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类与制度区隔：社会边缘群体污名形成的双重逻辑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第二十辑

第50～72页

©SSAP,2021

文化分类与制度区隔:社会边缘群体

污名形成的双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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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佩 邓泉洋 费梅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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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和制度是理解群体污名的两个重要因素,

但两者作用于污名形成的内在逻辑尚未得到系统阐释。根据

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与“制度体系”的划分,对戒毒

康复人员在两类交往情境中的污名体验展开分析可以发现,

日常生活世界中社会大众基于选择性的文化叙事强化了关于

该群体“不良行为特征”的标签与分类,形塑了道德污名;

公共生活世界中制度执行者立足风险管控的治理叙事合理化

了针对该群体的“违法者”身份及其区隔,建构了风险污

名。这一双重逻辑的揭示为更加系统地看待社会边缘群体污

名的类型划分及其形成机制和应对策略提供了新的启发。

关键词 边缘群体 污名 文化叙事 治理叙事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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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项

目编号:18BSH153)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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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佩,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流动站师资博士后;邓泉

洋,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费梅苹(通讯作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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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污名(stigma)描述为“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即源于身

体、性格或族群上有缺陷或不受欢迎,甚至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属性,

从而使得蒙受污名者拥有一种“受损身份”,成为有污点的、丧失了

部分价值的人(戈夫曼,2009:2～6)。自此之后,国外学者开展了

大量相关研究并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论述(姚星亮等,2014)。而在

中国知网(CNKI)以“污名”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结果显示,国内

关于污名的研究直到进入21世纪才慢慢引起重视。从国内外已有文献

来看,污名研究不仅包括与艾滋病(Bogartetal.,2008;刘能,2005)、

精神疾病(Rüsch,Angermeyer,&Corrigan,2005;徐岩,2017)、心理

疾病(Lysakeretal.,2007;同雪莉、彭华民,2013)和身体残疾

(Cahill&Eggleston,1995)等疾病相关的污名,还涵盖了与流动人口

常怡蓉,2016)和同性恋群体(Jones,2018)等特定社会身份相关的

污名。目前,尽管心理学领域从个体角度出发探究污名及其影响的研

究仍然占据多数,但在社会学领域也已经有学者开始反思个体污名遭遇

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结构制度因素(Bruce&Phelan,2001;吴俊范,

2014)。杨柳和刘力(2008)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污名影响的三层次模

型也表明,影响污名的宏观因素主要体现在对污名情形的公共观念和

污名的制度形式两个方面。由此可见,文化和制度已经成为理解特定

社会中污名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

污名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众多学者的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公众对某一群体抱有的负面成见与思维定势以及

由此导致的针对该群体的社会排斥与歧视,实际上都与特定的社会价值

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潘绥铭、黄盈盈、李楯,2006;景军,2006)。

特定社会的文化基础还会对污名的表现形式、范围以及被污名者的应

对方式产生影响(WangWeiyi、Angela、李兆良,2017)。因而,同一

群体在不同地域或文化变迁中被污名化的过程、形式和程度也会有所

不同。例如,有学者基于比较研究揭示了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被污

名化的状况在中美社会所存在的差异及其背后不同的文化内涵(Yang

etal.,2007)。姚星亮、黄盈盈、潘绥铭(2014)的研究也发现,我

国在不同时期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的发展变化,以

一种政治移情的方式导致社会大众在各个时期形成了不同的针对HIV

(李建新、丁立军,2009;文军、田珺,2017)、留守儿童(姚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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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的污名叙事。而在污名话语形成的过程中,学术研究者(罗国

芬,2018)和大众传媒(张有春,2017)等社会力量则在影响公众看

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关于群体负面形象特征的研究、对问题

的夸张报道和广泛传播有可能变成针对被污名群体继续贴“标签”。

除了社会文化观念之外,正式的制度规范也是影响群体污名形成

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直接导致蒙受污名者陷入不利状况的政策制

度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的旨在消除污名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干预

措施两个方面。这些制度或措施往往会因其正当性和被认可程度,而

进一步导致被污名群体的劣势地位以及针对该群体的社会污名具有合

法性(赵德雷,2014)。与文化因素相比,很少有研究专门探讨制度

因素对污名形成和维系的作用机制,大多都是将其作为背景加以描述

(管健,2006;郭金华,2015)。

综上,已有研究分别关注了文化和制度因素对群体污名所产生的

影响,将它们作为既定要素来阐述对污名形成的作用。但是,文化和

制度绝不应该仅仅只是污名概念的外延,更是其实质性内涵(段文杰

等,2021)。因此,对文化和制度在污名形成过程中内在逻辑的忽视,

将很大程度上限制对污名现象产生和维系机制的充分理解。戒毒康复

人员作为曾经有过违法经历且可能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利益损害的社会

边缘群体,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不仅会面临日常生活世界的排斥与歧

视,还必须接受公共生活世界的制度约束和限制,能够为污名议题在

上述局限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探索提供现实素材。本研究将深入该群

体生产生活世界的具体情境中观察对其产生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情

境要素并分析这些要素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针对上海禁毒社会工作同伴教育服务

项目培养的同伴辅导员进行的深度访谈。从2007年至今,同伴教育

①

服务项目共培养同伴辅导员46名,其中,2人死亡,3人复吸。现获

①

同伴教育服务是上海禁毒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过程中经过多年探索形成的具有本土

服务得以开展的基础,因而在服务开展之初就十分重视同伴辅导员的筛选和培养工

作,并制订了培养同伴辅导员的计划。该计划设立了规范的同伴辅导员晋升阶梯,包

括“同伴辅导员候选人—准同伴辅导员—同伴辅导员”三个级别,并按照同伴的操

守时间以及参与活动的表现予以级别认定。

特色的戒毒康复服务模式。其中,同伴辅导员的成长与发展是禁毒社会工作同伴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