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史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章 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一、商王朝对“荆楚”的征战与影响

商人之先祖契xiâ是帝喾kù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

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

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duî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

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

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

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

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

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

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xī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

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

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jī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

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

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

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

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

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

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

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zhuì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

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

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

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

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pïu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

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

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

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

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

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

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

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

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bēi，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

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

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

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

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yuâ和一

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

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

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

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

《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

期)。

此外，鄂â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

出土了铜镞zú(《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

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

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

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

类为两组。一组为鬲lì、盆、簋guǐ、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

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

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

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 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

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

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

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

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

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

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

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

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

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孟子》载：“夏曰校”、“殷曰

序”，《汉书·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学校。在学校里，

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

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

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

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

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

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yù熊。鬻熊子事文王，

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

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

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

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

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

有“楚子”“往归之”。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刘向

《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

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僖 xī公二十六年》

戴：“夔kuí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

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

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

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

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过三百

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

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

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

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

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

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

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

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

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商纣

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

利。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

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

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

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从

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

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

成为雄踞jù南方的泱yāng泱大国。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

从丹阳说起；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汉

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

不取。《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

另外，《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

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清

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yǐng考》中，则首

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此说日渐盛行，今

人从此说者甚多。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

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ｈｕī山之间(《墨子·非攻

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

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

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

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

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

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

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

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

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

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

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

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jí矢shǐ以共御王事。”《左

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蚡fãn冒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

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

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bì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

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

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

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

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

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

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僖

xī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

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

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ｊīｎｇ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

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莤 sù，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guī，

而灌[凶匕]酒，是为莤，象神歆xīn之也。”莤，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

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

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

理志》等就有“包匦guǐ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

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

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

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juã，设望表，

与鲜卑守燎liào，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

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

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

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

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

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

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酓”

(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酓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酓

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酓肯”、“ 酓[于/心]”等。)，“酓”

即“莤”， 莤，像神饮酒；“酓”像人饮酒，是“莤”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

酓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

风》第4卷，第3期)。

酓、熊通假，后来一律把“酓”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所

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

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

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

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

一。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

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

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zân周公，

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

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

与吕伋jí、王孙牟、燮xiâ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

人，姬姓，传说是帝喾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

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

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孤力单，

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

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致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

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

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

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

“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

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

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

战争。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

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

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

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

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椙chɑ

ng?77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陕西

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chī荆楚，唯狩南行。”

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

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sì”。

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

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左传·宣公二年》：

“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

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

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jiù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

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

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

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

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

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

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

溺水而死。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yuán底。厥利惟何?逢

彼白雉zhì?”周昭王累累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

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

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四、熊渠对周王朝的公开对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国势日趋衰落。在统治阶

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级不同的奴隶主贵族，已呈现升沉

兴衰的波动，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政治失势，田地荒芜，家境日蹙cù，而原

来地位低下的贵族，则注意生产，招徕lái奴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样就

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在这同时，广大奴隶人民群众，由于不堪

忍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奴役，或逃亡，或奋起抗争，奴隶制危机已日益加

剧，江河日下。

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除索取贡物外，又不断地进行征服战争，

掠夺人口和财富。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边各部随

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与周王朝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已非昔日周王朝

能轻易地予以征服或压服了。据《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西北境犬戎

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有时竟骚扰到宗周(周公东征后，西边关中平原，以镐京为

中心，称为“宗周”。东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为“成周”。)附

近。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

白鹿或系氏族徽号。）从此，周王朝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更加紧张。正当周穆王

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yǎn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周穆王闻

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

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此从《后汉书·东夷传》、《博物志》所记。）昭、穆之

后，西周进入共、懿、孝、夷、厉诸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12-842年)。在这

半个多世纪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迭起，井田制开始崩溃(据周共王《卫鼎》铭

文载：裘qiú卫以绢帛等交换矩伯一个“里”，说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y

ù”的格局开始瓦解。)周王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北方的玁狁Xiǎnyǔn、西方的

犬戎rïng、东方的淮夷、南方的荆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岌岌可危。《汉

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

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mǐ室靡家，猃允Xiǎnyǔn之故。岂不日

戒，猃允孔棘。”约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镐徙都犬

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见诸侯，[勤见-力]

礼废。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

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

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

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

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

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yì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

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

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ｈｕī山、荆山发展，即沿

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

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

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

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

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

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史记·楚世家》：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

伐庸、扬粤，至于鄂。”

庸，杜预注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荆山西，故地处楚国西陲chuí。它

历史悠久，曾随同周武王灭商。熊渠攻庸，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后方外，还在于

削弱庸这一古国地位，以播扬楚国的声威。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地处荆

楚。《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

以南、洞庭湖地区。旧解扬越因扬州得名，是因战国后越人散布古扬州各地，

说明春秋战国后，扬越由西而东，向扬州流徙。)，指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

区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

打到鄂 (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东鄂之别。《括地志》说：“邓州向城

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邓县境。东鄂，则在今湖

北鄂州市境。此鄂，当指东鄂。据《史记正义》说，原邓之西鄂，是后来东徙

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当时炼铜业的中心。在鄂境内，今大

冶铜绿山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商周时期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炼铜基地。熊渠

攻打越扬，兵锋直抵鄂ââ，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夺取那里丰富的青铜原料，并试

图把扬越至鄂一带，纳入楚国管辖范围之内。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

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shì。”

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亶dǎn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

王(《史记·楚世家》。）句亶，裴骃yīn)。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

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

周王室对抗。

楚人长期臣商，后又从周立国，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

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当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种尝试，后来随

着周王朝的衰败，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国并未实行，但其奴隶主贵族政体的

基础----采邑制则是普遍推广的。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蒍wěi

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蒍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

伐，荆楚亦不例外。《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

楚，亦去其王。”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

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963年)

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

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

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

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

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

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

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

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

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继续发展与“汉阳诸姬”

周厉王末年，“专利作威，佐礼进祸”，致使国人财力穷尽，“民不堪命”。

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纪年)，“邦人”(国人)、“正人”(百工正长所

属之人)、“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卒)，怒不可遏，冲进王宫，周厉王狼狈出

逃，朝政由诸侯掌管(《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书纪年》

则谓“共伯和干位”。)。楚国自熊渠之后，历经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四

代国君，执政时间都不长(约公元前857年，周厉王立，熊渠自去其王号(熊渠

卒年不详)，前828年，熊严卒，前后共约29年。在此期间，历经四君，除已

知熊勇、熊严分别执政十年外，熊挚红、熊延两代不足十年)，其事史料记载亦

缺乏。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立，楚国也恰为熊霜初立。在周宣王初立、力图

“复文武之境土”时，楚国则一度政治波动，发生了争夺君位事件。据《史记·楚

世家》载：“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

徇立，是为熊循。”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由于楚人仍沿袭母权制遗风，“楚

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君位传袭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

故熊霜死后，君位未能传其子，出现了“三弟争立”。在争夺君位斗争中，仲雪

死，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难。濮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方国部落。《尚书·牧誓》

记参与周武王伐纣灭商战争的，有“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人”。

可见濮是姬周的重要盟国和属国。西周时期，濮人散居楚之东、西、南境，即

汉水两侧，号称百濮。楚人为能在楚蛮之地立足生根，与濮人关系当属良好，

故叔堪争君位失败，逃到濮地，变服从俗。“芈姓有乱，必季是立”(《左传·昭

公十三年》)，君位仍传到少弟季徇，即熊徇xùn，楚国政局才稳定了下来。周

宣王因经共和时期的相对稳定，继位后即频繁对外用兵，号称“中兴”。熊徇在

位22年，国势一度复振，于公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卒，子熊咢â立。

公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熊咢卒，子熊仪立，号若敖，周宣王统治进

入后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势复又转衰。楚国这时可能由守

转攻，对外发展，与周关系重又紧张了起来。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

熊仪二年)，周宣王攻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周军大败。在此

同时，对南方也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结果也失利。据《史记·周本纪》载：“宣

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南国，三国吴人唐固说在南阳。前蜀人韦庄

以为在江、汉之间。从西周长期对东南夷和荆楚的用兵看，此“南国之师”，也

当指东南和荆楚地区。周王朝对荆楚等南国用兵失败，只得又在太原一带清查

户口人丁，补充军队。可见这次失败是很惨重的。《诗经》有关篇章，对周、楚

间的争战，也有反映。如《诗·小雅·采芑qǐ》：“蠢chǔn尔蛮荆，大邦为仇!

方叔无老，克壮其猷yïu。方叔率止，执讯获丑。”《大雅·江汉》：“江汉浮浮，

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洸洸guāng。经营四方，告

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这些诗篇虽然都是歌颂周宣王武功之作，不免有夸大成

分，但确也反映了楚国与周王朝激烈冲突的事实。

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荆楚的控制，“以蕃屏周”，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

淮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清人易本火良《春

秋楚地问答》说“汉阳诸姬”“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于光、黄，

北至于淮汝”。）“汉阳诸姬”，重要的有如下一些诸侯国：

随(今湖北随州市境)。《世本》：“随国，姬姓，不知始封者为谁。”原在汾

水流域，昭、穆时期，不断攻打荆楚，随亦被徙封于江淮汉水之间。童书业指

出：

汾水流域附近之国名地名常出现于江淮汉水之间，如江淮汉水间有随、鄂、

沈、黄、唐等国，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随国国力最强，是汉东大国，并为汉阳诸姬盟国之首。

唐(今湖北随州市西北境的唐县镇)(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1990年2月第1版)。姬姓，与随一样，原在汾水流域，后徙封于汉东。

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姜姓，姬周姻亲国。《国语·周语中》：“齐、许、

申、吕，由太姜。”故地应在今陕西泾渭间。《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申之始

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申绝。至宣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此谢，《国

语·郑语》说在南阳，《汉书·地理志》说在宛北，《大清一统志》说在南阳北，

故申在今南阳市北境。

吕(今南阳市西北境)。吕与申同为姜姓国。《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

有申、吕。”所以，吕与申一样徙封于南阳一带。“吕”，亦作“甫”，吕侯受命

制《吕刑》，亦称《甫刑》。可见吕国历史悠久，吕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治国

经验。

曾(鄫zēng 、缯zēng，今南阳市北一带)。《国语·郑语》韦昭注：“缯，

姒sì姓，申之与国也。”故缯、申关系密切，当地处今南阳市北一带(南阳市北

方城有缯关，历代史家认为此即曾的始封地。）郭沫若《中国史稿》说湖北孝感

地区发现的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记载着周成王南征经过的曾，后来封有姬姓

侯，从此有学者认为周初之曾，还是姬姓之曾，原姒姓曾，已东迁齐地。曾从

昭、穆以后也是“汉阳诸姬”的重要古国。

厉(赖，今随州市东北)。姬姓，与随、唐比邻，同为周的重要属国。

贰(今湖北应山境)。偃姓，周之封国，与随、郧yún比邻。

轸zhěn (今湖北应城境)。偃姓，周之封国，贰、轸关系密切。《左传·桓

公十一年》：“楚屈瑕xiá将盟珍贰。”郧 ([云阝] ，今湖北安陆境)。《通志·氏

族略》：“[云阝] 氏，亦作妘yún，亦作郧，又邑作云。”妘姓，祝融八姓之一，

与楚同祖。《路史·后纪》说：“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灭之。”按同姓不婚

遗制，应非妘姓，故有学者认为是姬姓国。

蓼liǎo (今河南唐河境)。偃姓，地处申、吕南，唐、随北。

以上诸侯国，地处汉东、汉北，犹如汉东北一道屏障，紧紧地束缚住楚国，

阻遏着楚国的北上与东进，并可随时配合周王朝打击楚国。

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国或属国有：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

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境)、弦(姬姓，今河南息县南)、黄(嬴姓，今河南潢川境)、

蒋(姬姓，古期思县，今河南固始境)、蓼 (偃姓，今河南固始东，非前述唐河

境的蓼)等。在淮北及江、淮间，亦有众多的封国与属国，无疑都严重地阻障着

楚国的发展。

六、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初步发展

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标志着楚国已从氏族制进入早期奴隶制。早期奴隶

制的基本特点，是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遗风。

楚国的国君，既是一国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长。协助国君料民理国的是大贵

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贵族蜕变过来的，成为楚国统治集团

的支柱。入春秋后，煊xuān赫一时的若敖、蒍wěi敖，就是“敖”权力膨胀的

结果。楚立国后，国君由“敖”拥戴，而有的国君本身亦称“敖”。如西周末年

熊仪，称若敖、熊仪子熊坎，称霄敖。楚国国君的继承制度，也已确立。从鬻y

ù熊开始，一般是父死子继(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

述)，也伴以兄终弟及。如熊挚红传弟熊延、熊勇传弟熊严等。从这种君位继承

情况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国君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已非昔

日氏族制民主推举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楚国也建立了

军队，并日益强大。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军队攻打荆楚，“裒pïu荆之旅”，

可见其时荆楚已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当然，这里的荆楚，是泛指居住在江

汉地区的包括楚人在内的众多方国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时期，随着楚

国的建立与发展，楚国军事力量也日趋强盛。终周一代，周王朝视楚国为敌国

强国，不惜倾全国力量，累累攻打，证明楚国确实存在有完善的组织系统，深

谙作战方法的军队。熊渠的西击南征，政治、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表明楚国军

队无论在指挥作战或组织行动方面，均已渐趋成熟。

西周是继夏、商后第三个统一奴隶制王朝，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臣属

之邦都有深刻的影响，荆楚地区也不例外。据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在汉水以东

的今湖北蕲春境内，1958年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湖北蕲春毛

家咀zuī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

的楼梯，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木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漆木

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蕲春之西北、随州之东的红安金盘遗址，发掘出了丰

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缽bō、罐等，青铜器有刀、矛、镞，还有铜范

等(《湖北金盘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黄石市境内铜绿山铜矿的

冶炼，继续得到发展。

在汉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坝苏家垅lǒng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

秋早期的青铜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铭文，铭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

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内容，说明铜器主人为曾国国君。其主要

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guǐ(缺一簋)，此外，还有鬲、豆等器物(笔者在荆州博物

馆所见。）

在汉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7件，有簋、鼎、

戈、觚gū、爵、尊、觯zhì、卣yǒu等。其中9件有铭文，文中“邶bâi子”、

“邶柞zhà”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同上。）邶，古邶国。《说文》：“邶，古商

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北鄘yōng卫谱》。熊咢â是熊徇之子，

于公元前800-791年在位，时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阳发现了西周之际的古铜矿井，可见西周末楚人已

进入这里开采铜矿了。另据西周某些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王朝南征“俘金”

的记载(如周昭王时《过伯簋guǐ》，其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

宗室宝尊彝。”)，楚国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会铸造青铜器了。刘彬微说：“就现

有资料而言，已发现的青铜器，其年代上限还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国之时。

最早的楚铜器年代虽可上溯sù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铜器数量甚

少，„„。”(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铜器和铁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

年7月第1版)。可见终西周一代，楚国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尚不成熟，规模也

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关考古人员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西

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棺椁guǒ大多保

存较好，分一棺一椁墓、单棺墓、无棺墓三类。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组合有

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长颈罐；鼎、敦；

鼎、敦等。铜器组合有鼎、簋；鼎、簋、盏；鼎、敦等。还出了一定数量的兵

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应勤、王光镐hào把墓葬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

乙A类、乙B类和丙类。甲类墓出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乙A类春秋战国后，

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铜陶礼器。乙B类则自始至终出陶生活用器。丙类墓

无随葬器物。其中属于西周后期和两周之际墓葬，是迄今各地发现的楚墓时代

最早的一批(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墓葬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

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

分析，王光镐认为，甲类墓纯属中原风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类墓周式多

于蛮式，乙B类则蛮式多于周式。此蛮式，即指江汉土著鬲文化，鬲称“蛮式

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实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铜礼器和仿铜陶

礼器，则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类墓和乙类墓中所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

证》。）因此，西周后期 赵家湖墓群中，尚不见有楚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迹

象。

张正明认为，赵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种类、形制而言，虽与中原文化因素大同

小异，但毕竟是楚文化遗物，说明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这里是楚人的聚落。

甲类墓出有铜礼器鼎和簋，陶礼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国国

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总是模仿华夏礼制。乙A墓无铜

礼器出土，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贵族，

既受华夏文化影响，又吸收了蛮夷文化因素。乙B类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当

属野人。丙类墓无随葬品，墓主地位当更低下。由于墓葬规格的不同，说明当

时已存在国野、贵贱、贫富的分化，原始社会正在解体，阶级社会即将形成(张

正明《楚文化史》。）从上述两位学者论述中，可知楚人建国后，既模仿华夏文

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荆楚文化。终西

周一代，楚国经济、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据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西周末、春秋初楚国君若敖、蚡冒时期，还在“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说：“若敖、蚡fãn冒，至于武、

文，土不过同。”从这些记载看，楚国尚在艰苦创业，势力还不强大，仍属所谓

“荆蛮”阶段。但从熊渠西击南征、势力直抵长江流域看，又证明楚国经济实

力已大为增强，政治、经济中心亦开始南移。上述所引有关考古发掘材料，与

《左传》、《史记》有关记载，大致是吻合的，反映了西周时期楚国经济、文化

初步发展的粗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