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和资本主义萌芽

内容提要：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

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其表现是国内大宗

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

成，以及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其时世界

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业

革命的社会经济效应是：一导致中国城市化

新进程，二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

三诱发资本主义萌芽。但这是一场未完成的

商业革命。不能完成的原因是：一东西部经

济发展失衡，二封建势力的阻挠，三商业资

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四没有发生资本原始

积累。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工业化，是资本

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谓“英国模式”和

“江南道路”只是中、英资本主义萌芽的不

同途径。

关键词：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资本主

义萌芽

16至18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曾经是

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也几

乎成为定说。然而，这一定说如今却遇到挑

战。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理由大致可

以归结为三：1．反对以五种社会生产方式

斧削中国历史，从而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2．认为英国产业革命模式不具有普遍性，

不适用中国，明清时期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业

革命而走向近代化，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不可

能存在；3．以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

身存在着缺陷，即主要是从生产方式本身的

变化，特别是从雇佣劳动的变化，来验证资

本主义的萌芽，因而被讥为：从战国至清代

的两千年历史，各家各派都可以从中找到资

本主义萌芽的史证。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说的同时，立即就产生另一个严肃的学术问

题：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

变化吗?是什么变化?这是需要回答的。

一、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与全国

性市场的形成

我们以为，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

业革命，尽管它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这场商业革命的体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

离贸易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张。

“商业革命”这一概念马克思用过。他所指

的商业革命是，“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

市场的形成”①。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商业

革命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前。法国史学家保尔。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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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372页。

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说：“贸易和

生产的相互依赖。商业的扩张往往先于并决

定工业的进步。”①卡洛·M·奇波拉主编

的《欧洲经济史》也说，1550—1700年荷兰

和英国“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

致工业革命的火种”②。

马克思所说的“商业的突然扩大”，在16

至18世纪的中国国内，就是大宗商品远距

离贸易的发展。中国远距离贸易古已有之。

唐宋远距离贸易格局是以盐为主，粮食次之。

16至18世纪这一格局有所变化，布代替盐，

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手工业品，而丝绸的

长途贩运量也很大。手工业产品中棉布或丝

织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在长距离贸易中取代

盐而成为主要商品，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远

非盐所能比拟的。盐虽然也是手工业产品，

但在当时主要用于食用，其经济链有限。棉、

丝织品大量卷入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却有

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

“大约从明后期起，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和

土特产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

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

大。”③

还应当指出，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

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江西

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众多商

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

不可同日而语。

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

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

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江南

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

织品。而江南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

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

纸张等等。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除对外贸

易外，国内的长途贩运有二条线路，一是通

过西江展开与广西贸易；二是通过北江、东

江和韩江开展与江西、湖广、福建以及江南

等地的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来，首先，四川商业中心从成都移

至重庆，踞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进出西南

以及西南沟通长江中下游的商品集散地。其

次，长江中游汉口崛起，成为沟通长江全线

与大江南北的贸易中心点，长江上中游经贸

资料贸易为主，包括京师和北直隶、山东、

河南和山西在内的经贸区。北京是典型的消

费型城市，城中聚集大批达官贵人、士兵及

商人。因此，进入北京市场的主要是生活消

费品、粮食和煤，形成了以生活资料单向输

入为主的格局。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

期，华北最繁荣的商业都会是临清。临清不

同于北京，它位于会通河和卫河交汇处的山

东西北部，水陆交通两便，是作为远距离大

宗商品贸易的枢纽而出现的，是华北经贸区

最重要的商品转运中心。临清过境的远距离

贸易商品最大宗的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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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保尔·芒图着，杨人、陈希秦、吴绪

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67页。

②[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贝昱、张菁

译：《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

③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

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见朱大为《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

和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福建论坛》2003

年第6期。

西北经贸区指的是，东起北直隶西北部的宣

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直到新疆巴里

坤等地，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直至清俄边

贸城恰克图。在这广袤的土地，没有像其他

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

利”丰厚利润的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

进入西北经商。明代中后期，西北贸易区具

有明显的军事贸易的特征，是以商人与边塞

驻军的贸易为主，辅以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

的贸易。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经贸区，与明

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

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王朝陆续在沿

着长城的军事要地设置九大军事防区，通称

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是货

币投放量增加，从而促进了西北经贸区的发

展。清代西北贸易区中军事贸易呈临时性特

点。这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的转移，一部分

转向内地，离开西北贸易区；另一部分则依

然留在西北，向着边蒙或与俄罗斯恰克图的

贸易发展。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地区。

《铅书》卷一“食货”记载表明，明中叶在

江西的铅山市场上，几乎可以见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种种商品。降至清前期，东北与关内

各个经贸区特别是华北经贸区经贸关系加

强。东北盛产大豆、高粱以及棉花，每年都

大量海运至华北与江南销售。此外，台湾与

内地粮食、糖和手工业品交换；云南、贵州

与内地之间铜、铅等矿产与手工业品交换，

也频繁发生。五个经贸区之间，五个经贸区

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使

全国范围内各层次的市场融为一体，形成了

一个大网络。商品流通的规模，无论是数量

之多、范围之广，均前所未有。全国性大市

场从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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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贸易额增加。从隆庆至明末，明王朝

部分开放海禁，海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从

顺治十二年降至康熙十七年，清朝虽屡次颁

布禁海令或迁海令，但海外贸易却未被扼杀。

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开海之后，海外贸易更

是飞速发展。据学者统计，从崇祯十四年(公

元1641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

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1711艘，年均10．7

艘左右。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至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中国驶往日

本的商船共3017艘，年均41．1艘①。明

末清初，中国到东南亚商船年均91艘左右

②。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到中

国贸易的英美商船有312艘，其中英国商船

最多，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为58艘。

进口商船数量增多，意味着进口贸易额增加。

据黄启臣先生研究，万历二十二年(公元

1594年)全国海外贸易总值约为100万两。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粤、闽、江、浙四

港贸易总值高达3657万两余，而南宋海外

贸易总量值不过500万两③。

2．海商势力壮大，郑氏集团控制了东南制

海权。16世纪中叶以降，在中国东南沿海相

继出现许多从事武装贸易的海商集团。而17

世纪郑芝龙特别是其子郑成功崛起，更是取

得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垄断权。1650年郑成

功占领厦门、金门两岛后，就积极拓展和日

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贸易。其时，中

国各地土特产通过厦门外销，各国产品也多

经厦门进入。据学者估算，郑成功从对外贸

易的收人中，每年可获利70余万两银④。

郑成功发展海外贸易不仅是在对内反海禁，

更是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进行的。特别是荷

兰殖民者不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还在海上

劫我商船，掳我百姓及商品，威胁郑成功海

外贸易的安全。郑成功为反击荷兰殖民者的

海盗行为，1655年下令禁止对荷兰人通商，

并于1662年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郑氏

还建立一套以征收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外贸

管理制度。在郑芝龙时代，郑氏集团雄踞海

上，向来往东南沿海的海船，征收过往税：

船征500两，然后给船只“照牌”，每年一

换。降至郑经时代，1672年10月，郑经与

英国东印度公司缔结条款，其中规定该公司

应纳输入售货款百分之三的关税。对于这个

条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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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

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②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1、

263页。

③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④韩振华：《中国与东南亚》，广西人民出版

社1992年版，第207页。

⑤邹漪明：《明季遗闻》卷四。

者指出：“它的出现标志着旧的市舶制度已

经结束，新的海关税收制度已经开始产

生。”①总之，郑成功不愧是当时中国商业

革命的先驱。

3．对外贸易及港口数量增加。康熙二十三

年开海之前，浙江有双屿等港口，福建有漳

州月港、晋江安平港、诏安梅岭港，广东有

澳门和南澳港，台湾有澎湖、大员和鸡笼、

淡水港等，是为海上私人贸易港口。康熙二

十三年海禁取消，北起辽宁南至广东，大小

港口计有一百多处，它吸引着世界各国商船

赴华贸易。“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

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的关

系。”②

4．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革命。16至18世

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在西欧，在世界范围

内掀起商业革命的热潮。其时，中国对外贸

易的拓展，表明中国也加入了这一场世界范

围的商业革命之中，而且成了被西方人称为

“是东南亚……也是遥远的国度的工

厂”③。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棉、麻

等各类纺织品，有陶瓷器、茶叶、铁器、木

器、竹器和各种农制产品，而且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处于出超的地位。中国是当时世界

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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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313

页。

②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三、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的社会

经济效应

16至18世纪的中国商业革命产生诸多社会

经济效应。效应之一是，导致了中国城市化

的新进程。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利润丰厚。

高利润促使商业资本向着贸易中心点集中，

从而使一些贸易中心点迅速城市化。16至

18世纪，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苏

州成了全国性中心市场，推动苏州向着工商

业城市发展。也是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

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

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

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

上海、厦门的崛起。这一批城市的兴起动因，

并非传统的政治因素，不是像以往那样，由

于达官、贵人或士兵的相对集中，即消费人

数多诱发了城市繁荣，而是由于商业资本集

中，物流量增大而诱发城市繁荣。秦汉时随

着商业发展，城中的市也逐渐增多。班固《西

都赋》说：“九市场开，货别隧分。”西汉

时，长安城内已有九市。市场扩大，这可以

看作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隋唐直

至宋，坊市隔绝制度被冲垮，临街设肆成大

都会的普遍风貌。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

第二阶段。但是，在16世纪以前，中国古

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性城市。消费是以

达官、贵人、士兵或城居地主为主。因此，

城市的规模，其繁荣程度，总是由上述人物

的聚集数量而决定的。在京师，有皇室、中

央政府各衙门，有拱卫士兵，还有许多文人、

富豪，消费者是全国之最，城市的繁荣也是

全国之最。除京师之外，其他城市的繁荣度

依次是省治、府治、州治与县治。城市繁荣

港。这些城市的崛起，靠的不是政治行政力

量，而是商业资本与商品的集中量。中国封

建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以商业资本集中

程度来决定城市繁荣的新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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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英]巴素：《东南亚之华侨初版绪论》，《东

南亚之华侨》上册，转引自沈定平《明清之

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第73页。

效应之二是，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

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丰厚利润，成就了一

批富商巨贾。如嘉靖时，歙人许谷，“贩缯

航海，而贾岛中，赢得百倍”①。这是长途

贩丝绸而获得高额利润的例子。韩大成曾统

计从成化、正德至崇祯年间30多位从事长

途贩运富商巨贾的情况。②这些富商巨贾的

出现，表明16至18世纪，中国商人经济实

力的增强。在富商大贾中，“儒商”人数明

显增多。休宁人戴震说：当地商人，“虽为

贾者，咸近士风”③。“儒商”的增多，提

高了商人素质，援儒人商，不仅提高了商业

竞争水平，也使商业经营作风儒家道德化，

商人社会责任心加强了，还产生商人文化。

第一，儒商运用传统的商业文化参与市场竞

争。中国从春秋战国至明清，商品经济和商

业逐步的发展，创造一套商业文化。16至

18世纪的“儒商”，把中国古代这一套远距

离贸易的经验，奉为圭臬，尊崇子贡、范蠡、

猗顿等富商为典范，所谓“习计然之策”。

如徽商章策，“精管(仲)刘(晏)术，所亿辄

中，家以日裕”④。晋商王现“善心计，识

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⑤。第二，援

“儒”人商，使商业经营儒家道德化，把

“诚”、“信”、“义”等作为经商准则，

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如新安某人从小

经纪发展为富商，他对人说：“求富不难，

汝等先治‘外贼’，后治‘内贼’。”他所

谓“内贼”，指的就是要管好喜色的“眼”、

好音乐的“耳”、喜香的“鼻”、喜味的

“舌”、喜穿的“身”，实践“仁、义、礼、

智、信”⑥。一个商人竞能以宋明理学所倡

导的行为准则援人经商之道，可见当时商家

受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之大。商人素质的提

高，集中表现是商人社会责任心加强。16至

18世纪，一些商人，特别是儒商，热心于社

会公益事业，如修桥、筑路、治水、赈济等

等。徽商还在明中叶抗倭斗争中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倭寇流劫芜湖，

当地“各商民义勇登屋，以瓦石灰罐击之，

贼受伤者，遂奔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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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九《许本善

传》，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

社1985年版，第432页。

②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1年版。

③戴震：《戴东原集》卷一二《戴节妇家传》。

④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例授儒林

郎候选布政司理问绩溪章君策墓志铭》，转

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53页。

⑤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六《明故王文显

墓志铭》。

⑥沈起风：《谐铎》卷七“鄙夫训世”。

⑦《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四，嘉靖二十四年

七月，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

富商大贾的增多和商人素质的提高，使商人

的社会地位得到历史性的改变。唐宋以来，

中国传统的贱商、轻商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

北宋范仲淹疾呼：“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

邻。”①南宋陈耆卿更把商业从“末业”提

高作“本业”，把商勤于做生意而“积财

货”，和“士勤学业而得爵禄”②相提并论。

降至16至18世纪，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导

致了商人社会地位更大的变化。

第一，恤商的观念从思想家的认识，发展到

掌权者的认识，从社会舆论发展到政策措施。

如明万历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提出“厚商

而利农”③的主张，他看到了当时商业发展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效益。清康熙皇帝

本”⑤。当“恤商”观念还只是思想家的舆

论时，对商人来说，只是口惠而无实。而发

展至掌权者的认识与政策措施，商人的社会

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收到实际利益。

第二，商人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从以往托求

权贵庇护，发展到依靠会馆、公所等自身组

织，向官府提出合理的权益要求。16至18

世纪以前，商人为减少交易障碍，牟取商业

利益，往往结交权贵，投靠封建势力，求得

庇护。正如唐代诗人元稹《估客诗》诗云，

商人至长安贸易，要“先问十常侍，次求百

公卿”。唐代大商人邹凤炽，“常与朝贵游，

因是势倾朝市”。降至16至18世纪，商人

结交权贵的事例也不少。但与此同时，我们

应当注意到，商人毕竟开始依靠自身力量为

己谋权益。《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选辑》

一书，载有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举一例：

明天启三年七月十六目，苏州府常熟县铺户

林辉等13人，因不堪官府胥吏科索，联名

向南直隶监察御史告状，要求取消“当官”、

“买办”、“承值”制度。结果，督理粮储

“一切浮费，严行禁约。并不许骚扰民间，

致累铺户”，并勒石立碑永遵⑥。当然，16

至18世纪，中国的商人还未形成一个阶级，

还不能以阶级力量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但

是，他们的经济实力较以往大为增强，遇到

了具体问题，能走到一起，与官府抗争。就

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们自身发展情况而言，

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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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四民诗》。

②《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土门·土俗·重

本业》。

③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文集》卷八《赠

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④《清朝通考》卷二六《征榷考》。

⑤《清高宗实录》卷九，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下，中华书局影印本。

⑥《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选辑》，江苏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三，士大夫从“耻与贾为邻”，转而结交

商贾，不仅为商人歌功颂德，甚至为商人权

益而呐喊。明中叶以来，我们可以从士大夫

的文集中，发现不少商贾的寿序或行状。着

名文人汪道昆、王世贞等人的文集中，就有

不少徽商大贾的影子。有明朝文坛“前七子”

之美誉的李梦阳在《空同集》，明内阁首辅

张四维在《条麓堂集》，明代福建着名文人

何乔远、李光缙以及清代顾炎武、袁枚等人

着述中，都有不少为商人写的传或墓志铭。

其中，李光缙提出“贾中有贤人也”。他的

辐凑，不肖者瓦解。”即有本领的商人才可

以发财的。李光缙以“贤”评价商人，一反

中国古代“商则长诈”的观念。他是16至

18世纪商人阶层的代言人。

社会经济效应之三是诱发资本主义萌芽。这

种诱发集中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导致小生

产者两极分化，分别出现手工工场主和雇佣

工人；二是导致商人直接投资办厂，向产业

资本转化。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场扩大，是产生资

本主义的重要历史前提。16至18世纪的商

业革命正是造就了这一历史前提。当时，尤

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和珠江

三角洲，商品交易市镇或专业市镇众多，市

镇中商贾林立，商品远销四方。这就把市镇

周边的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从而导致小生产

阙遇友》中的施复夫妇，从妻络夫织，十余

年间扩大至拥有织机三四十张。这些都是人

们所熟悉的小生产者分化为手工工场主的

史料。商业革命造成市场扩大，许多商人的

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如丝织业中，陆师

道《陆尚宝遗文·友松胡翁墓志铭》载，其

友胡源从盛产蚕丝的崇德贸丝，运到长洲丝

绸，“竟用是起家”。在淮南草堰盐场，乾

隆时期就有商人出资办盐亭，“其舟车、牛

只、亭凿等项，皆商自置，犹如自买之田招

人耕种也”①。不仅城镇，乡村中也有商业

欠租等弊。如若欠租，前山任从山主另租他

人。山租未欠，任凭光子孙永远管业生

理……”③瓯宁邻近建阳。当时建阳生产的

纸称“建阳扣”，是江南印书业的主要原料。

瓯宁的纸也应有广泛销路，这才使得纸厂老

板出资永佃山场，以山场竹、木造纸。胡兆

光可谓典型的手工工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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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三五。

②见嘉庆《崇安县志》卷一“风俗”。

③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明清福建经济契

约文书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

483—484页。

16到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导致封建生产关

系发生变革，可谓革命性变革。这使我们想

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的一段

话：“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

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

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

是一个革命的要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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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1019页。

四、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

封建社会商业革命完成的标志，应该是完整

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所谓完整的市场体系，

是指相互关联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

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市场组成

的有机市场体系。16至18世纪，中国商品

市场兴旺，而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刚刚起

步，技术市场偶而有之，信息市场还远未产

生，市场体系未建立。因此，对16至18世

纪中国商业革命也不宜估计过高，它只不过

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未能完成，有其

经济和政治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失衡，商业革命缺乏后劲。

区域经济多样性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发

展的诱因。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却

严重阻碍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进一步展

开。16至18世纪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主

要表现在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16至18世

纪，中国东部经济，即江南地区和华南地区，

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相当高度

发展。但是，西南、西北和东北经济发展却

是滞后的。西南，西藏姑且勿论，地处高原

的云南、贵州也十分落后。云南境内山地高

原占行省面积90％以上，贵州占87％。这

两省虽有许多河流，但因落差大，无法航行。

陆路交通因“跬步皆山”，无法使用畜力牵

引的车辆。境内交通闭塞，制约了当地商品

经济的发展。西北，降至明清，蒙古地区依

然是单一粗放的畜牧业占主导地位。清代虽

有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做生意，称“旅蒙

商”，但当地却鲜有经商者。东北在努尔哈

赤和皇太极时代，仅有铁岭、沈阳、辽阳、

开原得到开垦。吉林、黑龙江等地是一片荒

凉。顺治十年，清置辽阳府，颁布《辽东招

民开垦条例》，东北地区开发步伐加快，但

降至康熙十年又废止了这一条例，从而延缓

了东北开发。

16至18世纪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不

仅严重制约市场的扩大，也制约了商业革命

向纵深拓展。商业革命虽然发生在流通领域，

但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商业革命的

物质基础。生产不发展，商业革命就无法向

纵深发展。而手工业和农业的更大规模发展，

需要动力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的发展。奇波

拉说：“采用煤炭作为家庭以及工业生产的

燃料，使得英国踏上工业革命的道路。”②

布罗代尔同样认为，“这一(工业)革命决定

的、纯属英国本土的特征是煤应用越来越广，

烧煤成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③中国本是

世界上煤蕴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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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意]卡洛·M·奇波主编《欧洲经济史》

第2卷《导言》，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

5页。

③布罗代尔着、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

店1993年版，第640页。

国家之一。其资源分布特点是西多东少，北

多南少。这些地区正是经济发展滞后地区。

16至18世纪，中国煤炭生产的特点是：1．煤

窑的生产技术落后，产量低；2．产煤区只

有少数是在交通便捷的地区；3．煤用于生

活多，用于生产少。这些特点造成了当时手

工业生产只能采取“节源省材”型。“由于

缺煤缺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

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

化。”①这里所说近代工业化，也就是工业

革命。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如此，何

况其他地区。没有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方

式不能发生根本变革，规模难以扩大，产量

难以增加，商业革命也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

缺乏向纵深拓展的后劲。

第二，封建势力对商业资本的摧残和压制。

16至18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是在严酷的政

治环境中产生的。它受到封建势力多方摧残

和压制。明清时期，“恤商”观念虽有抬头，

但封建王朝的抑商政策和“病商”弊政依

然存在。乡村封建乡族势力对商业也起了羁

绊作用。这些方面研究者不少，这里勿庸赘

述。

第三，商业资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商业资

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是商业革命向纵深发展

的重要方面，也是封建生产方式转向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过渡。商业资本向产业资

本转化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商人直接投资办

厂；二是走包买主道路。关于商人直接投资

办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着重谈

一谈16至18世纪中国包买商的情况。包买

商或称包买主。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一书中认为，俄国在19世纪20年代有

五种形式的包买商。前三种或是一般商人或

是与借贷资本相结合的商人。第四种包买商

是，预付手工业生产者所需的原料而后收购

其产品。这种包买商的出现，才“意味着资

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跨了很大的一步”②。

这种形式的包买商，西方学者称之为资本主

义“初级家内制”的生产形式。而第五种形

式的包买商，是把原材料直接分发给小生产

者，使其为一定报酬而生产。西方学者称之

为资本主义“典型家内制”，或称“发放制”

生产形式。16至18世纪中国包买商究竟属

于哪种形式?学者们早已注意，在棉纺织业

中，特别是江南的棉纺织业中，广泛存在着

“以纱易花”或“以布易纱”的交换。商人

虽然是以小生产者所需原料换取其制成品，

但这是自由交换，而非固定的。小生产并没

有因这种交换而成为某商人的固定雇工。不

过在松江暑袜业中，第四种形式包买商或称

“初级家内制”生产形式是存在的。明人范

濂《云间据目抄》卷二“(松江)郡治西郊，

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

生，从店中给筹给值”。这里暑袜店的商业

资本已支配了小生产者的生产。不过，除此

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如此典型的具有资本

主义特点的包买商史料。在丝织业中，通过

发料收货控制小生产者的情况，是发生在18

世纪之后苏州、南京的“账房”。18世纪以

前没有类似情况。在广东制糖业中，存在着

商人“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种，冬而收其糖

利”的预购行为③。澄海县的“富商巨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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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

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

页。

②《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328页。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四，中华书局

1974年版。

当糖(蔗)成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

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①。这种包买商类

似列宁所说的俄国第二种类型的包买商，即

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相结合，并没完全切断

小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算不上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从已有史料来看，其他行业中包买

商也几乎都是这种类型的。

16至18世纪中国包买商经济为何不发达?

首先，16至18世纪中国乡村市集密布，交

易相对较方便。19世纪20年代俄国从小生

产者分化出包买商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消

费者同生产者的距离很远”②。所以生产者

要委托其中一个人到远处销售产品。16至

18世纪的中国情况不同。学者研究表明，其

时中国农村集市密度很高，特别是商品经济

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每百平方公里有3．5

个，每集交易半径只有3公里。清初，江苏

59个州县有1112个集市，每县平均18．8

个以上。③农村集市密度高，小生产者可以

自行到集市卖产品、购原料，无需委托他人。

请看下列记载：“(金匮县安镇)市店多花庄、

米铺。络绎求市者十数人为群，虽二三十里

外，小舟捆载而来，易木棉、籼米去，一晨

或得布万匹云。”④这里的妇女十数人为伴

人市，哪用得委托包买商!第二，中国商人

自古就有深入乡村买卖的传统。16至18世

纪随着乡村集市增多，下乡买卖的商人，尤

其是小商人更多。特别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

的集镇更是商贾丛集。如浙江石门镇，“地

饶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

丝，积金如丘山”⑤。清人顾公燮说：“前

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

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⑥商人下乡购、

售，也便利了小生产者的交换行为，商人要

切断小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从而成为包买

商是很困难的。第三，牙行和牙人的广泛存

在，也妨碍了商人对小生产者的控制。牙行

和牙人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在中国古已有

之。降至16至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牙行和牙人更是布满各级市场。如嘉靖

年间山东莱芜县城关和乡集的斗秤、牙人竟

有208名之多。⑦乐陵县原有斗秤、牙人66

名，万历时又增加30名。⑧这些都还是商

品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而商品经济高度发

展地区，如乾隆初年江苏的江宁等十一州府，

共有牙行(户)26632户。⑨每州府平均多达

2421户。商人和小生产者的交易，一般都要

通过牙行、牙人这中间环节。如嘉定县安亭

出产浆布、药斑布、高丽布、黄纱布、棋花

布、线毯等特色产品，市镇贸易分为南北二

市，“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

人不得售”⑩。吴江盛泽镇上丝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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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澄海县志》卷六“风俗·生业”。

②《列宁全集》第3卷，第323页。

③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

通史·清代经济卷》中册，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年版，第1061、1064页。

④乾隆《金匮县志》卷——“市镇”。

⑤王稚登：《客越志》，广百川学海庚集。

⑥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册。

⑦嘉靖《莱芜县志》卷二“集市”。

⑧顺治《乐陵县志》卷三“课程”。

⑨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

通史·清代经济卷》中册，第1096—1097

页。

⑩嘉庆《安亭志》卷三“风俗·土产”。

“大户”的产品，“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

买”①。景德镇陶瓷业中“商行买瓷，牙侩

引之……”②由于交换过程中插入一个牙

人或牙行这一中介，商人要直接控制小生产

者的生产过程，产生类似英国那样初级或典

型“家内制”分散手工工场，是相当难的。

第四，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16至18世

纪，中国商业革命没有完成，未能为工业革

命铺平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其时中

国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发

生于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工业革命之前。以

英国为例。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14世

纪后期，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发生于15世纪

段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相分离；过程后

一阶段是使丧失劳动资料的劳动者转化为

雇佣工人。这两个阶段都需要借助暴力来完

成。马克思指出，在原始资本积累的第一个

阶段，即只有“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把耕地变成牧场”。使农民失去土地“还

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

自己”。许多丧失土地的农民宁可成为流浪

者，也不愿为资本所奴役。这时就需要借助

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暴力把丧失生产资料

的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这就是马克思所

说的“血腥立法”。“因此，十五世纪末和

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

者的血腥法律——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享

原始积累全过程都离不开暴力，离不开国家

政权的力量。马克思说：“资本在它的萌芽

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靠经济关系的

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

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③反观中

国16至18世纪又是什么情形呢?通过暴力

兼并土地，造成庞大的流民群，在中国古已

有之。明中叶流民更是多达百万计。但是，

明清两个封建政权，都没运用国家的力量，

把流民置于资本的奴役之下，而是竭力把从

土地上被排斥出来的劳动力，重新逼回土地。

特别是清朝前期，移民垦荒政策，把流民重

归农业的运动，引向高潮。郭松义《清代人

口流动与边疆开发》④一文认为，从清初开

始，内地人户就陆续不断向关外东北地区、

口外蒙古地区、台湾等沿海岛屿、广西、云

南、贵州和四川西部地区、新疆等西北地区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

序幕”。16至18世纪，中国没有发生资本

的原始积累，没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

基础，中国的商业革命到此停止了前进的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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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八《施润泽滩

阙遇友》。

②兰浦：《景德镇陶录》卷四“陶务方略”。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2—783

页，第786、850、803、300页。

④载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五、关于“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

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

术探讨的层面上来。

16至18世纪商业革命的纵深发展诱发出资

本主义萌芽。这一时期，生产的方式正处在

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的学术探讨，李伯重教授作了如下评论：

“对资本主义萌芽说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

对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构成

这个理论基础的关键，就是英国模式及其在

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性问题……这种模式表

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

个转变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或

‘产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

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①李伯重

教授认为，这个英国模式不适于中国明清，

中国有自己的“江南道路”，即“江南早期

工业化道路”，它“大约始于明嘉靖中后期，

终于清道光末年”②。“最主要特点之一，

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

种‘超轻结构’”③。李伯重教授的“江南

道路”说，确是卓识，有助于人们对16至

18世纪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但是，

他认为人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以英

国近代工业化模式为理论基础，却是值得商

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

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

但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

的。”④换言之，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

义时代到来，经历了一二百年之久，而作为

近代工业化开端，始于18世纪后半叶，距

资本主义萌芽已隔三四百年。马克思把资本

主义发展分作三个时期：简单协作、工场手

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的是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包括简单协作和工

场手工业时期历史。英国近代工业化发生于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从工场手工业

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因此，研究资本主义萌

芽与研究近代工业化，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

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课题。以往前辈史学

家确以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模式，来探讨中

国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可以说，无论翦伯

赞、邓拓、傅衣凌、还是吴承明，严肃的史

学家们，没有一位是以英国近代工业化的模

式，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

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英国模式”和“江

南道路”这两个概念。但是，我们应该把资

本主义萌芽同一时期的“英国模式”和

“江南道路”进行比较研究，而不是其他的。

——————————————

①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

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23页。

②《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

24页。

③《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

究新探讨》，第31页。

④《资本论》第1卷，第784页。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英国模式”和“江

南道路”确各有特点。这特点就是资本主义

萌芽的途径有差异。众所周知，在一定的历

史条件下，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过渡，有两条途径：一是小生产者的两

极分化。以此途径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速度缓慢，马克思称之为“蜗牛爬行的进

度”①。第二条途径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

转化。马克思称这一途径，“在历史上起过

巨大的过渡作用”②。而商业资本向产业资

本转化，也有两条途径。一是商人通过包买

商的道路向产业资本转化；二是商人直接投

资办厂。依我们理解，所谓“江南道路”实

质上就是以江南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主义萌

芽的途径。如上所述，在16至18世纪中国

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包买商难以控制生产

过程，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主要途径，一是小

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二是商人直接投资办厂。

依我们理解，所谓“英国模式”实质上就是

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在英国，特别那

里的乡村，其途径主要是商业资本通过包买

商的道路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控制乡村众

多的小生产者。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乡村

手工业，如棉麻混纺织业、制铁业等通过三

种形式被包买商所控制。一是初级的“家内

制”，“商人资本向独立的乡村毛纺织工人

赊卖原料和购买产品，而不参与生产过程”；

引用一位西方史学家的话说，在西欧“……

种种事实表明，家庭劳动已陷入一张无形的

蛛网之中，而蛛网则掌握在几个包买商手

里”④。16至18世纪中国广阔农村没有形

成被商人控制的蛛网，没有被广泛卷入资本

主义生产之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主要靠小

生产者两极分化以及一部分商人直接投资

办厂，因而只能以“蜗牛爬行的进度”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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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1卷，第818页。

②《资本论》第3卷，第173页。

③见刘景华《乡村工业的发展：英国资本主

义成长的主要道路》，《历史研究》1993年第

3期。

④布罗代尔着、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3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