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进入“陌生人社会”了吗

中国人进入“陌生人社会”了吗

老人摔倒没人扶——最近各地频频出现的这类事件让人普遍感到心

痛又困惑：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

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

“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

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人账户

打款”；社区警务站贴着海报：“陌生人搭讪轻易别理睬”„„

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

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社会学家说，中国

已进入“陌生人社会”。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关于“陌生人

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

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

用我们的钱投资„„”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

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

高。但是，刚刚离开“鸡犬相闻”的村落，单位不再“办社会”，难

免要面对种种不适应。首当其冲的就是：该如何和陌生人相处？

多数人会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

人，因为“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

首先选择不信。公共场合看紧自己的包，如果别人委托看包，多半要

摇头。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心里先犯嘀咕，“不会是陷阱吧”。看到小

偷，犹豫着是否要干预，担心过后被报复。而诸如“扶人者被诬陷为

撞人者”、“拾金不昧者却被讨要更多的钱”等案例，更强化了“帮助

人可能惹麻烦”的心理，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

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

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

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透

过这种纠结，不难发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

远未消失。同时这种纠结也提示，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的转

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

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

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这时就需

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

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

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

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

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万一

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一方会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

无疑极其必要。不过，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

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是当是树立起法

律的权威，让人们对法律 “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进而自觉按

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