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拼音的由来

【 导语】我们学习语⾔从a、o、e开始，但是在以前，我们是没有这些字母的，那么⼤家知道拼⾳的由来的过程是怎样的

呢？下⾯就和⽆忧考⼀起来了解下，欢迎阅读！

汉语拼⾳的古代史

我国原来没有拼⾳字母，采⽤直⾳或反切的⽅法来给汉字注⾳。直⾳，就是⽤同⾳字注明汉字的读⾳，如果同⾳字都是⽣

僻字，就是注了⾳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两个汉字来给另⼀个汉字注⾳，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

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称反切是“⼼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法，⽤起来都不⽅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的三⼗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分析已经达到很

⾼的⽔平，可惜他⽤汉字来表⽰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步发展成拼⾳⽂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经”⽂字，这种⽂字是⼀种阿拉伯⽂字。⽤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唐

代守温⽤汉字来表⽰声母和韵母⼜进了⼀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来拼写汉语的拼⾳

⽂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拼⾳字母。“⼩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

明朝末年西⽅传教⼠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利耶稣会传教⼠利玛

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这是最早⽤拉丁字母给

汉字注⾳的出版物，⽐“⼩经”⽤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稍晚，“⼩经”⼤概是最早⽤字母⽂字给汉字拼⾳的尝试。《西字奇迹》

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资》，这是⼀本⽤拉丁字母给汉字注⾳的字汇。注⾳所⽤的

⽅案是在利玛窦⽅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尼阁的⽅案是以“官话读书⾳”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这种新颖的拼⾳⽅法给中国学者以很⼤的启

迪。明末⾳韵学家⽅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若事属⼀字，字各⼀义，如远西因事乃合⾳。因⾳⽽成字，不重不

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卯户糊⼝旧⾦吾期翁家，其犹⼦芸章，⼀⽇出《西儒⽿⽬资》以⽰余，予阅未终卷，

顿悟切字有⼀定之理，因可为⼀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尼阁的⽅案只是在外国传教⼠中使⽤，没有在中

国⼈当中⼴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州传教的英国传教⼠马礼逊编了⼀部《中⽂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他⾃⼰

设计的拼⾳⽅案来拼写汉语的⼴东⽅⾔，实际上是⼀种⽅⾔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区也设计了不同⽅⾔的⽅⾔教会

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以前，⼤约还有⼗万⼈

左右使⽤这样的⽅⾔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教会罗马字，在南⽅的通商⼝岸传播，主要⽤来传教。

1867年，英国⼤使馆秘书威妥玛（）出版了北京语⾳官话课本《语⾔⾃迩集》，他设计了⼀套拼写法，

⽤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种根据《⼴韵》设计的、以⾳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

母⽂字，同⾳字⼏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

这些⽤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案，为以后的汉语拼⾳运动提供了经验。

汉语拼⾳的近代史

中国⼈⾃⼰的汉语拼⾳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字运动开始的。

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些爱国知识分⼦提出了教育救国的

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场“切⾳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读书，⽽识字，斯民智矣”。沈学

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也。⼈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讲求富强”。卢戆章

说：“以切⾳以识汉⽂，……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民何致鱼⾁？”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都要点⼉强吧，

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啦？”“中国政府⾮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制⼀种沟通语⾔的⽂字使⾔⽂合⼀

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个创制拼⾳⽂字的⼈。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

国切⾳新字”，⽤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符号和声调符号，增

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和潮州⾳。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字之⾄难者”，⽽切⾳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师

能⾃读”，这样⼀来，“省费⼗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

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合

订》，⽤切⾳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字运动。⼏乎每隔⼀⼆年就有新的切⾳字⽅案出现，如吴敬

恒的《⾖芽快字》，蔡锡勇的《传⾳快字》，沈学的《盛世元⾳》，王炳耀的《拼⾳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

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字⽅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案的，⼤多数只在⼩范围内传习，没有⼴泛

推⾏，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较⼴。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本，受⽇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

以“芦中穷⼠”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

说：“京话推⼴最便，故⽈官话；官者公也，公⽤之话，⾃宜择其占幅员⼈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读书，

有暇读书者，仍以⼗年读汉⽂为佳”，“汉⽂俗话并⾏，互相补助，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官话字母义塾”，为了

取得合法⾝份，他⾃⾸⼊狱，得到释放后全⼒推⾏他的官话字母，“⼗年之中，坚忍进⾏，传习⾄⼗三省境”，其精神令⼈钦

佩。

劳乃宣（1842-1921）是⾳韵学家，他积极⽀持王照的⽅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

建、⼴东等访⾔的⽅案，统称“合声简字”。推⼴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分显著，“不识字之妇⼥村氓，⼀旦能阅读书报，能作

函札，如盲者之忽⽽能视，其欣快⼏乎⽆可名状”。

切⾳字创制者的⽬的，虽然不想⽤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字能够成为⼀种拼⾳⽂字，与汉字分⼯，并⾏使⽤。

然⽽，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字运动中提出的拼⾳字母⽅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的，⼤致可以归纳为三⼤系：

①假名系：模仿⽇⽂假名，采⽤汉字部⾸作为拼⾳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了然初阶》⼀书中提出的“中国切⾳新

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速记系：采⽤速记符号作为拼⾳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快字》、沈学的《盛世元⾳》、

王炳耀的《拼⾳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拉丁系：采⽤拉丁字母作为拼⾳符号。1906年朱⽂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标字母》和江亢虎

的《通字》、1909年黄虚⽩的《拉丁⽂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案都属于拉丁系。

1913年2⽉，读⾳统⼀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切字的国⾳发⾳”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在

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各省代表投票的⽅法确定了“标准国⾳”；拟定了⼀套注⾳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

采⽤汉字笔画式，字母选⾃古代汉字，⾳节采⽤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了改进，其⽤途仅在于标注

汉字读⾳，不作为拼⾳⽂字。这套注⾳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双拼切⾳字的⽅案中的字母⼏

乎减少了⼀半。

会议对于注⾳字母的作⽤和地位问题进⾏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字母的作⽤是给汉字注⾳，不能与汉字并⾏使⽤。

黎锦熙明确指出，注⾳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

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注⾳字母，全国⼩学的⽂⾔⽂课⼀律改为⽩话⽂课，⼩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字上⽤注⾳字母注

⾳。北京还成⽴了注⾳字母书报社，印刷注⾳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字母在我

国使⽤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汉字读⾳、推⼴国语、普及拼⾳知识起了很⼤的作⽤。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觉得“注

⾳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符号”，以强调这不是⼀种与汉字并⾏的⽂字。

周恩来在《当前⽂字改⾰的任务》中，⾼度评价了注⾳字母的作⽤。他说：“⾟亥⾰命之后产⽣了注⾳字母，这是中国第

⼀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学校普遍推⾏过的拼⾳字母。注⾳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统⼀有过⼀定贡献。尽管今天看

来，注⾳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化交流的⼯具，注⾳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

母），但是注⾳字母在历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年来的拼⾳字母运动，注⾳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字问题》的⽂章，提出了“废孔学”、“废

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欲驱除⼀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甚⾄

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世纪⽂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

⾔之汉⽂，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之后”，“当采⽤⽂法简赅，发⾳整齐，语根精良之⼈为的⽂字

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种⾮常激进的⾔论，⽽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谈，分不清语⾔和⽂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受到了

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和⽂字“此⼆者关系密切，⽽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字乎？抑并

废中国语⾔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且存汉语⽽改⽤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的⽀持。钱⽞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

1923年，《国语⽉刊》出版了《汉字改⾰专号》，采⽤罗马字的呼声达到⾼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个新的阶段。钱⽞同

发表《汉字⾰命》的论⽂，否定汉字，说“处处都⾜以证明这为⽼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

活”，“所以汉字⾰命，改⽤拼⾳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命！如此，则汉字改⾰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

望”。他不满⾜于注⾳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之根本改⾰”应该采⽤罗马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命军前进的⼀条⼤路》，提出“词⼉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

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使⽤国际通⽤的拉丁字母，⽤字母表⽰⾳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

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连写规则。

1923年8⽉，教育部召开国语统⼀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研究委员会”。

1925年9⽉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些语⾔学者⾃动组织“数⼈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法式》。

1928年9⽉，⼤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法式》，作为“国⾳字母第⼆式”，⽤于给汉字注⾳和统⼀国

语，“与注⾳字母两相对照，以为国⾳推⾏之助”。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些读物，如《国语留声⽚读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常⽤字汇》，⽤注⾳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出知识阶层

的圈⼦，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它的影响远不如注⾳字母。

国语罗马字⼀直在台湾使⽤，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1986年1⽉28⽇正式公布，名称

为《国语注⾳符号第⼆式》，改⽤与《汉语拼⾳⽅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声调。

新⽂化运动中的汉语拼⾳发展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稍后，我国还开展了拉丁化新⽂字运动。中国的拉丁化新⽂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

⽬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中扫除⽂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拉丁化新⽂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多数⼈的识字问

题。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中扫除⽂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作任务，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

吴⽟章、林伯渠、萧三等⼈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字。瞿秋⽩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

案》，于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书，引起很

⼤反响。1931年5⽉，苏联各民族新⽂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案进⾏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

案。

1931年9⽉26⽇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字拉丁化第⼀次代表⼤会上，⼜通过了书⾯⽅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

则》。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拉丁化新⽂字的原则（13条）；2.中国拉丁化新⽂字的规则（包括:①字母,②拼写规则,③写法规

则）。拉丁化新⽂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节都要标声

调，⽽拉丁化新⽂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

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于是，拉丁化新⽂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推动了中国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拉丁化新⽂字的创制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创制者之间曾经进⾏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叫做“北拉派”，后者叫做“国罗派”。后来

他们都发现，两派在⼀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致的，只是在个别枝节问题上有分歧。周恩来在《当前⽂字改⾰的任务》中

说：“拉丁化新⽂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案中⽐较完善的两个⽅案。在谈到现在的拼⾳

⽅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拉丁化新⽂字⽅案通过后，⾸先在华⼯中推⾏，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许多华⼯学会了新⽂字，可以⽤新⽂字

读书写信。

1933年，拉丁化新⽂字介绍到国内。1934年8⽉，上海成⽴了“中⽂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介绍拉丁化新⽂字的书籍。接

着，在北⽅和南⽅的⼀些⼤城市都先后成⽴了拉丁化新⽂字团体，甚⾄在海外华⼈中也成⽴了这样的拉丁化新⽂字团体，据统

计，从1934年到1955年⼆⼗⼀年中，拉丁化新⽂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

拉丁化新⽂字的传播还得到了⽂化教育界⼈⼠的热情赞助。1935年12⽉，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

知等688位知名⼈⼠，共同发表⽂章《我们对于推⾏新⽂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

望⼤家⼀齐来研究它，推⾏它，使它成为推进⼤众⽂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具”。这是拉丁化新⽂字运动的⼀份⾰命宣

⾔。

1936年9⽉22⽇，⽑泽东看了这篇⽂章之后，亲⾃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位者，先⽣

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发表了崭然不同于⼀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当知见之⽽欢跃者绝不⽌我⼀⼈，绝

不⽌共产党，必为⽆数量⼈也！”⽑泽东对于当时新⽂字运动给以极⼤的赞赏。⽑泽东对于新⽂字运动是积极⽀持的。他在

1940年1⽉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字必须在⼀定条件下加以改⾰，⾔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陕⽢宁边区

政府成⽴“新⽂字⼯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WenziBao》（《新⽂字

报》)第⼀期上，发表了⽑泽东的题字：“切实推⾏，愈⼴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家把实⽤的新⽂字推⾏到全国去”。

在抗⽇战争的最紧急年代⾥，拉丁化新⽂字的传播形成⼀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化⾰命运动。这

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摧毁，反⽽在战⽕纷飞的年代⾥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结果。新⽂字在陕⽢宁边区推⾏，效果很

好。据吴⽟章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就扫除了1500余⽂盲，他们学会新⽂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

⼤的成绩”。

拉丁化新⽂字运动⼀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案》公布时为⽌，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字改⾰事业，对制定和

推⼴《汉语拼⾳⽅案》，都有着重⼤⽽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