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

关于“李陵之祸”与《史记》的关系,前人多有论述, 但多粗略带过。纵观司马迁一生, 渴

望建功立业的思想频频出现。细读《史记》文本,多次出现的“功成身退”的字眼和隐含于

文本的这种思想与建功立业思想却是矛盾的, 这引人深思。本文再一次将《史记》与“李陵

之祸“密切联系起来。

1《史记》中的“功成身退”现象

《史记》中大量出现司马迁大力推崇“功成身退”的例子。鲁仲连( 《鲁仲连邹阳列传》 ) 、

淳于髡( 《滑稽列传》 ) 、郦生( 《郦生陆贾列传》 ) 、蒯通( 《张耳陈余列传》 ) 、安

期生( 《田儋列传》 ), 都或多或少地暗含了“功成身退”的思想, 而最为突出的形象, 则是

张良、萧何、范睢。

《留侯世家》中的张良, 屡建战功之后,却放弃了可以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 “愿弃人

间事, 欲从赤松子游” ; 然后“学辟谷, 道引轻身” ; 会高帝崩, 吕后强留, 不得已, 才“强

听而食”。张良最终“后八年卒, 谥为文成侯, 子不疑代侯”。

《萧相国世家》中,萧何跟随高祖打下天下, 在高祖“距楚数岁, 陈豨、黥布反” ,高祖

“自将而往, 当是时, 相国守关中, 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的情况下, “相国不以此时为

利” , 如此忠心不二, 高祖竟然也会怀疑萧何,萧何听从鲍生“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

军所”的计策, 才使“汉王大说”。之后又“让封勿受, 悉以家私财佐军” , 甚至“多买田

地, 贱贳贷以自污” ,得以寿终。

《范睢蔡泽列传》中不断地反复强调“功成“而后要“身退” , 否则就会如商君、白

起、吴起、文种、苏秦、智伯等人一样落得悲惨的下场: “身不退者, 恐患之甚于三子” , 最

后总结出“此四子者, 功成不去,祸至于此, 此所谓信而不能诎, 往而不能返者也”。此外还有

伍子胥( 《伍子胥列传》 ) 、韩信( 《淮阴侯列传》 ) 等人。

2 “功成”与其抱负

《史记》中出现如此多、而且如此直露地崇尚“功成身退”思想的例子绝不是历史的偶

然。季镇淮《司马迁》中说“至于他叙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往往根据《左传》、 《国

语》、 《战国策》等书, 整篇节录, 词句很少更动”。 可见, 司马迁的史料来源大都是《春

秋》、 《国语》、 《战国策》、《尚书》之类,但是这些史书并无集中的、明显地提出“功成

身退”的思想。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 , 中国是有着“建功立业”传统的。 “功” “名”两个概念似

乎伴随着有识之士的出现而出现,立功取名的观念在士阶层头脑中根深蒂固。《史记·太史公

自序》中司马迁点明作《史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话: “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 ; 孔

子厄陈、蔡, 作《春秋》 ;屈原放逐, 著《离骚》 ; 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 ; 孙子膑脚, 而

论兵法; 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 ; 韩非囚秦, 《说难》、 《孤愤》 ; 《诗三百》篇,大抵

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从历史大环境看,司马迁正处于西汉大一统的稳定时期,结束了春秋战国至秦以来的混乱

的割据战争局面,疆域的开阔造就了胸襟的开阔,时代的优越性和政局的相对安定也为造就一

部纵横几千年的史书提供了客观条件。

怀着建功立业的抱负,司马迁在年轻时便游历了大江南北。据说当司马迁十三岁的时候,

曾奉父谈的命令, 乘“传车”遍行天下, 搜求古代诸侯的历史( 卫宏《汉旧仪》 , 《西京杂

记》卷六) 。在这之前的公元前一一 O年, 司马迁父司马谈病重, 临终留下遗言, 要他继承

先业, “为太史, 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又告诫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此孝之大者” , 明确向司马迁提出要求他要有所建功。

3 “身退”与“李陵之祸”

有着超人的意志和抱负的司马迁,在成就理想的同时,却又在《史记》中不断地、反复地

提到“功成身退” , 甚至近于直露地表达。这又作何解释？

要解释这一矛盾,不得不联系司马迁所遭受的“李陵之祸”。 汉武帝天汉二年( 前 99 年),

《史记》创作进入第六个年头,由于“食乏而救兵不到„„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

人” , 李陵出击匈奴失败。汉武帝把责任推到李陵身上,甚至夸大或虚构李陵的错误。司马

迁为李陵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失利辩论,结果被武帝判定司马迁“诬上” “诬罔”大罪,处以死

刑。

依据当时律令,死刑尚有两种解脱方法, 一是以钱财赎免, 一是受宫刑抵免。司马迁“家

贫, 财赂不足以自赎” , 遭受了让他“肠一日而九回, 居则忽忽若有所亡, 出则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耻, 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的宫刑。这就是司马迁自称的“李陵之祸”。 这对一心要

想要“列于君子之林”的司马迁的打击是致命的。

李陵之祸”对《史记》创作的重要的影响, 即是: 他看到了武帝的喜怒无常, 体会到了

“伴君如伴虎” , 尽管极力渴望“功成” , 却不得不“身退” , 文章一开始所提到的“功

成身退”的例子, 正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篇章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武帝的不满,

如《汉书·苏武传》 : “且陛下春秋高, 法令亡常, 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 安危不可知, 子

卿尚复谁为乎” ; 《汲郑列传》 :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汲黯); 《酷吏列传》张汤

等酷吏对下手段残忍, 却能够得到皇帝的赞赏。另外, 《史记·匈奴列传》、 《酷吏列传》、

《游侠列传》也有所体现。宋代司马光说: “以子房之明辨达理, 足以知神仙之为虚伪矣, 然

其欲从赤松子游者, 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 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之所称者, 三杰而已,

淮阴诛夷, 萧何系狱, 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 置

荣利而不顾, 所谓 -明哲保身者, 子房有焉。”

宫刑前后,司马迁对政治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他的《与挚伯陵书》 : “迁闻君子所贵乎

道者三: 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其三立言。”明确希望挚峻出来为朝廷尽力, 字里行间不难看

出司马迁踌躇满志。 宫刑之后, 《报任安书》中, 对于任安认为他身在内廷,接近武帝,容易

乘机进言,希望他“推贤进士”的要求, 却委婉谢绝, 认为与“私指谬乎”。 另外他的《感士

不遇赋》中表现其晚年思想情绪时说到: “信美恶之难分“的时代里, 遭遇到“理不可据, 智

不可恃”的命运,只能“将逮死而长勤”。《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表明《史记》是一部史学作品, 却也不乏文学因素的存在, “功成身退”这一主观思想在作

品中的存在,正是司马迁镕铸在《史记》中的一种情感。清人全祖望说司马迁“喜道人盛衰

荣枯之际,以自写其不平”。

可见,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有巨大的影响, “功成身退”正是其具

体体现。但要指出一点: 《史记》是史公父子长期的宏伟构想, 不能因为“李陵之祸”

就将整部《史记》看成一部“谤书” , 看成一部完全是为自己抒愤的工具。 《史记》在

对待历史方面的严肃性和史迁在作 《史记》中表现出来的独立不悛的人格是不容抹杀的。

这就可断定，《史记》是在两个时期创作的，分界是李陵之祸。具体说，李陵之祸在以下几

个方面改变了《史记》的面貌。

首先，李陵之祸使司马迁最感痛心的是世态的炎凉，友道的味苦，世俗的趋利忘义。《张

耳陈余列传》很具讽刺意味的写道：“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及据国争权，

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孟尝君列传》中发出“富贵多士，贫贱寡

友”的刺心的感叹。《汲郑列传》写汲、郑“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

相反，司马迁对超乎利害之上的纯真的友谊，则热情讴歌。《游侠列传》、《刺客列传》

更是司马迁在上流社会中找不不屑找真正的信义之交，转而求之于下层人民的典型描写，讴

歌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

其次，李陵之祸使司马迁体味最深的，是所谓王法的苛薄，主上的寡恩，狱吏的残暴。

本来，司马迁埋头工作，殷勤事上，希望也能够在仕途上显达。可是，仅因口舌之非就招来

如此横祸，他感到莫大冤屈。因而，他在《穰侯列传》中论道：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

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

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这里的秦昭王，无疑是在映射汉武帝。

第三，不以成败论英雄，自有尺度评判历史。李陵之祸改变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态

度和目的。从此，他对那些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对那些不顾命运的苍茫而依然奋斗，虽败犹

荣的人物；对那些不得其志而又能忍辱含垢的不屈之士，倾注了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敬意。

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物身上无不有着司马迁自身的影子。而且，这些悲剧人物的对立面，都

是汉朝的皇帝们；是他们的狡诈、残酷、狭隘、自私和专横，造成了这些伟大人物的悲剧命

运。这时，司马迁看似在写历史，实际上也是写他自己。对此，魏明帝甚至诅咒道：“司马

迁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这些，均可从反面证明李陵之祸对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影响。

第四，李陵之祸使司马迁深感切肤之痛的，是当时自己资财的缺乏。这改变了他的价

值观念一一作为经济基础的金钱和财富，是生存不可或缺的，第一性的。为此，专列《货殖

列传》。并沉痛地议论：“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失势则客无所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甚至慨叹“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朴素唯物论的经济思想和批判精神，

是进步的。

第五，《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是司马迁受难后寻求心理平衡、“发愤”而为的产物，

这也是《史记》被视作“谤书”的原因之一。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朱家、郭解

等，这些视死如归、勇敢无畏的孤胆英雄身上，寄托着司马迁的理想，是他在汉武帝强权政

治和“王法”面前，无可奈何，渴望能有另一种“法”存在，来惩治那些残暴恣睢、肆意为

害的至高无上者。刺客、游侠这些孤注一掷的个人拼杀行为，不可能扭转历史、动摇统治者

的根本制度。但在弱小无力抗争强权的社会下，是诉告无门的人民反抗强暴的一种理想。

第六，《史记》列传中，有些篇的内容与《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这些篇的主题相矛盾。

这种现象正说明司马迁受刑后，一方面极力摆脱儒家思想的统治和影响，一方面在写作时又

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干扰，从而表现为一种分裂的人格。这种不统一，也可能是这些篇章本

来在李陵之祸前已写，后又重加修改的原因所致。

总之，上述这些，是《史记》本不曾有的面貌。正因如此，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

遭受冷遇，甚至一度被斥为“谤书”。事实上，司马迁自言写作《史记》目的：“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正说明他是在政治道路上走不通的情形下，退而求其次的无奈

选择，“无法”立功，“不配”立德，只好“立言”。也是他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一场

革命，打破一人独尊的令人窒息的局面，以另一种形式与国家机器和政权相对应反对汉武帝

的独裁，或至少能与之“相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李陵之祸，就没有今天的《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