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原文及对照翻译

《五蠹》原⽂及对照翻译

《五蠹》原⽂及对照翻译

《五蠹》全⽂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进⼀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章的⼀般特点。作者举出了⼤量的事

实，于对⽐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差异，论据充分，词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綮。下⾯，⼩编为⼤家分享《五蠹》原⽂及对

照翻译，希望能帮助到⼤家!

《五蠹》原⽂阅读

出处或作者：《韩⾮⼦》

上古之世，⼈民少⽽禽兽众，⼈民不胜禽兽⾍蛇。有圣⼈作，构⽊为巢以避群害，⽽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有巢⽒。

民⾷果蓏蚌蛤，腥臊恶臭⽽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作，钻燧取⽕以化腥臊，⽽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中古

之世，天下⼤⽔，⽽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汤、武征伐。今有构⽊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

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有耕者，⽥中有株，兔⾛触株，折颈⽽死，因释其⽾⽽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

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之实⾜⾷也；妇⼈不织，禽兽之⽪⾜⾐也。不事⼒⽽养⾜，⼈民少⽽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

⾏，重罚不⽤，⽽民⾃治。今⼈有五⼦不为多，⼦⼜有五⼦，⼤⽗未死⽽有⼆⼗五孙。是以⼈民众⽽货财寡，事⼒劳⽽供养

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藜藿之羹[4]；冬⽇麂裘，夏⽇葛⾐；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

之王天下也，⾝执⽾臿以为民先，股⽆完胈，胫不⽣⽑，虽⾂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之，夫古之让天⼦者，是去监门之

养⽽离⾂虏之劳也，古传天下⽽不⾜多也。今之县令，⼀⽇⾝死，⼦孙累世絜驾，故⼈重之。是以⼈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

⼦，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居⽽⾕汲者，膢腊⽽相遗以⽔；泽居苦⽔者，买庸⽽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

饷；穰岁之秋，疏客必⾷。⾮疏⾻⾁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鄙也，财寡

也。轻辞天⼦，⾮⾼也，势薄也；重争⼠橐，⾮下也，权重也。故圣⼈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

称俗⽽⾏也。故事因于世，⽽备适于事。

古者⽂王处丰、镐之间，地⽅百⾥，⾏仁义⽽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五百⾥，⾏仁义，割地⽽朝者三⼗

有六国。荆⽂王恐其害⼰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王⾏仁义⽽王天下，偃王⾏仁义⽽丧其国，是仁义⽤于古不⽤于今也。

故⽈：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不可。上德不厚⽽⾏武，⾮道也。”乃修教三年，执⼲戚舞，有

苗乃服。共⼯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戚⽤于古，不⽤于今也。故⽈：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

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齐将攻鲁，鲁使⼦贡说之。齐⼈⽈：“⼦⾔⾮不辩也，吾所欲者⼟地也，⾮斯⾔所谓也。”遂举

兵伐鲁，去门⼗⾥以为界。故偃王仁义⽽徐亡，⼦贡辩智⽽鲁削。以是⾔之，夫仁义辩智，⾮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

贡之智，循徐、鲁之⼒，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于⼆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辔策⽽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

则视民如⽗母。何以明其然也？⽈：“司寇⾏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为如⽗⼦

则必治，推是⾔之，是⽆乱⽗⼦也。⼈之情性莫先于⽗母，皆见爱⽽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

母之爱⼦，⼦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刑，⽽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

然⽽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也，修⾏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为服役者七⼗⼈。盖贵仁

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为服役者七⼗⼈，⽽仁义者⼀⼈。鲁哀公，下主也，南⾯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民

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故仲尼反为⾂⽽哀公顾为君。仲尼⾮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

仲尼。今学者之说⼈主也，不乘必胜之势，⽽务⾏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主之必及仲尼，⽽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

数也。

今有不才之⼦，⽗母怒之弗为改，乡⼈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母之爱、乡⼈之⾏、师长之智，三美加焉，

⽽终不动，其胫⽑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求索奸⼈，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矣。故⽗母之爱不⾜以教⼦，

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

法⽽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不释；铄⾦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

是以赏莫如厚⽽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必，使民畏之；法莫如⼀⽽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诛⽆赦，誉辅其赏，

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矣。

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卑其⼠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其轻世也；以其犯禁

罪之，⽽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

者，贞也。廉贞之⾏成，⽽君上之法犯矣。⼈主尊贞廉之⾏，⽽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吏不能胜也。不事⼒⽽⾐⾷，谓

之能；不战功⽽尊，则谓之贤。贤能之⾏成，⽽兵弱⽽地荒矣。⼈主说贤能之⾏，⽽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公利灭矣。

儒以⽂乱法，侠以武犯禁，⽽⼈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诸先⽣以⽂学取1；犯禁者诛，⽽群侠以私剑

养。故法之所⾮，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所定，虽有⼗黄帝不能治也。故⾏仁

义者⾮所誉，誉之则害功；⽂学者⾮所⽤，⽤之则乱法。楚有直躬，其⽗窃⽺，⽽谒之吏。令尹⽈：“杀之！”以为直于君⽽曲

于⽗，报⽽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之暴⼦也。鲁⼈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吾有⽼⽗，⾝死，莫

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上之。以是观之，夫⽗之孝⼦，君之背⾂也。故令尹诛⽽楚奸不上闻，仲尼赏⽽鲁民易降北。上

下之利，若是其异也，⽽⼈主兼举匹夫之⾏，⽽求致社稷之福，必不⼏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

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习⽂学。⾏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功

⽽受事，⽆爵⽽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也。斩敌者受赏，⽽⾼慈惠之⾏；拔城者受

爵禄，⽽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贵⽂学之⼠；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

剑之属。举⾏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介⼠，所利⾮所⽤，所⽤⾮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于游学者⽇

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也；所谓智者，微妙之⾔也。微妙之⾔，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法，⽽以上智之所难知，

则民⽆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短褐不完者不待⽂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

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者，必将贵不欺之

⼠；不欺之⼠者，亦⽆不欺之术也。布⾐相与交，⽆富厚以相利，⽆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今⼈主处制⼈之势，有⼀

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常、⼦罕之⾂，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今贞信之⼠不盈于⼗，

⽽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则⼈不⾜官。⼈不⾜官，则治者寡⽽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法⽽不求智，固术⽽不慕

信，故法不败，⽽群官⽆奸诈矣。

今⼈主之于⾔也，说其辩⽽不求其当焉；其⽤于⾏也，美其声⽽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者务为辨⽽不周于

⽤，故举先王⾔仁义者盈廷，⽽政不免于乱；⾏⾝者竞于为⾼⽽不合于功，故智⼠退处岩⽳，归禄不受，⽽兵不免于弱，政不

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国贫，⾔耕者众，

执⽾者寡也；境内皆⾔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兵愈弱，⾔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其⼒，不听其⾔；赏其功，

伐禁⽆⽤。故民尽死⼒以从其上。夫耕之⽤⼒也劳，⽽民为之者，⽈：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民为之者，⽈：可得以贵

也。今修⽂学，习⾔谈，则⽆耕之劳⽽有富之实，⽆战之危⽽有贵之尊，则⼈孰不为也？是以百⼈事智⽽⼀⼈⽤⼒。事智者

众，则法败；⽤⼒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书简之⽂，以法为教；⽆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私剑之

捍，以斩⾸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

谓王资。既畜王资⽽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民纵恣于内，⾔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之⾔外事者，⾮有分于从衡之党，

则有仇雠之忠，⽽借⼒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强也；⽽衡者，事⼀强以攻众弱也：皆⾮所以持国也。今⼈⾂之⾔衡者，

皆⽈：“不事⼤，则遇敌受祸矣。”事⼤未必有实，则举图⽽委，效玺⽽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

则政乱矣。事⼤为衡，未见其利也，⽽亡地乱政矣。⼈⾂之⾔从者，皆⽈：“不救⼩⽽伐⼤，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

⽽主卑。”救⼩未必有实，则起兵⽽敌⼤矣。救⼩未必能存，⽽交⼤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

拔。救⼩为从，未见其利，⽽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求⼩，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封⼟厚禄⾄

矣；主上虽卑，⼈⾂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事未成

则爵禄已尊矣；事败⽽弗诛，则游说之⼠孰不为⽤矰缴之说⽽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君

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诛罚不必其后也。皆⽈：“外事，⼤可以王，⼩可以安。”夫王者，能攻⼈者也；⽽安，则

不可攻也。强，则能攻⼈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法术于内，⽽事智于外，则不⾄于治

强矣。

鄙谚⽈：“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多资之易为⼯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于秦者，⼗变⽽谋希失；⽤于

燕者，⼀变⽽计希得。⾮⽤于秦者必智，⽤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举；卫离魏为衡，半岁⽽

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以多其积，致其民

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万乘之国莫敢⾃顿于坚城之下，⽽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

也。舍必不亡之术⽽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必汗马之劳，家困⽽上弗

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货赂⽽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

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私⼈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游⾷之民少⽽名卑，以寡趣本务⽽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

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于市，则商⼈不少矣。聚敛倍农⽽致尊过耕战之⼠，则耿介之⼠寡⽽⾼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贰⼈主之⼼。其⾔谈者，为设诈

称，借于外⼒，以成其私，⽽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节操，以显其名，⽽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

货赂，⽽⽤重⼈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

也。⼈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五蠹》对照翻译

在上古时代，⼈⼝稀少，鸟兽众多，⼈民受不了禽兽⾍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位圣⼈，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

⽤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当时⼈民吃的是野⽣的⽠果和蚌蛤，腥臊腐

臭，伤害肠胃，许多⼈得了疾病。这时候⼜出现了⼀位圣⼈，他发明钻⽊取⽕的⽅法烧烤⾷物，除掉腥臊臭味；⼈们因⽽很爱

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燧⼈⽒。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泛滥，鲧和他的⼉⼦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近古

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取⽕的办

法⽣活，那⼀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

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的⼈，定然要被现代的圣⼈耻笑了。因

此，圣⼈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在⽥⾥耕

作；⽥中有⼀个树桩，⼀只兔⼦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死了。从此这个宋⼈便放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

捡到死兔⼦。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倒成了宋国的⼀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

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了。

在古代，男⼈不⽤耕种，野⽣的果实⾜够吃的；妇⼥不⽤纺织，禽兽的⽪⾜够穿的。不⽤费⼒⽽供养充⾜。⼈⼝少⽽财物

有余，所以⼈们之间⽤不着争夺。因⽽不实⾏厚赏，不实⾏重罚，⽽民众⾃然安定⽆事。现在⼈们养有五个⼉⼦并不算多，每

个⼉⼦⼜各有五个⼉⼦，祖⽗还没有死就会有⼆⼗五个孙⼦。因此，⼈⼝多了，⽽财物缺乏；费尽⼒⽓劳动，还是不够吃⽤。

所以民众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栎⽊椽⼦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

夏天穿着⿇布⾐。就是现在看门奴仆的⽣活，也不⽐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拿着锹锄带领⼈们⼲活，累得⼤腿消瘦，

⼩腿上的汗⽑都磨没了，就是奴⾪们的劳役也不⽐这苦。这样说来，古代把天⼦的位置让给别⼈，不过是逃避看门奴仆般的供

养，摆脱奴⾪样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旦死了，他的⼦孙世世代代总有⾼车

⼤马，所以⼈们都很看重。因此，⼈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官；原因即在其间

实际利益的⼤⼩很不⼀样。居住在⼭上要到⾕底打⽔的⼈，逢年过节⽤⽔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涝灾害的⼈，

却要雇⼈来挖渠排⽔。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的幼弟来了也不肯管饭；在好年成的收获季节，即使是疏远的过

客也总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远⾃⼰的⾻⾁⽽偏爱过路的客⼈，⽽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轻视财物，

并不是因为仁义，⽽是由于财多；今⼈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是由于财少。古⼈轻易辞掉天⼦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风

格⾼尚，⽽是因为权势很⼩；今⼈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是因为权⼤势重。所以圣⼈要衡量财物多

少、权势⼤⼩的实况制定政策。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动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

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古代周⽂王地处丰、镐⼀带，⽅圆不过百⾥，他施⾏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东⾯的

地⽅，⽅圆有五百⾥，他也施⾏仁义的政策，割地予徐⽽朝见徐偃王的国家有三⼗六个。楚⽂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便出

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王施⾏仁义得了天下，⽽徐偃王施⾏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于古代⽽不适⽤于今天。所

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武⼒去讨伐，舜说：“不⾏，我们推⾏德教

还不够深就动⽤武⼒，不合乎道理。”于是便⽤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打仗的

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斧跳舞的德政⽅法只能⽤于古代⽽不能⽤于

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们在道德上竞争⾼下，中古时候⼈们在智谋上⾓逐优劣，当今社会

⼈们在⼒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贡去说服齐⼈。齐⼈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我想要的是⼟

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远的地⽅。所以说徐偃王施⾏仁

义⽽徐亡了国，⼦贡机智善辩⽽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

徐偃王的仁义，不⽤⼦贡的巧辩，⽽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也就不会在这两

个国家⾥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样。如果想⽤宽⼤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没有缰绳和鞭⼦却

要去驾驭烈马⼀样，这就会产⽣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切⼈，就如同⽗母爱⼦⼥⼀

样。⽤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

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关系能像⽗⼦关系⼀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

⽗⼦之间发⽣纠纷的事了。从⼈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母疼爱⼦⼥的，然⽽⼤家都⼀样疼爱⼦⼥，家庭却未必就

都和睦。君主即使深爱⾂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母爱⼦⼥，⼦⼥不⼀定不背弃⽗

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刑法，⽽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来

治理国家的。流泪⽽不想⽤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不得不⽤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先要执⾏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

⽽废去刑法，那么不能⽤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疑了。

况且⼈们⼀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是天下的圣⼈，他修养⾝⼼，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

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才七⼗来个。可见看重仁的⼈少，能⾏义的⼈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愿意为他

效劳的只有七⼗⼈，⽽倡导仁义的只有孔⼦⼀个。鲁哀公是个不⾼明的君主，⾯南⽽坐，统治鲁国，国内的⼈没有敢于不服从

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服从；所以孔⼦反倒做了⾂⼦，⽽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并不是服从于鲁哀

公的仁义，⽽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俯⾸称⾂。现在的

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致⼒于宣扬施⾏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定能像孔⼦那

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个不成材的⼉⼦，⽗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

变。拿了⽗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上，⽽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

正。直到地⽅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公务，⽽搜捕坏⼈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所以⽗母的慈

爱不⾜以教育好⼦⼥，必须依靠官府执⾏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

丈⾼的城墙，就连善于攀⾼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的⼤⼭，就是瘸腿的母⽺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

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法并严格⽤刑。⼗⼏尺布帛，⼀般⼈见了也舍不得放⼿，上百镒的滚烫熔化了的黄⾦，即使是盗跖也

不会伸⼿去拿。不⼀定受害的时候，⼗⼏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时，就是百镒黄⾦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

严格执⾏刑罚。因此，施⾏奖赏最好是丰厚⽽且总能兑现，使⼈们有所贪图；进⾏刑罚最好严厉⽽且肯定，使⼈们有所畏惧；

法令最好是⼀贯⽽且固定，使⼈们都能明⽩。所以君主施⾏奖赏不随意改变，执⾏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同时给予荣

誉，对受罚的⼈同时给予谴责。这样⼀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都会尽⼒⽽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看不起他经营家

业；因为他不肯为公⼲事才疏远他，却⼜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

是赏是罚。执⾏起来竞如此⾃相⽭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的兄弟受到侵犯就⼀定帮他反击的

⼈，被认为是正直；知⼼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却

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们敢于逞勇犯禁，⽽官吏制⽌不住。对于不

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

兵⼒衰弱、⼟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为就会得逞，⽽国家的利益就要落

空。

儒家利⽤⽂献扰乱法纪，游侠使⽤武⼒违犯禁令，⽽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

那些儒⽣却靠着⽂章学说得到任⽤；犯禁的本该处罚，⽽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

⽤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盾，⽽没有确⽴⼀定标准，即

使有⼗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章学术的

⼈不应当加以任⽤，如果任⽤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他的⽗亲偷了⼈家的⽺，他便到令尹那⼉揭发，令尹

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对⽗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倒成了⽗亲的逆⼦。鲁

国有个⼈跟随国君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的⽗亲，我死后就没⼈养活他了。”孔⼦认为

这是孝⼦，便推举他做了官。由此看来，⽗亲的孝⼦恰恰是君主的叛⾂。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坏事就没有⼈再向上

告发了；孔⼦奖赏逃兵．鲁国⼈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

为。⼜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字，把围着⾃⼰绕圈⼦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

的。现在还有⼈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打算的话，没有什么⽐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

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明的⽼师。成了⾼明的⽼师就会

显荣。对个⼈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国家就⼀定陷⼊

混乱，君主就⼀定⾯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本该受赏，却⼜崇尚仁爱慈惠的⾏为；

攻城⼤功的⼈本该授予爵禄。却⼜信奉兼爱的学说：采⽤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提倡宽袍⼤带的服饰；国

家富⾜靠农民，打击敌⼈靠⼠兵，却⼜看重从事于⽂章学术事业的儒⽣；不⽤那些尊君守法的⼈，⽽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

⼈。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披坚执锐的⼠兵；

国家给予利益的⼈并不是国家所要⽤的⼈．⽽国家所要⽤的⼈⼜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荒废了⾃⼰的事业，⽽游

侠和儒⽣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妙的⾔辞。那些深奥⽞妙的⾔辞，就连最聪明的⼈也

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那些连最聪明的⼈也难以理解的⾔辞，那么民众就⽆从弄懂了。所以，连糟

糠都吃不饱的⼈，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都穿不上的⼈，是不会期望华丽⾐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

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明知的道理不加

采⽤，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妙的⾔辞，并不是⼈民所需要

的。⾄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诚实不欺的⼈，也没有什么使⼈不⾏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

此交往，没有⼤宗钱财可以互相利⽤，没有⼤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

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可以运⽤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常、⼦罕—类的⾂⼦也

是不敢⾏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不满⼗个。⽽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定要任

⽤忠贞信义之⼠。那么合格的⼈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

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法，在于专实⾏法治，⽽不寻求有智的⼈；牢牢掌握使⽤官吏的权术。⽽不欣赏忠信的⼈。这样，法

治就不会遭到破坏⽽官吏们也不敢胡作⾮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下的⾔论，喜欢悦⽿动听⽽不管是否恰当；对于⾂下的⾏事，仅欣赏他的名声⽽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

下很多⼈说起话来总是花⾔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结果弄得称颂先王、⾼谈仁义的⼈充满朝廷，⽽政局仍不免于混乱；⽴

⾝处世的⼈竞相标榜清⾼，不去为国家建功⽴业。结果有才智的⼈隐居⼭林，推辞俸禄⽽不接受，⽽兵⼒仍不免于削弱，政局

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

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太多，⽽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

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

太多，⽽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太少。所以明君只使⽤民众的⼒量，不听信⾼谈阔论；奖赏⼈们的功劳，坚决禁⽌那些⽆⽤的

⾔⾏。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耕种是需要花费⽓⼒吃苦耐劳的事情。⽽民众却愿意去⼲，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

富⾜；打仗是⼗分危险的事情，⽽民众却愿意去⼲，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因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章学术，能说会道，⽆

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的实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们谁不乐意这样⼲呢？结果就出现

了⼀百个⼈从事于智⼒活动，却只有⼀个⼈致⼒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活动的⼈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于耕

战事业的'⼈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不⽤有关学术的⽂献典籍。⽽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论，⽽以官吏为⽼师；没有游侠刺客

的凶悍，⽽只以杀敌⽴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切⾔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动都必须归于为国⽴功，⼀切勇⼒都必

须⽤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战争时期兵⼒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王天下的

资本，也善于利⽤敌国的弱点；建⽴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定得采⽤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造声势，内外形势尽⾏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

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相⾂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中的哪⼀派，就是怀有借国家⼒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

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国家去攻打⼀个强⼤国家；所谓连横，就是依附于⼀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

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都说：“不依附⼤国，⼀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国不⼀定有什么实际⾏动，倒必须先献出本国

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

⼩，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国实⾏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搞乱了政

治。那些主张合纵的⾂⼦都说：“不救援⼩国去进攻⼤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临危险；国家⾯

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国不⼀定有什么实惠可⾔。倒要起兵去和⼤国为敌。援救⼩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

进攻⼤国未必就不失误，⼀有失误，就要被⼤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国

实⾏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横的⼈凭借外国势⼒

在国内捞取⾼官；援救⼩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凭借国内势⼒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起来，⽽⾂下倒先把封

地和厚禄都弄到⼿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下反⽽抬⾼了；尽管国家⼟地削减了，⽽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

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隐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下的游说，事情还

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谁不愿意⽤猎取名利的⾔辞不断去进⾏投机

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

益，不考察⾔论是否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外交活动，收效⼤的可以统—天下，收效

⼩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证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

治理得安定就不可能被⼈侵犯。⽽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法术，却

要⼀⼼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

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次也很少失败；⽤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次也很难成

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的⼈智慧必⾼，被燕国任⽤的⼈脑⼦必笨，⽽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

秦国参予合纵，只⼀年⼯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横，仅半年⼯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横亡了

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开发⼟地来

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地吧，好处不多，⽽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拥有万乘

兵车的⼤国不敢⾃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促使强敌⾃⼰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

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的过错。外交努⼒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

么国家的灭亡就⽆法挽救了。

⼈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

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有困难⽽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

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

了。⽤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欲望，欲望⼀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民众怎能不去

追求呢？这样⼀来，为公出⼒的⼈就少了，⽽依附私门的⼈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商业者和游⼿好闲的⼈尽量减少，⽽且名位卑下，来促进农业（发展），并抑制⼯商

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贿托情的风⽓很流⾏，这样官爵就可以⽤钱买到，官爵可以⽤钱买到，那么⼯商业者的地

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那么商⼈就不会少了，他们搜刮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的⼏

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结果刚正不阿的⼈就越来越少，⽽经营商业的⼈就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