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竺可桢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曲线图说明三个高温期文明高速发展

[转载]竺可桢中国历史上的⽓候变化曲线图说明三个⾼温

期⽂明⾼速发展

原⽂地址：竺可桢中国历史上的⽓候变化曲线图说明三个⾼温期⽂明⾼速发展作者：长阳⼸海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的⽓候变化曲线图说明三个⾼温期⽂明⾼速发展

长阳⼸海

三个⾼温期⽂明⾼速发展:夏、春秋战国秦和唐，⽓温上升，汉族⼈向北发展。

三个低温期 ：周朝灭亡、三国两晋、北宋灭亡元朝建⽴，⽓温下降，少数民族向南发展。

竺可桢利⽤中国⽂化的优势，以研究⼿段与资料依据为标志，将五千年的中国⽓候变迁⼤势分为四个阶段:⼀、考古时期约公

元前三OOO～⼀⼀OO年），⼆、物候时期（公元前⼀⼀OO～公元⼀四OO年），三、⽅志时期（公元⼀四OO～⼀九OO

年），四、仪器观测时期。考古时期尚⽆⽂献记录及⽂献极少的远古时代。这⼀时期的重要⽂化遗址之⼀是西安附近的半坡

村，⼤约存在于五千六百⾄六千多年前，属于仰韶⽂化。在这个遗址中发现原始⼈猎获的动物中有麞和⽵⿏，现在这些动物只

存于亚热带，⽽不见于西安⼀带，从⽽推断当时的⽓候必然⽐现在要温暖潮湿。在河南安阳，则有另⼀个遗址——殷墟，这是

殷商（约公元前⼀四OO～⼀⼀OO年）故都所在。这发现的动物亚化⽯除了⽔麞与⽵⿏外，还有獏、⽔⽜与野猪，甚⾄包括了

今天只存在于热带的动物。就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有了字的纪录。殷代的甲⾻中有数千件记载着与求⾬、求雪有关的⽂字。

当时安阳⼈种稻时间相当于现今阳历的三⽉，现在则要到四⽉中。甲⾻⽂还记载有⼀位商王在狩猎中得⼀象，联系到河南所处

古地名为豫——是⼈牵着象的标志，可见河南在当时⽐现在要温暖⼀些。再往东，在⼭东历城县，在⼀个龙⼭⽂化遗址中发现

有炭化的⽵节。根据这些发现，对照今天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的平均温度与年平均温度，竺先⽣认为，正⽉份的温度⽐当时减

低3℃～5℃，年平均温度⼤约减2℃。针对有⼈认为冰川时期以后⽓候不变的错误想法，他特别指出，历史时期⽓候的变化

与地质时期是⼀样的，只是幅度较⼩⽽已。

第⼆时期与第三时期都是利⽤历史的物候记录来推断⽓候变化，只是第三时期重点使⽤我国丰富的地⽅志，其物候记录更加集

中，易于利⽤。古代虽然没有⽓象仪器观测⽓候的变化，但却有丰富的物候记录。所谓物候是⼈观察到⼀年之中何时降霜下

雪，河开河冻，植物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中国农⽴国，为了农事的需要，⾄迟从西周（约公元前⼀⼀OO～七七O

年）开始就有了物候的观测。《夏⼩正》、《礼记⽉令》都记载有当时物候观察的结果。这种观察积三千年之久，经验丰富，

记载翔实，是⼀笔贵的历史⽓候研究资料。例如夏殷之际的郯国（在今⼭东），⽤家燕的北来，以判定春分的到来。⽽在上⼀

世纪三⼗年代的春分时节，家燕只飞到上海，还未到上海以北的郯国，两相对照，上海与三四千年前的郯国年平均⽓温要相差

1.5℃。这⼀结果与考古时期⽤⽵⼦分布区域变化的⽅法推测⽓温的结论是⼀致的。

周的⽂字初有刻在青铜器上的⾦⽂，后来有更多地刻或写在⽵简上的⽂字。⽵简的普遍使⽤与当时⽂字中有许多是以“⽵”为

头，说明周初温暖，黄河流域普遍有⽵类⽣长，与现在⼤不相同。到了周朝中期，⽓候转冷，《⽵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汉江

有次结冰，发⽣于公元前九O三与⼋九七年。不过⼀⼆百年以后的春秋时期，天⽓⼜再度转暖。⽵⼦与梅树等亚热带植物在

《诗经》⾥常被提及。例如《秦风》中载：“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在西安以南，现在并⽆梅树之踪迹。战国、秦与西

汉，⽓候⼀直暖和，到了东汉才有趋冷的记录，但为时亦不长。到了魏晋南北朝，⽓候真正地冷了下来，在公元四世纪上半冷

到极点，渤海湾连续冰冻三年，冰上可⾏车马军队。六世纪中期北朝贾思勰所写的⼀本农业百科式的著作《齐民要术》，很注

意物候情况。书中提到，河南⼭东⼀带⽯榴树从⼗⽉中开始就要⽤蒲藁裹起来，否则会冻死，可是今天在这些地⽅⽯榴可以在

室外安全⽣长，⽆需裹扎。

隋唐以后，天⽓⼜变得和暖起来。据记载，公元六五O、六六九与六七⼋年的冬季，⾸都长安都⽆冰⽆雪。⼋世纪初，皇宫中

长有梅树，种有柑桔。梅树只能耐寒到－14，柑橘则只能耐到－8℃，有梅有柑是⽓候暖和的证明。但到了⼗⼀世纪初期的宋

代，北已经没有梅树，⽓候冷于唐朝。⼗⼆世纪，⽓候继续变冷。太湖不但在公元⼀⼀⼀⼀年全部封冻，⽽且冰上可以⾏车，

湖上洞庭⼭的柑橘全部冻死。从⼀⼀三⼀⾄⼀⼆六O年，杭州春节降雪，每⼗年降雪平均最迟⽇期是四⽉九⽇，⽐⼗⼆世纪及

前⼗年最晚的春雪差不多推迟⼀个⽉。⼗⼆世纪的寒冷从北到南直到华南与西南地区。⼀⼀⼀O年与⼀⼀七⼋年福州的荔枝全

被冻死。四川的成都曾经⽣长过荔枝，张籍的《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绿，新⾬⼭头荔枝熟。”但到苏轼所⽣活的北宋，

荔枝能⽣长于成都以南的眉⼭了。到了⼗⼆世纪的南宋，据陆游诗与范成⼤的《吴船录》，连眉⼭也不长荔枝了。

虽然⼗三世纪初期到中期⼀段时间天⽓有转暖的迹象，但到⼗四世纪，冬季⼜是严寒了。⼀三⼆九年与⼀三五三年太湖再次结

冰。黄河在⼀三五⼀年⼗⼀⽉时就有冰块漂流到⼭东，⽽现代的记载表明，河南与⼭东要到⼗⼆⽉份，河中才出现冰块。值得

注意的是，从全球来看，⽓候变化似乎是由东往西推进。据前苏联与欧洲的科学家研究，俄罗斯平原的寒冷期约在⼀三五O年

开始，中欧的德国与奥地利在⼀四⼆九⾄⼀四六五年间⽓候显然开始恶化，在英国，有⼈以为⼀四三O、⼀五五O年与⼀五九

O年的英国饥荒都是因天⽓寒冷所致。因此竺先⽣认为“可能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逐渐向西移往西欧”。

以上⽓候变迁的资料都是从⼗分零散的诗⽂、史籍中发掘出来的。到了明代（⼀三六⼋⾄⼀六四四）以后，各类⽂献存世数量

很⼤，难以穷尽，因此将物候材料的收集集中于地⽅志⽅⾯是最为合适的⼿段。在这第三时期中，竺先⽣主要注意两种异常⽓

候的出现。⼀是异常的严冬，即平常不结冰的河湖有结冰现象;⼆是热带平原冬天下雪结冰。根据⽅志记载，将太湖、鄱阳

湖、洞庭湖与汉江、淮河的结冰情况以及两⼴热带地区降雪落霜的情况分列成两个表格，那就可以发现，在⼗四世纪以后的五

百年中，我国的寒冷天数不是均等分布的，⽽是分组排列的。暖冬在⼀五五O～⼀六OO年与⼀七⼆O～⼀⼋三O年间，寒冬是

在⼀四七O～⼀五⼆O年，⼀六⼆O～⼀七⼆O年和⼀⼋四O～⼀⼋九O年间。以世纪来分，则以⼗七世纪最冷，有⼗四个寒

冬，⼗九世纪次之，有⼗个寒冬。竺先⽣再从最冷的⼗七世纪选择两种笔记所见物候材料作为旁证。其⼀是《袁⼩修⽇记》，

记于明万历三六～四五年（⼀六O⼋～⼀六⼀七年）的湖北沙市，另⼀是谈迁的《北游录》，记其⼀六五三～⼀六五五年在北

京之见闻。两部⽇记都详细记载桃、杏、丁⾹、海棠春初开花的⽇期。与今天相较，袁⼩修时候的春初物候⽐武昌要迟七天到

⼗天，可见当时变冷的⼤概。谈迁所记北京物候⽐今天也要迟⼀两个星期。根据物候学上“⽣物⽓候学定律”就可以从等温线图

中标出北京在⼗七世纪中叶冬季要⽐现在冷两度之谱。

仪器观测时期在中国主要是⼀九OO年以后的事。但在此之前，也有⼀些零星的观测记录。最早是⼗⼋世纪中叶耶稣会⼠钱德

明测量了北京⼀七五七⾄⼀七六⼆年间的⽇⽓温，后来⼀⼋六七年有俄罗斯科学院在北京建⽴⽓象与地磁站。据我所知，⼗九

世纪前期还有西洋⼈在⼴州的⽓象记录（包括⽓温，⾬量，风向等）。这些记录虽与现代的仪器观测的精密度有⼀定距离，但

仍是很好的参考数据。以北京冬季三个⽉⽽⾔，将现代与上述两个记录相⽐，⼆⼗世纪中期有明显的暖和。北京⽽外，上海、

天津、⾹港也有较长时间的⽓温记录。⽐较这些地⽅的⽓候变化就⽐过去来得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