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方言地图集*
曹志耘
提要 本文介绍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发展情况，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情况，并分析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正在进行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是中国地理语言学建设的基础工程，本文介绍了该项研究的目的、意义、价值、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
关键词 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方言地图
1 地理语言学理论
1.1定义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又叫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1.2兴起和发展
地理语言学兴起于19世纪后期。最早进行方言调查并绘制方言地图的是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他于1876年向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小学教师寄发了一份由约300个词组成的40个句子的调查表，请被调查者用当地方言转写出来，在此基础上画出了6幅方言地图（《德国语言地图》1册，1881年）。地理语言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语言学家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他训练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了650个法语方言点的约2000个词语，编写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12册（1902-1914年和1920年）。在这项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口号，并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口号相抗衡。（徐通锵1991：223-229）
随着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地图集，例如芮德（F. Wrede）的《德国语言地图集》6册（1926），雅伯尔格（K. Jaberg）、俅德（J. Jud）的《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8册（1928-1940）等。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先后编写出版了《日本言语地图》6卷（1966-1974）和《方言文法全国地图》4卷（1989-1999。第5
、6卷尚未出版）。当代的语言地图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Peter Anderson的A Structural Atlas of the English Dialects（1987）注重反映某项音变现象在词汇系统中扩散的比例，而拉波夫（William Labov）等人的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2006）则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并制成了功能强劲的光盘版（参看uton-online/里的介绍），把地理语言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3意义
1.3.1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
地理分类是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把地理上相连、语言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地理分类的结果主要就是表现为“方言区”，反过来说，所谓“方言区”主要应该依据地理分类。
早期的地理语言学家由于看到在方言地图上，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认为各地方言之间只有过渡，没有分界，方言是无法“分区”的，换句话说，事实上并不存在真
正的“A方言”、“B方言”等等这样的“方言”。但是，后来的语言学家认识到，如果区分不同同语线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利用“同语线丛”的话，那么，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用于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方言分区）。事实上，地理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地理分类（方言分区）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今天已毋庸赘言了。
1.3.2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
由于一种语言在各地的发展演变速度不同等原因，各地方言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差异实际上可能正是该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遗存，也就是说，语言的共时差异可以反映语言的历时变化。因而，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缺乏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早期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者反对青年语法学派，反对语音演变规律理论，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弥补了历史比较法存在的缺陷，地理语言学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种极为有效的研究途径。如今，地理语言学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
1.3.3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
语言变化是在语言因素和许多非语言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一种复杂运动。早期地理语言学的口号“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意在否定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这无疑过于偏激。因为一个词的历史（实际上是指一个词的音变）本身就是某种规律作用的结果，而许多词的历史往往可能受制于某种更大的规律，这个规律也许尚未发现，但不等于不存在。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理语言学派的确揭示了语言现象演变的多样性（非线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迫使语言学家去寻找更多的解释途径。
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是语言变化的结果。语言变化（例如汉语方言中的浊音清化、尖团合流、入声消失等等）通常都发生在一定的区域里面，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方言点。因此，要观察和解释语言变化，仅仅着眼于单个的地点是不够的，而必须放眼于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在这方面，地理语言学无疑具有独特的作用。当我们面对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上的语言分布状况时，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族群、行政区划、地形、交通、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等）与语言变化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就会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显现出来。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解释以下问题：这项变化来自哪里？它是如何发起和形成的？它藉由什么途径进行传播？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扩散结果（分布状况）？把非语言因素引入地理语言学，大大增强了对方言分布、
语言变化的解释能力。
1.4方法
1.4.1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地理语言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期工作。在调查中所用到的方法有读词表（或字表）、提问、填问卷等。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地理语言学要求调查语言系统中部分语言项目在众多地点的说法，在选取调查项目和调查地点的时候实际上存在一个“抽样”的工作程序。调查项目抽样和调查地点抽样是地理语言学调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往往决定整个调查工作的成败。
1.4.2语言地图
语言地图（总是体现为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地理语言学的一个区别性特征。方言地图的基本做法是把调查到的方言材料绘制在地图上，以便直观地表示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方言地图包括两大类：方言种类分布和分区图（简称“分区图”），方言特征分布图（简称“特征图”）。分区图是在特征图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在
西方地理语言学研究中，方言地图主要就是特征图。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可以使用数据库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绘图软件来进行电脑绘图工作，在电子版地图里还可以显示有声材料和更多的相关信息，还可以提供读者自行加工处理的功能。研究手段的巨大改进无疑给地理语言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 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
2.1历史的回顾
2.1.1贺登崧的研究
1943年3月，在山西大同西册田村传教的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 A. Grootaers）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送进山东潍县集中营。1943年8月至1945年秋，贺登崧被软禁在北京的修道院（德胜院）里。“幸亏西册田的中国神父把我在大同收集的资料全部送到了北京。于是在这一段‘空闲’时间里，我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在辅仁大学的学报《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8号（1943）和第10号（1945）上。这两篇文章首次把语言地理
学应用于汉语研究”（贺登崧2003：作者日译本序：4）。“这两篇文章”是指《中国的语言地理学：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采用新方法的必要性。第1部分：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和《中国的语言地理学。第2部分：晋东北的一条方言边界线》。这就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滥觞。
贺登崧，1911年出生于比利时，1939年来华，1941年7月赴山西大同市传教，同时开始对大同方言以及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进行详细的调查，直到1943年3月逮捕。1947年7、8月间，贺登崧带领学生赴河北万全县调查民间信仰。1948年7、8月间，带领学生（其中有王辅世）赴河北宣化县调查方言和庙宇。1948年10月回国。1950年，贺登崧申请派遣到日本工作。他在日本积极推行地理语言学研究，并参与编写了著名的《日本言语地图》，对日本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日本语言地理学之父”。1999年在日本去世。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贺登崧发表了多篇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论文。（贺登崧1994，2003）他的研究特点是，选取较少的词语（特别是小动物的名称）作为调查项目，在一个较小的区域（例如一个县的部分地区）进行众多地点甚至逐村的实地调查，调查时同时注意收集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资料，调查结果以方言地图的方式予以描述，然后结合非语言因素来解释语言现象的分布和变化。
很显然，贺登崧的这种研究是西方早期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实践。尽管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刘复、岑麒祥等前辈语言学家就开始介绍西方地理语言学的思想，提出对汉语方言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的设想（项梦冰、曹晖2005），但贺登崧无疑是最早把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汉语方言研究实践中去，并且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贺登崧所开创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后继乏人。1950年，王辅世把跟随贺登崧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一篇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而此书一直到1994年才得以在日本出版。在中国语言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几乎听不到地理语言学的声音。
2.1.2汉语方言调查研究
尽管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受到冷落，但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汉语方言学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与地理语言学无关的。
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初。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于1910-1912年调查了二十多种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即1915-1926年出版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40年出版中译本）。高本汉的研究以历史比较为目的。1927年，赵元任带领助手杨时逢赴江苏、
浙江调查了吴语33个地点的方言，1928年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此后，在赵元任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对两广、陕南、皖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区的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赵元任以及史语所的研究包括了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两方面的目的，这种研究模式对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正是地理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利用方言地图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方面，汉语方言学界也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不小成绩。中国最早的方言地图是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里的1幅“语言区域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图是史语所在调查两广等地方言的基础上画成的，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首推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的地图，共66幅（1938年成书，1948年出版）。①此后，在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志以及方言研究论著里，都有人使用方言地图来说明方言的分区或方言特征的分布情况，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