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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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期总第379期

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

文/黄聿龙

【摘  要】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

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

时势下的流变。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

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关  键  词】尚书；春秋；史意；因事命篇；别识心裁

【作者单位】 黄聿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1.01.026

认为《尚书》是史撰的最高典范，《春秋》则是其流变。《书得不然也。”孔子修《春秋》，不得不四处搜集史料，比事

三书议》于《书教》篇旨意亦多有阐发，可合而观之。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尚

《文史通义·书教》篇，反映了章学诚晚年的史学见解，去了基础。“《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

教》篇通过阐发《尚书》精义，为其史学宗旨与书写范式以属辞；左丘明作传，也不得不取百司掌故与百国史书以

补事之始末。此皆时势之不得已。所以章学诚说：“《书》寻求经学依据。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方志立

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

事属辞为稍密矣。”“《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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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正因《周官》法亡，“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在这个前提下，

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后人以记言、存“史官书法”与“一代信史”便成存亡继绝之事。《春秋》

记事强分为二家，乃“不能究六艺之深耳”。虽简，然年经事纬，言审事核；比事属辞，多存周史旧法，

与《尚书》“因事命篇无成法”一脉相承，都是史意在不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即指出了《春秋》不为常例所

同时势下的体现。《尚书》之所以能够因事命篇、不拘成拘的一面；又说“《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春秋》

第一，就书写范式而言，《春秋》“比事属辞有成例”又有变例。董仲舒说“《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春

一、史意相承：《尚书》《春秋》本一家之学

有经礼，有变礼”，“经”“常”即指周官旧法而言，“变”法，是以周代史官记注完备为前提的。章学诚认为“《周

则出于孔子的别识心裁。因此，《春秋》比事属辞的常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上至邦国大事，下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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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变，很好地包容了周史记注的“有成法”与《尚书》因方事务，皆为史官所记载保存。“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

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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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义” 。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

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事命篇的“无成法”，成为后世史撰的典范。又因“《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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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史官记载完备，作者便可依己意取裁，不必如第二，就内在精神而言，《春秋》与《尚书》都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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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无嗣音”，是以后世“史之大原本乎《春秋》”，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

后世史书汇大小之事于一书，为存一代之史而在书法义例建王道政治，皆为“王心”制作。《尚书》是以选为作的“撰

框架下削足适履，反而冲淡明道经世的旨意。总之，因事述”，借此“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构建政治伦理与秩序。

道经世的精义所在。道政治。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周

而发，有为而作，不拘成法，以史明道，是《尚书》能明孔子修《春秋》，也是以修为作，寓褒贬于笔削，构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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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尚书》式的书写也就失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

书》讫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又自周衰礼坏，史官记注荒弛，亦不完备，甚至“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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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正因王纲魏尚书》、王通《续尚书》等，从史书中删选名臣章奏，

不立，孔子《春秋》才继《尚书》而作。班固说孔子作《春“削其事而辑录其文”。这是把《尚书》当作记言之书来看，

：“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秋》”此亦可见但没了事件背景，这些文章只是言辞优美的空文，从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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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于重建王道政治之努力，于《尚书》“敬天明德”这政事转向教人作文。所以“撰辑章奏之人，宜知训诰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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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理念的继承。授历明时乃天子立政之大事，但“幽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

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是从后世体例来看，“《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

以“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以之例而合于编年，即传也”，“其中辞命，即训诰之遗也；

定历数。朝聘盟会在于明德，所谓“合诸侯以崇德也”，“会所征典实，即贡范之类也”，所以“《书》学自左氏以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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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训上下之责，制财用之节；朝以正邦爵之义，帅长幼之入《春秋》”。后来司马迁效法《春秋》，变编年为纪传，把

朝聘会盟以正礼乐。可见其内在精神之传承。作《地理志》，取法《洪范》作《五行志》。就这样，《尚书》

序；征伐以讨其不然”。故记齐桓、晋文之事，意在藉典谟训诰这类政事文书散入纪传史中；班固又取法《禹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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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在教人以史明道，鉴往知来。《礼记·经解》云，“疏通传史的书写中。章学诚还举例说，《汉书》“叙贾、董生平

第三，就其教而言，《春秋》教与《书》教亦一脉相承，的政事文书、典章故实和《春秋》的编年记事被统一于纪

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疏通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

知远”，即教人要具备通史的眼光，考察古今之变，能明三策备始末尔”。叙述生平，编年纪事，属《春秋》之学；

其道而尽其变；于因革损益中，能鉴往知来。“属辞比事”，而选录奏疏，又记其事，属《尚书》之学。这是“以《春

章学诚作“比事属辞”。所谓“比事”，即排比事类，不仅秋》之学为《尚书》也”，并自注云“即《尚书》折入《春秋》

有纵向的联系，还有横向的对比。就前者而言，程端学云，之证也”。

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轻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

，一事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后相联者常 “大凡《春秋》

可救者，往往皆是”。“《春秋》有大属辞比事，有小属辞章学诚把史书分为记注与撰述两大类，记注备记往

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就后者而言，董仲舒谈及《春它们的特点。他以《史记》《汉书》为例，认为“迁书体

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其小者，事，撰述着眼将来，并用“方以智”“圆而神”分别概括

秋》“同事异辞”的现象，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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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不能一概而论。是以“《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故后世修史皆以《汉书》为典范，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其

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总之，“属辞比事”一，后世没有完善的记注法度，也就没有完备的记录，所

为立说以大明之”。因“事”涉及具体的“人”则包括一代事迹，纲举目张，皆有法度。有成法容易模仿，“视人所惑，

，又“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意”。《史记》重在通古今，究天人，故不拘一格；《汉书》“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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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人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考察人事变化，既要原始要以需要以一部汇集一代事迹的史书来弥补这种缺失。这

终、见微知著，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知其常而通其变。样，在书写一代之史的名义下，从求全求备地整辑排比史

如果说《尚书》是在古今变迁中体现道的传承，由变知常，料，到后来的馆局纂修，史撰变成了史纂，导致成书容易，

如果说《尚书》是在古今变迁中见其通，那《春秋》就是困难，真伪难辨，以致“史学不亡而亡”。其二，自司马迁、

那《春秋》就是在一代之史中体现道的常与变，由常通变；史学的精神内涵却因此缺失，文胜于质。再加上材料搜集

在事件相续中见其通。张高评说，“《尚书》……亦内化为班固以后，纪传体成为正史，传承千年。后世史家袭用成

合而观之，则并无不同。”圆求备”，把史书体例弄得像科举程式般死板，内容像记

之教。……疏通知远、属辞比事，分说则各异其趣，法，不重史意，缺乏别识心裁，“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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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相承。章学诚认为“《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章学诚反思后世史学，以思救济之道。他认为，后世

第四，就言、事关系而言，《春秋》与《尚书》亦一流水账一样，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

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史书讲求书法义例是从《春秋》《左传》开始的。《史记》《汉

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又说“《春秋》书》作为后世正史的典范之作，也是继承《春秋》《左传》

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而来的，“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只因“演习既久，

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后世袭用

同著于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可见古人纪传成法而不知变通，而史识、史才、史学为史例牵拘，

撰史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故“文愈袭逾舛”，当溯其原本，以思变通。他说“纪传原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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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牍，政事之凭藉也”。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例自《春秋》《左氏》

后世拟《尚书》之作，如孔衍《汉尚书》《后汉尚书》《汉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想通过师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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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尚书》之法救后世纪传之弊二、重注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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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来救后世史学之偏弊。因为“史为记事之书，事万由此可知，章学诚的史学最终还是要回到史家的学识

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修养上。这一点，他在《书教》篇中也有提到：“诸史皆

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

章学诚进而对“本末体”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本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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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正因其心目中的史学对史家学

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养要求很高，所以他认为，“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

“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申谓史学，则未之闻矣”。除孔子、司马迁、班固外，唐

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又说：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

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在他看来，这种史学体宋以来，只有司马光、郑樵，但对此二人仍有批评，可见

裁本无深意，但其“因事命篇，不为成法”，若贯入史意，其要求之严。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被列入杂史，不被

引申扩充，则可上接《尚书》精义。如能善用这种方式书重视，正是缺乏高才卓识所致，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

写，既有利于克服编年史记事分散和纪传史记事重复的缺别识心裁由史意生出，“意之所在，必有别裁”。而史

点，“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又能“网罗隐意又与史家修养相关。章学诚在《史德》篇中所论，主要

括，无遗无滥”地把某一事的相关记载汇为一篇，充分在气与情的调理上，气合于理，情合于性。因“史之义出

体现作者的别识心裁。他又从史学流变上说，“纪事本末，于天，而史之文不得不藉人力以成之”，故“所患夫心术

其源出于《尚书》……马、班以下，代演《春秋》于纪传矣，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欲为良史者，

《通鉴》取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纪事本末》又取《通当慎辨于天人之际”。章学诚又说：“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

《尚书》之遗法”。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而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转得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于养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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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此书“不足为史学，止可为史纂史钞”。他看中的是、礼、乐之际’，其本旨也。”心术为著书之本，要《书》

至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并不看重，甚至成一家之言’以谓‘绍名世，正《易传》，《自序》，本《诗》、

纪事本末的书写。首先，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因事命篇，讲明史学，必先通经学、养史德。欲成一家之言，须以六

若运用得当，能充分体现作者的史意与别识心裁，也符合经为根本。这也说明了史家的别识心裁，要用史德来温养，

原出于《春秋》家学之“比事”。本末体只是将治经的方随时撰述以究大道”。

史家述作之道。其次，本末体重在叙述事件之来龙去脉，而根柢在于六经；然后明于古今天人，“约六经之旨，而

法，用于史学述作而已。再次，章学诚主张求道于一阴一

阳之迹，以史明道，鉴往知来，而本末体颇合其用。正如

非以事为主不可”。最后，章学诚补充说，“《尚书》固

梁启超所说，“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

有不可尽学者也，即纪事本末，不过纂录小书，亦不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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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史法，而特以义有所近，不得以辞害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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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关。他说：“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

章学诚非常强调史家的史意与别识心裁，这与史家之

三、存乎其人：史意与别识心裁

之无征。”认为史家之文的最大特点在于“述而不作”，这

就突出了史意与别识心裁在史学撰述中的主导地位。关于

史家“述作之道”，他说“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辞文旨

远，存乎其人。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子以谓义则窃取。

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

书，亦必有道矣”。又说“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

为“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而“义理存乎识”，“非识

而断之以义”。此处的“义”即指史家的别识心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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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断其义”。著述能否成家，关键还在于史家的学识修

养，所以说“辞文旨远，存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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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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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之《春秋》学为讨论核心［A］//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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