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现象分析——没病找病

“被精神病”现象分析——没病找病

最近几年，社会上流行一种“被精神病”的用语，含义如其名，意指本来不

是精神病人，却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被当成精神病患者。随着“被精神病”的

案例不断增加，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密切关注。在网络上，更有一

些人将个人不情愿但是被迫做某件事情的情况冠以“被„„”的称号，借以来讽

刺政府某些权力被滥用的情形。2003年10月 30日，河南省漯河市农民徐林民

因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六年半的时间里，与世隔绝，被

捆绑50次、电击55次，每天被注射镇静类药物，两度逃跑、几度自杀，从而使

得“被精神病”事件更加引起社会关注；2004年，黑龙江农民黄淑荣因上访被

多次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后被多位精神病专家会诊鉴定为“连轻微精神病都不

是”；2010年4月9日，湖北省十堰市的网友彭宝泉，因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

照片后，被送进派出所，并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而家属竟被蒙

在鼓里„„这些“被精神病”案例不禁使我们反思，在一个崇尚法治、权利至上

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人感到震惊。被强制收治，在精神

病医院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几乎接近于绝境，已经漠视了人的尊严。

黑格尔曾经说过：“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在精神卫生法领

域，如何规范这一类行为，从而保证作为一个个人享有的权利与尊严，值得思考。

在判断是否患有精神病时候，这个判断的权力若交由政府机关则会相当危

险，如果你承认自己有病，那么就得在精神病院里老老实实地呆着，并接受治疗；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那么他们会说精神病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因此你还是患有精神病。这个荒谬的逻辑就像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笔下的“第

22条军规”——是一个你永远也无法逃脱的圈套和陷阱。从而为将上访群众强

行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实则拘禁别人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大开方便之

门。

“被精神病”案例是综合性社会问题产生的结果，正常人被非法收治和关在

精神病院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把握判断精神病人的权力出现了问题，当弱势群体

执着于挑战强权利益和威严时，“被精神病”的标签就粉墨登场，这更多发生在

现实生活中信访、反贪、维权的诸多纠葛之中，成为压制群众申诉，维护地方政

府形象，侵害公民权利的工具。“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被精神病”

是一种权力病，也是一种“制度病”，是权力失去制约的结果，是制度缺乏有效

监管、监督的结果。有的网友曾这样形容目前的精神病诊断收治程序：精神病医

生承担了公安、检察院与法院三重机关的职能，侦查、起诉以及审判包括最终入

狱服刑，所有的程序全部被精神病院包干，如此不受监督的程序，让“被精神病

者”一路绿灯接受“治疗”。

精神病与其说被当作疾病，不如说被当作“思想问题”；治疗精神病，某种意义上说是

为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会上扰乱秩序或可能干扰建设步伐的病人安置起来，迅

速治疗，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主义建设中。——hhjgwz：《“被精神病”时代：如何飞越权利围

城的疯人院》摘编自《华声论坛》。

“被精神病”事件频出是制度之弊，是社会之病，有必要对精神病收治制度进行反思，

对一些部门暴力执法的做法进行检讨，寻根溯源、革除顽疾。——宁波日报社：《“被精神病”

事件频出是社会之病》摘编自《宁波日报》。

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

那将人人自危，它已经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长沙晚报社：《“被精神

病”背后是权力滥用》，摘编自《长沙晚报》。

去年9月，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辖区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郑州市金水区卫生系统内部人士提供的资

料显示，在郑州市指标分配下去后，金水区在上级分配的1742人的排查指标基

础上，对下辖的各个社区按照人口数进行了分配。合计要求39个社区完成2023

人的排查任务，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个居民小区（10月9日新华社）。筛选精神

病患者，竟然摊派指标，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如此的做法，难道不会造成一些社

区单位为了完成指标，即使没有精神病患者，也要无病称有病，想着法子变几个

出来，真是没病找病，强制性的指鹿为马，人人岂不自危了。如此的筛查变得教

条化、形式化。其实类似的摊派指标，在政府的工作中并不少见，例如罚款指标、

破案指标、计生指标、死人火化指标„„各种指标层出不穷，各种乱执法现象屡

见不鲜，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尸体倒卖、冤假错案、“被精神病”现象。搞摊派

指标，其实就是一种“行政精神病”，经过层层摊派任务指标，上级政府领导就

可以强逼着下属拿出符合要求的数字，而自己则可以拿着标尺检查验收，向更高

的上级领导交差；这些数字是否都是真实的，则可以不管不顾了。

被寄予人们厚望，期望根治“被精神病”的《精神卫生法》于今年5月1

日开始正式实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

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这个法规的颁布，

着实迈出了以人为本、尊重个人愿望与需求的一大步，是进步的。但是，这个能

从根本上解决“被精神病”的问题所在吗？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处理好五个问

题：一是谁有权判断“精神病人”？二是谁有权决定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

疗？三是如何在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中建立完备的救济制度，成立监督机构，对其

诊疗程序进行严格监督，对诊断的复检，鉴定等也应加强审查监督的力度。四是

需赋予被强制医疗的被申请人以异议权，使得“被精神病”者也拥有诉讼的权利。

五是进行强制收治的门槛要提高，不仅要考虑其暴力危害程度，且是否住院由患

者决定，住院后也要由监护人、近亲属和民政部门组成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进行定

期检查。

“被精神病”现象折射出公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权利如何得到制约，如

何在制度上完善监管措施，这是立法者的任务，完善强制送治制度、建立有效的

诊断制度以及强制住院治疗制度等等方面，保障有一个司法独立的、客观的精神

病鉴定机构，防止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以及需要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充

分调动新闻舆论的监督,促成“第四种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当然执法同样

重要，如果有规则，大家都不遵守，那么法律只会形同虚设。执法要求合法，现

今，如何规范政府执法是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坚持依法

行政，按规则办事，在法律上即为正当法律程序。。

程序正义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第5

条也有此规定。自然法学家富勒在《论法律的道德性》提出了一组相对应的观念，

即“法律的内在道德”与“法律的外在道德”。 法律的内在道德即“程序自然

法”，指真正的法律制度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法律才能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是使以规则管理人类行为的事业成为可能的道德，也就是法

律能够成为法所必须的前提条件；法律的外在道德即“实体自然法”，指通常意

义上的道德，是法的各种实体目的或理想，如公平、正义、好坏等。富勒在特别

强调法律的内在道德，认为内在道德包括八个要素：（1）法律的一般性；（2）法

律应当颁布；（3）法律不应当溯及既往；（4）法律内容应该清晰明白；（5）法律

不应该要求不能或无力做到之事；（6）法律不应存在矛盾；（7）法律在时间之流

中应该具有连续性；（8）官方行动与颁布的规则应该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富勒追求的价值是一种秩序的价值：一种不是由暴力所建立的，也不是以一种命

令式的提出的，更不是通过扭曲人们的意志以贯彻某种目的的。反之，它捍卫着

一种最低的底线，在此之上，人们可以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智力和创造力，通过彼

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去达成一个共同体所期望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