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郊与其杂剧《袁氏义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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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郊与其杂剧《袁氏义犬》
2023年11月23日发(作者:英文信件)

陈与郊与其杂剧《袁氏义犬》

胡斌

【摘 要】万历年间,戏曲家陈与郊创作的杂剧<袁氏义犬>,其题材虽来源于历史故

,却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该杂剧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将王衡的杂剧<没奈

>插入第一出,采用了"戏中戏"的艺术手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戏剧效果;另一个是

陈与郊有心将该剧写成一部"寓言剧",并通过一个寓言故事的演述来寄寓和抒写自

己的内心情感.

【期刊名称】《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期】2010(023)001

【总页数】6(P81-86)

【关键词】陈与郊;《袁氏义犬》;戏中戏;寓言剧

【作 者】胡斌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上海,200040

【正文语种】

【中图分类】I207.37

陈与郊(1544 1610年),字广野,号禺阳、隅阳、玉阳仙史,亦署高漫卿、

任诞轩等,浙江海宁人,晚明戏曲家[1]365

陈与郊生活的万历年间,戏曲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传奇和杂剧作品层出不穷,整

个创作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文人创作更是这一时期戏曲创作的主流,陈

与郊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陈氏一生作有传奇四种、杂剧三种,其四种传奇合称

《詅痴符》。他更重视杂剧创作。他在为王骥德《古杂剧》所作的序中,谈到了对

待传奇和杂剧不同的创作态度。他说:“百年来率尚南之传奇,业已视(北曲)为

刍狗,即有其传之者,而浸假废搁,终无传也。夫元之曲以摹绘神理,殚极才情,

足抉宇壤之秘。”[1]362而“今传奇之家无兼充栋,然率多猥鄙,古法扫

地。”[1]362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在“新声代变,古乐几亡”[1]362的时代背景

下,戏曲家们绝不可荒废杂剧创作,并且主张明代之曲要学习元曲,方符合古法典

则。

陈与郊的三种杂剧即《昭君出塞》、《文姬入塞》和《袁氏义犬》,今俱存,题材

类型单一,皆为历史故事剧。不像《昭君出塞》和《文姬入塞》两部单折杂剧,

《袁氏义犬》以抒情为主,它总共五出,叙述了一个生动完整的故事。陈与郊在史

书记载的基础上对它加以大胆创作,有心将它写成一部表彰义犬、谴责负义者的寓

言剧,用以宣泄心中的悲痛与激愤[2]

由作者长子陈祖皋冤案引起[4]

至乙巳岁,以妻母殁,其仆治奠于途,有误杀满指挥事,陈实在家不与知也。当事

者憎之,拷掠楚毒,罗织至大辟。都谏有已丑《春秋》房门生二人,时同在词林显

重,并有相望。都谏哀恳其道地,勿能得,因恚恨甚,作杂剧名《痴符》者,中有

狄灵庆,以比二词林,而身似袁粲。都谏殁后,祖皋事得白,且还其诸生,出狱未

几病卒。其得

白,又二门生力云。

此段文字讲述了陈祖皋冤案的始末,只是沈氏叙述有误,《詅痴符》是陈与郊的传

奇集名,并非杂剧,但是,大体事实应和沈氏所言一致。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陈祖皋以命案入狱,其妻也因此自杀。陈与郊痛心疾首,四处奔走求救,曾

请求十六年前他参与主持春试时录取的门生吴道南、陶望龄二人帮他说情,被拒绝。

这两人当时在翰林院供职,并且即将进入内阁,声望很高。遭到拒绝后,陈与郊失

望而怨愤,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了此剧。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初四,陈与郊于儿子入狱后五年,在杭州为营救

他而奔走时突然病发死亡,终年六十七岁。

二、曲照人情的“戏中戏”

所谓“戏中戏”是指一部戏剧之中又套演戏剧本事之外的其它戏剧故事、事件,它

剧中人表演的《葫芦先生》并非王献之所作,因为晋代根本没有杂剧,杂剧的产生

是七百多年之后的事。《葫芦先生》即《没奈何》,全称《没奈何哭倒长安街》,

系一宗教哲理性的喜剧,是王衡的愤世之作。陈与郊在此以王羲之、王献之比另一

对父子王锡爵和王衡。在第一出中,生扮的道人(弥勒佛化身的葫芦先生)与丑扮

的没奈何,一起演出了王衡的全本喜剧《没奈何》。这一出讲述了弥勒佛化身的葫

芦先生济度众生,背葫芦立街头劝化,有没奈何者,正如他的名号所表示,他在世

界上找不到出路,遂向葫芦先生诉苦,他说:“富不如贫,贵不如贱;郎中、相命、

“总之你不知我的苦,我不知你的苦。得此一步便望那一步,至那一步又想这一步。

知道乐的不能得,得这乐的却又不知。只为人心缺陷,世界便缺陷,如何教做人心

缺陷?只你心上不足的,便是人心不足。”[6]74而没奈何只有跳进葫芦这个“自

然空空”的“真室”里才算是找到归宿。陈与郊将《没奈何》引入《袁氏义犬》第

一出,除了对王衡剧作的肯定,更因为好友的创作心声激起了自己内心的强烈共鸣。

总览古今中外成功运用“戏中戏”的大量剧作,可以见出“戏中戏”在勾连剧中人

物之关系、推动戏剧情节发展、凸现人物性格特征、彰显和拓深剧作主题意蕴诸多

方面,都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袁氏义犬》中这段“戏中戏”,几乎占据了

全剧将近一半的篇幅,虽然显得有些喧宾夺主,但对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很好的补充

明代的杂剧作家大多愤世嫉俗,而且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程度的背离社会的倾向,

在其剧作的思想上则表现为怀疑和批判。这种怀疑和批判,与明代文人南杂剧言志

缘情的情感表现本质相联系[8]。当剧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表现冲

动并带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迫切愿望时,情感表现才成为可能。而剧作家的这

种对内在情感宣泄的强调,在他们的戏剧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则进一步表现为他们

对作品寓意的追求。

在中国古典戏剧史上,明确地将戏剧艺术与“寓言”联系在一起,进而把“寓言”

作为戏剧故事的本体观念,始于明代剧作家的创作思想。明代杂剧的“寓言”性质

绘声绘色。从剧情角度概括,之后的几出依次是“乳母托孤”、“狄生献孤”、

“义犬复仇”和“阴司审判”。

在第二出“乳母托孤”的一开场,袁家已经满门遇害,乳母救出袁氏遗孤三岁蕊儿

向狄灵庆求救。其中乳母和狄灵庆的对唱,写得尤其精彩[6]76

(旦跪科)[狮子序]伤家长赴国忧,这孩儿是袁门治裘。(净)既是犯刑家子息,

也该杀的。(旦)可怜见世讲一脉留存。(净)那齐王何等威势,我怎么顾得世讲。

(旦)若提起世讲的情分,须当要触势要,拚炎危,冒万死一生申救。(净)你主

人该死,我冒万死何益?不如将这小厮一发送去杀了罢。(旦)可不道老臣死难,

孺子何尤?(净)各人自扫门前雪,只是不管不管。……(旦哭科)你只贪图紫袍

今日显,竟不顾青史他年臭。(净)史书唾骂,那个得知?官爵荣华,自家受用,

不听你不听你。(旦背唱科)衣冠笑杀楚之猴。杀我小郎,换你官爵,天地鬼神有

灵,当见汝灭门灭户看欢儿。

一个是袁家奴仆,一个是袁家门生,都受过袁家恩惠,大难临头之际,一个忠肝义

胆,而另一个却忘恩负义。南杂剧正是因为在体制上突破了北曲一人主唱的规律,

改用众唱,甚至在同一曲中进行对唱的形式,才使上述这段戏剧情节冲突写得如此

狄灵庆虽然自认为是“鱼儿幸脱金钩祸,鼠子权偷土窟安”[6]78,但毕竟要遭到

良心的谴责,他心魂恍惚,坐卧针毡。第四出在开场就提到狄灵庆与妻儿(由女丑

和小丑扮演)都是恶梦连连,日夜难安。当真是“欺心不作半分毫,夜半柴门谁敢

敲?”[6]78紧接着,乳娘领着的袁家卢獒先咬死了狄妻,再咬死了狄子,狄灵庆

见状忙跪下向卢獒求饶:“拜卢獒祖宗,拜卢獒祖宗,你杀了我家两命了,妻儿尽

剿,饶咱一命听咱道。”[6]78没等狄灵庆说完,卢獒就扑上前去,将狄灵庆咬死,

终于替主人报了冤仇。实际上,作为全剧的重要角色——卢獒,它并非是在此时

才首次亮相的。在第一出开场之时,乳娘就曾抱蕊儿骑犬上场,这个细节很好地体

史事件,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称为历史剧,而是寓言剧。剧作中主体通过

自己的意志,已将历史故事转化为个体情感宣泄的一种载体,主体可任意地表现自

己的情怀,发泄内心的苦闷,从而使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现实

与历史达到了本质统一。

在陈与郊的心里,“善行”和“义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虚弱无能的,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对“善”和“义”的全盘否定,他认为忘恩负义之徒,终究会受到应有的

惩罚。《袁氏义犬》剧末诗云:“世上宁无狄尔巢,生前未必遇卢獒;师恩友义犹

存者,大抵山林胜市朝。”[10]陈与郊认为,在官场仕途之外,仍会有真正的师情

友谊存在的。他虽然认识到传统伦理武器的软弱无力,却仍以伦理、仁善的武器去

批判现实社会中一些人的忘恩负义的行为,仍然对仁义友善有着美好的憧憬,把自

己的不平遭遇,归结到个人的道德原因上来。这种困惑与矛盾,正反映了中国思想

文化发展的艰难过程[11]

参考文献

[1] 徐朔方. 陈与郊年谱[C] // 徐朔方. 晚明曲家年谱: 2.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

, 1993.

[2] 徐子方. 明杂剧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32-233.

[3] 李延寿. 南史[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4] 沈德符. 科场[C] //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15.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382-479.

[5] 胡健生. 论“戏中戏”在中外戏剧中的运用[J]. 泰安师专学报, 2000, (3): 23-28.

[6] 陈与郊. 袁氏义犬[C] // 沈泰. 盛明杂剧.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7] 徐子方. 明代文人剧及其表现特色[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1):

123-126.

[8] 戚世隽. 明代杂剧研究[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87.

[9] 袁于令. [C] // 沈泰. 盛明杂剧.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2-3.

[10] 徐子方. 明杂剧研究[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8: 53.

[11] 曾永义. 明杂剧概论[M]. 台北: 学海出版社, 1999: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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