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依法治国演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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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依法治国演讲范文》

。。多法律调整上的漏洞，进而严重影响执法的质量和效果，依

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法律体系，王家福教授等曾

在《论依法治国》一文中列举了应完善的法律包括九个方面，即宪法、

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

讼法和社会保障法。（注：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

学研究》xx年第2期。）这种概括是极为全面和精辟的。对此，

我个人深表赞同。但我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这就是：在众多的经济立法中，应当

突出哪个方面。是应强调民商立法及其原则和精神，还是应强调以政

府部门的规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行政立法以及其采纳的国家干预经

济的原则。这其实是关系到我国立法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

笔者的观点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应

当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法律体系。这是因为，民商法作为调整各类平

等主体间的交易关系，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乃是市场经济活

动的最基本的规则，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场经济的成

熟程度是以法律，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健全程度为标志的。如果我们

的经济是以平等、等价有偿以及自由竞争为内容，并由市场引导生产

要素的自由流转和组合，则必然要加强民商法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

尽快建立和健全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公司法、合伙法、保

险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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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

民商法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它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上，还

表现在它对法治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上。我国的社会实践以

及学者们的研究都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民商法以其对人格平等和

自由的确认，对主体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充分保护，对权利和义务相对

应的要求，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和对交易便捷的推动，为法治社会的建

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乃是民商法

的完备和充分实施。只要我们不再是把法治作为手段，而是将其奉为

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价值的民商法在社会生

活中即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健全法制，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指

健全民商法。

应当看到，民商法与经济行政法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

律，两者的协调一致和有效的综合调整，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

基础。然而，民商法的许多规则及原则，有可能与政府部门的某些规

章所确立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具体而言：

第一，民商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它确认了公民和法人所享

有的财产所有权、债权、人格权及知识产权等各项民事权利，并对这

些权利实行平等的保护。因此，民商法被称为“权利法”或“保护权

利的法律”。而政府部门所制定的许多规章，注重的是对被管理者的

管理以及对被管理者从事某类民事活动的限制。毫无疑问，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对民事主体施加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

调整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限制过多或不合理，则效果可能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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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反，并且对公民或法人基于民商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造成不适当

的限制。

第二，民商法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市场是由无

数的交易行为构成的，而交易的法律形式便是合同。鼓励当事人缔结

合法的契约并保障其实现，必然会促进交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因

此，市场经济必须以合同自由为其基本原则，必须确保民事主体在法

定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思从事各种合法的民事行为。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大量民商法律的颁行，已使在计划体制下受到严格限制的交易当

事人享有越来越多的合同自由。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实际

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仍然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和干预。（注：刘

海年等编：《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

xx年8月版，第

25页。）这些限制和干预，很多正是通过部门或地方的规章来实

现的。许多规章的制定，就是为了确立对某类交易的许可和审批制度，

而这些许可或审批又往往总是与收费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历来

强调合同自由是相对的，应当受到限制的，但政府对合同自由的干预

应当适度、应当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如果交易的审批、许可过多，则

当事人依据民商法所应享有的合同自由就会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和妨

碍。

第三，民商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依据民法，所

有人可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有权自己

使用或消费其物，亦可将其财产出租、出让或设置抵押等。所有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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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获得在其财产上所产生的各种收益，凡是合法取得的财产，均受到

我国民法的平等保护。不管所有人的经济形式或实力等是否存在差

别，其所有权在民法上都应得到一体保护。由于财产所有权是市场交

易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保护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人对其财产所享有

的自由和利益，是维护交易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

目前许多行政规章在对公民或法人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不动产权利的

行使和转让限制较多，某些限制也不完全合理（例如房屋租赁的强制

备案及不备案将导致租赁合同无效等规定。）

民商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和精神，正是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规

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注：刘海年，

前引书，第22页。）对此，我国广大民商法学者已作出了充分的论证

和说明。在经济立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运用上述原则，如果

我们的法律、法规、规章不能充分保护主体的权利，或对交易的发展

未能起到促进作用或未能尊重交易当事人的必要的合同自由和财产

权利，就根本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样的

规范性文件即使制定再多，也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在这样的法律、

法规、规章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体系的。

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权

利而不是动辄限制权利；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而不

是处处设卡；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取得的财产权利而不是对其财产

自由施加不合理限制的法律。只有以这样的法律为重心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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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

强调立法质量，应当用上述原则和精神来衡量法律、法规、规章的内

容，进而决定其质量。诚然，我们应当坚持经济行政法的国家干预原

则，但国家的干预一定要适度，干预的对象要适当，不能过度地不适

当地干预经济，妨害市场主体所必须享有的必要的民事权利和自由。

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制定合同法等法律，物权法的制定也已提上议事日

程，笔者认为，仅仅制定这些单行的法律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加快民

法典的制定工作，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法律体系建立的客观标准，应

是各个重要法律、特别是民法的法典化。民法的法典化和系统化，才

能真正实现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法的“形式合法性”（formal

rationality）。在民法典问世之前，很难说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完备

的。

二、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ruleoflaw

）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

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bylaw

），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

制约和监督，（注：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xx年

版，第499页。

）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

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

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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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

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注：

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xx年第11期。）

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

法行政。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公民、

法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

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对公

民合法权益的侵害行为的制止有赖于行政机关采取措施。如果行政机

关勤政廉政、严格执法，自然会为全社会形成表率，法治的实现也就

顺理成章。如果政府机关不严格执法，甚至循私舞弊、贪污腐败、以

权谋私、欺压百姓，视法律为废纸，法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在此情

况下，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公民守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握有强大的

行政权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官本位思想传统的社会，崇尚权力

比限制权力的观念在社会中更为流行。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严格遵守法

律，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实践中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

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行造成的。（注：参见北京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xx年，第44页。）尤

其应该看到，行政机关在发挥其行政职能时，与公民、法人之间常常

要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

关系。行政机关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解释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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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等，都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行使，而作为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必须

遵从。至于这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极少有人提出疑问。

多年来，依法办事被认为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行政部门不存在

依法与否的问题。（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

《法学》xx年第11期。）这说明依法行政需要克服许多观念上的障碍。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治社会应当逐步向法治

社会过渡，而这种过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的实

现程度。应当看到，行政机关本身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行政管理采取

首长负责制，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的必要性都给依法行政带来了困

难，（注：见肖扬主编：《依法治国论》，法律出版社xx年版，第85

页。）然而，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减少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

践证明，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避免首长

负责制下产生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实行依法行政，才能避免和减

少各种行政违法行为及由此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失，并有助于提高

行政效率。不过，要实行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树立如下观念：

第一，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守法观念。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

行政权力，使其治理国家和社会，同时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

并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不管是实施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实施具体

的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行政机关只有严格执法、守法，其权

力本身才具有合法性，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法治的含义在

于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

法办事较之于普通民众的守法更为重要，因为“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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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

（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年版，

第286页。

）诚如美国学者富勒所指出的：“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

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公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是其权利

和义务的规则，如果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注：

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xx年版，第209页。）

第二，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我国，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

为了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需要通过经过科学分工的各个国家机关来行

使权力。每个行政机关的权限应经过合理配置，其权限都必须是特定

的、受到限制的，权力只有受到限制才能真正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

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千古不变

的真理。每一个机关都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自觉接受来自

于其他国家机构及人民的监督。对行政权力实行有效的制衡，是保障

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当然，行政机关也应当主动行使职权，放弃或

不行使职权，也未履行其对国家和社会所应尽的责任。

第三，尊重并保障公民、法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公民所享有的

民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必须受到政府的充分尊重。梁慧星教授指

出，与xxxx主义、自然经济的集权型行政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法优

位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应绝对优于一切个人利益，国家权力可不受

任何限制，国家行为具有天然合理性；一切社会领域、一切社会关系

均应受国家行政权力的支配”，（注：梁慧星：“须转变公法优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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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载xx年1月31日《法制日报》。

）而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则要求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按照

法治的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对

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各种义务的设定都必须以保护人民的法定

权利为出发点，公共权力应以保障公民、法人的权利作为一切活动的

宗旨。（注：参见郑成良等：“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载刘海年主

编，前引书，第127页。

）当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于政府的侵害以后，应有权获得政府的

赔偿，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法治秩序。

应当看到，为实行依法行政，我国已先后制订了《行政诉讼法》、

《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

法规，并已在实施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颁

行以后，法院已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行司法审查，这对

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的活动

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行政“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

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

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违法的现象仍

然存在，有些现象表现得还相当突出。”（注：张民锋、傅斯来：《当

前行政执法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行政执法问题研究》，第51页。）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急需解决

如下问题：

1.健全对行政规章的审查制度。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需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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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制订必要的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立法是我国立法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有效地调整社会和经济管理关系，发挥了重

要作用。然而，应当看到许多政府部门制订的规章因受到部门利益的

主导，注重的是“设立机构、行使权力、收取费用、没收”，在

制订时缺乏合理的科学的论证。一些规章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符

合。某些规章甚至为乱收费、乱提供了根据。从实践来看，建立

和完善各类规章的审查制度对保证依法行政十分必要。根据行政诉讼

法，司法机关无权对这些规章实行审查。但依我国宪法第89条的规

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

和命令，因而对规章实行审查具有宪法依据，只是目前缺乏一套程序

和制度的规定。如应由哪个政府部门承担审查规章的职责，应由谁提

出审查的要求，如果规章不合法，应通过何种程序予以修改，甚至宣

告其无效，等等这些都需要作出规定。当前，为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一方面要对现行的规章进行清理，对不合理的甚至在内容上明显

违法的规章要予以修改、废除；另一方面也要尽快健全规章的审查制

度，对规章的制订和出台应严格把关。

2.尽快制订行政程序法，确保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

合法。程序是法律的生命，行政程序的法律化是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

法律原则。（注：参见xx杰等：《行政法的新理念》，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xx年版，第168页。）依法行政，

不仅仅是要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合法，而且应

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在程序上也应合法。行政机关在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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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惩戒、行政处罚、行政调处、行政征收、

行政强制和行政救济等行为时，都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当前，为制

止行政机关“乱收费”现象，应当对任何一项收费办法的出台规定一

套严格的程序，并对行政机关收费的权限范围、收费标准、收费的支

出，违反收费程序的责任、对受损害的公民和法人的补救等，都需要

作出明确的规定。

3.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行政执法效率的高低，执法人员的廉

洁公正，是广大公民极为关心且与其利益极为密切的问题。但行政执

法效果与广大人民众的期望仍有明显差距，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

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行政执法的合理的监督机制造成的。我

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行

政自由裁量权受司法审查的范围仍然有限，（注：张杰明等，前引书

第71页。）司法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笔者认为，只要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财产和人身权利，并

在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都应当受理，并应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

以审查。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方面，尤其应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对各级

人民政府的监督。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应经常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

有效的执法检查，而不能做流于形式的检查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

时督促有关部门限期改正，而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向人大报告改正

的结果。当然，也应加强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和

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对“乱收费、乱”现象应予以制止，对所

谓处罚和收费中的利益分成制度应坚决予以废除，对各种“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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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设的帐户要完全纳入审计的监督范围，从而消除行政执法中因利

益驱动而造成的对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侵害。

三、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

党的xx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

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

容。众所周知，当前司法审判工作中最大的弊端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及

裁判不公。（注：参见任建新xx年《工作报告》。）地方

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审判实践中最常见的是各级地方领导

从维护本地当事人和地方的特殊利益出发，在执法活动中对法院的审

判工作横加干预，而一些办案人员也置国家法律及案件事实于不顾，

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某些素质较差的法官

则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伞，徇私枉法，处处为本地当事人开脱责任

或谋取利益，同时也用以换取个人的好处及非法利益。而因司法腐败、

徇私枉法、法律素养差等原因而造成的裁判不公在某些地方的法院明

显存在，且已引起人民众的极大不满。

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

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

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德沃金说：“法院是

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

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

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由于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决定了司法是

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公民和法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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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侵害，当弱者受到强者的欺凌，当社会的良知受到恶势力的践踏，

受害人能够寻求的最后一处申张正义的地方就是法院，法院是保护公

民权利的最后屏障。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

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

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

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

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

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注：（英）培根：《培根

论说文集》，

商务印书馆xx年版，第193页。）

司法最终解决纠纷，也决定了司法公正是社会的基础。一方

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使其对其经由正当途

径获取的财富产生合理的期待；对于依法享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

受到保障充满信心。这样，人们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自由行为，全社会

的公正观念亦得以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维护民

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即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行政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的侵害，也可通过公正的行政诉讼，使其遭受侵害的权利得到

充分补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可通过公正的司法而得以

维系。尤其应当看到，当无辜的受害者、权利被侵害的当事人不能通

过诉讼讨回正义和公道，很可能导致其对法律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

失望甚至绝望，并可能采用合法途径以外的乃至于非法的方式自行解

决纠纷，从而危害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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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通过司法公正而保持社会安

定，尤其重要。

笔者认为，保证司法公正，首先需要对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和体

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为了从体制上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应

当改变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

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状况，各级法院在人

财物方面应当逐步与地方适当分离，并最终过渡到完全与地方分离。

在法院的机构设置方面，应选择司法区域的独立为改革的突破口，使

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不相重合。各地法院的法官应定期实行

轮换制，从而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铲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

基础。同时要纠正对司法审判的不当甚至非法的干预。正如xxxxxx

同志所指出的，“对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

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行为……要依据党

纪国法严肃查处。”（注：《xxxxxxxxxx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载xx年12月26日《法制日报》。）

为了杜绝腐败、保障公正执法，必须在庭审制度上进行改革。一

方面，要将公开审判落到实处，凡是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一律

应当实行公开审判，并应最大限度地允许人民众旁听，通过公开审

判，在法庭上讲清事实，说明是非，树立法院和法官“讲理、公正、

廉洁”的形象，也可极大地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就民事、

经济案件而言，应采取当事人主义，由当事人举证，在庭审前，法官

不得与当事人单独接触。在庭审过程中，也不得以调查收集证据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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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私自会见当事人，更不得接受后者的吃请，那种由一方当事人及其

律师付费到外地采证或办案，甚至与一方当事人一同到外地办案的现

象，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在审判方式改革方面，需要强调民事、经济案件判决书应该详写

判案理由。且每一项判决书都应当向社会公布，以利于社会的监督。

判决书不详写理由，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

甚至贪赃枉法等各种非法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凡是说理透彻、令

当事人心服口服的案件，基本上都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仅认定

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

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不出现执法不公。尤其是对败诉一方而

言，要其承担成百成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清任何道理，即使理

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

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影响了社会的。如果判

决说理透彻，也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许多案

件之所以没有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清而难以披露。要真正

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

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开舆论的评判。

保证司法公正，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尽管

法官法中提到了有关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但过于简单和原则，在很

多方面仍然无章可循。如离退休的法官于一定期限能否在本地区任律

师，法官的配偶和子女能否在本地区任律师等。尤其是在法官违反职

业道德的情况下，应承担何种责任，迄今为止尚缺乏规定。除建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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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和职业纪律以外，对法官的考核制度也应完善。目前对法官的

考核，由所在人民法院组织实施往往流于形式，考核的内容过于简单

或单一，不能考出真实水平。笔者建议成立“法官资格审查考核委员

会”，专门负责法官的考核、考试及选拔录用。法官应有一定的司法

实践经验或法律工作经验，从未从事法律方面的学习和工作的人，不

能立即担任法官。

最后，为保证公正司法，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加强人

大的监督，各级人大应对司法审判工作实行强有力的监督。不过人大

的监督主要应是事后的、一般的监督，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

不应当对某个具体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法院照办，否则，会妨

害法院的独立审判。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应允许新

闻界经常披露、报导有关的案件，允许新闻媒体就案件发表评论，展

开讨论。当然，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法院要受新闻舆论的支配，被舆论

导向牵着走。在提倡新闻的同时，应切忌出现“舆论判案”的现象。

也谈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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