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别不了的革命
[摘 要]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
的终结”一章中,“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一部分内容是整章的开篇,也是本
章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可以通过“问题”导入,即以引导学生
讨论“告别革命”理论能否成立为由头,结合国际、国内两个背景,围绕革命对象
和革命主体两个力量展开论述,说明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指出“告别革命”
是一个假命题。由“问题”导入和贯穿整堂课的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关键词] 辛亥革命;历史必然性;“告别革命”;教学体会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
度的终结”,是《纲要》课程中非常重要的章节。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
辛亥革命的相关内容在整本教材中担负着承上启下的功能。教师能否完整、充分
地讲述本章的开篇——“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这部分内容,将直接影响学生
对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走向及其历史意义的认识。
我们的做法是在讲授正式内容前,先给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近来有学者
以革命是流血牺牲的武力事件,有一定的破坏性为依据,反思中国近代化的历史,
提出“告别革命”,[1]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你认为这种说法
能否成立?为什么?然后引而不发,先鼓励学生充分讨论和自由发言。之后亦暂
不做总结,不给结论,而以辛亥革命为例,讨论革命爆发的国内外背景和革命前
一段时期革命对象和革命力量的权势转移,从而论证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同时指
出所谓“告别革命”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而已,根本无法成立。这一教学方式
不仅理顺了学生对辛亥革命必然爆发、历史意义重大的正确认识,亦使学生接触
到理论界的一些不同观点,培养了其独立辨别是非的能力。
一、突出复杂国际背景,强调严峻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的境况之所以被称之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乃系外敌入侵而导
致,革命的爆发亦与列强之压迫密切相关,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之
一。讲授该部分内容时,首先应该交代的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由
此造成的民族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列强恃强入侵,肆无忌惮。
其间英国在西藏地区、法国在珠江流域、德国在山东、日本和俄国在东北的渗透
和入侵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瓜分之祸。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
展。面对咄咄逼人的义和团运动,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驭之以攘外,希望借
此转移矛盾。1900年6月21日,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对入侵各国宣战,开
罪了列强。英、法、德、日等侵略者以此为借口出兵中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
式爆发。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清政府不堪一击。此次事变不仅造成两宫西狩,
京城再一次沦陷的悲剧,也迫使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沦为洋人的朝廷。
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导致国内局势动荡和地方势力离心。庚子事变中,清政府
战和不定,政策两歧。先是宣战,明旨要求地方督抚和洋人兵戎相见,抵御外侮;
旋即转变态度,要求督抚保境安民,并借机与洋人议和。庚子年底,远在西安的
行在还发出谕旨,命令内阁将本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后到七月二十日以前所有矫擅
妄传之谕旨予以销除。清廷自己否定了自己。而地方一些强有力之督抚从战争爆
发之初便擅自做主,拒不奉旨与列强开战,甚或公然结纳洋人,谈判议和,终至
形成“东南互保”这一半独立的局面。此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朝廷的权威。
正如时人所谓:“自庚子之役,朝廷威信实大堕落,遂不复能如大彼得之变法而
有风动之效。而蚩蚩之氓对于朝廷已大消其畏威之念。不复如囊时之屏息雌
伏。”[2](P218)清政府的统治发生了极大的危机。
从此之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冀望于政府来抵抗列强的入侵,而是希望通过
自己的力量来救国。秋瑾曾经写诗述及这一过程:“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
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3](P82)此后,革命党昌兴,革命
风潮一日千里。章太炎亦谓:“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4](P821)
由此可知,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签订带来的民族危机极大地打击了清政
府统治的权威,也成了孕育革命的温床。恰如布罗代尔所说:“巨大的灾难或许
并不必然产生真正的革命,但是却准确无误地预报革命。”[5](P6)对此,“告别革
命”论者却假设“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辛亥革命其
实是不必要的”[1](P103),等等。显然,这些观点是没有任何实证的奢谈。
教师通过对这一国际背景的叙述,以及具体事例和众多名人言论的引证,将
为学生展现一个宏大的历史视域。让学生了解时代剧变的复杂历史背景,尤其是
在近代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国际环境是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中国发展进程的。这也
将为其认清“告别革命”论的主观随意性提供有力的国际大背景的证据。
二、揭示民众沉重负担,突显激化社会危机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二,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西方列强对
中国的压迫与掠夺,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发展和变革,也使清政府的国家权
威、财税资源和动员能力大为削弱,由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危机。无论是基层民
众还是知识分子阶层,都对清政府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许多地方自发民变迭起,
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一触即发。地方民众暴动还为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运动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持,使清政府陷入四面楚歌当中。在讲授本部分内容时,要将
这一社会危机展现给学生,使其了解来自民间自发反抗力量的巨大威力。
以赔款为例。庚子事变后,列强索取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而且这批款项
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加上地方赔款,共计十亿两白银。当
时一个中国劳工一年的总收入也仅有五六两银子而已。这笔赔款无疑让清政府背
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心理压力。当然,这些负担终究要转嫁给百姓。庚子之后,
巧立名目、形形色色的苛捐杂税随之而来,导致民怨沸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①仅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全国就爆发了武力反清的民变1 300多起,几乎是每两
天半发生一次。时人形容当时的民变是“无地无之,无时无之”。
与百姓自发反清的民变不同,面临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经历过欧风美雨冲
击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出了急切的救国愿望。时人曾发抒过这样的议论:“诸君知
否欧风美雨横渡太平洋,帝国侵略主义其势日扩张。”[6](P112)而欧风美雨之所
以能够东来,帝国主义侵略之所以能够得逞,推原祸始,乃清政府无能,要救国
就要首先推倒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此后,民变和革命结合在了一起,共同反对
清政府的统治。民变借革命的旗号来壮大声势,革命利用民变的群众基础来发展
实力,扩大影响,二者相互激荡,使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势下,奢
谈“改良”,“告别革命”,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
社会危机是统治者自身腐败无能造成的,它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和当政者之
间的矛盾。两者冲突的极端,就是百姓在知识阶层的策动和带领下揭竿而起。课
程讲述中对这一背景的交代,会将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置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
的过程之中,辛亥革命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对专制独裁的必然事件。这
样展现的历史过程,将使学生更加明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更加了解和同情革命
先行者在面临社会腐败与黑暗时所采取的做法的正当性。甚至“告别革命”论者自
己也不得不承认,“列强虎视眈眈,瓜分之说甚嚣尘上,中国人怕亡国,所以要
求快改革,快革命,以保种救国,这也无可厚非。”[1](P68)这岂不是自己否定了
自己吗?
三、揭露革命对象骗局,
显现人心毕趋共和事实
在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不想坐以待毙,而试图做垂死一搏。于是其一方面
加强与列强合作,减少双方的摩擦;另一方面则改善自身的一些弊病,冀望以此
来完成自我救赎。这即是清朝末年“新政”出台的历史背景。但是,满清权贵的私
利和传统封建专制体制的惯性不仅使清政府无法成功实现“自改革”,反而导致国
内各阶层间的矛盾激化。清政府的灭亡趋势难挽回。对这一背景的讲述,一定要
让学生明白为什么清政府的“自改革”产生了相反的结果,成为历史发展的悖论。
庚子之后,民族危机加深和社会矛盾激化让清政府倍感重压。1902年2月
的上谕描述了当时的危机:“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痛定思痛后,清政
府决心做出一些改变以挽救王朝的命运。这就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清末“新政”。它
是清政府自我救赎的一次努力与尝试,也是由一批曾经仇视改革,或者是与改革
为敌的人物推动的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
此次改革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法制、教育等方方面面,包括编练新军、
整顿吏制、革新法制、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创设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直至“预
备仿行宪政”。但清政府“新政”的目的并不是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或者民
主共和制的国家,而是稳定王朝统治、维护专制政体。这些改革目标与以知识分
子、地方绅士为代表的立宪派的愿望背道而驰,以至于新政的许多内容不但没有
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走向了当局者预设的反面,并最终成为其倒台的诱因。
以编练新军为例。甲午战败后,清政府鉴于湘、淮军已经腐化而着手编练新
军。这些新军装备了大量的洋枪洋炮,成为清末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其中又以袁
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等人编练的湖北新军战斗力最强。新军的战斗力的确
提高了,但是清政府后来驾驭不力,当年的新军多数成了清王朝的“叛兵”、“哗
兵”。武昌起义中,最先发难的就是湖北新军。武昌起义后,各地新军亦纷纷倒
戈。此后奉命前往武汉镇压新军的北洋军也不受清政府节制。袁世凯利用当时国
内复杂的形势以及“非袁不可”的舆情,压迫清政府和南方临时政府谈判,最终逼
迫清王朝退位。清朝政府花费了巨大国家公帑编练的新军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新式军队变成了旧制度的对立物。
除此之外,政治体制的改革也适得其反。表面上,“新政”的终极目标是要仿
行立宪,并确实设立过资政院和谘议局。但清政府一再拒绝召开国会,并成立“皇
族内阁”来永固皇基,压制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这一切都表明清政府绝不会
改变其专制统治的本质属性,也致使立宪党人在大失所望之余对朝廷产生离心倾
向。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全国十几个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独立,
导致其统治土崩瓦解。在各省独立的过程中,立宪党人如张謇、汤寿潜等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立宪党人自身的转变乃形势使然,当时他们“如果”能够一点一滴地
改良,何苦还要舍玉帛而求干戈呢?对此,陈旭麓指出,清政府原想藉新政实现
王朝的自我挽救,但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它
的灭亡。”[7](P253)
给学生讲述这一历史悖论的发生,乃是希望其明白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过
程中权势转移是必然的;最高当政者无法驾驭“自改革”的走向,主要是满清权贵
为了一己私利而大力阻挠的结果。旧的制度显然已无法容纳新时代的新生事物,
两者的根本冲突乃形势使然。这一过程表明清政府的倒台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四、突出革命中坚力量形成,
论证革命爆发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胜利,终归是由革命主力军奋力一推而致使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
的。由此,教师必须清晰地向学生述及革命中坚力量的形成过程,是什么因素造
就了这一力量?这一力量是如何展现出来的?对此部分内容的叙述,可以使学生
更加明白革命中坚力量产生的关键因素,及其奋斗的巨大成功,从而铭记革命先
烈的历史功勋。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从1895年到1911
年,新设立的民族工业资本总额超过1.6亿元,工业企业超过了800家,资本主
义因素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增长。“新政”中提出的废除科举考
试、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等内容的施行,促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中的相当部分人成为旧制度的反对者。尤其是赴日留学的
学生,他们接触了西方的宪政思想,对民族危机认识深刻而倾向革命,希望诉诸
武力来推翻清政府。1905年的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后,许多留
学生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们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成长
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多半都有在日本求学的背景,
比如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天华、邹容、李烈钧、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
廖仲恺、何香凝、秋瑾、徐锡麟等。其后,一些留学生回国参加武装起义,并注
重在新军中做秘密联络工作,这也是武昌起义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由此可见,革命中坚力量的形成,国内群众自发斗争的高涨,新军的转向,
以及立宪派的附和,形成了反清的联合力量。在此情形下,腐朽的清政府的倒台
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随着1911年5月“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的出台,
以及由此引起的保路运动风潮,最终埋葬了清政府。当年“躬逢其盛”的立宪派首
领张謇就说过这样的话:“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
受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
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8](P24)
这段话就是对辛亥革命爆发前一阶段历史形势的概括,也说明了革命爆发的必然
性。这一形势的丕变不是“告别革命”论者“从从容容、实实在在地进行自我调
整”[1](P69)能够扭转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
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
的必然结果。”[9](P239)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指出:近
代中国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使统治阶级已无法再照旧统治
下去,被统治阶级也无法再生活下去了,除了革命,别无选择,“这些矛盾的斗
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10](P631)结合辛亥革命发
生的历史背景,可以说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政府的灭亡同样是不可
避免的。恰如孙中山先生当年在《中国革命的真解决》一文中所说,清王朝“可
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
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这座房屋免于倾塌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
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11](P254)可见,辛亥革命是一场势在必发、无法告
别的革命,它是由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造就的。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即国际、国内两种危机,革命对象、革命主力两方力
量的对比论证,配以大量的实例和数据,将给学生以非常直观的印象和客观的理
论认可: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不存在主观“告别”的可能性,所谓“告别革
命”只能是一个假命题。解决了本章教学中的第一个关键问题,以下关于辛亥革
命发生的具体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讲述将会比较顺利而自然,学生也会更容易
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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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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