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刑事诉讼法》限制律师会见权的思考

对新《刑事诉讼法》限制律师会见权的思考

作者：王岸丰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1期

【摘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决定》，从多方面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从某种角度上说，“辩护制度”是

其修改的主要亮点之一。会见权是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律师不能会见当事人实质上剥夺了被

追诉人最基本的防御权，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也被架空。新《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权限制的规

定与国际司法准则、国外司法制度仍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关键词】辩护制度；会见权；《刑事诉讼法》

英国平均主义派领袖J.李尔本在《人民在约》一书中明确主张被告人应有权辩护或聘请他

人协助辩护。[1]辩护权作为保障人权的重要部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而辩护

制度本身也被认为是体现一国诉讼制度民主程度的标尺。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决定》，从多方面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从某种角度上说，“辩

护制度”是其修改的主要亮点之一。加上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使得新《律师法》涉及“辩护制度”的规定与

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让整个辩护制度体系得到了统一。本文由于篇幅有限，

故以会见权为角度，对新刑诉背景下的律师权利保障进行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3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

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

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此规定乃是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限制。然而，此规定是

否合理？其他国家是如何规定的？是否符合国际司法准则？应如何完善？这些将是本文要思考

的问题。

学界认为该规定合理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1）有效防止“涉密案件”条款的滥用。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随后此规定成为

了实践中侦查机关不予律师会见当事人的主要理由，一些并非是国家秘密案件的也以此为由不

予律师会见。这大大妨碍了律师给予当事人必要的法律帮助。新《刑事诉讼法》对特殊案件进

行具体规定，使得侦查机关不能再随意以“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为由不予批准律师会见，应当说

是有效地防止了该条款的滥用，对保障人权有着重要的作用。（2）满足了侦查机关的“功利主

义”。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现阶段的犯罪形势、侦查条件以及侦查模式来看，如果允许律师在

所有案件中随时凭„三证‟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侦查必然难以突破，而且

可能引发律师与侦查人员之间的尖锐冲突，尤其是在侦查阶段的初期。即使在法治国家，对于

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2]（3）考虑到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