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中原农耕文化

2023年12月7日发(作者：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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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被视为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时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民都以从事农耕为主，可以说，我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2)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农耕文化不仅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一个主要源头，而且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中原农耕文化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环境变化、生产工具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等因素共同的结果。简言之，先秦中原农耕文化主要指秦统一以前河南的与农业有关的耕作工具、作物遗存、水利工程、农业制度与法令以及农业思想、饮食文化、农耕民俗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下面，我们分别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论述中原农耕文化。

一、石器时代的中原农耕文化

考古证明，旧石器时代河南已经发现采集野生谷物的生产工具。如河南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和许昌灵井遗址中出土的弧背长刮器，主要用途是收获野生谷穗，其形制已与新石器时代的石刀和石镰相当接近。(3)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就开始了农耕实践。中原地区发现了可以说是整个黄河流域迄今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遗址，即距今约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岗文化。(4)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广大，几乎覆盖了河南省的全部，且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围文化。这里出土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表明农耕文化已经确立，并有了一定发展。农作物出现了粟粒，表明这种适合于黄土地带种植的传统作物在我国开始的时间是相当早的，并且还发现有相当规模聚落和纺织工具，都可以说明裴李岗时期农耕文化发展情形。如在河南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有分布面积约0.8~1.5平方米的粟的炭化颗粒。(5)在许昌丁庄遗址中，曾在一方形半地穴房子中发现炭化粟粒。(6)经鉴定其年代均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粟大体同时，为距今七、八千年，是河南粟作的最早记录。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不仅发现距今8810~7868年的炭化稻米，而且还有面积在几千平方米到5万平方米以上聚落。(7)在河南密县莪沟遗址中，不仅发现有房屋基6座，其中5座为圆形半地穴式，而且还发现了迄今我国最早的陶纺轮。(8)另外，还发现有栋树果核、枣核、核桃核等，说明当时也辅以采集的经营。(9)

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农作物种类有粟、稻等，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骨铲、石刀和陶刀等，人们居住的聚落规模也有扩大，分布的居民点也更多，说明这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活已经更加稳固和发展。(10)在渑池仰韶村发现一片印有稻谷粒压痕的陶片;(11)在洛阳王湾遗址，15号房址内的小陶罐内壁附着有粟的痕迹;(12)在洛阳孙旗屯遗址(13)和郑州林山寨遗址(14)中均发现有粟类作物遗存。在洛阳西高崖遗址中的红烧土上发现了稻谷印痕;(15)在社旗谭岗和内乡小河也分别发现有水稻遗存。(16)在临汝大张遗址出土有粟，(17)至今还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馆。最为重要的是在三门峡交口遗址同时发现有水稻籽实与粟。(18)同时，在郑州大河村(19)、淅川下王岗遗址(20)、郑州西山的古城(21)等出现了大型定居村落，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可见，到仰韶文化文化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居住地域的扩大，生产技术的提高，我国的原始农业已进入到了发达阶段，开辟荒地以垦耕的石铲、中耕用的石锄、收割10用的镰刀及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等都已十分精致、耐用，标志着农业进入了锄耕(或耜耕)阶段。 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了增加，这时的农业生产工具除石斧、石铲、石刀等以外，还普遍使用了蚌制的刀镰和铲等。在禹州严寨遗址发掘中发现稻米的窖藏遗迹，在其内发现了大量的半炭化粳稻的籽实和稻壳。(22)在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文化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推测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2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在河南汝州市李楼遗址中发现了100多粒龙山文化的炭化稻米。这些炭化稻米呈黑色，外观形态保存完整，表面纵沟清晰可辨。有的呈长圆形，有的呈短圆形。经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古作物专家鉴定，确认它们是人工栽培的稻米，其中既有籼型稻，也有粳型稻，另外还有个别的小粒野生稻。据测定，这批炭化稻米大约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遗物。(24)在河南陕县庙底沟新石器遗址553号灰沟北壁发现许多用双齿木耒掘土的痕迹。(25)生产工具的制作也更加精致，如有磨制的扁平穿孔石铲、穿孔石刀和蚌刀等。而且数量也增加了，如在洛阳西干沟遗址的T4H4一个灰坑中，就出土有石刀15把，说明当时收割农具数量增多。(26)当时人们居住的村落已经相当密集，规模相对较大，充分说明该时期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在安阳地区的“洹水沿岸十五华里的一个地段就有十九个居集区”，(27)在河南灵宝“铸鼎塬”一带甚至发现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28)还有一种同农业生产很有关系的事，就是水井。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期已经发现有两口水井，一口在汤阴白营遗址，一口在洛阳锉李遗址。其中，汤阴白营遗址水井是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水井。水井的发明，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水井发明以后，大大方便了中原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因为人们不仅可以离开河旁、湖畔，深入到广阔的平原上去开发土地，定居生活，而且还可以扩大耕种面积，可以灌溉浇地，可以抗御干旱，增加农作物的收成，发展农业生产。(29)此时，中原农业已由锄耕阶段进入了犁耕阶段。(30)

总之，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农耕文明的格局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基本定型。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原地区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在裴李岗遗址中已发现了粟的遗存，距今8000年左右。考古还发现，当时已经有了家畜的豢养，猪、狗、鸡、牛、羊、马六畜已基本具备。家畜业的产生又进一步稳固了以土地为生存依据的农耕文明的地位。(31)关于史前时期中原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许顺湛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中归纳为八大贡献：第一，农耕技术发达，不仅发明了耒耜，使农业跨入锄耕农业新的历史阶段，而且还发明了犁耕农业，为古代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发明了地下粮仓;第三，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第四，家畜的驯化奠定了“六畜“的基础;第五，建筑技术出现夯筑、高台建筑、石灰、土坯等，奠定了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模式;第六，出现了丝织品;第七，发明了水井;第八，发明了酿酒技术。(32)

二、青铜时代的中原农耕文化

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农耕文化在夏朝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中原农业和农耕技术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期。从那时起，中原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论语·宪问》云：“禹躬稼而有天下”，《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反映了大禹时代的农耕情况。 夏代用于耕作的工具除耒、耜外，还有石犁、石铲，垦荒造田用的锛、斧、铲和中耕用的石铲，收割用的刀、镰，加工粮食用的石磨盘、磨棒、石杵臼等。(33)在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中谷物的产量有了提高，用粮食酿酒，相传夏王少康“作秫酒”。同时，出土的器物中酒器也较多，这也说明谷物的数量较为丰裕。农业生产与季节天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又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据《尚书·禹贡》记载，当时全国九州中的青、豫二州是大麻的主要产区，并作为贡品。《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温”，说明夏初就在北方的某些低洼泽地推广种稻。在洛阳皂角树遗址中就发现有水稻。(34)

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农作物有黍、稷、粟、麦(大麦)、来(小麦)、稻、菽等。大豆至迟在殷商时已有栽培。《诗经》中涉及稻的诗句不少，如“十月获稻”、“浸彼稻田”等等，说明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商周时期已有不少稻的明确记载。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有水稻，安阳殷墟出土有稻米。(35)安阳殷墟出土的耒耜、石斧、石刀也反映出耕作已成商人普遍的生产方式。如安阳殷墟H305号窖穴也发现许多双齿木末掘土的痕迹。(36)在安阳小屯村北的大连坑B14及其稍北，一次就发掘出上千把石镰，(37)收割工具多而集中显示了商王收割活动规模之大。商代遗址还普遍发现有较大型的、用于储藏粮食的窖穴。这种窖穴，尤其是在都邑遗址发现的数量更多，分布更为密集。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的窖穴，最密集的地方约在二百平方米范围内就有十几个之多。窖穴之间的距离，最近的仅有二米左右，最大的窖穴口径长3米，宽1.8米，深8-9米左右。多数窖穴的两壁，都挖有对称的，供人们上下使用的脚窝。(38)此外，在商代遗址，普遍出土有不少用于储藏粮食的大型陶缸，陶瓮。众多的窖穴以及大量陶缸、陶瓮的被发现，可以证明，当时是有比较多的粮食用于储备的，窖穴内有防潮的设施，更是为使储备的粮食得以比较长久的保存。(39)此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

从甲骨文也可知中原农耕的情况。殷墟甲骨文中已有稻字，（40）更加证明商代稻作文化的可信。甲骨文中“犁”也写作“犁”，甲骨文中的这个字象犁头犁开土块。又如“众”的繁体字是“案”或“果”，甲骨文中的这个字，象三个人(用三代表众多)在太阳底下从事农活。(4l)“年”字在甲骨文中，从人从禾，象禾熟(谷粒饱满，往下垂)，有人把它割下，或者把它背在肩上。《尔雅》中说到：“夏日„岁‟，商曰„祀‟，周日„年‟，唐虞曰„载‟。”段玉裁解释道：“„年‟者取禾一熟也。”也就是一年庄稼成熟一次(当指北方)，所以“年”从“谷熟”的意义引申为”年月”的“年”。至今“年，还表示一年中庄稼的收成”，如“年成”、“年景”。(42)

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在井田制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社会形态，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时期金属农具在中原地区渐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虫防治，土地连作与休耕制被人们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现了祸耕和犁耕，并重视深耕和修苗的作用。中原先民们还在田间管理方面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作法—锄地。在公元前11世纪，周卒以农耕强盛，灭掉商朝，并将农耕文化的影响扩大到长江中游，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波及吴楚的农耕文化圈，在其内部通过宗法制的分封建立了初步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井田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生产方式。丝麻的栽培与纺制，也大大推动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周礼》中记载周代曾设置管理全国麻织物生产的职官。在浚县辛村西周遗址发现有大麻纤维织成的布。(43)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从原始农业向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过渡，并且还出现农书的萌芽。《夏小正》明确区分一年为12个月，并将物候和天象结合起来表示时令季节，特别是几乎每月都标有一定的农事，其中包括修理农具、春耕、饲养小羊、养蚕、种麦等各类生产活动。据夏纬英先生考证其成书年代是商代或商周之际，最迟在春秋以前出现，(44)并且它还是指导平民和奴隶按时进行农业生产的依据。(45)据进一步研究认为，《夏小正》不仅是反映夏代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与物候的农业典籍，还是一部历法。(46)商代的历法是在夏历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并用于指导当时的农耕活动。关于商代农耕活动，可以参阅商代农事耕作与夏历殷历月份对照表。(47)

三、铁器时代的中原农耕文化

考古发现的铁农具始见春秋晚期，河南省洛阳市水泥制品厂出土的1件铁铲，是目前中原地区已知的早期铁农具。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铁农具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步普及推广，当时的主要铁农具有桦、镬、插、铲、锄、镰等，(48)且分布地域广。据禺斤先生统计，铁农具的出土相对集中在北自黑龙江、南至两广、东达鲁江浙、西及川滇的21个省、自治区，其中以包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在内的黄河流域分布最密集，作为其南、北毗连地区的东北、内蒙古地区和长江流域次之，而西南和东南地区相对较少。(49)这不仅反映了在历史上不同地区的铁农具在普及和推广程度上的差异，而且还表明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具有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管子·海王》指出：“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期事立。”《孟子·滕文公》：“以铁耕乎?”另在辉县固围村出土铁农具多达58件。表明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战国时期新出现的农具还有灌溉工具桔槔和加工农具石磨。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故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大豆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不少古籍中已是菽、粟并列。《管子》还指出“菽粟不足”，就会导致“民必有饥饿之色”。但大豆只是普通人的主粮，称为“豆饭”，不像稻、粱那样被认为是细粮。而豆叶也供蔬食，称为“藿羹”。如《战国策》就谈到韩国“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般情况。先秦以前大豆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记载很少。《礼记·内则》中有“陆稻”的记载。《周礼》不仅指出当时全国的九州中，除位于南方的扬州、荆州“其谷宜稻”外，还指出北方的豫州、冀州、青州、兖州、并州年宜的谷类作物中亦包括稻在内，特别是该书还指出“稻人掌稼下地”，反映当时已有专职管理水稻种植事宜的“稻人”。在《管子·地员篇》中即记载了10个水稻品种的名称及其适应的土壤条件。在郑州碧沙岗郑国遗址发现有贮藏粮食的窖穴，仅30平方米内就有8个之多，可以说明农业水平的提高。(50)当时，中原地区还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搞农副产品加工等。特别是农桑并重的生产结构，成了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 由于战国铁器牛耕的推广导致黄河流域农业的新飞跃。农业生产获得全面发展，以防旱保墒为目的的“耕—耙—耢—压—锄”耕作体系和熟荒耕作与休耕制成为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之一。《吕氏春秋·任地》提出土壤耕作的五大原则，并有具体的技术要求：“五耕五耨，必审必进，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强调多耕和深耕，认为这样可以使土地“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吕氏春秋·辨土》提倡条播，要求“茎生有行”、“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在播种密度上要求疏密适度：“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同时，《吕氏春秋·辨土》还认识到中耕具有松土保墒、间苗、壅土等作用。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相继兴修，是中原农耕文化繁荣发展的表现之一。战国时代，李悝任魏相时，起用了水利专家西门豹和史起修筑漳水十二渠，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大型引河渠系工程之一，筑有十二级堰坝，引灌临漳、魏县(在河北省)、安阳的田地。战国梁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引黄河水入圃田泽，蓄水溉田，种稻改土，肥田增产。这是古代引黄淤灌、种稻改土的最早典范。公元前七世纪末，楚孙叔敖主持在河南固始、商城和安徽省部分地区兴建期思陂，是河南，也是全国最早见于记载的陂渠工程。(51)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耕文化底蕴深厚，与农业生产相对应的农业祭祀和民间农事仪礼十分普遍。《山海经·海外南经》对此有一段很好的概括：“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诗经》中也有大量反映农耕习俗活动的内容。

同时，我国古代的“礼”也起源于农业祭祀。(52)随着节令的变化，一年的农活，从播种、灌溉、除草到收割，都有一套仪式。(53)如河南淮阳地区每年农历“三月三”的“人祖庙会”，参加祭伏羲的人有“野合”的习俗，其主要目的是以祈祷来年的农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显然保留有浓厚的农耕文化。(54)在我国古代，社神即土地神，是地道的土著神灵，它是指“古代神话中管理一小地面的神。古称„社神‟。”《孝经纬》：“社者，土地之神。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通俗编·神鬼》：“今凡神社，俱呼土地。‟旧俗以„土地‟为民祝祭祀之神，以求年丰岁熟。”(55)《礼记·郊特牲》云：“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封五土以为社。”《白虎通·社祭》说：“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由此看来，社神由于和谷神结合为“社稷”之神，变成掌管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住宅安全等多种权能的神祗。随着其职能的扩展，社神由自然属性的土地神逐渐演变为带有社会属性的“土地之主”。(56)

在中原农业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农业有关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也产生和发展起来。如孔子、墨子、商鞅、韩非、李斯等人的重农思想，孔子、老子、韩非等人的民本思想，以及其他思想如务实、安土乐天、崇上尊老等，都具有重大影响。此外，中原地区不仅出现以许行为代表农学家，而且还出现最早的农书。《孟子·滕文公》：“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的一段记载反映出许行及其门徒可能均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先秦时期涉及农耕方面的书籍如《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审时》和《辩土》四篇是惟一保存至今的先秦农业文献。(57)其中，《上农》主要论述重农思想和农业政策，《任地》主要介绍土地利用原则，《审时》重点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意义，《辩土》主要讲耕作栽培的要求和方法。这些思想和观念，是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生产组织与生活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李先登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是，中原地区首先进入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随着历史向前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以中原这个核心为中心象滚雪球一样地逐步扩大，将周围地区不断地汇入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之中，同时也将周围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不断吸收到中国古代文明之中，使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向前发展。”(58)秦汉时期，随着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中原农耕文化不但在政治上高度统一，而且开始在意识形态、道德风范等各个方面以一体化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自宋代以后，灿烂的中原农耕文化日渐失去光辉，其轴心地位出现了倾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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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瑞]安特生：《黄土的儿女》，转引自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

索》，《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2)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13)河南省文物工作队二队：《洛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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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1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临汝大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

(18)魏文涛等：《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19)同时，在大河村遗址第三期的房子F2中出土了一瓮炭化粮食和两枚莲子。经李鉴定，认为粮食是高粱米，

详细情况参阅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北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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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同时，在下王岗遗址房基南墙外有烧谷壳及陶壶、石斧各一件，详细情况参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

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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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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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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