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防大学教材,主要是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见或者很少见到的,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和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能够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和政治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
中文名非传统安全威胁
外文名Non traditional curity threats
定义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
类型一般类型
概述定义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
历史背景非传统安全威胁早已有之,并非一个全新的问题。西方恐怖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史记・刺客列传》中也记载了许多谋刺活动;贩毒、海盗、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问题都并非始于今日,自然灾害更是始终与人类历史相伴随;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等著名报告中,也已经就环境安全问题发出了警告。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严重问题,却是近年来才凸显的。除了由于冷战格局瓦解,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降低,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早先被冷战掩盖住的一些问题之外,近年来连续发生的“9・11”事件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拉美金融危机,“非典”疫情传播,乃至印度洋大海啸等,都进一步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
几千年来,中国的古圣先贤在关注国计民生、天下大势问题时,提出了许多充满东方智慧的人文思想,成功解决了许多复杂重大的问题,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贯传统就是推崇“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间太平、“天下大同”。当某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毒瘤,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时,中国古人会将此归结为某个方面的失衡,主张将恢复事物间应有的“和”作为化解危机之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非传统安全威胁之所以由原先潜在、局部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现实威胁,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政治秩序长期的不公正,引发更多矛盾和危机。中国古人主张“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之间应平等相待、和睦共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也要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但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长期存在严重的不公正问题,成为诱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至今仍遗留下很多历史问题,造成一些地区的热点纷争,导致冲突和动荡,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当前,仍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在反恐斗争中奉行双重标准,从一己私利出发,而严重忽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而引发了一些处于弱势的群体,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抗争。国际秩序的严重不公,就可能结出像恐怖主义这样的恶果。
二是世界经济发展长期的不平衡,造成更多不安全因素。中国先贤历来认为贫富差距悬殊是导致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孟子讲过:“大贫则忧,忧则犯禁”。经济全球化在为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差距,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名着《白银资本》中曾指出,1800年时,西欧的人均收入水平为260美元,美国为213美元,发展中国家当时平均水平约200美元左右,印度为160—20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各国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但20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均年收入已超过4万美元,而最不发达国家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国的1%。另据有关统计,贫穷国家与富有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增加了一倍,全球不发达国家已从1971年的25个增加到目前的49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所导致的部分国家的极端贫穷和落后,催生了相关国家部分民众的绝望心理和铤而走险的心态,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削弱了其应对危机,抵御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和跨国犯罪等威胁的能力,并导致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急剧增加。
三是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长期失谐,导致更多环境安全问题。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重视环境安全问题。著名的圣人大禹曾下令百姓在春季不得伐树,夏季不得捕鱼,其目的就是保护生态平衡。但从美欧等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先建设、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强度明显增加。20世纪60年代时,全球每年发生自然灾害100次左右,现在则达到每年500次以上,提高了4倍,仅1974年至2003年间,全球就发生6367次重大自然灾害,平均每年200多起以上。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谐,已经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安全。
四是国家间联系的迅速发展与国际危机防范机制建设不相匹配,使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难以得到及时遏制。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这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导致经济和金融风险时起时伏,跨国犯罪日益猖獗,传染性疾病传播范围和速率明显增大。尽管国际社会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进行了不少努力,但目前看,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国际防范机制。一旦在某个国家、地区发生危机,就会“一损俱损”,出现“多米诺”式效应,影响到更大范围,而且导致类似的危机反复发生。例如,过去20多年里,世界各国发生过100多次金融波动、震荡和危机,其中不少次都波及全球,但至今仍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机制,致使金融安全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中国古代思想家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们今天来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和成因,目的是为了共同探求有效的应对之策。尽管国际社会在反恐、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成因复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清除,而且有的还可能呈现上升势头,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
相关新闻2020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视频首脑会议时表示,进入21世纪,从“9·11”事件到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再到这场疫情,人类经历了一次次全球性风险挑战。我们要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把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置于国际议程中更加重要的位置。非传统安全威胁牵涉方方面面,彼此相互作用影响,需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标本兼治。[1]安理会应该恪守联合国宪章要求,发挥更大作用。
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新挑战”为主题,邀请来自12个国家共32位国际知名专家,围绕“亚太安全新形势”、“面向未来的全球战略稳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国关系走向”等四个方面,共同分析世界大势,预判安全风险,探究应对之策,寻求合作之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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