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中国很早就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

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下面由 为你整理中

国考古学诞生标志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考古学诞生标志

1928年10月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

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

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

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

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

研究的学术机构。

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

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

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等项发掘

1928～1937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

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

甲骨，还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

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与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

1

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

思永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

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小屯遗址的发掘，在发掘

方法上有明显的改进。

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在小屯村

一带，先后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

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商王陵区发掘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大墓以

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

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与此同时，又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

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魏国墓葬，以及日照两城镇、永

城造律台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广泛采用

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

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后

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

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

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

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

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

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

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

2

法断代、骨化石含氟量断代、铀系法断代等，也都已陆续采用。为了

鉴别各种遗物的原料、成分、产地和制造工艺，除继续进行通常的化

学分析及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外，一些更为先进的测定方法，例如X

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

穆斯堡尔谱分析、同位素质谱分析等，也已在中国考古学中应用。尤

其是对于金属品、陶瓷器、玻璃器和纺织品，进行了较多的分析研究，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和种系属性的研

究，基本上是近40多年开展起来的。对许多氏族公共墓地的人骨资

料，都曾进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研究，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开

始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分布问题提出一定的看法。通过对孢

子花粉的分析考察古代的自然环境，鉴定作物标本的品种、动物骨骼

的种属，探讨中国农业和家畜的起源，也有相当的进展。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逐步建立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全国除福建、新疆两地尚待探寻外，包

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各个省、区都已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并且发现

了年代早于北京人的元谋人和蓝田人，提早了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上

限。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从喜马拉雅山下至黑龙江畔，到处

都有发现。各地发现的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人

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和各个阶段。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文

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种手段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使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探索有了一定成果。新石器时代的

研究，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多处 ，作过发掘的有400多处。其中

3

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 。1977～1978年，发现

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

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

有一定的联系，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

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

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

帮助。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这

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

发。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东北至新疆的广大边远地区，虽然未

能完全弄清当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关系，但已开始发掘代表性遗

址，提出几种文化的命名问题，研究工作开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

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

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

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中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

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

年。为探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从1959年起，在同

传说中夏人活动关系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围绕夏文化问题开

展了较多的调查发掘，又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了分期和划分

类型的工作。目前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研究工作已进一步深入。

4

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一带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积达200万平方

米，城内又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很可能是汤都西亳。这座城址的

发现与研究，对夏文化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殷商时代

的考古研究，过去主要限于商代后期和殷墟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

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

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同时，扩

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北起长城内外，南至长江中游，都曾发

现商殷时期的遗迹或遗物。其中较重要的有：黄陂盘龙城遗址、清江

吴城遗址、藁城台西遗址、铜山丘湾社祀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以

及辽宁喀左、山西石楼、陕西城固、湖南宁乡等地接连出土的铜器。

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已进行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

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

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

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台湾省的考古学者整理过去殷

墟发掘的资料，系统研究所出青铜器等重要遗物，也有很大的成绩。

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发展起来的。

50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

年代以来，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

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地方

的重要发掘则有：洛阳东郊的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国

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

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

5

列考古发现，是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实证材料，现

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

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集中代表当

时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曾作过勘察工作，对其布局

情况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

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

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

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

衣物，突出地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铜器铭文和

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重要的补充，又使中国

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40多年来有了

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

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

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

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

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他重要建筑遗迹作过大规模发掘。以后，

陆续又对邺城遗址、南宋临安城、三国时代孙吴的武昌城、六朝的建

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遗址作过考察。考古资料足以说明

中国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宫城位置、主干大道

和里坊制度等，发展变化的规律非常明显。此外，对历代的地方城市

6

也曾进行一定的考察。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陵墓制度，是历史考古学

的重要研究课题。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

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和杜陵门址、寝

殿的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发

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

掘。通过这些工作，大体明确了陵园平面布局的变化情况。各地发掘

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都已分别进行

了各代墓葬的编年研究，其中既有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

汉墓、大葆台汉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样的高级贵族大墓，

又有各级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详细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

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

具体了解。各地墓葬所出数千方墓志，又对文献记载中的史实有许多

补正。

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

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

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

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

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

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

代研究。积累资料较多、取得较好成绩的还有丝织品、度量衡器、漆

器、玻璃器等项研究。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重要收获，例如，东北

地区的东胡等族遗存，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的匈奴、

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等族遗存;云、贵、

川地区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及南诏、大理遗迹;西藏的吐蕃和古格

王国遗迹等。另外，又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

内蒙古等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

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址重新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或发掘。这一系列

工作，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大边疆和内地悠

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

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备受重视。对同“丝绸之路”有关的

考古发现，主要是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马金币、玻

璃器等文物。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

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

骨、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历代石刻和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

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的发现。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考古学紧

密地结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