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反贪立法

中国运用法医学知识侦破刑案史论

王立民

《犯罪研究》 第2000-3期

中国古代的法医学非常发展，曾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中国古

代的许多司法官运用法医学知识侦破了许多刑案，还许多无辜者以清

白。这成为那时侦破刑案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有不少值得探讨的

问题，本文就三个问题发表自己之管见。

一

中国古代的司法官运用法医学知识，并通过验、查、看、想、问、

阅等一些方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弄清刑案的症结，发现犯罪嫌

疑人，最终打击犯罪，维护人民的权益。同时，也使一些蒙冤者得以

昭雪，清白做人。

1、验

这是一种通过试验来发现案情，弄清真情的方法。中国古代的司

法官经常使用这一方法，让事实来说话，很具说服力。而且，这种试

验一般公开进行，当事人可以观看，验证事实。《洗冤集录》记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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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件事：单县有一个农民在田里耕作，妻子送来了饭菜，可他吃了

以后便死去了。公公、婆婆都认为是媳妇毒死了自己的儿子，还到官

府告状，这妻子经不起酷刑，含冤屈招了。此时，司法官许某到单县

查案，重审此案。他详细询问了送的饭菜以及经过的地方，特别注意

这妻子所说的。“我送的是鱼汤和米饭，从一片荆林经过，别的没有

什么异常了。”于是，许某便派人烧了鱼汤和米饭，再放进荆花，用

猪、狗来作试验。猪、狗吃后，没有不死的。这个试验使这个农民的

死因大白，他的妻子也因此而平反昭雪了。

2、查

这是一种通过调查来发现案情，弄清真情的方法。中国古代的许

多司法官都使用这方法，在扑朔迷离的“乱麻”中，发现真正的线索，

从而迅速结案。《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记载说，宋朝的汪待举任处

州郡的郡守时，曾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件：有人请客饮酒，酒后客人醉

倒，睡在一间空里。晚上，此客人醒来，感到口渴，因无茶水，便喝

尽了花瓶里的水。第二天，主人开门一看，大吃一惊，因为那客人死

了。客人的家人到官府告状，说主人谋杀了自己的家人。汪待举受理

此案后，便到现场调查，发现插旱莲的花瓶被人动过，而且里面无水，

显然是被客人喝光了，而旱莲水则是有毒的。在调查到的事实面前，

客人的家人无言以对，那主人也因此而摆脱了干系。

3、看

这是一种通过观察来发现案情，弄清真情的方法。中国古代的司

法官广泛使用这一方法，在看中发现蛛丝马迹并找到与案件的必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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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从而侦破刑案。据《洗冤录详史》记载，清乾隆五十年（1786

年），江西省余平县余曾氏谋杀了胡开桂和吴氏两人。司法官到现场

后，通过观察便证实胡开桂和吴氏俩确系谋杀。因为，胡开桂的眼眶

骨、两侧颧骨、两侧颊骨、上颌骨都有瘀血，而且都呈暗黑色；下颌

骨也有瘀血，且呈紫红色；上下有十个牙齿呈红色，颏骨也有瘀血，

呈紫红色；这些都可证明是被人卡死的。吴氏的囟门骨、左额角、左

眉眶上线都有瘀血，且呈红色；上下牙齿有七个呈红色；颏骨呈黑红

色；项颈骨第二节尖上有瘀血，呈红色；还有囟门骨稍稍突出脑壳之

外；这些都可证实是被人勒死的。经过观察，找到死因，杀人凶手余

曾氏便很快入网了。

4、想

这是一种通过思虑来发现案情，弄清真情的方法。中国古代的有

些司法官就是运用这一方法，从现象中发现本质，为刑案的侦破创造

了条件。《洗冤集录》记录了这样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有个乡民

叫自己的外甥跟他人的儿子，拿着锄头上山开荒种粟。可是，过了两

夜，他俩都未回来。上山一看，发现他俩都已身亡，于是他就向官府

报案，要求缉拿凶手。几个司法官上山察看现象，只见一具尸体躺在

这样互相斗杀的可能性不大，谋杀则可能性很大。于是，他就斗胆地

讲了自己的想法。几天后，凶手真的被抓到了，他承认是因复仇而杀

死了这两个人。

5、问

这是一种通过提问来发现案情，弄清真情的方法。中国古代的有

些司法官遇到疑案时，习惯于盘问犯罪嫌疑人并从中发现破绽，以使

案情真相大白，罪犯及时归案。《冷庐杂识》记载了司法官王儒运用

这种方法，识破诬告的案例。无锡有个县民曾与一个皮匠争吵、打架。

不久，这个皮匠死了。有个与县民有价的和尚，乘机诬告说是县民杀

死了皮匠。王儒接案后，仔细了解了县民与皮匠的吵打和皮匠的死亡

日期，发现那皮匠是在保辜期之外，应该与吵打无关。于是，他便责

问和尚：“皮匠受伤的日子很长了，为何不治疗？”和尚回答说治过

了。再了解治疗的药方，是用于治伤寒病的。在王儒追问之下，那和

尚前言不搭后语，最后只得承认是自己诬告了县民，并受到了处罚。

6、阅

这是一种通过查阅资料来发现案情，弄清真情的方法。中国古代

的有些司法官在办案中，注意查阅相关资料，并发现有价值的内容，

从而加速断案。《洗冤集录》记录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广

右地方曾有个凶残的家伙谋杀了一个少年，将其推进河里，还抢了他

的行李。这个凶手被捕时，离他行凶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根据他的招

供，在河里打捞起了一副少年骸骨，但无法确认是否是这个被害少年。

此时的司法官没有贸然定案，而是仔细查阅有关资料，结果发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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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一个亲属的一段供词十分有用。供词说，死者是自己的弟弟，而

且是龟胸，人长得很矮小。再查验该骸骨，与供词一致，于是很快结

案了。

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就是通过以上验、查、看、想、问和阅等一些

方法，运用法医学知识，侦破了许许多多刑案，维护了地方的治安和

社会的安定。

二

中国古代发达的法医学是那时的司法官能够广泛运用法医学知

识侦破刑案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想象，如果那时没有发达的法医学，

那么司法官怎么可能会运用这一知识去侦破刑案呢？从现有的资料

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法医学专著、法医学理论和法医学在司法上的

运用等，都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一、法医学专著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

位

中国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是《洗冤集录》。它出版于南宋理宗

淳祐七年（1247年）。作者是曾任广东、湖南等省提点刑狱官的宋慈。

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这一点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公认。

美国学者约翰·沃特斯在他的《犯罪实验室》一书中明确指出：“现

存关于法医方面最古老的记载是中国人在1250年（应为1247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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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本手册。”这本手册即是指《洗冤集录》。

法医学专著是司法官长期从事法医工作的经验结累，也是法医学

上升为一种理论的突出表现。因此，《洗冤集录》的问世。可以从一

个侧面证明，中国的法医学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二、法医学理论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的法医学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以致在世界上长期保持领

先地位。南宋时出版的《洗冤集录》，已对法医检验上的一些重要问

题以及一些主要的死、伤现象，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连外国学者

都承认：“它的内容包括如何检查尸体，对损伤的描述，以及对如何

识别锐器伤和钝器伤的说明。还有对如何判断手中发现的受害人是溺

死还是落水之前就已经死亡的解释，对因火致死的受害人也提供了类

似的说明。”这在当时已算是伟大的成就了。此后，中国的法医学理

论没有停滞不前，仍然向前发展。元朝的元真三年（1297年），《结

案式》面世了。它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法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被

认为是“继《洗冤集录》以后，对世界法医学的又一重大贡献”。元

朝的至大元年（1308年），王与撰成了《无冤录》，以后它成为朝鲜

和日本的检验专书。此后，明朝的《洗冤捷录》、《洗冤法录》和清朝

的《洗冤录备考》、《洗冤录解》等法医学著作，仍不断涌现。这些著

作不仅对有关法医学著作作了详义、补注，还专门探讨了一些新问题，

并使官订的法医著作内容通俗化，易让人们掌握。

法医学的价值在它的理论。这种理论既是实践的总结，又高于实

践。它是一种形成体系，内容完整的法医学说。这种学说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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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落伍，同样从一个侧面说明它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地位。

三、法医学在司法上的运用也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法医学在司法上的运用也很早。在先秦时期，法医就成

了司法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人员要检验伤、创、折、断等各

种损伤，以便作为司法的依据。《礼记·月令》记载说，到了秋天，

司法官除了要“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桔，禁止奸罪邪务博执”以外，

还要“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这早于世

界上其他国家。到了秦期，中国有了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令史、

医和隶妾等。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竹简记载说：

“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署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

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径诊。”“疠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

告曰：‘疑病，来诣。’讯丙，辞曰：‘以三风时病症，眉突，不可知

其何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中国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便有了法

医专职人员，也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法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科学，在司法中往往少不了它。中国古

代的法医学能在世界上最早被运用在司法实践中，也从另一个侧面证

实它曾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法医学的这一领先地位是与世界上东、西方其他国家相

比较而显示出来的。在东方，除中国以外，较早出现文明的是西亚的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南亚的恒河流域等，分别在公元前三

十世纪出现了楔形文字法、公元前十三世纪创立了希伯来法和公元前

十五世纪有了以“经”为主的印度法。可是，楔形文字法仅停留在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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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制法，没有进一步发展到封建法，其法医学也没有机会脱颖而出。

希伯来法不仅起源比中国晚得多，而且存续时间也短，总共才十二个

世纪多一点，法医学没有条件充分发展。印度法虽然产生很早，但目

前所剩资料极少，不象中国的那样丰富，而在现有的资料中也没有发

现比中国法医学领先的史料。在东方，还出现过伊斯兰法和俄罗斯法，

但它们都是封建法，起源都很晚，分别在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也缺乏

产生领先于中国法医学的基础，在其他东亚国家，它们只是学习中国

的法医学，以中国为师，没能领先于中国。可见，在古代东方，中国

的法医学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在西方，罗马法中的刑法曾有过相当的发展，在公元前五世纪公

布的《十二铜表法》里，刑法的内容占了重要地位。但是，以后罗马

法则向民法发展，公元十二世纪形成的《民法大全》（亦称《罗马法

大全》）是其结晶。这样，与刑法关系特别密切的法医学，也就失去

了充分发展的机会。在罗马法以前的雅典法和罗马法以后的日耳曼中，

也找不到有说服力证明它们的法医学领先于中国的资料。西方法医学

的兴起和传播是在公元十六世纪前后的事。可见，古代西方的法医学

也落后于中国。

曾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法医学，在得到传播后，便

很快被司法官所掌握并直接运用在司法中。这不能不成为司法官能用

它来侦破刑案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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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古代的司法官能够重视运用法医学知识来侦破刑案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法律原因，其中包括法医学内容法律化、司法官的检

验责任法律化和刑事法律发达化。

一、法医学内容法律化

中国古代的不少朝代都把法医学中的有些内容法律化，规定在法

律中，要求司法官严格依法施行。宋朝时已有这样的做法，明确规定

了检验尸体的方法。颁行于宋嘉定四年（1211年）的“检验正背人

形图”是其中之一。它规定检验正背人形图的用法是：“检验官司于

伤损之处，依样朱红书面横斜曲直„„。”以后的元、明、清朝，进

一步规定了法医检验的方法和范围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元大德六年

（1297年）发布的“检尸式”具体指了了悬缢、水中、火烧、杀伤

等各类尸体的现场检验方法。明朝建立了一套从活体到尸体检验的完

整程序，施用了“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比前人又进了一

步。清根据制定大清律的需要，在吸取了元朝的检尸法式合理部门的

基础上，又确定了“尸格”和“尸图”，比原有的检尸法式更加合理

和科学。

这些法律化的法医学内容，规范了司法官的检尸行为，直接有利

于法医检验活动的正常开展，避免、减少了误检、错检，为当时刑案

的侦破提供了可靠的检验依据。

二、司法官的检验责任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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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一些法律还规范法医人员的检验行为，违反者要被追

究法律责任。唐朝时已有此类的明文规定。《唐律疏议·诈伪》规定：

“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

及作，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这一重要规定被以后的朝代所

沿用，司法检验人员违反检验规定的，都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宋朝的

《庆元条法事类·检验》规定，检验人员应验而不验或泄露检验事宜

的，都要被施以杖刑；牒至应受而不受，或初覆检官吏相见及漏露所

检事状的，各杖一百；如果验讫不当日内申所属的，也要被杖一百。

元朝重点打击违慢检尸等行为。元大德八年（1304年）颁行的检验

法令规定，检尸违慢或接到检尸公文不予受理，致令尸变的，正官决

笞三十七，首领官吏决笞四十七。明朝的《大明律·刑律》也有类似

规定，凡不以实检验者，无论是官吏，还是仵作，都要受罚。即“不

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

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符同尸状者，

罪亦如之。”清朝《大清律例·刑律》的规定与《大明律·刑律》的

规定相似。

司法官抢险责任的法律化，直接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检验责任感，

打击违反检验责任的人员，保证检验的依法进行，提高检验的质量和

水平。

三、刑事法律发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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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刑法是古代世界中最为发达的刑法之一。从公元前二

十一世纪的夏朝开始，中国刑法就开始发端，而且还是整个奴隶制时

期的主要法律。《左传·昭公六年》记载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刑法是“禹刑”、“汤

刑”和“九刑”中的主要内容。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刑法有了更快的

发展。战国时制订的《法经》在体例上已出现了总则和分则的区别，

法条了由罪状和法定刑两部分组成，已有类似现代刑法典的地方。至

唐朝，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刑法典——《唐律》，它无论在体例方面，

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在当时占据领先地位，可以说是世界封建时期刑

法典的代表作。以后的《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等一些

法典都沿革《唐律》，刑法内容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法医学与刑法的关系特别密切。刑法中的一些相关内容需由法医

来帮助界定，古代法医学又主要为刑法服务，发达的刑法必然伴随有

发达的法医学。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法医学为基础，中国古代刑

法中关于“斗殴人”、“以兵刃斫射人”、“刃伤”、“拆人肋”等的犯罪

和相关罪名是无法被制订和实施的。发达的刑法需要有发达的法医学。

以上这些法律原因都与法医学有关也与司法官运用法医学知识

侦破刑案有关。这是中国古代的司法官能依法行职，重视运用法医学

知识侦破刑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介绍】华东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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