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三点探讨

2024年2月19日发(作者：红枫苗木)

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三点探讨

作者：张三元

来源：《理论探索》2022年第02期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场，只有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之所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重要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集中体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现实的人”的本质属性及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统一。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中，和平与发展是主题和基础，公平与正义是关键和核心，民主与自由是路径和目标。时代性、客观性、实践性、开放包容与共商共建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2）02-004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研究”（18AKS004），主持人张三元。

当经济全球化来到文明的十字路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又必须有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只有在价值共识或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才可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提出了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基本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之所以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始终“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走出了一条包容互鉴、和平发展的光明大道。那么，作为一种理性自觉，全人类共同价值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架构呢？或者说，如何正确认识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体现一种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呢？本文拟从三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是一种价值观，然后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出于自身需要而形成的对事物价值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全人类对于关涉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原则问题的态度。作为一种哲学范畴，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的需要及其实现为内容，呈现出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因此，必须在哲学场域中才能正确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方式。当然，这里所讲的哲学场域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场域，具体地说，是唯物史观场域。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在实践中总是体现出一种价值关系。动物是无意识的，而人是有意识的，即有明确的目的或需要。因而，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象性的。在对象性的实践中，人总是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客体。由于不同客体有不同的属性与功能，能够满足不同的需要，因而，这种选择过程是一个能动性、创造性发挥的过程，可以对客体的属性、功能等进行重构，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价值关系的形成，取决于需要能否得到满足。任何价值都是相对的，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主体的需要及其满足，也就不存在价值关系。这个主体是人，人是唯一的主体，因而，只有相对于人而言，才存在着真实的价值关系。在唯物史观中，作为意义主体或价值主体，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即“现实的个人”，是生活在现实关系中并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也就是人民群众。只有“现实的人”，才是价值的创造者、实现者和享有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现实的人”是有现实需要的，需要是人的本性，而人的需要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实现又不断被创造出来的过程。由于客体对于特定主體需要的满足具有限定性，而主体需要不仅丰富，而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每个主体的需要都是不同的，因而，对客体的功能和属性进行选择与重构是主体自主活动的体现与确证。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关系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关系，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确立的一种创造性关系。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需要的产物，或者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人类或作为类的人，是“人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现实的人”，在空间上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在时间上包括不同代际所有的人。当然，这里所讲的“所有的人”，是指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主要是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具体而鲜活的，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需要，而作为“类存在物”，人类有共同的需要，这种共同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展开。由于社会交往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人类的共同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在人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的共同需要中，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始终是最基本的内容，而且越来越具有根本性。概而言之，人类的共同需要，归根到底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譬如，在浩渺的宇宙星空中，地球是迄今为止人类唯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必须得到人类的珍惜和呵护。而要珍惜和呵护这个家园，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人类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形成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共同行动，而这样的共同行动又必须以共同认识为前提和基础。没有共同认识，就没有共同行动，正如不能正确地“解释世界”，就不可能正确地“改造世界”一样。这种共同认识即价值共识，亦即共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既是“现实的人”，也是全人类，是两者矛盾冲突在一定范围、程度的真正解决。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现实的人”的本质属性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现实的人”即“现实的个人”，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所讲的“现实的个人”有着本质区别。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尽管“现实的个人”呈现出不同的形

态，但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是一种抽象的人，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化。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在国家有机体中，人格、市民和公民才能达到思辨的统一，人才成为现实的人。在费尔巴哈的视野中，人只具有生物学意义，是纯粹的自然的人。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入批判，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现实生活为基本要素，以“现实的历史叙述”为基本路径，深刻地阐明了“现实的人”的社会本质。在新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社会本质具有多种含义：作为一种“类存在物”，“现实的人”既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也是一种“生命存在物”，还是一种“意识存在物”。作为“意识存在物”，人有相近、相似乃至相同的意识、观念和思想，从而有超越于物质之上的精神世界。人的意识、观念和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必然促使其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发展到哪里，人的意识、观念和思想也就发展到哪一步。当前，社会发展已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福祸相连，这就要求“现实的人”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观念和思想。在人的意识、观念和思想中，价值观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应该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价值观，而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统一

人的意识即人的观念、思想或精神。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精神的外显即是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关于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过明确的定义，甚至很少使用这一概念，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对当时流行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即文化史观的警惕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却富含着深刻的文化理论，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理论〔2〕7-10。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也是复杂的，呈现出多维度，但在总体上，文化与文明基本上是同一个范畴或同一个层次的范畴，表征着人类的创造性和发展程度。恩格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的，其名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120即是证明。泰勒也认为，文化和文明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两者基本一致，但他又将文化主要看成是一种精神文化，包括人們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以及习俗、习惯甚至能力〔4〕1，从而有别于广义的文化。泰勒的这种理解影响极大，人们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总的来讲，文化与文明是有差别的，文明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文化则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是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创造。尽管如此，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可以肯定的是，狭义的文化构成广义的文化的内核。而文化的内核的内核，也就是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传统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深蕴其中的价值观。如果把文明理解为文化的外显，那么，价值观就构成了文明的核心支撑，文明是价值观的具体化。

在阶级社会中，人类共同体是由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是不同文化的生动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情感的集体记忆，因而每一种文化都与众不同，蕴含其中的价值观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作为“类存在”，人类在情感上具有相通性，以情感为纽带的人类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绽放异彩的花朵。当然，这

个整体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以差异为前提的，是有差异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和具体实际不同，每个民族、国家都有选择走自己道路的权利。道路是文化的具体化，而文化构成道路的筋骨与方向，蕴含于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观则成为道路的标识或旗帜。不同的道路根源于不同的文化以及核心价值观。所以，企图把一种道路看成是人类通向文明的唯一道路，这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更是对不同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蔑视、漠视、亵渎甚至践踏，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当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5〕604，具有整体性。社会整体性主要表现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根源于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或互通性。这是就总的趋势而言的，并不否认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呈现。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有人们交往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但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经济以及经济活动，经济总是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交往与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社会交往、人与自然交往等密不可分，因此，人类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价值共识。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崭新概念，并深刻揭示了其基本内涵。与联合国倡导和追求的四大核心价值观相呼应，习近平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概括，既深刻而本质地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又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价值目标，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基本的遵循。具体地讲，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在国际关系层面，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想

当今世界，虽然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各种风险、危机不断叠加升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在一起，形势错综复杂，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和平与发展既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基本路径。

和平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高价值，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从而构成全人类其他价值追求的基础。和平是相对于战争而言的，是对战争的控制与克服，因而，和平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和平与战争无疑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和平与战争总是相伴而行，人类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摆脱战争。但是，与冷兵器时代不同，在现代社会，以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战争，其破坏力之大是不可想象的，它可以在一念之间使整个人类遭致灭顶之灾。目前世界上核国家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甚至几百次。联合国就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成立的，其初衷是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联合国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这个问题上，的确起过极

为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战争阴霾从未消散，局部战争从未间断，战争威胁从未停止，生存问题仍然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因此，将和平放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位，既体现了和平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珍爱。在和平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解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发展才成为时代的主题，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实际上，发展也是一种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存需要。只有发展，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没有发展，生存的资格就要受到质疑。事实上，发展不足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发展不足，才有了发展不平衡，才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自己的生存需要，这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从而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发展不足往往是战争的先决条件。而只有发展，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因此，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和平是通过发展来实现和保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发展看作是比和平更重要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更是用三个“唯”字展现了发展之于和平的根基性意义：“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6〕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统一

人的意识即人的观念、思想或精神。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精神的外显即是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关于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过明确的定义，甚至很少使用这一概念，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对当时流行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即文化史观的警惕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却富含着深刻的文化理论，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理论〔2〕7-10。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也是复杂的，呈现出多维度，但在总体上，文化与文明基本上是同一个范畴或同一个层次的范畴，表征着人类的创造性和发展程度。恩格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的，其名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120即是证明。泰勒也认为，文化和文明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两者基本一致，但他又将文化主要看成是一种精神文化，包括人们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以及习俗、习惯甚至能力〔4〕1，从而有别于广义的文化。泰勒的这种理解影响极大，人们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总的来讲，文化与文明是有差别的，文明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文化则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是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创造。尽管如此，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可以肯定的是，狭义的文化构成广义的文化的内核。而文化的内核的内核，也就是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传统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深蕴其中的价值观。如果把文明理解为文化的外显，那么，价值观就构成了文明的核心支撑，文明是价值观的具体化。

在阶级社会中，人类共同体是由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是不同文化的生动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情感的集体记忆，因而每一种文化都与众不同，蕴含其中的价值观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作為“类存在”，人类在情感上具有相通性，以情感为纽带的人类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绽放异彩的花朵。当然，这

个整体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以差异为前提的，是有差异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和具体实际不同，每个民族、国家都有选择走自己道路的权利。道路是文化的具体化，而文化构成道路的筋骨与方向，蕴含于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观则成为道路的标识或旗帜。不同的道路根源于不同的文化以及核心价值观。所以，企图把一种道路看成是人类通向文明的唯一道路，这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更是对不同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蔑视、漠视、亵渎甚至践踏，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当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5〕604，具有整体性。社会整体性主要表现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根源于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或互通性。这是就总的趋势而言的，并不否认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呈现。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有人们交往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但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经济以及经济活动，经济总是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交往与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社会交往、人与自然交往等密不可分，因此，人类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价值共识。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崭新概念，并深刻揭示了其基本内涵。与联合国倡导和追求的四大核心价值观相呼应，习近平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概括，既深刻而本质地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又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价值目标，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基本的遵循。具体地讲，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在国际关系层面，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想

当今世界，虽然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各种风险、危机不断叠加升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在一起，形势错综复杂，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和平与发展既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基本路径。

和平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高价值，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从而构成全人类其他价值追求的基础。和平是相对于战争而言的，是对战争的控制与克服，因而，和平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和平与战争无疑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和平与战争总是相伴而行，人类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摆脱战争。但是，与冷兵器时代不同，在现代社会，以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战争，其破坏力之大是不可想象的，它可以在一念之间使整个人类遭致灭顶之灾。目前世界上核国家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甚至几百次。联合国就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成立的，其初衷是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联合国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这个问题上，的确起过极

为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战争阴霾从未消散，局部战争从未间断，战争威胁从未停止，生存问题仍然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因此，将和平放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位，既体现了和平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珍爱。在和平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解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发展才成为时代的主题，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实际上，发展也是一种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存需要。只有发展，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没有发展，生存的资格就要受到质疑。事实上，发展不足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发展不足，才有了发展不平衡，才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自己的生存需要，这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从而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发展不足往往是战争的先决条件。而只有发展，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因此，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和平是通过发展来实现和保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发展看作是比和平更重要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更是用三个“唯”字展现了发展之于和平的根基性意义：“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6〕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统一

人的意识即人的观念、思想或精神。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精神的外显即是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关于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过明确的定义，甚至很少使用这一概念，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对当时流行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即文化史观的警惕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却富含着深刻的文化理论，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理论〔2〕7-10。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也是复杂的，呈现出多维度，但在总体上，文化与文明基本上是同一个范畴或同一个层次的范畴，表征着人类的创造性和发展程度。恩格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的，其名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120即是证明。泰勒也认为，文化和文明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两者基本一致，但他又将文化主要看成是一种精神文化，包括人们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以及习俗、习惯甚至能力〔4〕1，从而有别于广义的文化。泰勒的这种理解影响极大，人们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总的来讲，文化与文明是有差别的，文明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文化則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是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创造。尽管如此，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可以肯定的是，狭义的文化构成广义的文化的内核。而文化的内核的内核，也就是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传统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深蕴其中的价值观。如果把文明理解为文化的外显，那么，价值观就构成了文明的核心支撑，文明是价值观的具体化。

在阶级社会中，人类共同体是由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是不同文化的生动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情感的集体记忆，因而每一种文化都与众不同，蕴含其中的价值观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作为“类存在”，人类在情感上具有相通性，以情感为纽带的人类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绽放异彩的花朵。当然，这

个整体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以差异为前提的，是有差异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和具体实际不同，每个民族、国家都有选择走自己道路的权利。道路是文化的具体化，而文化构成道路的筋骨与方向，蕴含于文化之中的核心价值观则成为道路的标识或旗帜。不同的道路根源于不同的文化以及核心价值观。所以，企图把一种道路看成是人类通向文明的唯一道路，这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更是对不同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蔑视、漠视、亵渎甚至践踏，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当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5〕604，具有整体性。社会整体性主要表现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根源于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或互通性。这是就总的趋势而言的，并不否认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呈现。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有人们交往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但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经济以及经济活动，经济总是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交往与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社会交往、人与自然交往等密不可分，因此，人类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价值共识。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必然趋势。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崭新概念，并深刻揭示了其基本内涵。与联合国倡导和追求的四大核心价值观相呼应，习近平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概括，既深刻而本质地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又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价值目标，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基本的遵循。具体地讲，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在国际关系层面，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想

当今世界，虽然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各种风险、危机不断叠加升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在一起，形势错综复杂，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和平与发展既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基本路径。

和平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高价值，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从而构成全人类其他价值追求的基础。和平是相对于战争而言的，是对战争的控制与克服，因而，和平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和平与战争无疑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和平与战争总是相伴而行，人类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摆脱战争。但是，与冷兵器时代不同，在现代社会，以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战争，其破坏力之大是不可想象的，它可以在一念之间使整个人类遭致灭顶之灾。目前世界上核国家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甚至几百次。联合国就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成立的，其初衷是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联合国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这个问题上，的确起过极

为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战争阴霾从未消散，局部战争从未间断，战争威胁从未停止，生存问题仍然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因此，将和平放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位，既体现了和平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珍爱。在和平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解决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发展才成为时代的主题，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实际上，发展也是一种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存需要。只有发展，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没有发展，生存的资格就要受到质疑。事实上，发展不足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发展不足，才有了发展不平衡，才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自己的生存需要，这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从而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发展不足往往是战争的先决条件。而只有发展，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因此，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和平是通过发展来实现和保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发展看作是比和平更重要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更是用三个“唯”字展现了发展之于和平的根基性意义：“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