的是，这⾥⾯有多少精确甚或是伪精确与“真实”混为⼀谈，⽽抽象经验主义⼜在多⼤程度上被

当成唯⼀“经验性”的研究⽅式。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么⼀两年认真研究过千把⼩时的访谈，做过仔细的编码和打孔，就会

逐渐看到，“事实”的领域其实可塑性⾮常强。不仅如此，就“重要性”⽽⾔，当我们当中某些充满能量的头脑殚精竭虑地研

究细节时，只因为他们奉为圭臬的那个“⽅法”不允许他们研究别的，那当然它会是重要的。现在我确信，这类研究中的

⼤多数已经沦为单纯的遵循仪式，这仪式刚好能获得商业价值和基⾦价值，⽽不是像其代⾔⼈声称的那样，“坚守科学

的强硬要求”。

精确并不是⽅法选择的唯⼀标准；诚然，精确不应当像经常发⽣的那样，被与“经验的”或“真实的”混为⼀谈。我们在研究

与切⾝相关的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精确。但不存在任何⽅法凭其本⾝就应当被⽤来限定我们要着⼿研究什么问题，哪怕

我这么说的唯⼀理由就在于，那些最耐⼈寻味、最棘⼿的有关⽅法的议题，常常起于既定技术⽆法应⽤之处。

如果当切实的问题从历史中浮现出来时，我们能对其有所感受，那么有关何为真实和重要意义的追问也就往往不⾔⽽喻

了：我们应当尽可能细致⽽精确地研究这类问题。⽆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通常都是精⼼阐发的

假设，在关键论点上凭借更翔实的信息详加论述。事实上，要应对那些被⼴泛认可为重要的话题和主题，并⽆他法，⾄

少迄今尚未出现。

我们的研究必须关注重要的问题，或者更常见的讲法是，要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样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什么⽽⾔具有重要意义？⾏⽂⾄此，必须指出，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它们必须具备政治上、实践上或道德上的含

义，⽆论这类术语可能被赋予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先应当表明的意思在于：它们应当与我们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与

这套社会结构中所发⽣的事情具备真正的相关性。所谓“真正的相关性”，我指的是我们的研究应当与这类观念具备逻辑

上的关联，⽽所谓“逻辑上的关联”，我说的是在我们研究的设问阶段和说明阶段，在更为宽泛的阐发与更具细节性的信

息之间，应当有公开⽽清晰的相互融贯。关于“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含义，我稍后会来谈。与此同时，显⽽易见的是，

像抽象经验主义这样谨慎和刻板的⼀种经验主义，却在探究中清除了我们时代重⼤的社会问题和⼈性话题。所以，想要

理解这些问题、探索这些议题的⼈，就会转向其他阐述信念的⽅式以获得启蒙。

五

在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中，与哲学截然有别的经验主义的特定⽅法显然是⽅便合⽤的。我也看不出任何⼈能够合乎情理

地反对这样来使⽤这些⽅法。当然，通过适当的抽象，我们能够精确地谈论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本质上是排斥测量

的。

如果你所研究的那些问题很适宜于统计程序，那就应当坚持尝试使⽤。⽐如，要摸索⼀套有关精英的理论，我们需要知

道⼀群将军的社会出⾝，⾃然会努⼒找出来⾃不同社会阶层的⽐例。如果我们需要了解⽩领⼈群的实际收⼊从1900年以

来上涨或下降的程度，就会做个按⾏业区分的收⼊的时间序列，并以某种价格指数作为控制。不过，⼀旦⼀般化，谁都

不需要接受这样的程序作为唯⼀可⽤的程序。当然，也没有⼈需要接受这个模式作为总体上的典范。这并不是唯⼀的⼀

种经验⽅式。

种经验⽅式。

我们应当依照对于整体的不那么精确的看法，选择特定的、细碎的特性，进⾏深⼊⽽精确的研究，以便解决与结构性整

体相关的问题。这种选择的做出依据的是我们的问题的要求，⽽不是遵照某种认识论教条得出的“必要性”。

我并不假定什么⼈有权利反对就微⼩问题进⾏细节性研究。这类研究所要求的局部聚焦或许属于可敬的对于精确与确定

的追求，可能也算学术分⼯的⼀部分，同样属于任何⼈都不该反对的专业化的⼀部分。但我们当然也有权问⼀句：如果

这些研究属于某种分⼯，⽽作为整体的劳动构成了社会科学事业，那么这些研究所属的整体中其他分⼯在哪⾥？将诸如

此类的研究纳⼊某个更⼤图景的那个“分⼯”⼜在哪⾥？

应当指出，⼏乎所有研究风格的践⾏者都往往使⽤类似的⼝号。今天每个点算屋外附属设施的⼈（这个⽼梗绝不仅仅是

个笑话）都⾮常清楚⾃⼰这么做在概念上的含义；⽽每个详尽阐发区分特性的⼈（许多⼈还只⼲这档⼦事⼉）也都

对“经验验证范式”⼀清⼆楚。⼈们普遍认识到，任何系统性的理解尝试，都涉及（经验）吸收（intake）与（理论）吸

收（assimilation）之间的某种相互轮替，也就是说，应当⽤概念和观念来指导事实调查，⽽细节性调查⼜应当被⽤来

核查及重塑观念。

在⽅法论的约束之下，⼈们束⼿束脚，与其说被困于经验吸收，不如说囿于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层⾯的⽅法问题。其中许

多⼈，尤其是年轻⼀些的⼈，并不很熟悉认识论，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对⽀配他们的那套典范抱持相当教条的态度。

⽽在对“概念”的盲⽬崇拜之下，⼈们则被困于相当⾼的概括层次上，后者通常具有句法性质，⼈们因此⽆法触及事实。

在社会科学的操作过程中，这两种趋向或学派在本该消停的地⽅依然存在并且⼗分兴盛。但我不妨直⾔，本该消停不做

讨论的地⽅，却被这两⽅搞成了通向徒劳⽆获的⼊⼝。

从学术上来看，这些学派代表着放弃经典社会科学。⽽承载它们的放弃的载体，却是矫揉造作、过度精细地阐发“⽅

法”和“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们都缺乏与实质问题的牢固关联。如果各种教义和⽅法的盛衰起落完全出于彼此

之间的某种纯粹学术性的竞争（更充分、更富收益的胜出，⽽较多⽋缺、较少收益的落败退出），那么宏⼤理论和抽象

经验主义就都不会获得它们享有的如许优势地位了。宏⼤理论将只是哲学家当中的⼀股次要趋势，或许只是年轻学⼈需

要通读的东西；⽽抽象经验主义将会是科学哲学家当中的⼀种理论，同时是社会研究的⼏种⽅法⾥⾯⼀种有⽤的附属。

假如别⽆他物，只有这两种东西⾼⾼在上，⽐肩⽽⽴，我们的境况就实在是很惨。不妨把作为实践的它们理解为确保我

们对⼈和社会不会了解太多，前者靠的是讲究形式但云⼭雾罩的隐晦艰涩，⽽后者靠的则是讲究形式但空洞⽆物的天真

精巧。

第四章 各种实⽤取向

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科学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既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试图对这⼀事实视若不见，正是

这种混乱挥之不去的原因之⼀。要想对社会科学中各式各样流派的问题与⽅法做出评判，不仅需要对⼤量学术议题做出

判断，还必须对众多政治价值做出取舍，因为我们要是不知道问题对谁⽽⾔是问题，也就⽆法很好地阐述任何问题。对

于某⼈来说是问题，对于另⼀个⼈⽽⾔可能根本不算问题，这取决于两个⼈关注的分别是什么，也取决于他们对⾃⼰的

兴趣有多了解。不仅如此，这⾥还有⼀项棘⼿的伦理议题：⼈们并不总是对符合⾃⼰利益（interests）的东西感兴趣

（interestedin）。并不是每⼀个⼈都能像社会科学家往往⾃认的那么理性。凡此种种，意味着所有研究百香果蜂蜜水 ⼈与社会的学

者都会在⾃⼰的研究中假设和暗⽰⼀些道德与政治上的决策。

⼀

社会科学研究始终⾯临评估问题。这些科学的传统包含了⼀长串往往带有教条意味的问题解法，煞费苦⼼的两⾯骑墙，

以及⼀批推理缜密、合乎情理的观点。⼈们往往根本没有直接⾯对问题，只是假定或采纳了零散细碎的答案，可供雇⽤

的技术专家型研究⼈员所做的应⽤社会学就是如此。这样的实践者并不会依据他的技术所称的中⽴性来摆脱这个问题，

事实上，他会让其他类型的⼈替他来解决问题。但学术巧匠（intellectualcraftsman）肯定会在努⼒做⾃⼰研究的同

时，意识到个中的预设和意涵，尤其是对于其研究所在的社会，对于他在那个社会中所扮演的⾓⾊，具有什么道德意义

和政治意义。

现在⼈们已经有了⾜够⼴泛的共识，从⽽让以下观念成为常识之见：不能从事实陈述或观念界定中推出价值判断。但这

并不意味着诸如此类的陈述和界定与判断毫不相关。不难看出，绝⼤多数社会议题牵涉到的⼀⼤堆扯不清的乱⿇⾥⾯，

都是既有事实⽅⾯的谬误和观念⽅⾯的模糊，也有评估⽅⾯的偏见。只有从逻辑⾓度解开这团乱⿇，才有可能了解这些

议题是否真的牵涉到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要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冲突，并在冲突存在时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当然是社会科学家经常承担的⼀项⾸要任务。这

样的分解有时容易导致⽤特别的⽅式重新陈述议题，以开放求解，因为它可能揭⽰出同样的利益集团所持的价值却不⼀

样的分解有时容易导致⽤特别的⽅式重新陈述议题，以开放求解，因为它可能揭⽰出同样的利益集团所持的价值却不⼀

致。如果陈旧的价值不被牺牲，新兴的价值就不能落实，因此，利益相关⽅要想有所⾏事，就必须明确最珍视的是哪⼀

种价值。

但是，如果真正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如此顽固地抱持某些价值，乃⾄于⽆法通过逻辑分析和事实考察来解决这样的冲

突，那么理性在这等世间⼈事中扮演的⾓⾊就似乎宣告终结了。诚然，我们可以阐明各种价值的意义和后果，可以使它

们彼此协调，可以确定它们实际的优劣缓急，可以⽤事实来⽀撑它们，但到最后，我们也可能被降格为单纯的断⾔与反

断⾔，只能进⾏辩护或说服。最终，如果能坚持到最后，道德问题就成了权⼒问题；最后⼀招如果⽤得上的话，权⼒的

终极形式就是强制。

休谟的名⾔说得好，我们不能基于⾃⼰的信念，推出我们该如何作为。我们也不能从我们相信⾃⼰应当如何作为中推出

其他⼈应当如何作为。最终，如果要拼到最后，我们只好与不同意我们的⼈⼤⽃⼀场。且让我们期望这样的结局不常发

⽣吧。与此同时，要想尽可能通情达理，我们⽆论怎样也应该以理相争。

我们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涉及价值；我们使⽤哪些核⼼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涉及价值；⽽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受

到价值的影响。就观念⽽⾔，⽬标应当是尽可能多地使⽤“价值中⽴”的术语，⾃觉意识到残存的价值意涵，并主动加以

阐明。⽽就问题来说，⽬标同样应当是清楚了解选择问题时秉持的价值，然后尽可能避免在解答问题时怀有评价偏见，

⽆论这个解答把⼈引向何⽅，也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道德意涵或政治意涵。

顺便说⼀句，某些类型的论家在评价社会科学⾥的研究时，看的是它的结论属于悲观还是乐观，是否定性的还是建设性

的。这些乐天的道德家要的是激情燃烧，⾄少最后他们能如此；研究如果能坚执⼀份热诚的乐观主义⼩情调，并使我们

由此⾛向⽣机灿烂，就会让他们很开⼼。但我们⼒求理解的世界并不总能让我们所有⼈都在政治上满怀期望，在道德上

饱含⾃信，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有时会发现难以扮演傻乐⽩痴的⾓⾊。就我个⼈⽽⾔，我碰巧是个⾮常乐观的⼈，但

我必须承认，⾃⼰从来没有能⼒依据⼀样东西是否能让⼈欢天喜地来下定论。⾸先，你要⼒求澄清事实，充分陈述。如

果悲观阴郁，那很糟糕；如果引向希望，那很不错。但与此同时，吁求“建设性⽅案”和“满怀希望的调⼦”，往往意味着没

有能⼒直⾯事实，哪怕这些事实⽆疑令⼈不快，那也与是真理还是谬误⽆关，与评判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关。

有些社会科学家的治学虽然⽤⼒于⼩范围情境的细节，但也没有把他们的研究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冲突和⼒量之外，

⽽是“接受了”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框架，⾄少间接地、在实质效果上“接受了”。但是，任何⼈只要接受社会科学全⾯的学术

任务，就不能单纯设定这种结构。事实上，他的⼯作就是要阐明这⼀结构，并将其作为⼀个整体进⾏研究。着⼿做这项

⼯作，本⾝就是他的⼀项重要判断。由于美国社会有那么多的可证伪之处，单纯以中⽴的⽅式描述它，往往会被视

为“野蛮的⾃然主义”（savagenaturalism）。当然，要隐藏社会科学家可能设定、接受或蕴含的这些价值，其实并不很

难。我们都明⽩，⼿头就有⼀个做这种事情的不太上得了台⾯的机制：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的许多⾏话，就是因为

对毫⽆实质担当⽽⽚⾯追求精致形式抱有奇怪的热情。

任何⼈只要献⾝于研究社会并公开发表成果，⽆论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就都带着道德

的意味，往往也带着政治的意味。问题在于他是直⾯这⼀境况并明确⼼意，还是⾃欺欺⼈，在道德上放任⾃流。在今⽇

的美国，许多社会科学家，不妨说⼤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是或坦然或不安的⾃由派。他们顺从于普遍蔓延的对于任何深

切担当的恐惧。当这类⼈抱怨要“做出价值判断”时，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这种顺从，⽽不是什么“科学的客观性”。

还有教学，顺便说⼀句，我不觉得它和写作是⼀回事。当你出版了⼀本书，它就成了公共财产。作者对其读者公众即使

有责任，唯⼀的责任就在于尽可能把书写好，他是最终评判者。但教师还有进⼀步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是被

俘获的听众，在⼀定程度上依赖其教师，后者在他们眼⾥成了某种榜样。教师的⾸要⼯作就在于尽可能充分地向学⽣揭

⽰，⼀个据说充满⾃律的头脑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教学的艺术很⼤程度上就是⼤声说出来⽽可以被理解的思考艺术。在

书⾥，作者常常试图说服别⼈接受其思考的结论；⽽在教室⾥，教师则应当努⼒向别⼈展⽰⼀个⼈是怎样思考的，同时

也展⽰出，当他思考颇有所得时，感觉有多美妙。因此，在我看来，教师应当把各种预设、事实、⽅法和判断都说得⾮

常明确，不应当有任何隐瞒，⽽应当循序渐进，随时反复揭启所有可能的道德⽅案，然后才给出他⾃⼰的选择。但如果

是这么写作，会⾮常枯燥乏味，也不可能保持⾃我清醒。精彩的讲课之所以成书后往往不会⼤卖，原因之⼀正在于此。

像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Boulding）那样乐观是很难的，他写道：“尽管我们的实证主义者千⽅百计要使研究⼈的科

学去⼈性化，它也依然是⼀门道德科学。”但要对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提出异议甚⾄更加困难，他写

道：“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今天⽂明⾯临的主要危险之⼀，就是受⾃然科学训练的⼼智没有能⼒洞察经济范畴与技术范

畴之间的差异。”

⼆

凡此种种，本⾝并不会让⼈烦乱。它就算不被直⾯，也已是⼴为⼈知。今⽇的社会研究往往会直接服务于军队将领、社

会⼯作者、公司经理和监狱管理者等。诸如此类的科层应⽤还在与⽇俱增，并且⽆疑还将持续下去。⽽⽆论是社会科学

家还是其他⼈等，也都在以具备意识形态意味的⽅式在使⽤这些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也是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就

此⽽⾔，它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关性是内在固有的。每个社会都持有标明其⾃⾝属性的意象，尤其是那些为其权⼒体制和

此⽽⾔，它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关性是内在固有的。每个社会都持有标明其⾃⾝属性的意象，尤其是那些为其权⼒体制和

有权势者的做派提供正当性辩护的意象和⼝号。社会科学家搞出来的意象和观念与这些通⾏意象可能契合，也可能抵

触，但总会与后者产⽣连带意涵。⼀旦这些连带意涵为⼈所知晓，往往会陷⼊争论，并被付诸应⽤：

这些意象和观念为权⼒的安排和有权势者的⽀配地位提供正当化辩护，就此将权⼒转换成权威。

它们批评或揭露通⾏的安排和统治者，就此剥夺其权威。

它们转移对于权⼒和权威话题的关注，就此转移对于社会本⾝结构性现实的关注。

诸如此类的应⽤并不⼀定是社会科学家有意为之。事实或许就是这样，但社会科学家⼀般也都会意识到⾃⼰所做研究的

政治意涵。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就算他们当中的这⼀位不清楚，那⼀位也很可能清楚。

对于明确的意识形态正当化辩护的需求已经⼤⼤增长，哪怕只是因为把持⼤权的新型制度/机构（institutions）虽然已经

兴起，却尚未获得合法化，⽽旧有的权⼒曾经的保障已经过时失效。⽐如，现代企业的权⼒并不是由18世纪传承下来的

⾃由主义学说⾃动给出正当化辩护的，⽽在美国，这样的学说正是合法权威的主线。所有利益及权⼒、全部激情和偏

见、⼀切憎恨与希望，都倾向于获得某种意识形态机制，赖以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号、符号、学说和诉求⼀竞⾼下。随

着公共沟通（publiccommunication）⽇益扩张，不断加速，其效⼒也在近现代 不断重复之下变得愈益减损。因此，对于新的

⼝号、信念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是持续不懈的。置⾝这等⼤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和深度公关（intensive

publicrelations）的情境，社会研究要是还能免于为意识形态提供装备的需求，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社会研究者如

果不能提供这种装备，那就更奇怪了。

但⽆论社会科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单凭作为⼀名社会科学家展开⼯作这⼀点，他就在⼀定程度上扮演着科层制度或

意识形态性质的⾓⾊。不仅如此，任何⼀端的⾓⾊都很容易滑向另⼀端。运⽤出于科层⽬的的极为形式化的研究技术，

也很容易滑向为可能基于这类研究⽽做出的决策提供正当化辩护。反之，带有意识形态意味地运⽤社会科学的发现，也

很容易成为科层制运作的组成部分。今天⼈们诸般尝试，将权⼒合法化，让特定的政策受⼈欢迎，其实这些尝试往往在

相当程度上属于“⼈事管理”和“公共关系”。

回观历史，⼈们运⽤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式多过科层管理⽅式。即便现在，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双⽅均势似乎经常

发⽣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运⽤乃是因为，绝⼤多数的现代社会科学其实都是其与马克思的研究之间往往不

被承认的论争，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挑战的反思。

古典经济学⼀直是作为⼀种权⼒体制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就此⽽⾔，它往往遭到“富有成果的误解”，甚⾄像今

天苏联政论作者使⽤马克思的作品⼀样。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已经对古典主义学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发起了

批判，清楚揭⽰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抱守⾃然法的形⽽上学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但要理解这些学派本⾝，只能诉诸

保守主义、⾃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社会哲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顾问，提出

各种管理技术，为政策公开声⾔，并确⽴了细节性经济报告的规矩。上述种种都同时涉及科层管理的⽤途和意识形态的

⽤途，尽管并不始终直⽩表露，却是⾮常积极主动。

经济学⽬前这种混淆⼀团的状况，既涉及有关⽅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有关政策的问题。同样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公

开发表的观点却⼤相径庭。⽐如，加迪纳C.⽶恩斯（）就抨击他的同⾏们抱守原⼦化企业这种“18

世纪”的意象，并呼吁建⽴新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巨型企业可以制定并控制价格。另⼀⽅⾯，⽡西⾥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则批评同⾏们分裂成纯粹理论玩家和只管攫取事实的⼈，呼吁探索投⼊与产出关系的复杂图式。但科林克拉

克（ColinClark）却认为，这类图式属于“巨细靡遗、漫⽆重点、徒耗时间的分析”，号召经济学家们思考如何增进“⼈类

的物质福祉”，并要求减税。⽽约翰K.加尔布雷思（ith）则断⾔，经济学家应当停⽌⼀味关注增加物质

福祉，美国已经富得流油，还要进⼀步增加产出是很愚蠢的。他呼吁同⾏们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以及增加税收（其实只

是销售税）。

即使是⼈⼝学这样颇具统计学意味的专业，也已经被深深卷⼊了由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最初挑起的事

实争议和政策冲突。这些议题中有许多现在聚焦于前殖民地区，我们在那些地⽅发现，⽂化⼈类学从⼏个⽅⾯⼊⼿，深

⼊关注殖民主义的相关事实与精神。从⾃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的⽴场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体

界定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尤其是⼯业化及其全部相关发展的需要。⽽⼈类学家在参与讨论时，⼀般都会带有⼏分谨

慎，就像⽼殖民强权的那些担忧，似乎是要回避今天在不发达地区⼏乎必然伴随变迁⽽来的那些动荡和张⼒。⽂化⼈类

学的内容与历史当然不是靠什么殖民主义的事实来“说明”的，尽管诸如此类的事实也不能说与之毫⽆关系。⽂化⼈类学

还服务于⾃由主义乃⾄激进主义的宗旨，尤其是它坚持认为简单社会的⼈民淳朴正直，主张⼈的性格具有社会相对性，

并在西⽅⼈当中展开反本位偏狭⽴场的宣传。

有些历史学家似乎热衷于重写过去，但只能被视为服务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宗旨。眼下就有⼀例，美国要“重估”南北战争

结束后的企业⽣活和其他⼯商⽣活。仔细检视最近⼏⼗年的⼤部分美国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论历史是什么或应该

是什么，它都很容易变成不堪其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随着社会科学的新型科层管理⽤途渐渐成

势，也出现了新的尝试，即要倡扬“美国的历史意义”，第⼆次世界⼤战以来尤其如此。⽽在这股倡扬之风中，有些历史

学家已经使历史有益于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并被这种倾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受益者所⽤。

我们肯定不能指责政治学家，特别是探讨第⼆次世界⼤战以来国际关系的政治学家，他们满怀某种对抗的⼼⽓考察美国

政策。尼尔霍顿（NealHoughton）教授甚⾄断⾔：“⼀向被错当作政治学学术的许多东西，其实不过是为这些政策做

些合理化注脚并叫卖推销。”或许他的话失之偏颇，但对于他揭露出来的状况，却必须详尽考察，⽽不能弃置⼀旁。⽆

独有偶，要回答阿诺德罗⼽夫（ArnoldRogow）教授的提问，即“那些重⼤话题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就必须认识到，晚

近的政治学⼤多已经⽆关乎理解重要的政治现实，却和从科学的⾓度对官⽅政策和疏失的⿎吹脱不开⼲系。

我提及这⼏种实际⽤途和连带意涵，既不是为了批评，也不是试图证明存在偏见。我之所以如此，只是想提请读者注

意，社会科学必然牵涉到科层惯例和意识形态话题，⽽今⽇社会科学之所以纷繁多样，混乱⼀团，也与这种相关性有

关。所以，对于它们的政治意涵，清楚阐明总好过遮遮掩掩。

三

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科学与改⾰思潮和改良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们所知的“社会科学运动”——在1865年组

建成“美国社会科学学会”（theAmericanSocialScienceAssociation）——就属于19世纪晚期的这类尝试，它们要“运

⽤科学”来研究社会问题，⽽不求助于直露的政治策略。简单来说，这股运动的成员寻求将下层民众的困扰转变成中产

阶层公众的议题。到了20世纪的头⼏⼗年，这场运动已经⾛完了它的历程。它已经不再承载着什么有关改⾰的中产阶层

激进意识形态。它对于整体福祉的格局宽⼴的迫切要求，已经变成对于社会⼯作、合作慈善、⼉童福利、狱政改⾰之类

问题的范围有限的关注。不过，除了“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社会科学中还兴起了⼏个专业学会，并适时出现了⼏种学院

⾥的系科。

因此，早先中产阶层有关改⾰的社会学就出现了分裂，⼀⽅⾯发展成为学院⾥的专业，另⼀⽅⾯发展成为更具体化、制

度化的福利活动。不过，这样的分裂并不意味着学院专业变得在道德⾓度上保持中⽴，在科学⾓度上客观漠然。

在美国，⾃由主义已经成了⼏乎所有社会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乎⼀切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

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条件，或许⾸先是由于缺乏封建制，因此也就缺乏反资本主义精英和知识分⼦的

贵族制基础。古典经济学的⾃由主义依然塑造着⼯商精英中的重要群体的视野，仍有其政治上的⽤途。即便是在最⽼辣

精妙的经济学描述中，平衡或均衡观念的地位也依然坚不可摧。

⾃由主义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只是⽅式更为弥散。美国社会学家与其欧洲前辈截然不同，强烈倾向于⼀次

研究⼀个经验性细节、⼀种情境问题。⼀句话，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细碎散落的。他们遵循“民主的知识理论”，设定所

有事实⽣⽽平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任何⼀项社会现象，都必然存在⼤量细微的原因。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因果

关系”（pluralisticcausation），⾮常有利于“渐进式”改⾰的⾃由主义政治。事实上，认为社会事件的原因必然是为数众

多，细碎散落，这样的观念很容易陷⼊不妨称为⾃由主义实⽤取向（liberalpracticality）的视⾓。

如果说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中蕴含有什么取向脉络的话，显然是偏向于细碎散落的研究，偏向于事实性的调查，以及与

此相伴的信条：多元主义⽴场下的多因混融观。这些就是作为⼀种社会研究风格的⾃由主义实⽤取向的基本特征。因为

如果⼀切都是由难以计数的“因素”导致的，那么我们不管从事什么实际⾏动，最好都要⾮常⼩⼼。我们必须处理许多细

节，因此建议先改⾰某个细微部分，看看后果如何，再改⾰下⼀个细微部分。86当然，我们最好不要如此教条，也不要

好⾼骛远，⾏动计划过于庞⼤。我们在进⼊⼀切皆流变不居、彼此关联的潮流之前，必须放宽⼼态，清楚知道⾃⼰对于

所有发挥作⽤的多重原因，很可能尚不知晓，也或许永远不会知晓。作为研究情境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察觉到许多

微⼩的原因；⽽作为投⾝实践的⼈，要想⾏事明智，我们必须对情境进⾏渐进式的改⾰，循序积微。

让我们且慢展开，想必有⼈曾经说过，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如果我们把⼀个社会分解成许多微⼩的“因素”，接下来⾃然

就需要其中⼤量的因素来阐述⼀样事情，⽽我们永远⽆法确知⾃⼰是否已经全⾯把握了它们。单纯从形式上强调“有机

整体”，加上未能考虑到往往是结构性的充分的原因，再加上被迫只能⼀次考察⼀个情境，诸如此类的观念的确使⼈们

难以理解现状的结构。为了平衡起见，或许我们应当提醒⾃⼰别忘了还有其他的观点：

⾸先，“有原则的多元主义”也可能像“有原则的⼀元主义”⼀样教条化，这难道不是显⽽易见的吗？其次，难道不可能既研

究各种原因⼜不完全湮没其中吗？事实上，这难道不是社会科学家在考察社会结构时应当做的吗？通过这类研究，我们

当然是在⼒求找出某样事情的充分原因，⼀旦找到，⼜要讲清楚怎样看待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政治

⾏动和管理⾏动的⽬标，让⼈们有机会在塑造世间⼈事时⽤上理性。

然⽽，在⾃由主义实⽤取向的“有机”形⽽上学⾥，只要是倾向于和谐平衡的因素，就有可能得到强调。如果把⼀切都看

成是“持续的过程”，就看不到作为我们时代鲜明特征的节奏的突变、定位的颠覆，即使它们未被忽略，也只是被当作“病

态”“调适不良”的迹象。“民德”（themores）或“社会”这类看似简单⽆害的⽤语，蕴含着形式性和据称的统合性，降低了

态”“调适不良”的迹象。“民德”（themores）或“社会”这类看似简单⽆害的⽤语，蕴含着形式性和据称的统合性，降低了

我们看清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

⾃由主义实⽤取向这种⽚段零碎的特点的原因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研究零散情境的社会学？学院系科的奇怪分割或

许帮助社会科学家把⾃⼰的问题搞得四分五裂。尤其是社会学家，他们似乎往往觉得，那些更⽼旧的社会科学的代表不

愿意承认社会学应有其⼀席之地。就像奥古斯特孔德、塔尔科特帕森斯那样的宏⼤理论家⼀样，社会学家或许想要某

种属于他们⾃⼰的东西，与经济学和政治学泾渭分明。但我认为，学院争⽃中对于各门系科的限制，或者是总体能⼒不

够，并不能完全充分地说明⾃由主义实⽤取向为何抽象层次低，及与此相伴的其追随者⽆法考虑社会结构的相关问题。

我们不妨来看看作为众多社会学书籍写作对象的公众：这门学科中绝⼤多数的“系统性”或“理论性”研究，都是由教师们出

于课堂教学⽬的⽽在教科书⾥展开的。请记住，社会学往往要对抗其他系科⽽赢得其在学院中的⽣存权利，这⼀事实可

能使教科书变得更有必要。如今的教科书是要组织编排各种事实，以便年轻⼈可以接触利⽤，⽽不是以研究和发现的增

长点为核⼼。有鉴于此，教科书很容易变成颇为机械地搜集事实，以描绘多少已是定论的观念。⽽在将不断积累的细节

纳⼊某种教科书秩序时，新观念在研究上的可能性、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互作⽤，通常不会被视为是⾄关重要的。旧的

观念与新的事实往往⽐新的观念重要得多，⼈们经常觉得后者很危险，因⽽会限制⼀本教材被“采纳”⽤于课堂教学的销

量。教授们是否采⽤⼀个⽂本，就对其做出了评判，因此也就决定了是什么意味着它的成功。说到底，我们别忘了，要

撰写新教案，确实需要花些时间。

但是，作为撰写这些书的对象的学⽣⼜是哪些⼈呢？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年轻⼈，其中有许多出⾝农场主或⼩商⼈家

庭，中西部院校尤其如此。他们努⼒拼搏，要成为专业⼈⼠和低级主管。为他们写作，也就是为⼀群颇为特别的⼈写

作：不断向上爬的中产阶级公众。作者和公众，教师与学⽣，社会经验其实是相似的。他们来源相仿，去向类似，可能

遇到的阻碍也差不多。

在先前研究情境的实践社会学中，对于政治⽅⾯问题的考察很少会是持激进⽴场的。⾃由主义实⽤取向往往回避政治

性，或者渴求某种民主机会主义。它的奉⾏者触及某些政治性的东西时，通常会以“反社会”或“腐败”之类的术语来陈述

其“病态”特性。在其他场合，“政治性”似乎被视同为政治现状的功能的恰当运作，也很容易被视同为法律或⾏政管理。政

治秩序本⾝却很少得到考察，⽽只是被设定为⼀套颇为固定、与⼰⽆关的框架。

⾃由主义实⽤取向特别适合某些⼈，他们借助⾃⼰的社会位置，处理⼀系列的个案，通常还具备⼀定程度的权威。法

官、社会⼯作者、精神卫⽣专家、教师和地⽅改⾰家往往会从“情境”的⾓度来考虑问题。他们的视野往往囿于既存的标

准，⽽他们的专业⼯作⼜倾向于培养他们养成某种职业⽆能，使他们⽆法超越⼀系列的“个案”层⾯。他们的个⼈阅历，

还有他们各⾃看待社会的视⾓，都太类似，太同质化，⽆法促成观念的竞争和意见的争执，担⼼会带来试图建构整体的

结果。⾃由主义实⽤取向就是⼀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

“⽂化滞后”（culturallag）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就属于这种“乌托邦式”的和进步主义的思想风格辛苦付出 。这个观念意味着需要改

变某种东西，以“适应”⽇益进步的技术状况。不管被视为“滞后”的东西是什么，它存在于当下，但形成的原因却被视为存

在于过去。评判就这样被装扮成了有关某种时序的陈述。⽂化滞后作为对失衡“进步”的评估性断⾔，对秉持⾃由主义和

祈愿情怀的⼈⾮常有⽤。它告诉他们该“吁求”哪些变迁，⼜有哪些变迁“应该”发⽣却尚未发⽣。它告诉他们哪些地⽅已经

取得进步，⼜有哪些地⽅他们还做得不够好。当然，对于某种病态“滞后”的审察，会在⼀定程度上被其呈现出的历史伪

装、被⼗分粗鲁地塞⼊“吁求”之类貌似客观的⽤语的⼩规划弄得更加复杂。

从⽂化滞后的⾓度来陈述问题，等于在掩饰评价，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由主义实⽤派更容易采⽤哪些类型的评价？

整体⽽⾔的“制度”滞后于整体⽽⾔的“科技”，这是个⾮常流⾏的观点。它对“科学”，对循序进步的变迁，抱持积极正⾯的

评价。简⾔之，这是启蒙运动在⾃由主义⾓度上的延续，它满怀理性主义；对于⾃然科学抱持弥赛亚性质的、如今在政

治上看来天真幼稚的崇拜，不仅把⾃然科学看作思考的典范，⽽且视之为⾏动的榜样，还将其尊奉为进步的时间观。把

这种进步观带进美国的院校的，是曾经风⾏的苏格兰道德哲学。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直到仅仅约莫⼀代⼈之前，从某种

程度上说，构成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还是⽣意⽇益扩张中的⼈，他们不仅掌握了⽣产⼯具，还获得了政治权⼒，也赢取

了社会声望。⽼⼀代社会学家中，许多学院⼈⼠要么来⾃这些上升阶层，要么积极与之融合。⽽他们的学⽣，也就是他

们思想的受众，则是这类阶层的产物。屡屡有⼈指出，有关进步的观念通常适合那些正在收⼊和位置的层级上节节攀升

的⼈们。

那些运⽤⽂化滞后观念的⼈，⼀般不会考察某些利益群体和决策者的位置，⽽他们可能正是造成⼀个社会的不同领

域“变迁速率”各不相同的背后因素。你也可以说，就⽂化各部分可能运动的变迁速率⽽⾔，往往倒是技术在“滞后”。

（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时⾄今⽇，在家⽤技术和⼈员交通之类的领域，情况依然⼤抵如此。

与许多社会学家对于“滞后”的⽤法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的⽤语是“滞后、裂缝和摩擦”（lag，leakandfriction），并由

此通向有关“⼯业与商业之对⽐”的结构性分析。他问道：“滞后”在什么地⽅产⽣了不适？他试图揭⽰商⼈们是如何恪守企

业规范⽽⾏事，培养起消极⽆为的习性，从⽽导致有效地侵害了⽣产和⽣产⼒。他还在⼀定程度上认识到利润创造在私

有制体系内的作⽤，但并不特别关⼼“去⼯匠化的结果”（unworkman-likeresults）。不过，重要的是他揭⽰了“滞后”的

结构机制。但许多社会科学家在使⽤“⽂化滞后”这个观念时，洗⽩了它的政治意涵，从⽽也丧失了任何具体的、结构性

结构机制。但许多社会科学家在使⽤“⽂化滞后”这个观念时，洗⽩了它的政治意涵，从⽽也丧失了任何具体的、结构性

的附着。他们将这个观念给⼀般化了，以求⽤于⼀切，但始终是散碎凌乱的。

四

要探究实践中的问题，势必会做出评价。被⾃由主义实⽤派当成“问题”的，往往属于以下情况：（1）偏离中产阶级和⼩

城镇习惯的⽣活⽅式；（2）不遵从追求稳定和秩序的乡村原则；（3）与“⽂化滞后”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号不合拍；

（4）不切合适当的“社会进步”。不过，（5）“调适”（adjustment）及其对⽴⾯“失调”（maladjustment）的观念也从许

多⽅⾯揭⽰了⾃由主义实⽤取向的关键所在。

这个观念往往很空洞，没什么具体内容；但⼀般来说，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宣传要遵从理念上与⼩城镇中产阶级相维系的

那些规范与特性。但“适应”（adaptation）这个术语所蕴含的⽣物学⽐喻却遮掩了这些社会道德内涵。事实上，与这个

术语相伴⽽来的，是“存在”（existence）和“维存”（survival）这类在社会维度上殊⽆意义的术语。“调适”这⼀“概念”借助

⽣物学⽐喻，变得形式化、普遍化。但这个术语的实际运⽤却往往表明，⽤者接受了所处⼩共同体情境的那些⽬的和⼿

段。许多论者建议使⽤据信⽐其他选择较少引起⼲扰的技术，以求实现既定⽬标。但他们通常并不会考虑，如果不对作

为整体的制度框架做些调整，那些困于不利情境的特定群体或个体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些⽬标。

调适的观念似乎可以径直⽤于这样⼀种社会舞台，台上⼀⽅⾯有“社会”，另⼀⽅⾯有“个体移民”。然后移民必须针对社会

做出“调适”。“移民问题”很早就属于社会学家的关注核⼼，⽤来陈述这个问题的那些观念也很可能融⼊梳理⼀切“问题”的

⼀般模型。

如果细致考察有关失调的具体描述，我们不难推出，都是什么类型的⼈会被评判为已经实现了理想意义上的“调适”：

对于上⼀代的社会学家，乃⾄整体上的⾃由主义实⽤派⽽⾔，理想的⼈就是“社会化了的”⼈。这种理念往往意味着他在

伦理上是“⾃私”的对⽴⾯。作为社会化的⼈，他考虑着别⼈并友善待之。他不会兀⾃冥想或闷闷不乐，相反，他颇为外

向，渴望“参与”所在共同体的⽇常活动，帮助这个共同体以可调适的匀整节奏“进步”。他参加许多共同体组织，并以它们

为归属和⽬标。就算不是⼀个毫⽆保留的“成员”，他肯定也⼗分积极。他乐于遵从传统道德，顺应传统动机。他还乐于

参与可敬制度的不断进步。他的⽗母从未离婚，他的家庭从未遭受⽆情破裂。他是“成功的”，⾄少是低调的成功，因为

他满怀抱负却保持低调。可他不会琢磨太超出⾃⼰能⼒的事情，以免⾃⼰变成“空想家”。作为⼀名正经妥当的⼩⼈物，

他并不奢望发⼤财。他的有些品质过于寻常，乃⾄于我们⽆法说出个中的意味。但他也有些品质颇为特别，我们由此可

知，这个⼈⾝处局地情境，已经求得调适，他的品质符合某些⼈所期待的规范，这些⼈⼀般是住在美国⼩城镇⾥的中产

阶级，眼界局促，独⽴⾃处，亦步亦趋地活出新教徒的理念。

我倒是乐意接受这种令⼈安逸的⾃由主义实⽤取向的⼩世界，它想必存在于某个地⽅，否则也⼀定会被创造出来。⽽就

创造它来讲，似乎没有什么⼈群在理念上⽐上⼀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寻常成员更合适，也没有什么观念⽐⾃由主义实⽤取

向更有助于这项任务。

五

过去数⼗年来，除了旧有的实⽤取向，⼜冒出来新的⼀种，事实上，是好⼏种新类型。⾃由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再是

⼀种改良思潮，⽽是福利国家中对于各项社会服务的管理。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它的改良动⼒，愈益偏重于⽀离破碎的问

题，趋向于零散的因果关系，从⽽转向保守主义，为企业、军队和国家所⽤。随着这类科层机构⽇益主宰了经济、政治

和军事诸秩序，“实⽤的”意思也发⽣了转换。⼈们认为，只有服务于这些⼤制度⼤机构的宗旨才能称得上“实⽤的”宗旨。

或许我们能够⽤“⼯⼚⼈际关系”学派来便捷地⽰例新型的⾮⾃由主义实⽤取向（illiberalpracticality）。如果我们看看这

种风格的“⽂献”中指涉管理者和⼯⼈的所有⽤语，就会发现，谈论管理者时，基本都是沿循“聪明—不聪明”“合理—不合

理”“有见识—没见识”这样的路数，⽽提到⼯⼈时，基本都是沿循“快活—不快活”“有效率—没效率”“⼠⽓⾼—⼠⽓低”这样

的路数。

这些学者提出的建议，⽆论是直截了当还是间接默含，⼤多可以精确概括为如下简单公式：要让⼯⼈快活、⾼效、合

作，我们只需要让管理者聪明、合理、有见识。这就是有关⼯⼚⼈际关系的政治公式吗？如果不是，那还包括什么？如

果是，结合实际地讲，这个公式难道不是把⼯⼚关系的有关问题给“⼼理学化”了吗？它所依赖的基础，难道不就是有关

各种利益之间的⾃然和谐的古典公式吗？只是现在这些公式令⼈遗憾地掺杂了⼈际关系的脆弱性，体现为管理者的不聪

明，⼯⼈的不快活、不理性。基于这些研究⽽概括出的建议，能在多⼤程度上让⼈事管理者通过增进对于雇员的理解，

抵消他们针对管理⽅的⾮正式团结，放松⾃⼰⾃恃权威的做派，放宽对于雇员的操控，以此确保更为宽松、顺畅、有效

的管理？上述种种，在⼠⽓（morale）这个“概念”中凸显⽆遗。

在现代⼯⼚⼯作，就是在等级制下⼯作：这其中有⼀条权威的脉络，因此⾃下观之，就存在⼀条服从的脉络。⼤量的⼯

作是准例⾏化的，这意味着为了提⾼产出，每⼀位⼯⼈的操作都是条块细分，模式固定。如果我们把⼯⼚结构的等级制

性质和⼤部分⼯作的准例⾏化特征这两桩事实结合起来，就会清楚看到，现代⼯⼚中的⼯作包含着纪律：迅速地、相当

性质和⼤部分⼯作的准例⾏化特征这两桩事实结合起来，就会清楚看到，现代⼯⼚中的⼯作包含着纪律：迅速地、相当

模式化地服从权威。所以，⼈际关系专家如此遮遮掩掩地处理的权⼒因素，其实对于充分理解⼠⽓问题可谓⾄关重要。

说到底，⼯⼚既是实施⼯作的场所，也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场所。有鉴于此，要界定⼠⽓何谓，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客观

标准与主观标准。从主观⾓度上说，⼠⽓似乎意味着愿意去做⼿头的⼯作，⾼⾼兴兴去做，甚⾄享受做的过程。⽽从客

观⾓度上讲，⼠⽓好像是说⼯作做得富有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烦、最⼩的开⽀，完成最多的⼯作。因此，现

代美国⼯⼚中的⼠⽓必然涉及⼯⼈这⼀⽅的乐于服从，其结果是⼯⼈富有效率地执⾏⼿头⼯作，⽽这当然是由管理⽅来

评判。

任何有关“⼠⽓”的观念要想明晰，都要求阐明⽤作标准的价值。似乎存在着两种相关价值，⼀种是⼯⼈的快活或满⾜，

另⼀种是他有何等权⼒决定⾃⼰⼯作⽣活的进程。如果我们稍稍扩展⼀下思维，就会记起，有⼀种“⼠⽓”是⾃我管理的

⼯匠所特有的，他参与决定⾃⼰的⼯作，也乐于这样做。这是亚当斯密和杰斐逊式的未被异化的⼈，或惠特曼

（Whitman）笔下“⾃然⽣长的⼈”（manintheopenair）。我们还会想起，由于引⼊了⼤规模等级制的⼯作组织，要设

想这样⼀种⼈所需要的全部预设都已经变得⼗分荒谬。事实上，单单引⼊这⼀项因素，就可以基于颇为严格的逻辑，从

经典⾃由主义中演绎出经典社会主义。如此⼀来，从所谓“⼯⼈控制”的经典观念中，就可以构想出第⼆类“⼠⽓”，事实上

这类⼠⽓也已经构想出来了。⽽想象这种形式时，针对的就是处在⼤规模集体⼯作的客观条件下未被异化的⼈。

与⼈际关系专家眼中的这两类“⼠⽓”相反的是⽆权⽆势却还乐呵呵的⼯⼈的⼠⽓。当然，被归⼊这⼀类的⼈也是五花⼋

门，但关键在于，如果不改变权⼒结构，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性的⼯匠之道或⾃我指导。“⼈际关系”专家所构想出的⼠

⽓属于这样⼀些⼈，他们已经被异化，但服从于被管理的或合惯例的对于“⼠⽓”的期待。“⼈际关系”专家设定现存的⼯⼚

框架不可变异，设定管理者的⽬标就是所有⼈的⽬标，就不会考察现代⼯⼚的权威结构，不会考察⼯⼈在⾥⾯扮演的⾓

⾊。他们对于⼠⽓问题的界定⾮常狭隘，并通过运⽤其技术，⼒求向他们的管理⽅客户揭⽰，该如何在现存的权⼒框架

内提升雇员⼠⽓。他们的努⼒本⾝就是操控性的。他们会允许雇员“宣泄减压”（blowoffsteam），⽽不改变他在其中活

过⾃⼰⼯作⽣涯的那个结构。他们业已获得的“发现”如下：（1）在现代⼯⼚（所谓“正式组织”）的权威结构内部，存在

地位组合（statusformations）（所谓“⾮正式组织”）；（2）这些地位组合会抵抗权威，发挥作⽤，保护⼯⼈对权威的

对抗；（3）因此，管理⽅要想提⾼效率，防御“不合作”趋势（⼯会和⼯⼈团结），就不应该试图拆散这些组合，⽽应当

设法为⼰所⽤（“为了整个组织的集体宗旨”）；（4）承认并研究这些组合，就有可能实现上述任务，以便操控其中涉及

的⼯⼈，⽽不是保持⼀味发号施令的权威做派。换⾔之，⼈际关系专家已经延伸了现代社会的整体趋向，即以明智的⽅

式将其合理化，服务于管理精英。

六

新的实⽤取向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新形象，也带来了社会科学家的新形象。新的机构出现了，包括⼯业关系中⼼，⼤学的

研究部门，企业、空军和政府中的新设研发分⽀，安置了这种⾮⾃由主义的实⽤取向。它们并不关注⽣活在社会底层的

那些饱尝打击的⼈们，如惹是⽣⾮的坏⼩⼦、有失检点的烂⼥⼈、居⽆定所的流动⼯、尚未归化的移民。恰恰相反，⽆

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幻想中，它们都关联着社会的顶层，尤其是那些通晓事理的⼯商经理和掌握⼤笔预算的军队将领。社

会科学家们和远超福利机构和县府农业家政顾问的⾼层级公私权⼒结成了专业上的关系，这在其各⾃的学科发展史上都

是头⼀遭。

他们⾃⼰的定位从学院转向科层，他们⾯向的公众从改良运动转到决策集团，他们研究的问题从⾃⼰的选择转为新主顾

的要求。学者⾃⼰在思想上的叛逆对抗往往趋于和缓，更加迎合⾏政管理的实⽤考虑。他们⼤体接受了体制现状，倾向

于从管理者相信⾃⼰⾯对的那些困扰和议题中梳理出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研究的是不安现状、缺乏⼠⽓的⼯⼈，

考察的是“不理解”管理⼈际关系艺术的管理者。他们还兢兢业业地服务于传媒⼴告业的商企⽬的。

对于处理“⼈际关系”的管理技术专家，和给作为权⼒体制的⼯商企业提供的新的正当性辩护⽽⾔，需求都⼤⼤增加了，

⽽新型实⽤取向就是学院对此趋势的回应。对于⼈员和意识形态的这些新需求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社会⾥的⼀些具

体变迁，如⼯会兴起成为竞夺效忠的核⼼，以及萧条期间公众对于⼯商业的厌憎；也因为现代企业权⼒的规模庞⼤，⾼

度集中；还因为福利国家愈益扩张，得到公众接受，并加强了对于经济事务的⼲预。诸如此类的发展趋势也都体现在商

界⾼层的转化中，他们从所谓经济上讲求实⽤的保守主义，转向了政治上⽼于世故的保守主义。

实⽤保守主义者还带有乌托邦式资本主义的⾃由放任意象，从未真正接受⼯会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必要属性或有⽤属性。

⼀俟可能，他们就会敦促解散⼯会或对⼯会加以限制。在这⾥，就现在，实⽤保守主义者的公开⽬标⼀向是争取私⼈获

利的⾃由。这种直⾔不讳的观点依然盛⾏于许多⼩型企业圈，尤其是零售商，但在⼤型企业那⾥也是如此。其中最⼤的

⼏家企业，如通⽤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高二数学试卷 相较于其他⼤企业⽽⾔，往往更明显地体现出它们所称的保守主义的那

种“实⽤取向”。纵观历史，实⽤保守主义有赖于⼀点：事实上，商⼈从未觉得需要有什么新创的或更⽼于世故的意识形

态，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泛流传、不受质疑的公共观念的内容可谓⽔乳交融。

当新的权⼒核⼼尚未合法化，尚⽆能⼒⽤既有的权威符号来掩饰⾃⼰，却已逐渐兴起时，就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来给出

正当化辩护。⽼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就在于⽤着⾃由主义的符号，却是为了保守主义的⽬的。他们的源起⾄少

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商业正受到专注揭露丑闻的调查⼈员和⼀意清除积弊的新闻记者的攻击。在⼤

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商业正受到专注揭露丑闻的调查⼈员和⼀意清除积弊的新闻记者的攻击。在⼤

萧条的氛围之下，加之通过了《⽡格纳法案》，他们再度得到发展。⽽在第⼆次世界⼤战期间及战后，他们开始占据⽀

配地位。

与右翼实⽤主义者的普通成员截然相反，⽼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赢取利润所⾯临的新的政治条件：

在当下的经济体系⾥，强有⼒的⼯会与强有⼒的⼯商联盟针锋相对，共处于不断膨胀的⾃由主义国家的管理框架中。他

们迅速看出，在这个时代，当⼯会和政府彼此竞夺⼯⼈和公民们的忠诚时，就需要有新的符号来为⾃⼰的权⼒提供正当

化辩护。

在新型实⽤取向下，⼯商业者的关注点通常显得⼀⽬了然。但教授们呢？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呢？与⼯商业代⾔⼈不

同，他们⾸要关注的并不在于实⽤取向的赢利性、管理性或政治性等⽅⾯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诸如此类的结果基本只

是通向其他⽬的的⼿段。我认为，其他⽬的最终汇聚在他们⾃⼰的“⽣涯”上。诚然，有了新的研究活动、新的咨询业

务，⾃⼰的薪酬也可能有些许增长，教授们肯定也会欢迎财务人员工作计划 的。他们不⼀定满⾜于帮助管理者在管理其⼯⼚的时候，挣的

钱更多，惹的⿇烦更少。他们帮着为既存的⼯商权⼒打造更可接受的新型意识形态，⾃⼰的权⼒也不⼀定会⼤幅提升。

只要他们还是学者，那些学术之外的⽬标就不⼀定聚焦在这样的满⾜感上。

⼯商业和政府总体规模得到扩张，也愈显科层特征，企业、政府和⼯会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制度关系，这两点趋势都促⽣

了新的⼯作机会。在⼀定程度上，学者们的参与就是对此做出的回应。这些发展趋势意味着对专家的需求不断增长，与

此相应，职业⽣涯不仅在⼤学内部，也在⼤学外部开启了。为了回应这些外部需求，⾼等学术中⼼愈益倾向于⽣产看似

不涉⾜政治的技术专家。

即使那些留在学院中的⼈，也已经可以选取⼀种新式的职业⽣涯，不同于旧式的教授。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式企业家”的

⽣涯。这类雄⼼勃勃的顾问，通过确保⼤学外部的声望乃⾄⼩规模的权⼒，也能推动其在⼤学内部的职业⽣涯。最重要

的是，他能够在校园内设⽴⼀所财源可观的研究与教学机构，将学术共同体带⼊与现世⼈事的鲜活接触。这群新式企业

家置⾝⾃⼰那些更固守书斋的同事中，往往可能成为⼤学校务的领导者。

我想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学术职业常常不能够使那些雄⼼勃勃的⼈满⾜于单纯的学术⽣涯。这门职业的声望尚不能抵

消往往连带着的经济上的牺牲。许多学者所得的薪酬以及由此铸就的⽣活⽅式常常颇为凄惨，再加上他们意识到，相⽐

于已经赢得其他领域⾥可以获取的权⼒与声望的那些⼈，⾃⼰往往聪明得多，这就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在这些闷闷不

乐的教授看来，社会科学的管理应⽤⽅⾯的新发展提供了能让⼈满⾜的机会，这么说吧，可以不必当上院系⽼⼤，去当

经理好了。

不过，即使在愈发急切的年青⼀代⾥⾯，也时不时有证据表明，这些新式的职业⽣涯能把教授们拖出学院陈规，也完全

可以把他们丢进⾄少同样令⼈不快的某种境地。⽆论如何，这⼀切令⼈担忧，新式学院企业家常常显得并不清楚⾃⼰的

新⽬标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就连可以从哪些⽅⾯界定成功实现了这些模糊⽬的，他们也往往显得⼼⾥没谱。这不正是

导致他们深陷⼼烦意乱、焦躁不安的⼼境的根源所在吗？

美国的学术共同体作为整体，在道德上是对⾃⼰已然涉⾜其间的新型实⽤取向开放的。⽆论⼤学内外，处在学术中⼼的

⼈们都成了⾏政管理机器⾥的专家。这⽆疑使他们的关注，使他们原本可能有的政治思考格局趋于狭隘。美国的社会科

学家们作为⼀个群体⼤规模地参与政治，这种事情就算曾有，也是相当罕见的。⽽转向技术专家⾓⾊的趋势更加固了他

们与政治⽆涉的姿态，减少了（就算可能有）他们的政治涉⼊，由于弃之不⽤，他们就连把握政治问题的能⼒也往往弱

化了。你经常会碰到⼀些新闻记者，相⽐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我要遗憾地说，相⽐起政治学家，他们在政治上

都要更为敏感，更有见识。之所以如此，上述趋势也是原因之⼀。美国的⼤学体制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常少见

的，它很少教学⽣如何评估现代社会中整体权⼒⽃争的事态。对于共同体中叛逆反抗的这些部分，绝⼤多数社会科学家

很少甚或毫⽆持久接触。不存在⼀家左翼出版社，能让⼀位普通的学术从业者在其职业⽣涯当中，与之结成相互教育的

关系。不存在⼀股运动，能为政治知识分⼦提供⽀持，赋予声望，更不要说给份⼯作了。⽽在劳⼯团体中，学术共同体

即使有什么根基，也是微乎其微的。

凡此种种，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切换，不背负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

纳新型实⽤取向。因此，要是说什么⼈在“出卖⾃⼰”，未免既⽋妥当，也太天真。要知道，只有当真有什么东西在出卖

的时候，使⽤这类尖刻的⾔辞才是恰如其分的。

第五章 科层制⽓质

在过去25年间，社会科学的管理⽤途和政治意涵发⽣了决定性的转变。“社会问题”在早前的那种⾃由主义实⽤取向依然

还在起作⽤，但已经在更新近的管理型、操控型保守主义⽤途⾯前相形见绌。这种⾮⾃由主义的新型实⽤取向形式多

样，但称得上是⼀种影响整个⼈⽂学科的总体趋势。要讨论它的⽓质，不妨⾸先以反映其显著合理化的例证作为导引。

“对于那些计划成为⼀位社会学家的学⽣，最后需要告诫⼀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如此写道：

他可能会担忧世界局势。战端重启的危险、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还有迅猛的社会变迁，他在⾃⼰国家观察到的这⼀切

他可能会担忧世界局势。战端重启的危险、社会体制之间的冲突，还有迅猛的社会变迁，他在⾃⼰国家观察到的这⼀切

或许让他觉得，有关社会事务的研究可谓当务之急。危险在于，他可能指望⾃⼰就钻研社会学那么⼏年，然后就有能⼒

解决所有现⾏问题。不幸的是，实情并⾮如此。他将学习更好地理解周遭事态。偶尔他也会找到展开成功的社会⾏动的

指引。但社会学尚未发展到如许阶段，能为社会⼯程提供安稳的基础。……从伽利略到⼯业⾰命开始，⾃然科学花了⼤

约250年，才能对世界历史产⽣重⼤影响。⽽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历史只有三四⼗年。指望从后者那⾥求取快捷答案以解

决重⼤世界问题，⼀味要求它给出直接实⽤的结论，只会破坏它的⾃然发展进程。

近些年来⼈们所称的“新社会科学”，不仅指抽象经验主义，也包括⾮⾃由主义的新型实⽤取向。这⼀说法兼指⽅法和⽤

途，并且完全可以成⽴：因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及其科层⽤途如今⼀般都融为⼀体。我认为，如此融为⼀体，就会导

致科层式社会科学的发展。

就⽬前⼈们践⾏的抽象经验主义⽽⾔，其存在本⾝及影响的⽅⽅⾯⾯特征都呈现出⼀种“科层式”的发展。（1）抽象经验

主义风格的学术操作努⼒要把社会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变得标准化、合理化，就此越来越变得“科层式”。（2）这些操作

如此做派，使得有关⼈的研究往往变得集体化、系统化。只要抽象经验主义被妥当贯彻了，那些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就

会发展出各种惯例，和任何企业的财务部门⼀样讲求合理性，不是为了别的⽬的，就是为了提⾼效率。（3）⽽这两种

发展趋势⼜在很⼤程度上关系到在学校教职员⼯中筛选和塑造新型⼼智品质，这些品质既有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

（4）当“新社会科学”被⽤于⼯商业，尤其是⼴告业的沟通部门，被⽤于军队，以及愈益增多地被⽤于⼤学，也就开始服

务于其科层主顾可能持有的任何⽬标。那些倡导并践⾏这种研究风格的⼈，很容易从其科层主顾和头领的政治视⾓看问

题。⽽采取这样的视⾓，往往也就顺其⾃然地接受了它。（5）诸如此类的研究努⼒确实能卓有成效地达成它们所宣称

的实践⽬标，因此有助于提⾼现代社会中科层形式的⽀配的效率，增进其声名，到⼀定程度也会促进这类⽀配的流⾏。

但⽆论是否有效地达成了这些公开宣⽰的⽬标（这个问题有待商榷），这些研究努⼒的确有助于将科层制⽓质传播到⽂

化⽣活、道德⽣活和思想⽣活的其他领域。

⼀

恰恰是这些最急切地想要摸索出道德上冷静客观的⽅法的⼈，却最深⼊地参与了“应⽤性社会科学”和“⼈类⼯程”，这似乎

颇为讽刺。既然抽象经验主义做派的研究耗资不菲，那就只有⼤型机构才能轻松负担，其中包括企业、军队、政府，以

及它们的分⽀机构，尤其是⼴告、推销和公关部门。基⾦会同样也能负担，但是掌管基⾦会的⼈员做起事情来，往往倾

向于遵照实⽤取向的新典范，也就是说，从科层⾓度来看是适宜的新典范。其结果是，这种风格就已经逐步体现在确定

的机构核⼼中：（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告和市场部门，30年代开始进⼊企业和综合民调机构，40年代以后蔓延到

学术⽣活，特别是⼀些研究机构，⽽到第⼆次世界⼤战期间，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研究部门。机构模式⽬前还在不断扩

张，但上述这些依然是其坚强堡垒。

这些所费不赀的技术颇具形式主义，这倒使它们特别有助于为那些有能⼒并乐意掏钱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那类信息。

新的应⽤研究的焦点⼀般会落在具体的问题上，旨在针对实际的举措，也就是资⾦和管理⽅⾯的举措，搞清楚存在哪些

可⾏⽅案。都说只有发现了“⼀般原则”，社会科学才能提供“可靠的实践指导”，但事实绝⾮如此。管理者往往需要了解某

些细节性事实和关系，但他需要了解或想要了解的也就只限于此。践⾏抽象经验主义的⼈往往不太在意要设定⾃⼰的实

质问题，所以他们⾮常乐意改变⾃⼰对于具体问题的选择。

从事应⽤性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通常不会以“公众”作为⾃⼰的受众。他有⾃⼰特定的客户，后者各⾃有其利益

（interests）和难局（perplexities）。从公众转向客户，显然破坏了漠然超然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aloofness）这

⼀理念，该理念或许有赖于对缺乏焦点的模糊压⼒做出回应，所以更取决于研究者的个⼈兴趣（interests），⽽后者可

能不经意间分散多处，因此难以操纵。

对于学院⼈⼠的职业⽣涯来说，任何“思想流派”都是有意义的。要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就是看它如何契合于特定的流

派，因此学术上的成功往往有赖于主动接受占据⽀配地位的流派的信条。只要还存在许多个或⾄少⼏个各持异见的“流

派”，这种要求就并不需要强加给任何⼈，在⼀个不断扩张的职业市场上就更是这样。

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治学者和第⼀流的研究之间，除了他⾃⼰的个体局限，并没有多少别的阻碍。但这样⼀种⽆

所依附的⼈并没有能⼒去做规模相称的抽象经验研究，因为要想实施那类研究，必须有某个研究部门充分发展起来，提

供相应的材料，或许我应当说是相应的⼯作流程。要践⾏抽象经验主义，就要求有⼀家研究机构，从学术⾓度上讲，还

需要有⼤笔的资⾦⽀持。随着研究成本的增长，随着研究团队的形成，随着研究风格本⾝变得耗资庞⼤，对于分⼯的企

业化控制也就随之⽽来。过去认为，⼤学就是⼀群职业同侪的圈⼦，他们各授其徒，各⾏其艺。这种旧观念慢慢被新的

观念所取代，即认为⼤学是⼀套从事研究的科层组织，各⾃包含⼀组精详的分⼯，因此也就各⾃容纳⼀群知识技术专

家。即便没有别的理由，就为了有效地利⽤这些技术专家，也越来越有必要系统地编撰程序步骤，以便⼈们学习掌握。

研究机构也很像是⼀种培训中⼼。它和其他机构⼀样，挑选某些类型的⼼智，并通过提供酬报，对某些⼼智品质的培育

发展给予⿎励。在这些机构中，除了⽐较⽼派的学者和研究者外，还出现了两类对于学术舞台来说颇为新鲜的⼈。

其⼀是学术管理者和研究推销者，对于他们，我感觉⾃⼰已经说不出什么学术圈⾥还不熟悉的事情了。他们的学术声望

其⼀是学术管理者和研究推销者，对于他们，我感觉⾃⼰已经说不出什么学术圈⾥还不熟悉的事情了。他们的学术声望

有赖于他们的学术权⼒，他们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跻⾝“董事会”，他们能给你⼯作岗位、旅费报销、研究资助。他们

是⼀群奇特的新型官僚。他们是⼼智经理⼈，是专司基⾦会的公关⼈员。对他们和任何地⽅的推销者与经理⼈来说，备

忘录正在取代书本。他们可以极富效率地创⽴另⼀项研究规划或机构，也能管理“书本”的⽣产。他们谈论起⾃⼰的研究

来，时间单位是“天⽂数字⼀般的技术劳动⼯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指望会有多少实质性的知识：⾸先必然会有许

多⽅法论探究，它们探究⽅法，探究探究本⾝，因此整个探究必然都是“前导性研究”（pilotstudies）。许多基⾦会管理

者喜欢把钱拨给某些类型的规划：相⽐于数量更多的个体⼿艺型规划，那些规划规模较⼤，从⽽也较好“管理”；那些规

划的“科学性”（Scientific）带有⼤写的“S”，往往只是意味着由于只处理琐碎话题从⽽⽐较“安全”（safe），因为它们并

不希望被弄成政治关注的对象。有鉴于此，⼤型基⾦会往往会⿎励对⼩规模问题进⾏⼤规模的科层式研究，并寻找能够

胜任此项⼯作的学术4级报名时间 管理者。

其⼆，还有⼀批⽐较年轻的新⼊⾏者，与其说他们是社会科学家，不如将他们描述成研究技术专家。我也明⽩，这个讲

法有些横扫⼀⽚，但我会谨慎使⽤。要理解⼀种思想风格的社会意涵，我们必须始终分清领导者与追随者，分清锐意创

新的⼈和墨守成规的⼈，分清创建它的“第⼀代”和贯彻它的第⼆代、第三代。所有的流派，如果取得了成功，都会包括

这两类⼈，因为这恰恰是判断⼀个流派的“成功”的标准之⼀。它还是把握成功在学术上的后果的⼀条重要线索。

寻常追随者与创新者、奠基者各⾃特有的⼼智品质往往会有差别。在这⼀点上，思想流派之间的差异是⾮常深层的。这

些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流派的研究风格允许或⿎励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少我们这⾥考察的风格的⼀些创新

者和管理者的⼼智都是⾮常有教养的。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这种风格尚未繁荣的时候，就吸收了西⽅社会数⼀数⼆的

那些思维模式。这样的⼈有着多年的思想⽂化阅历。他们都是货真价实受过教育的⼈，富有想象⼒，清楚⾃⼰的感受，

有能⼒不断增进⾃我修养。

但要说到第⼆代，那些年轻⼈来⾃美国⾼中这种思想贫乏的背景，使他们在阅历上⽆法与奠基者⽐拟，我想⼤家会同意

这么说。他们在⼤学⾥的功课多半有所⽋缺，虽说我并不能确定，但⾄少有理由怀疑，这类研究机构能选到的学⽣算不

上特别聪明。

⼀旦仔细打量这些年轻⼈，我很少看到其中有哪⼀位处在真真切切的思想困惑境况中。我也从未看到有谁对某个重⼤问

题抱有由衷的好奇，⽽正是这种好奇推动着⼼智任意驰骋，千⽅百计在有必要的时候重塑⾃⾝，以求有所发现。在这些

年轻⼈⾝上，有条不紊多过焦虑不安，沉稳耐⼼多过富于想象，最关键的是，他们都很教条，⽆论从这个词的哪⼀种历

史意涵和神学意涵来说都是如此。当然，其中某些只不过是如今美国⼤专院校⾥众多学⽣令⼈遗憾的思想境况的局部表

现，但我的确相信，在践⾏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技术专家⾥⾯，这种状况尤其显著。

他们选择社会研究作为职业⽣涯，早早进⼊⾮常狭隘的专业分⼯，并对所谓“社会哲学”养成了⼀种漠然乃⾄蔑视，认为

它意味着“从其他书本⾥攒出书来”，或“⽆⾮是些⽞想思辨”。听听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试试掂量⼀下他们那份好奇的品

质，你会发现其⼼智的局限简直要命。社会世界让如此众多的学⼈感到奥妙难解，却不会让这些⼈⽣发困惑。

科层式社会科学在宣传上的⼒量⼤多源于它在哲学上诉求的是所谓“科学⽅法”；⽽它吸纳新⼈的⼒量则⼤多在于，对个

体进⾏培训，并送他们步⼊⼀段有未来的职业⽣涯开始⼯作，相对⽐较容易。在这两种情况下，有编码明晰的⽅法，有

⽅便接触的技术专家，就是获得成功的主要诀窍。在有些奠基者那⾥，经验研究技术是为想象⼒服务的，诚然，想象⼒

往往奇怪地遭到抑制，但你总会觉得它在那⾥。当你和⼀位奠基者交谈时，你总是在和⼀个独⽴的⼼智打交道。⽽⼀旦

⼀位年轻⼈在这种事情上耗了三四年光景，你其实⽆法和他讨论有关如何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的⽴场和职业⽣涯、

他的野⼼和那份⾃尊，在很⼤程度上就只是基于这⼀种视⾓，这⼀组词汇，这⼀套技术。说实话，除此之外，他⼀⽆所

知。

在这类学⽣中，有些⼈⾝上的智⼒本⾝往往与⼈格相脱离，⽽这在他们看来，正是⼀种训练有素的⼩把戏，他们希望能

成功推销开去。他们属于⼈⽂素养贫乏的⼈，⽣活中参照的价值排斥了任何源⾃对于⼈类理性的尊重的东西。他们属于

充满⼲劲、野⼼勃勃的技术专家，教育成规有缺陷，所怀需求也令⼈败坏，这些都使得他们⽆法养成社会学的想象⼒。

你只能指望，当这些年轻⼈中有⾜够多的⼈爬到了他们职业⽣涯中的副教授层级时，会出于某种思想转变，意识到其实

他们再也不依赖那些没穿⾐服的皇帝了。

抽象经验主义的做派，它所维持的⽅法论上的约束，它的实⽤取向关注的焦点，它的机构倾向于选择和培训的⼼智品质

——这些发展趋势都使得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政策的问题愈发紧迫。这种科层风格及其机构体现都符合现代社会结构及

其特有的思维类型所呈现出的主流趋势。我认为，如果不认识到这⼀点，就⽆法说明其原因，甚⾄不能充分理解它。事

实上，这些社会趋势，影响的不仅是社会科学，也是美国整个的思想⽣活，实际上还影响到了理性在今⽇世间⼈事中所

扮演的⾓⾊本⾝。

争议的焦点似乎⼀⽬了然：如果社会科学并不独⽴⾃主，就不可能成为⼀项对公众负责的事业。由于研究的⼿段变得越

来越规模庞⼤、耗资不菲，研究也就往往被“征⽤”了。有鉴于此，只有当社会科学家以某种集体性的⽅式，对这些研究

⼿段实施完整的控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实现独⽴⾃主；只要社会科学家个体的研究依赖于科层机构，就会

逐渐丧失其个体⾃主；只要社会科学由科层式研究组成，就会逐渐丧失其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的⾃主性。我的确是想强

逐渐丧失其个体⾃主；只要社会科学由科层式研究组成，就会逐渐丧失其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的⾃主性。我的确是想强

调“只要”，因为显然我这⾥讨论的并不是我们所⾯临的全部事态，⽽是⼀种趋势，尽管是⼀种主要的趋势。

⼆

我们要想搞明⽩某个思想⽂化⼯作领域的发展现状，就必须弄懂它直接所处的社会背景。因此，现在我必须岔开去，简

单谈谈学院派系。当然，如果⼀个观念⽣机强韧，意义显著，那么任何特定的⼤佬或者派系都⽆⾮是其风靡⼀时的符

号，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派系”（cliques）、“⼤佬”（personalities）、“学派”（schools）的整体情况要⽐这复杂得

多。它们对于塑造社会科学发展态势发挥着重要作⽤，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警醒。任何⽂化活动都要求得到某种资⾦⽀

持，同时，也得有某种公众通过批评来帮助该活动，就冲这个原因，我们就必须直⾯它们。⽆论是提供⾦钱还是提出批

评，都不是仅仅基于客观的价值的评判，更何况对于评判本⾝的客观性也好，对于价值也好，通常都存有争议。

学院派系的功⽤不单在于调控竞争，还在于确⽴竞争规则，并随时依照这些规则为所做的⼯作分配酬报。派系在思想上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据以评判⼈物、批评⼯作的那些标准（canons）。我前⽂已经谈了科层式社会科学的“技术专家⽓

质”，谈了它们的⼼智品质，谈了它们如何影响到声望的打造，以及由此影响到社会科学中的主导时尚，影响到通⾏的

评判标准，这⾥只需要再补充谈谈派系通过哪些⼿段完成内部任务，包括给予新进后学以善意指点，提供⼯作岗位，推

荐晋升机会，把著作呈交给受⼈敬仰的评论⼈，乐意接受⽂章发表和著作出版，分拨研究经费，在专业协会和专业期刊

编委会⾥安排或游说体⾯的职位。这些⼿段等于是在分派学者个⼈的声望，⽽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他的学术⽣涯，

就此⽽⾔，它们既影响到他在职业上的声望，⼜影响到他在经济上的前景。

曾⼏何时，⼈们⼀般预期学术声望乃是基于著作、研究、专论的发表，总之是基于观念和学术作品的发表，基于学术同

⾏和头脑清楚的票友对于这些作品的评判。⾄于社会科学和⼈⽂学科中情况为何如此，原因之⼀在于，过去的学术界⾥

在能⼒⽅⾯并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位置，⼀个⼈是否具备能⼒，可以接受核查。对于像公司⽼总这样的⼈，他声称的能

⼒究竟是来⾃其个⼈才⼲，还是源于他借助其位置⽽能获得的权⼒和便利，却很难搞清楚。但由于⽼派的教授们像⼯匠

那样进⾏研究，这种对于学者研究的怀疑毫⽆⽴⾜之地。

然⽽，新式的学术活动家（academicstatesman）就像⼯商经理和军事⾸领，借助其声望特权⽽获得展⽰能⼒的⼿段，

⽽这样的能⼒必须与其个⼈能⼒相区别，可在其声望笼罩之下，两者却⼜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常任专业秘书，来往图书

馆跑腿的⽂书，电动打字机，听写设备，油印机，或许还有每年三四千美元的⽤来买书订杂志的⼩笔经费，如此等等

——就连这些不起眼的办公设备和职员配备都会⼤⼤增进任何学⼈的能⼒外观。这些⼈事财物配备在任何⼯商经理看

来，都会觉得微不⾜道，⼀笑置之，但学院教授们却不会这么看。很少有教授，哪怕是⾼产的教授，能够⾼枕⽆虞地拥

有这类便利。但这些配备却是充实资格能⼒、增进职业⽣涯的⼿段，⽽安定的派系成员有资格得到这些的机会，远胜于

保持⽆所依附的学⼈⾝份的⼈。派系的声望增加了获得这些配备的机会，⽽拥有这些配备⼜会增加制造声望的机会。

因此，我认为，这种状况有助于说明⼈们如何有可能获得可观的声望，但说实话却不曾有多少产出。对于这种⼈，⼀位

在意⾝后之事的同事最近以颇为客⽓的⼝吻谈道：“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所在领域最显赫的⼈，⽽死后半个⽉，就没

⼈会记得他了。”这种说法如此尖刻，或许也证明，活动家们在其学院派系倾轧的世界⾥必然常常深陷焦虑，困苦不

堪。

如果在某个研究领域，⼏个派系之间相互竞争，那么⼏位竞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往往会决定派系策略。居⾸的派系⾃然

会期望规模较⼩、不被重视的派系玩⼀阵就该退出江湖了。后者的成员会被忽视、击败或拒弃，最终淡出舞台，没能培

养出接班⼈。我们始终要记住，派系的⼀项重要功⽤，就是培养学术上的接班⼈。说⼀个派系⽆关紧要，等于是说它在

这种培养⽅⾯不会有多少声⾳。但假如说有两个领头的学派，各⾃的领军⼈物都很有权⼒，也都得享尊荣，那么这两个

学派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变成合并的问题，会变成打造⼀个更⼤的联盟的问题。当然，如果⼀个学派遭到外⼈或其他派系

的有⼒攻击，最先采取的防御策略之⼀就是否认真的有什么派系乃⾄学派。正是在这类场合下，活动家们

（statesmen）回归了他们政客（statesmen）的本⾊。

对派系来说重要的任务，往往会与对于学派的实际⼯作具有重要性的任务混淆⼀处。在新进后学当中，这⼀点会影响到

他们职业⽣涯的机会；⽽对资历较⽼的豚鼠养殖 ⼈来说，派系会额外奖赏管理、推销、政治和交际等⽅⾯的⼀技之长。尤其是这

些前辈，他们的声望基础因此可能变得⾮常暧昧。外⼈或许会问，这个⼈声望这么⾼，究竟是因为实际完成的⼯作的学

术价值，还是出于他在派系中的位置？

我们⼀旦考察派系之间的关系，⽴刻就会遇到有些特别的⼈，他们不是哪⼀个派系的代⾔⼈，⽽是整个“领域”的代⾔

⼈。他们并不只是⼀家企业的经理，⽽是整个⾏业的代⾔⼈。如果某⼈很想扮演代表整个领域的活动家的⾓⾊，通常就

必须切实否认，在⽐如说某领域的两个领头派系之间，学术上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差异。实际上，他作为它们的联合代

⾔⼈，学术上的⾸要任务就是揭⽰出“它们的⼯作其实是致⼒于同⼀⽬标”。他开始充当每个派系都宣称⾃⼰所特有的声

望的象征，也充当它们“实际上”或⾄少是最终会达成的统⼀性的象征。他从每个派系那⾥借取声望，⼜将声望转授予它

们。他就像是个经纪⼈，处理各⽅的声望调配。

⽐如，假定在某个研究领域⾥，有两个领头的学派，⼀个叫“理论”，⼀个叫“经验研究”。成功的活动家在两端之间忙碌穿

⽐如，假定在某个研究领域⾥，有两个领头的学派，⼀个叫“理论”，⼀个叫“经验研究”。成功的活动家在两端之间忙碌穿

梭。他在⼈们眼⾥，既像是兼在两者之中，⼜像是居于两者之间。他靠着⾃⼰的声望，似乎承诺“理论”和“经验研究”不仅

可以相容，⽽且同属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中某个整合⼀体的研究模式。⽽他⾃⼰就是这⼀承诺的象征。该承诺并⾮基

于他实际写的什么书或做的什么研究，实情乃是：在所有为⼈称道的“经验研究”⼯作中，活动家寻求“理论”，其⽅式是完

全碰运⽓的，⽽结果⽆⼀例外都能找到。⽽在任何值得称道的“理论”⼯作中，活动家也会寻求“经验研究”，同样，他们也

以完全碰运⽓的⽅式，找到了它。这些“发现”相当于长篇书评，与其说是考察研究本⾝，不如说是在把声望分派给各

⼈。这样完成的研究，真正把“理论”和“经验研究”展⽰为⼀体，如我前⽂所⾔，相当于⼀项承诺，⼀种象征。与此同时，

活动家的声望也不依赖于任何这种研究，事实上，它⼏乎根本不依赖于任何研究。

我认为，所有这类活动家⾓⾊中，都含有⼀桩不幸的事实。扮演这类⾓⾊的⼈常常有着⼀流的⼼智，事实上，平庸之辈

没有能⼒真正扮演这样的⾓⾊，虽说当然也有不少⼈竞相仿效，但只是徒具其名。活动家逐渐习惯扮演这样的⾓⾊，⽽

这会使其远离实际⼯作。他所积攒的声望较之实际的成就是如此不相称，他所宣扬的承诺是如此宏⼤，往往会⾮常限制

他具体从事“研究”。⽽当他真的在某项研究或著作中承担重要⾓⾊，他⼜会迟迟疑疑，不想完成或公开发表，哪怕别⼈

都觉得其实他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就会抱怨⾃⼰肩负了好多委员会及其他活动负担，却同时⼤量接受了更多的此类负

担，事实上，他往往还主动寻求这类负担。他作为活动家的⾓⾊本⾝既是他不从事具体⼯作的原因，也是他为此开脱的

借⼝。他喋喋不休地抱怨⾃⼰深陷罗⽹，但其实⼜⼀定会继续作茧⾃缚，否则他作为活动家的⾓⾊就会被别⼈和他⾃⼰

视为⽆⾮是借⼝⽽已。

派系的世界并不是学术界的全貌。学术界也有⽆所依附的⼈，他们其实形形⾊⾊，其研究也是丰富多样。从居⾸派系的

⾓度来看，不妨认为⽆所依附者对派系的学派是友善的，或⾄少持中⽴态度。也许他们在研究中“博采众长”，或者只是

不表现出“社会倾向”。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受⼈青睐，或被评判为有长处、有⽤场或有价值，就此⽽⾔，派系的成员可能

会⼒求吸引他们，为他们指点⽅向，最终招他们⼊伙。称颂如果只是相互称颂——出于派系成员，属于派系成员，为了

派系成员——那是不够的。

但在⽆所依附者当中，也可能有些⼈并不参与游戏，不想通过宣扬声望捞好处。当然，有些⼈只是对此不感兴趣，醉⼼

于⾃⼰的⼯作，⽽有的⼈则是对这类⾏径深恶痛绝。他们是学派⼯作的批评者。如果可能的话，派系会对这些⼈及其⼯

作都忽略不见。但只有在派系本⾝享有真正崇⾼的声望的时候，这种简单的策略才是合适且安全的。不仅如此，只有当

派系的范围⼏乎相当于整块研究领域，并近乎铁板⼀块地控制着该领域时，这种策略实施起来才是真正不失体⾯的。当

然，情况通常并⾮如此。在同⼀块领域中，⼀般会有许多中⽴⼈⼠，会有些博采众长的实际研究者，以及其他派系。其

他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也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学界之外的受众和公众群体，它们的兴趣或赞许搅乱了派系对

于声望、名誉、⽣涯的铁板⼀块的控制，⾄少到⽬前为⽌是这样。

有鉴于此，如果不能对批评者视⽽不见，就必须采取其他策略。⽤来对学派成员进⾏内部管理的各种⼿段，当然也都可

以⽤来对付敌对的外⼈。我只需要简单讨论⼀下其中之⼀：书评。这是调配声望最常见的⼿段。假设有⼀位⽆所依附的

学⼈出了⼀本书，引起了⾜够的关注，再要视⽽不见就不合适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是将写书评的任务交给派系的某位⼤

佬，尤其是⼤家知道的与作者观点相互竞争甚或针锋相对的⼈，或者⾄少是与对⽴观点有关联的⼈。⽐较⾼明的办法是

将写书评的任务派给派系中某位⼈微⾔轻但正崭露头⾓的成员，他⾃⼰还没怎么发表作品，因此其观点尚未⼴为⼈知。

这样做有不少好处。对于年轻⼈来说，这是对他的忠诚的回报，也是⼀次机遇，使他可以通过批评⽐他更有资历且更有

名的⼈来赢得认可。⽽相⽐于将写书评的任务派给⼀位杰出学⼈，如此发落这本书也间接意味着它不那么重要。年轻⼈

扮演这个⾓⾊也很安全：更有名的⼈出于某种势利⼼理，可能不愿“回应”评论。书的作者对专业评论者的批评做出回应

并不是什么惯例，事实上，有些学术杂志的政策是不⿎励甚或不允许这么做。不过，就算评论得到了回应，其实也不意

味着什么。所有既写评论也写书的⼈都知道，⼀切学术任务中最容易的就是⽤⼀两页纸“批驳”⼀本书，不管是什么书，

⽽要以同等篇幅“回应”这样的评论⼏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参与争论的所有读者都还算仔细地读过书本⾝，这倒也不是不

可能，但我们⽆法假定如此，这就使评论者占尽优势。

如果说，⽆论被讨论的书⾼下如何，都会在所属领域内部或/和外部赢得⼤量关注，那么唯⼀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写书评的

任务派给派系的某位⼤佬，最好是活动家，他会给出尺度合适的称赞，但不会多着墨于其内容，⽽是指出该书如何以⾃

⼰的⽅式，对整个领域中富有前景的主导趋势做出了贡献。任何不做事轻忽、⼼思散漫的派系，都必须努⼒避免让这书

落到另⼀位⽆所依附的学⼈⼿中，他⾸先会清晰准确地阐述书的内容，然后会从完全独⽴于学派、派系和时尚的⾓度来

做出评论。

三

社会科学各类学派所使⽤的⼝号中，最常见的莫过于“社会科学的宗旨就在于预测并控制⼈的⾏为”。现如今，在某些圈

⼦⾥，我们还能听到许多有关“⼈类⼯程”的讨论，这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语经常被误当作⼀项清晰显见的⽬标。⼈们相

信它清晰显见，因为它依赖于“主宰⾃然”和“主宰社会”之间不被质疑的类⽐。有些⼈⾮常热衷于“把社会研究打造成真正

的科学”，认为⾃⼰的⼯作在政治上保持中⽴，在道德上⽆所挂怀，那些习惯于使⽤上述⽤语的⼈，很可能就属于这类

⼈。他们的基本观念通常都会被阐述为社会科学“滞后”于⾃然科学，从⽽需要缩⼩差距。对于我前⽂所描述的许多“科学

家”来说，这些技术专家⾄上论的（technocratic）⼝号等于充当着某种政治哲学的⾓⾊。他们以为⾃⼰正像设想中⾃然

科学家处置⾃然那样处置社会。他们的政治哲学就蕴含于⼀个简单的观点中：只要⼈们现在⽤来控制原⼦的那些“科学

⽅法”被⽤来“控制社会⾏为”，⼈类⾯临的诸般问题就会迎刃⽽解，⼈⼈都能安定和平，尽享丰⾜。

⽅法”被⽤来“控制社会⾏为”，⼈类⾯临的诸般问题就会迎刃⽽解，⼈⼈都能安定和平，尽享丰⾜。

这些⽤语的背后隐含着⼀些有关权⼒、理性和历史的奇特观念，它们都不清不楚，混淆⼀团，可悲可叹。这类⽤语的⽤

法暴露出⼀种只追求合理性的空洞⽆物的乐观主义，究其根基，是对理性在世间⼈事中可能承担的⼏种⾓⾊，对权⼒的

性质及其与知识的关系，对道德⾏动的意涵，对知识在道德⾏动中的位置，对历史的性质⼀概浑然⽆知，不知道事实

上，⼈不仅是历史的被造物，⽽且有时会是历史中的创造者，甚⾄是历史本⾝的创造者。这些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科学

的政治意涵，因此我得来讨论⼀番。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简要考察⼀下持技术专家⾄上论的哲学家们的核⼼⼝号，即

有关预测和控制的这⼀条。

要想像许多⼈那样轻松平常地谈论预测和控制，就要接受科层官僚的视⾓。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些⼈眼⾥，世界就是

⼀个有待操控的客体对象。要说清楚这⼀点，不妨举个极端的例⼦：如果有个⼈拥有⼀套精妙⽽强⼤的装置，能够控制

⼀股驻扎在⼀个没有任何敌⼈的孤岛上的军队，你必然会同意说，此⼈处在控制的地位上。如果他充分使⽤其权⼒，也

制订了明确的计划，他就能够在相当⼩的误差范围内预测出，在某年的某⼀天的某个时⾠，每个⼈都会做什么。他甚⾄

能够⾮常准确地预测出这群⼈⾥各⾊⼈等的情绪，因为他就像操控⽆⽣命的客体对象那样操控他们。他有权⼒推翻他们

⾃⼰可能有的许多计划，有时还可能蛮有道理地⾃视为全能的专制君主。如果他能控制，他就能预测。他掌控了“规律

性”。

但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或许不会觉得⾃⼰的研究对象可操控性这么⾼，或许不会⾃视为开明专制君主，傲视芸芸众

⽣。⾄少可以说，要做出上述任何⼀种设定，就等于采取了某种对教授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的政治⽴场。历史上没有任何

社会是被紧密包裹在我假设的军队的那种严格框架下构造出来的。社会科学家也不是历史上的将军，我们不妨为此感到

欣慰。但要像许多⼈那样将“预测与控制”相提并论，通常就得假定某种单向控制，就像我想象出来的那位将军，我为了

说清楚观点，其实在⼀定程度上夸⼤了他的权⼒。

我想把这⼀点说清楚，以便揭⽰科层制⽓质的政治意涵。它主要的应⽤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社会中的⾮民主领域，如

军营、公司、营销机构、政府管理部门。许多社会科学家受邀去⼯作的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这类科层组织，⽽他们在那

⾥所操⼼的问题，也就是这类管理机器中更具效率的成员所操⼼的问题。

我看不出⼈们如何才能有理有据地反驳罗伯特S.林德（）教授对《美国⼠兵》（TheAmerican

Soldier）⼀书的评论：

这⼏卷书刻画了⼈们如何以娴熟的技能运⽤科学，来对⼈进⾏筛选和控制，使其服务于⾮出⼰愿的⽬的。这是衡量⾃由

民主体制的⽆能程度的重要标尺，它在运⽤其社会科学来应对民主⾃⾝的问题时，不得不越来越采取迂回间接的⽅式，

⽽不能直接⾯对。它不得不捡拾零碎，借鉴纠缠于如何测量受众反应以综合规划影视⼴播节⽬之类问题的私⼈⼯商研

究，或者就像眼下这个例⼦⼀样，借鉴讨论如何将胆⼩的新兵训练成坚强的战⼠，使他们能为⾃⼰并不理解其宗旨的战

争去战⽃的军队研究。诸如此类⽆关社会核⼼痛痒的宗旨控制着社会科学的应⽤，使得其应⽤的点滴推进都倾向于让它

愈发成为⼤众控制的⼯具，从⽽进⼀步威胁到民主体制。

⼈类⼯程师的⼝号有助于推动科层制⽓质超出这种思维风格和探究⽅法的实际应⽤。运⽤这些⼝号来阐述“所欲何为”，

就等于接受了科层⾓⾊，即使此刻并不在扮演该⾓⾊也是如此。简⾔之，承担这种⾓⾊绝⼤多数时候都是仿佛以为的。

采取了技术专家⾄上论的视⾓，并作为⼀名社会科学家努⼒循此⾏事，就等于仿佛以为⾃⼰真的是⼀位⼈类⼯程师⽽⾏

事。⼈们现在往往就是在这种技术专家⾄上论的视⾓下，来理解社会科学家的公共⾓⾊。如果在⼀个社会⾥，⼈的理性

得到了⼴泛⽽民主的确⽴，那么以这种“仿佛以为我是⼀位⼈类⼯程师”的做派⾏事，或许只会让⼈⼀笑了之，但美国并

不是这样的社会。不管美国在其他⽅⾯如何，这⼀点是显⽽易见的：在这个社会⾥，秉持功能合理性的科层机构被越来

越⼴泛地应⽤于世间⼈事和塑造历史的决策。在各个历史时期⾥，其间的历史变迁是如何独⽴于⼈类意志的控制，背着

所有⼈发⽣的，情况并不⼀样。⽽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似乎委⾝科层建制中的精英们是否做出关键决策越来越成为

历史变迁的源泉。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这个社会，控制的⼿段、权⼒的⼿段，都在不断扩⼤和集中化，现在已经包

括相当⼴泛地应⽤社会科学，以实现控制这些⼿段的⼈可能指派给社会科学的任何⽬的。⼀个学者谈论“预测与控制”，

却不直⾯这类发展趋势所引发的问题，等于是放弃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主。

有没有可能⽤科层视⾓之外的什么视⾓来谈“控制”？是的，当然有可能。⼈们已经构想出各式各样的“集体性⾃我控制”。

要想充分阐述任何这类观念，就得全⾯讨论有关⾃由和理性的话题，既把它们看成观念，也将它们视为价值。它还包

括“民主”的观念，既是作为⼀类社会结构的民主，也是作为⼀套政治期待的民主。民主意味着那些受法律控制的⼈拥有

权⼒和⾃由，可以遵照协商同意的规则，改变法律，甚或改变这些规则。但还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对于历史本⾝的结

构性机制具备某种集体性⾃我控制。这个观念⽐较复杂棘⼿，我稍后再来详细讨论。这⾥只想指出，如果社会科学家置

⾝⼀个蕴含民主渴求的社会，希望严肃地讨论有关“预测与控制”的话题，就必须仔细考察这类问题。

那么，有没有可能⽤科层视⾓之外的什么视⾓来谈“预测”呢？是的，当然也有可能。预测可能有赖于“⾮意图的规律性”，

⽽不是预先规定的控制。没有控制，我们也能够⾮常好地预测某些社会⽣活领域，其中没有任何⼈会受到多少控制，

⽽“⾃愿的”、⾮例⾏性的活动也降到了最低限度。⽐如，语⾔⽤法的变与不变就是“背着⼈”发⽣的。或许这类规律的产⽣

也与历史的结构性机制有关联。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所称的社会的“中介原

也与历史的结构性机制有关联。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所称的社会的“中介原

则”（principiamedia），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其主导趋势，简⾔之，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转型，或许就有

了“预测的根据”。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具体的情境下，⼈们的确常常控制着⾃⼰⾏事的⽅式，⽽他们究竟在多⼤程度上能够如此，正是我

们研究的对象之⼀。我们应当记住，除了假设的将军，也有真实的将军，公司经理和政府⾸脑也是如此。不仅如此，⼈

们也常常指出，事实上，⼈并⾮⽆⽣机的客体对象，这意味着他们会意识到对其活动⽽做出的预测，因此能够并常常真

的做出调整。他们可以使预测实现，也可以使预测落空。迄今为⽌，他们会怎么做还不曾得到⾮常好的预测。只要⼈还

拥有⼀定程度的⾃由，他们会怎么做就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

但我的观点在于：要说“⼈类⼯程”或“社会科学”的“实际的、最终的⽬标”就在于“预测”，就等于⽤技术专家⾄上论的⼝号

替代了本应合乎情理的道德选择，也等于接受了科层视⾓。只要充分采纳这种视⾓，⾥⾯可以采取的道德选择就少得多

了。

社会研究的科层化是⼀股相当普遍的趋势；假以时⽇，或许任何科层惯例逐渐君临⼀切的社会⾥都将出现这种状况。随

之⽽来的⾃然还有⼀种颇具诡辩⾊彩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它与⾏政管理性的研究倒是没有什么关联。那些专门的研究⼀

般是统计性的，注定⽤于⾏政管理的⽬的，并不影响对“概念”详加阐释。⽽这样的阐释⼜与专门研究的结果毫⽆关系，

倒是关系到政权及其变动中的特性的合法化。在科层官僚看来，世界就是⼀个由事实组成的世界，需要遵照稳固的规则

加以处理。⽽在理论家眼中，世界就是⼀个由观念组成的世界，操弄起来往往不需要任何明晰可辨的规则。理论以多种

多样的⽅式为权威的意识形态正当化提供辩护。为着科层⽬的的经验研究为权威计划者提供有⽤的信息，从⽽有助于让

权威更有效果，更富效率。

⼈们以科层的⽅式应⽤抽象经验主义，尽管它当然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意涵，有时⼈们也直接应⽤这些意涵。如前所

⽰，宏⼤理论并不具备任何直接的科层功⽤。它的政治意涵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可能的⽤途不难想见。要是抽象经验主

义和宏⼤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甚或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

造成巨⼤威胁，也深深威胁到有关理性在世间⼈事中的⾓⾊的政治承诺，因为依循古典传统，⼈们认为西⽅社会的⽂明

中始终具备这样的⾓⾊。

第六章 各种科学哲学

有关“科学”的本质始终聚讼不已，掩盖了社会科学内部的混乱，虽说这种混乱现在应当显⽽易见了。多数研究社会的学

⼈肯定会同意，他们虽然欣然接受了“科学”，却往往既徒具形式，⼜含混暧昧。“科学经验主义”意涵丰富，并没有⼀个公

认的版本，更不⽤说对某⼀个版本做系统性的运⽤了。对于职业的期待就颇为含混，⽽究竟何谓治学之道，也可以从五

花⼋门的探究模式⼊⼿来认识。从某种⾓度上说，正是因为这种状况，⾃然科学的哲学家们所主张的那些认识论模式才

会具有如许魅⼒。

许多学⼈⼀旦认识到社会科学存在不同的⼯作风格，就迫不及待地达成共识：“我们应当将它们统⼀起来。”有时，这种

规划还说得蛮打动⼈⼼：据说，接下来⼏⼗年的任务就是⽤20世纪通⾏的研究技术，尤其是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将19

世纪的各⼤问题和理论⼯作，尤其是德国⼈搞的那些东西，统合⼀体。在这⼀套宏⼤的辩证法下，似乎能在精深的观念

与严格的程序两⽅⾯都实现显著⽽持续的推进。

作为⼀个哲学问题，“统⼀起来”并不很难。但相关的问题在于：假设我们真的以某种宏⼤的探究模式把它们“统⼀起

来”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作，对于贯彻其主要的任务，这种模式⼜有何⽤？

我相信，这类哲学⼯作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还是有⼀定⽤场的。意识到这⼀点，会使我们更清楚⾃⼰都在⽤

哪些概念和步骤，并予以阐明。它提供了⼀套语⾔让我们做这些事情。但它的应⽤应当是⼀般性的，任何从事实际研究

的社会科学家都不需要太拿这类模式当回事⼉。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为它能解放我们的想象⼒，能为我们的研究步

骤源源不断地提供建议，⽽不是限制我们能够去探究哪些问题。在我看来，以“⾃然科学”的名义限制我们该研究哪些问

题，其实是⼀种令⼈不解的胆怯。当然，如果半吊⼦训练的研究者希望让⾃⼰只研究这类问题，那倒可能是⼀种明智的

⾃我约束；但除此之外，这样的限制就没有什么有⼒的理据了。

⼀

经典风格的社会分析家都避免照搬刻板的研究步骤，致⼒于在⾃⼰的⼯作中摸索并应⽤社会学的想象⼒。他不喜欢将⼀

堆“概念”拼来拆去，也很少使⽤需要精微阐发的术语，除⾮他有充分理由认为，使⽤这样的术语能够让⾃⼰的感受更加

宽⼴，指涉更加精确，推理更加深刻。他不会被⽅法和技术束缚⼿脚，经典的路数就是学术巧匠的路数。

⽆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法，有⽤的讨论往往都来⾃有关实际⼯作或将要着⼿的⼯作的随记。“⽅法”⾸先必须交代如

何提出并解答问题，并在⼀定程度上确信答案能维持⼀段时间。⽽“理论”则必须⾸先密切关注⼈们正在使⽤的词汇，尤

何提出并解答问题，并在⼀定程度上确信答案能维持⼀段时间。⽽“理论”则必须⾸先密切关注⼈们正在使⽤的词汇，尤

其是这些词汇的概括程度及其逻辑关系。这两者的⾸要宗旨就在于让观念尽可能明晰，步骤尽可能简洁。⾄于当下，最

重要的是释放⽽⾮约束社会学的想象⼒。

所谓成为“⽅法”和“理论”的主⼈，就是要成为⼀位具备⾃觉意识的思想家，既从事实际⼯作，⼜能意识到⾃⼰从事的⽆论

什么⼯作的潜在预设和隐含意义。⽽所谓成为“⽅法”或“理论”的奴仆，其实就是⽆法⾃如地去⼯作，去尝试，也就是⽆法

去探察世事的现状。要是缺乏对正在贯彻的治学之道的洞察，研究的结果就是靠不住的。⽽如果不能确定⼀项研究会否

得出重要的结果，所有⽅法都将是毫⽆意义的矫饰。

对于经典风格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论是⽅法还是理论，都算不上⾃成⼀体的领域。⽅法只是针对⼀定范围内的问题的

⽅法，⽽理论只是针对⼀定范围内的现象的理论。它们就像是你⽣活其间的那个国度的语⾔：你会说这种语⾔并没有什

么值得夸耀的，但你要不会说，那可就很丢脸，也很不⽅便。

从事实际⼯作的社会科学家对于⼿头的问题必须始终保持最充分的了解。显然，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实质内容上⾮常熟悉

⾃⼰研究领域的知识现状。同时，这还意味着如果所进⾏的⼏项研究都关系到同⼀研究领域，就能最好地完成这类⼯

作，个中关系深浅，我觉得难以⾔明。最后，如果只是依靠⼀个⼈的唯⼀专长，更不要说如果只是⼀个⽑头⼩伙，即使

做过什么实际⼯作，效果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或者他参与的都是以这样那样特定风格实施的研究，这类⼯作也不会做

得特别好。

当我们在研究中暂停下来，反思理论与⽅法，最⼤的收获就是重新陈述我们的问题。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每⼀

位从事实际⼯作的社会科学家都必须是⾃⼰的⽅法论专家，是⾃⼰的理论家，⽽这只是意味着他必须成为⼀名学术巧

匠。当然，每⼀位巧匠都有能⼒从总结编纂各种⽅法的诸般尝试中有所获益，但常常⽐⼀种泛泛的⾃觉强不了多少。因

此，⽅法论中的“速成⽅案”（crashprograms）并不太可能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真正有⽤的⽅法阐述可不能⽤这样的

⽅式逼出来。如果它们与社会研究的实际⼯作之间并不存在牢固的关联，从事实际⼯作的社会科学家的头脑中就不可能

充分展现对重要问题的感受和对解决这⼀问题的激情。在今天，这样的感受和激情往往已经丧失殆尽。

所以说，最有可能发⽣⽅法上的推进的，恰恰是从正在进⾏的⼯作中得出最谨慎的概括。有鉴于此，我们在各⾃的实践

中，在我们学科的组织中，应当在⽅法与所进⾏的⼯作之间保持⾮常密切的互动。只有在有关⽅法论的⼀般性讨论直接

涉及实际⼯作时，才需要认真对待。社会科学家当中的确有这类⽅法讨论，下⽂会在附论中尝试揭⽰展开这类讨论的⼀

种可能⽅式。

有关⽅法的陈述、有关这些陈述的争论、理论的辨析、进⼀步的辨析——⽆论这些多么让⼈兴奋，甚⾄让⼈享受，都只

是些承诺。有关⽅法的陈述承诺引导我们⽤某些更好的⽅法来研究某个东西，事实上这些更好的⽅法往往能研究⼏乎任

何东西。理论的精细阐发，⽆论是系统性的还是⾮系统性的，都承诺会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可能看到的东西当中存在

着细微差别，或者当我们试图解释我们之所见时，可能得出的解释当中存在着细微差别。但⽆论是“⽅法”还是“理论”，割

裂开来看，都不能充当社会研究的实际⼯作的要素。事实上，两者的作⽤往往恰恰相反：它们只是像活动家⼀般，回避

了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它们通常基于某种宏⼤的探究模式，能把其他⼈搞得⼀头雾⽔。这种宏⼤模式

并不能放之四海皆充分可⽤，但这或许并不太重要，因为它还是可以被仪式性地使⽤。如前⽂所释，它往往以某种⾃然

科学哲学为基础，⽽且通常源于哲学上对物理学的某种曲解，或许还有些过时。这种⼩把戏，以及其他有着类似规则的

搞法，与其说通向进⼀步的⼯作，不如说通向某种科学不可知论（scientificknownothingism）。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Horkheimer）曾就此谈道：“如果总是警告⼈们不要贸然得出结论，不要做出含糊的概括，意味着可能构成对于

⼀切思考的禁忌，除⾮我们做出恰当的限定。如果所有的思考都得暂且搁置，直到经过彻底的确证，那似乎就不可能有

任何基本的思路了，我们会⾃我限制在单纯的征象层次上。”

⼈们总说，年轻⼈容易被带坏，但是看到社会科学的前辈学⼈也被我们当中科学哲学家们的故弄⽞虚搞得⼼神不宁，这

难道不令⼈惊异吗？⼀位瑞⼠经济学家和⼀位英国经济学家在对谈中清楚描绘了有关⽅法的地位的经典观点：“许多作

者发乎本能地以正确⽅式着⼿处理这些问题。但在研究了⽅法论之后，他们开始⾃觉意识到眼前有诸多陷阱和其他危险

等待着他们。其结果是，他们丧失了此前的确定感，误⼊歧途，抑或⾛上了并不适合⾃⼰的⽅向。该提醒这类学⼈远离

⽅法论。”较之有些美国社会学家的⾼谈阔论，这样的陈述富于见地，深具启发，不知要⾼到哪⾥去了。

我们提出的⼝号当然应该是这样的：

⼈⼈都是⾃⼰的⽅法学家！⽅法学家们！⼲点⼉实在的！

尽管我们不能拿这些⼝号太当真，但作为从事实际⼯作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确需要捍卫⾃⼰；考虑到有些同⾏抱持着

⼀种有失学⼈风度的过分热情，或许我们也有理由为⾃⼰的夸张开脱。

⼆

常识中的⽇常经验主义充斥着有关这个或那个特定社会的预设与刻板印象，因为常识决定了⼈们能看到什么，⼜如何去

常识中的⽇常经验主义充斥着有关这个或那个特定社会的预设与刻板印象，因为常识决定了⼈们能看到什么，⼜如何去

说明所看到的东西。如果你试图借助抽象经验主义摆脱这种状况，最终会停留在微观层次或亚历史的层次，你会努⼒逐

渐积累有关所处理的东西的抽象化细节。如果你试图借助宏⼤理论摆脱常识的经验主义，就会从所处理的概念中抽离出

清晰的、当下的经验指涉，⽽如果不够仔细，你将在⾃⼰筑造的跨历史世界中变得孑然⽆依。

所谓观念，就是有经验内容的想法。如果想法相对于内容⽽⾔过于宽泛，你就容易滑⼊宏⼤理论的陷阱；⽽如果内容吞

噬了想法，你⼜容易坠⼊抽象经验主义的圈套。这⾥涉及⼀个⼀般性问题，这⼀问题往往被说成是“对于索引的需要”。

对于今⽇社会科学中的实际⼯作⽽⾔，这是⾸要的技术挑战之⼀。所有学派的成员都意识到了这⼀点。抽象经验主义者

要想解决索引的问题，常常会尽⼒消减被索引的东西的范围和意义。宏⼤理论则没能有效地应对这⼀问题，⽽只是从其

他同样抽象的“概念”的⾓度出发，对“概念”进⾏详细阐发。

抽象经验主义者所称的经验“材料”体现了对于⽇常社会世界的⼀种⾮常抽象的观照。它们通常会处理某些中等规模的城

市的某个收⼊档位的某个性别范畴的某个年龄层级，诸如此类。这⾥⾯有四个变量，许多抽象经验主义者能从其对世界

的点滴认识中成功获取的认知，还远没有这么丰富。当然，这⾥还有另⼀项“变量”：这些⼈都⽣活在美国。但在构筑起

抽象经验主义的经验世界的那些琐碎、精确、抽象的变量中，并不包括这⼀种“材料”。把“美国”包括进来，就需要有⼀种

社会结构的观念，同时，有关经验主义的观念也不能那么严格。

绝⼤多数经典风格的研究（就此⽽⾔有时被称为宏观研究）都介于抽象经验主义和宏⼤理论之间。这类研究也包含了对

于⽇常情境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的某种抽象，但其抽象的⽅向是趋向社会历史结构。⼈们对于社会科学经典问题的梳

理，正是在历史现实的层⾯上，也就是说，正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度出发，也正是从这样的⾓度来解答的。

这类研究的经验成分绝不少于抽象经验主义。事实上，它往往还更加重视经验，更加贴近⽇常意义和经验的世界。我想

说的其实很简单：弗朗兹纽曼（FranzNeumann）有关纳粹社会结构的阐述，相较于萨缪尔斯托弗有关10079部队⼠

⽓的阐述，其“经验性”和“系统性”⾄少不相上下；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夫的阐述、尤⾦斯塔利（EugeneStaley）

有关⽋发达国家的研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对于苏维埃俄国的考察，相较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于伊利

县或埃尔迈拉⼩城的舆论的研究，其“经验性”程度难分伯仲。

不仅如此，⽆论是亚历史的研究层⾯还是跨历史的研究层⾯，⼈们所使⽤的想法绝⼤多数其实都源于经典研究。⼜有哪

些关于⼈、社会及其关系的观念，哪些真正富有裨益的想法，是来⾃抽象经验主义或宏⼤理论的呢？就想法⽽⾔，这些

学派都是靠社会科学经典传统过活的寄⽣⾍。

三

经验证明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认真对待事实”，⽽不是被事实所淹没；在于如何将想法与事实紧密关联，⽽不是埋没了想

法。问题⾸先在于要证明什么，然后才是如何去证明它。

在宏⼤理论中，证明就是满怀期望地演绎。⽬前看来，⽆论是要证明什么，还是如何去证明它，似乎都还不是⾮常明确

的问题。

⽽在抽象经验主义⾥，要证明什么似乎不被视为值得重视的议题。如何去证明它则⼏乎是⾃动由陈述问题的⽅式给出

了。这些⽅式融⼊了相关分析等统计步骤。事实上，对于这类证明的教条式要求似乎常常成了唯⼀的关注点，因此限定

了甚⾄是决定了那些恪守这种微观风格的⼈使⽤什么“概念”，钻研哪些问题。

在经典风格的研究实践中，要证明什么往往被认为是重要的，甚或⽐如何证明它更为重要。想法的阐发与特定的⼀系列

实质问题密切相关，⽽决定选择要证明什么的时候，遵循的是诸如以下的规则：努⼒证明所阐释的想法中据称与阐释的

推论最相关的那些特征。我们把这些特征称为“关键性的”特征，倘若这⼀点的确如此，那么下⼀点、下⼀点、再下⼀点

也必然都是如此。⽽如果这⼀点并⾮如此，那么会有另⼀系列的推论。这种步骤的理由之⼀，就是觉得需要简化研究⼯

作：经验证明、证据、⽂献附注、事实的确定，这些都⾮常耗时，⽽且往往单调乏味。有鉴于此，⼈们会希望这类⼯作

对⾃⼰正在采⽤的想法和理论是最具影响⼒的。

经典风格的治学者通常不会只针对⼀项⼤型经验研究搞出⼀套⼤型⽅案。他的⽅针是听任乃⾄挑起宏观观念和细节阐释

之间的持续交流。为此他把⾃⼰的⼯作设计成⼀系列⼩型经验研究（其中当然可能包括微观的、统计性的⼯作），⾥⾯

每⼀项都似乎对他在阐发的解决⽅案的某个部分起到关键作⽤。根据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这个解决⽅案也就得到了确

证、修正或驳斥。

在经典风格的实际研究者看来，如何证明陈述、命题与推定事实，似乎并不像微观视⾓的研究者常常搞的那么费劲。经

典风格的实际研究者通过细致阐发⼀切相关的经验材料来证明⼀项陈述。当然，我再说⼀遍，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需要以

这种⽅式结合我们的问题，选择并处理我们的观念，我们就往往可能以统计调查的那种更为精确的抽象⽅式来展开细致

阐发。⽽对于其他的问题和观念，我们的证明则类似于历史学家的做法，问题转向了证据。当然，我们从来也不会很确

阐发。⽽对于其他的问题和观念，我们的证明则类似于历史学家的做法，问题转向了证据。当然，我们从来也不会很确

定；事实上，我们往往是在“猜测”。但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猜测都有同等机会被证实。我们不妨满怀敬意地说，经典社会

科学的⼀项宏旨就是提⾼我们有关重要事项的猜测的正确概率。

所谓证明，就在于以理性的⽅式说服别⼈，也说服⾃⼰。但要做到这⼀点，我们就必须遵循公认的规则，⾸要的规则就

是必须以特定的⽅式呈现研究⼯作，使其每⼀步都是开放的，以供他⼈核查。⽽要完成这⼀规则，并不存在“唯⼀正

道”。不过，它总是要求我们倍加谨慎，留⼼细节，养成明晰的习惯，抱持怀疑态度对据称的事实进⾏审核，对其可能

有的各种意涵，及其对于其他事实和观念所具有的影响，始终充满好奇。它要求系统有序。简⾔之，它要求我们坚定不

懈地践⾏学术伦理。如果这⼀条不具备，⽆论什么技术，什么⽅法，都将徒劳⽆益。

四

从事社会研究的每⼀种路数，对于研究主题以及研究这些主题的⽅法的每⼀个选择，都蕴含着“有关科学进步的⼀种理

论”。我想，所有⼈都会同意说，科学的进展是累积性的。它不是⼀⼈之⼿的创造，⽽是众⼈反复修正和批评、彼此扩

充和简化各⾃努⼒的产物。要想让⾃⼰的⼯作有分量，就必须结合此前已经做过的研究，也结合当下进展中的其他研

究。为了相互沟通，为了“客观性”，就需要这样做。你必须以特定的⽅式说清楚⾃⼰做了些什么，让其他⼈可以核查。

抽象经验主义者有关进步的策略是⾮常具体的，是满怀希望的：让我们逐步积累起许多微观的研究，⽇积⽉累，点滴推

进，就像蚁群聚屑成堆，我们终会“筑造起科学”。

⽽宏⼤理论家的策略则似乎是：终有⼀⽇，总有⼀处，我们会接触到鲜活的经验材料。当这⼀天来临之时，我们应当做

好准备，“系统地”处置这些材料。然后我们应当知道，这样的处置对于提出可以合乎逻辑地⽤于经验证明的科学⽅式的

系统性理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些⽴志实现经典社会科学承诺的⼈所秉持的科学进步理论使他们⽆法假定，⼀系列的微观研究就⼀定能积累成⼀

种“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他们不愿假定，不光是当下的⽬的，对于其他任何⽬的，诸如此类的材料也⼀定会有⽤。简

⾔之，他们不认为靠着⼀砖⼀⽡的筑造（或是众⼈织被的拼凑），就能取得社会科学的发展。他们不认为从这样的⼯作

中会涌现出⼀位⽜顿或达尔⽂来统合全局。他们也不认为达尔⽂或⽜顿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诸如此类的微观事实“统合”起

来，就像今⽇微观社会科学所做的堆积⼀样。经典风格的践⾏者也不愿意像宏⼤理论家那样认定，对“概念”做的聪明的

阐发和辨析，到时候⾃然就会以某种⽅式，系统性地与经验材料产⽣相关性。他们塘角鱼粥 主张，丝毫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概念上

的阐发最终会⽐现在有所推进。

概⽽⾔之，经典社会科学既不是从微观研究中“逐步筑就”，也不是从概念阐发中“演绎⽽出”。它的践⾏者⼒图在同⼀个研

究过程中同时进⾏筑造和演绎，⽽要完成这⼀点，靠的是对各项问题进⾏反复⽽充分的梳理，并给出充分的解答。我很

抱歉还要重申，不过这⼀点确实是要害所在：要贯彻这样的⽅针，就要在现实的历史层⾯上讨论实质问题，从适宜的⾓

度陈述这些问题；然后，⽆论理论的升华有多么宏远⾼妙，⽆论细节的爬梳是多么耗⼈⼼神，研究的每⼀步结束之时，

都要从问题的宏观⾓度陈述解答；简⾔之，经典模式的焦点乃在于实质问题。这些问题的特点限定并提⽰了能够使⽤哪

些⽅法和观念，以及如何使⽤它们。要时刻保持与实质问题的密切关联，以适宜的⽅式展开有关“⽅法论”和“理论”的不同

观点的争论。

五

⼀个⼈对⾃⼰⾯临种种问题的次序安排，即他怎么陈述这些问题，赋予每个问题的轻重缓急，都取决于他运⽤什么⽅

法、理论和价值，⽆论他⾃⼰是否清楚，都是这样。

但必须承认，对于如何排列他们的问题这⼀有标志意义的提问，有些从事社会科学实际研究的⼈并不能胸有成⽵地回

答。他们觉得不需要确定⾃⼰都在研究哪些问题。事实上，他们也搞不清楚。有些⼈以普通⼈在其⽇常情境中遭遇的切

⾝困扰来设定⾃⼰研究的问题；另⼀些⼈则接受权威机构和利益集团以官⽅或⾮官⽅的⽅式界定的议题，将之作为⾃⼰

的努⼒⽅向。关于这⼀点，我们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同⾏们会⽐我们明⽩得多，因为我们绝⼤多数⼈从未⽣活在那样⼀种

政治组织体制下，能够以官⽅的⽅式控制整个思想⽂化领域。但这绝不是说在西⽅世界就不存在这种现象，美国就肯定

不是这样。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问题的政治取向，不过尤其是商业取向，可能是出于他们⾃愿的甚⾄是急切的⾃我协

调。

在⽼式的⾃由主义实践取向的社会学家那⾥，困扰主要是出于⾃⾝⽴场来考虑的。⾄于他们的问题是基于哪些价值考虑

⽽发现的，他们从未澄清过。在什么样的结构性条件下有可能认识到这些问题，既没有得到探究，也没有得到直接⾯

对。未经消化的事实阻碍了研究⼯作，学⼈们并不具备相应的学术技巧来吸收和理顺这些事实。这就导致了不切实际的

所谓多因并存的多元论观念。不管怎么说，持有⾃由主义实践取向的社会科学家曾经秉持的那些价值，⽆论是否受⼈拥

戴，现在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了福利国家在⾏政管理上的⾃由主义。

在科层式的社会科学中，抽象经验主义是最合⽤的⼯具，⽽宏⼤理论则弥补了其理论的⽋缺。在这种社会科学⾥，整个

社会科学事业都缩减成向正当其时的权威机构提供服务。⽆论是旧式的⾃由主义实⽤取向，还是科层式的社会科学，都

不能很好地处置公共议题和私⼈困扰，以使这两者融⼊社会科学探讨的那些问题。这些学派的学术品格和政治⽤途并不

容易被切割开来（就此⽽⾔，不管是社会科学的什么学派都是这样）：它们的学术品格（及其学院组织），以及它们的

政治⽤途，共同导致它们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占据这等位置。

社会科学的经典传统会以适宜的⽅式梳理问题，使其陈述融合形形⾊⾊的⼈所遭遇的⼤量具体情境和私⼈困扰。⽽这些

情境⼜会从更⼤的历史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度被定位。

要充分地梳理任何问题，就必须先说清楚它们蕴含的价值和⾯临的明显威胁。这些价值及危险就构成了问题本⾝的切⼊

⾓度。我认为，⾃由和理性就是曾经统贯经典社会分析的价值；⾄于威胁它们的那些⼒量，今⽇看来，就算还没有构成

当代的标志性特征，有时也像是与当代社会的主导潮流相吻合的。今⽇社会研究最重要的那些问题在这⼀点上达成了⼀

致：它们都关注似乎正威胁着这两种价值的那些状况与趋势，都关注这样的危险对于⼈的本性，对于历史的塑造会产⽣

哪些后果。

但在这⾥，我与其说关注特定的⼀系列问题，包括我⾃⼰的选择，不如说更关注社会科学家需要反思，⾃⼰的⼯作和计

划中真正默认了哪些实际问题。只有透过这样的反思，他们才能明确⽽审慎地考虑⾃⼰⾯临着哪些问题，也才能考虑存

在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只有循此⽽为，他们才能客观⾏事。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的⼯作中保持客观性，就要求不懈努

⼒，明确意识到这项事业中牵涉到的⽅⽅⾯⾯因素，要求学者们能够富有批判性地⼴泛交流各⾃的努⼒。社会科学家要

想以富有成效地积累的⽅式发展各⾃的学科，既不能依赖“科学⽅法”的教条模式，也⽆法仰仗煞有介事地宣告所谓“社会

科学的问题”。

因此，对于问题的梳理应该包括明确关注⼀系列公共议题和个⼈困扰，并且应当开启对于情境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联

的探究。我们在梳理问题的时候，必须搞清楚在所涉及的困扰和议题中，真正遭受威胁的都是哪些价值，搞清楚是谁在

奉⾏这些价值，它们⼜受到哪些⼈或哪些事的威胁。事实上，最后被发现⾯临威胁的价值并不总是个⼈和公众相信正⾯

临威胁的那些价值，或者⾄少不完全是那些价值，这就常常使得这样的梳理⼤⼤复杂化了。有鉴于此，我们还必须问诸

如以下这样的问题：⾏动者相信是哪些价值遭受威胁？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是受到哪些⼈或哪些事的威胁？要是他们充分

意识到真正蕴含的价值，会为其⾯临威胁⽽感到不安吗？我们在梳理问题的时候考虑这些价值、情感、争论和忧惧，都

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的信念与期待⽆论可能多么有⽋缺，多么有误解，都是各种议题和困扰的真正素材。不仅如

此，如果问题真有什么解决⽅案，要得到检验，在⼀定程度上也得看它在说明⼈们体验到的那些困扰和议题时的有效

性。

顺便说⼀句，所谓“基本问题”及其解答，通常都要求既关注⼈⽣的“深层”中孕育的不安，也关注某个历史社会的结构本⾝

中⽣发的漠然。我们必须借助对于问题的选择和陈述，⾸先将漠然转译成议题，将不安转译成困扰，然后，我们必须在

陈述⾃⼰的问题时，同时包容这些困扰和议题。在这两个阶段上，我们都必须努⼒尽可能简明⽽准确地陈述所涉及的价

值和威胁，并尝试将它们关联起来。

进⽽，任何对于某个问题的充分“解答”，都将包含寻找战略⼲预点，即寻找据此维持或改变结构的“杠杆”，并对那些有能

⼒⼲预却没有这么做的⼈做出评估。在梳理问题时还涉及了其他问题，这⾥只是很少⼀部分，但我在此只想略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