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的权威性国家法、宪法论论文(1)

论宪法的权威性国家法、宪法论论文(1)

法不仅仅是“法律制度”，也不仅仅是“依法办事”。

就其形式而言，法包括法律、法规、条例、判决等等；但就

其精神实质而言，法却高于和先于法律规范，是国家机关制

定和执行法律法规所必需遵循的规章。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

(DomitusUlpianus)说：“法是鉴别人类行为之是非的科学。”

这样说来，法也就包括法学中那些追求公正正义的法理了，

法的本质不外乎是达到正义的一种手段、—种体制、—种秩

序。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

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

后—个“法”字，则指的是其次种意义的法，即法的精神实

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需遵循的规章，

如公正、正义、自由、公平、人权等价值法则。宪法

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

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需；遵循，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

它相抵触。于此，可得出宪法概念的广义性和宪法权威的最

高性的论据。我们把人类在一切组织关系上都完整结

合(于一个领域)的状态叫做“国家”。既为一个国家，便总

有一批人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批人叫做“政府”。政府

以国家的名义依照国土上最高的法律管理国内外事务，我们

把这种法律叫做“宪法”(theconstitution)，把这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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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立宪政府”(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以列和伊朗则以祖传的圣书如

《圣经》和《可兰经》为其根本法。还有些国家并无根本法

与一般法的区分，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法律

效力，也就是一国的根本法，英国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含有

上述这几种意义的宪法就是狭义的宪法，我们把它叫做“成

文宪法”。当代宪法学者所称“宪法”的内容并不以此

为限。即使严格就载在文件上的条款而言，也不只限于被叫

做《宪法》的文件本身，而应包括《宪法》中明文规定“须

以法律定之”的“宪法性法律”(theconstitutionallaw)。

宪法性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又高于其他一般法律，所以

通常被称为“基本法律”。然而即使加上宪法性法律，所谓

宪法仍旧是狭义的宪法。宪法学者所研究的宪法尚有更广的

含义，它包括宪法条文的解释、法院(包括宪法法院)的宪法

性判例(对美国宪法来说这必不行少)、政治活动中必需遵循

的政治道德和传统。宪法并未明言然而行之有效的政

治制度或原则通常被称为“宪法惯例”(theConventionsof

theconstitution)或“宪法习惯”(thecustomsofthe

constitution)，又叫“不成文的宪法准则”(the

unwrittenmaximsoftheconstitution)。把成文和不成

文的根本法融成一体就是宪法之广义的概念。宪法含有不成

文的意义，如在英国、新西兰、以列这类国家不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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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叫做《宪法》的文件，别国成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

治准则在这些国家里或散见于一般法律，或存在于习惯之

中。即使在成文宪法的国家里，虽不见之于宪法条文但实际

上起着宪法作用的东西也不少。如美国总统必需在宪法惯例

或美国国会授予他的权限内活动----这是一切法治国家的

根本观念，也是法的本质使然。全部这些非正式的、不成

文的宪法往往比宪法中的明文规定更能说明一国的实际政

体，更能反映法的本质。宪法的权威性打算于成文宪

法背后的隐含因素：宪法所体现的公正正义以及实际存在的

力气对比，可以与成文宪法记载得全都，也可以与之相去十

万八千里。宪法学者要探讨的正是实际存在的“活的宪法”

(Thelivingconstitution)，而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上的纸

面宪法(thepaperconstitution)。关于宪法权威的

最高性的最早表述见于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

宪法第六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

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其他

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对此也有明文表述。如加拿大宪法第52

条宣称：“本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一切法律与本宪法的

规定相抵触的，其抵触部分将不发生效力。”意大利宪法第1

条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并在本宪法的形式和限度内行使之。”

美国南北战斗爆发前夕，反对蓄奴制的领袖哈利.西华德

（WilliamHeraySewad）在参议院里宣称：“在我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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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宪法的法。”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蓄奴制的辩护者和反对

者的共鸣。西华德的说法对相对立的两派来说都是可以接受

的，即不受宪法规定的束缚，无论是蓄奴制的辩护者还是反

对者都否认宪法的最高性而诉诸自认的高于宪法的法----

法中之法。西华德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宪

法本身有没有最高权威?宪法可以要求什么样的权威?

关于宪法的权威问题，宪法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概括起

来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一种是

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种是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而这三

种见解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不行分割或彼此孤立。这三种

权威就像后浪推前浪—样。—浪高过—浪运动着向前推动的。

一、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或最高法

律效力，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论断。那么执政者如何处理违

宪或合宪的法律问题呢?称作宪法的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

依据呢?于是宪法是不是可执行之法，宪法是不是法律这个

问题便被提出来了。假如说法律必需由一个能够立法

的机关来制定、批准、公布施行的活，那么在宪法消灭之前，

哪里有个能够立法的机关呢?既然能够立法的机关是由宪

法规定的，那么制定、批准和公布宪法的机关是不是一个

立法机关呢?明显，只有在宪法授权立法之后才能赐予宪法

以实际的法律效力，那么到底谁是法的首创者呢?对于这个

问题，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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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宪法是由英国议会和女王在枢密院制定

或颁布的。在这些例子中、宪法的法律效力是由最高权力机

关赐予的。英联邦有一条公认的法律规章，就是英国议会至

上“权比法大”，法由权而产生，同时又宣称：“法比权大”，

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需遵守。这是法学学者的文字玩耍，

就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辩论。由于英国议会对

英联邦大多数国家享出名义上的主权，这些国家宪法的效力

是由英国发生的，由英国议会授予的，澳大利亚、新两兰、

加拿大等国的宪法就是这样。另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如牙买

加，则是英国女王的枢密院为它立法。所以这些国家的宪法

是经英国承认的，其法律效力来自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外在

的主权。英国自治领或殖民地的宪法之拥有权威从而产生

法律效力，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宪法就是英联合王国的法律。

1950年后印度宪法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人民”二字最早

消灭于宪法中的是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今大多

数国家都效仿美国的模式，直接宣称其制宪会议以人民的

名义取得立宪的权威。美国最高法院也把人民作为宪法法

律效力的来源。首席法官马歇尔(ChiefJustice

Mashall)在论及1819年的“麦古卢查诉马里兰”一案时说道：

“政府是来自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规定和建立起来的……

形式上也好，实质上也好，都来自人民。政府的全部权力都

是由人民赐予的，并且是直接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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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全体人民的政府，它的全部权力都是由全体人民委任的；

它是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了全体人民而活动而生效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德俄奥匈帝国的战败而通过的新宪

法使“人民主权”这个术语在宪法中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每

一部宪法无不宣称它的法律效力来自人民。如魏玛宪法、捷

克宪法、波兰宪法、爱沙尼亚宪法都是这样。其次次世界大

战后制定的宪法仍旧强调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法兰西第四

共和国宪法宣告“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由宪法建立的机构

行使，宪法须“经法国人民批准”。综观各国的宪法文

本，从严格的法律观点动身，宪法之所以拥有法律权威，均

出于它是由一个能赐予它以法律效力的团体所制定。这个团

体或者是外在的立法机关，如联合王国的议会；或者是本国

领土上的人民或人民以某种方式选出的制宪会议。宪法不仅

享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即高于立法机关

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

两种答案。第一种是规律论证。母亲高于儿子，母法高于子

法，宪法不是一般法律，它先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即使事实

上不是如此，在规律上宪法也是先于它所规定的立法机关的。

宪法的功能就在于规范各政府机关，使各国家机关的活动

有章可循，因此不能将它与《文物爱护法》这样的一般法律

相提并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

诉麦迪逊”(1803年)一案中所说：“毫无疑问，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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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想建立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这样的

一个政府理论必将使违宪的法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们认

为，宪法或者是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非一般立法所能转

变；或者与一般立法处于同样地位，立法机关想转变就改变，

二者必居其—。不是宪法把握着一般立法行为，就是立法机

关可以任凭转变它。假如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个违宪的立

法便不是法律。假如后者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人民的立场

上看，他们想要限制的权力从本质上仍旧是不受限制的。

因此宪法必需依据它的条款规定对它创建的机关(包括立

法机关在内)加以限制，否则又何必制定宪法呢?！”另

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宪法最高性的理由是：宪法是行使制定最

高法律之权的产物。这个有权制定最高法律的机关便是我们

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外在的最高立法机关，如英国的议会之

对于其自治领及其人民(包括复决和公民投票)。很多国家对

此有明文规定：由公民产生的制宪会议，它高于制定《选

举法》的立法机关----其实这是一种自相冲突的法律观。

明显，任何理论总不能只靠规律形式主义的推论而使人信服。

美国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论据，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有权解释

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美国“宪

法的最高性”，只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高性，由于美国

的真正宪法仍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所造之法：他们在

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问题作出了前后不一的“活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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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百多年以来美国全部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是自由主义

法哲学家，所以1787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迄今有效，照

旧可以适用于以“自由企业”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美国如

此，其他国家亦复如此。即使宪法实际上不生效力的国家，

也可自称其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以仅仅由法律领域

不能说明宪法权威最高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进而转移到

其他领域。二、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对宪法作为

法律就有两种对立的道德观：一种视宪法为国家法，而国

家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另—种认为国家是多数人受握

有权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状态，假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

国家与人民不分的话，那么就没有宪法的地位，剩下来的

不过是一纸法律文本而已。先说第一种：听从国家或

国家法的宪法观。宪法之所以不是一般法律而是根本大法，

且不说它的制定机关与程序特殊，仅从道义上来说，宪法

也是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

个前提。因此宪法从道义上应当是统治着任何组织和个人

的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律。这个论断不过是在道德领域

里重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

—案中在法律领域里的论据，谓宪法不能与《野生动物爱

护法》相提并论，以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服从或

拒绝听从。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人在政治哲学领域是极

少的)，大家一般都公认社会上必需有一个强制权威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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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的适当规章。人类既有和善的—面，也有残

酷的—面，假如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临之于上，势必不能成

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法律然后有秩序、有安全，秩序和

安全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这种听从国家

或国家法的道德观是以—种将抱负与现实混为一谈的观点

为基础的。很多哲学家都企盼建立—个抱负型的国家，然而

这个抱负国不过是依据他自己的生活阅历得出的真善美的

概念。他们把它写进现实的宪法中，就认为抱负中至善至

美的国家已经实现，人们都应当听从它。霍布斯的国

家论，归根到底是坚持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而不问秩序

与稳定的代价如何。黑格尔也说：苟无—位正统的皇帝，则

国家的人格就不健全。依据这种见解，国家也好，宪法也

好，都是由它的本性打算的；假如遭到失败或失误，不行

归咎于国家和宪法，国家和宪法始终是最高的。假如

我们不取这种见解，那么—种宪法观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的

成就的—把尺度，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在

现实世界中(不是在哲学家的要求中)，秩序有好的秩序，

也有坏的秩序。现在的德国人不见得会像黑格尔那样，认

为“个人之最高责任是要做国家的—分子”，他们想的或许

是德国的最终责任是要做欧洲的一分子。与以听从国

家为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的观点相反，另一种宪法观以保

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宪法道义权威的基础。美国宪法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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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宣称它自己是全国最高法律，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必需

遵守。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向南部诸州讲话时说

道：“美国宪法过去的确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宪法中的牵制

和限制等原则，并经常随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快速地变化的

大多数，才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名副其实的全权者。否定它，

就必定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暴政。”依据林肯的见解，

既然只有人民才有权转变宪法，而且人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

们在国会中和各州政府中的代表，他们就必需听从既定的宪

法；假如他们想修改，就应竭尽困难地依据宪法规定的修宪

程序去修改。这番话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不成问题，

但对于固执己见的少数派来说状况就不同了。他们既无期望

以自己的形式修宪，又无期望阻挡他人修宪。当他们竭尽全

力去劝说大多数人而达不到目的时，他们该怎么办呢?少数

听从多数，然后保持缄默么?依据林肯的回答就是“必

需这样”，他们必需接受宪法，他们不能从宪法所建立的联

邦中分别出来。由于林肯的论断是蓄奴制已存道义上无

法辩护的时候提出的，因此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取得了成功。

但假如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固执的不是蓄奴制而是民主的

人道主义的东西，状况也就不同了。在道义上少数人有权做

出不听从的打算，并且顽固地维持这种打算。历史上不乏其

例。如阿基诺反对派推翻马科斯政权即为显例。宪法

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但仅仅法律和秩序是不足为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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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秩序才能为人民所听从。假如少数人

认为生活在—个糟糕的宪法之下，并月试过别的方法而没有

成效，他们就会诉诸高于宪法的法----如自然法。并非宪法

当然享有道义上的权威，而是宪法必需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

才能享有权威。主见权威主义的霍布斯说得不错，听

从是人类的经常习惯，恐惊是听从国家与法律的动机。但以

此来解释全部社会问题明显是太简洁了。大多数人之听从法

律并非总是出于恐惊，有时是自觉自愿的。例如对《义务训

练法》，做父母的听从它生怕主要不是由于惧怕而被惩罚。

犯法的人总是极少数，但有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是毫无恐惊

之心的。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听从它，

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听从它。林肯总统在南北战斗时期说

过：当整个宪法有被推翻的危急时，除非破坏其中的一部分

以保全整体，例如宣布戒严、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宪

法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做法比少数不妥协分子拒绝听从

宪法更危急，由于并非全部的宪法条款都是同等价值的。

假如政府是有道义有权威的，它就必需作出恰当的选择：宪

法中的哪些部分需要挽救，哪些部分必需临时停止实施，哪

些部分应当抛弃。一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道义上的权威，

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看来是由于它把政府的权力建筑在

自然法的基础和人权的保障上。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

存在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自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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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并非法律的赏赐。

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谓“自

然法”，是指客观存在的法则或自然成长的习惯法，它不同

于立法或一次制定的国家法。这是罗马法学家对法的理解。

自然法思想为我们听从法做出了合乎道义的解释。说到底，

法律应当是以理服人的东西。我们听从国家立法，缘由就

在于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我们应当做的。西方

中世纪将法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

的斯多噶学派认为法是理性和人性的表现，带有普遍价值。

奴隶制在罗马的制定法下是合法的，在自然法下则是非法

的，由于人是生而自由、公平的。凡与自然法冲突的法都

不是真正的法，由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可以把是

非置之度外而保持其统治的稳定。乌尔庇安就认为，正义

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自然、来自人性。这种观点在十八、

十九世纪的西欧风靡一时，它否认法仅仅是以国家主权为后

盾的东西，否认权大于法。否认权大于法的理由正如有名的

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

律无论它怎样荒谬可笑不合情理，也把它视为真正的‘法’；

那么一来，人们将不复有权诉说不公道和不正义了。”依据

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观点，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

颁布者和审判者。谁不听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

人性、否定神，谁就要受到最残酷的惩处，即内心的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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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他逃脱了通常所说的惩处的话。洛克在他的《政

府二论》一书中，以经典的语言为英国1688年反对詹姆斯

暴政的“光荣革命”进行了道义上的辩护：“在人民主体或任

何单个的人被剥夺了他们权利的地方，或生活在一种毫无权

利的权力之下，在地上已无控诉之处，那么也就足以成为

向天老爷求救的原委了。”他连续写道：“为了达到某种目

的，伴随着信任所授予的一切权力都受此目的之限制。什么

时候该目的明显被忽视了，或与之相背了，信任也就必定

被收回，权力也就落到从前赐予者的手里，他们或许会重

新将权力置于他们认为最牢靠和使他们最安全的地方。”洛

克的这段话告知人们，法律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权力使

人听从，这是很危急的，也是很不行靠的。法律必需符合某

种更为正值而有效的东西，例如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

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假如一个当局没有

这样去做，反而营私舞弊，残害百姓、侵害人民的权利，

那么这个自称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当局就在道义上失去了叫

人听从的理由。当然他可以运用手中的强制权力迫使人民听

从，但是依据自然法的真谛，欲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令

人听从的力气不应当是强制力而应当是劝说力。依据

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

种宪政主义精神，为我们供应了一个宪政批判的阵地，相

应地也为我们供应了一个政治听从的理论依据。来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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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

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

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由于自由意味着不受

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

自由。”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

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有名的政治家----

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

国家权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

现状(法律与秩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

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

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为了维护整个

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级革

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

从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三、宪法在政

治上的权威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

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版上，而是牢记在公民们的心

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法”。他说：“当旧的法律

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

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无情

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

讲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

治思想家所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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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

自称，习惯势力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

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

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宪

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

后面的实际力气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全都

的，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

力气对比全都的，就有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把

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觉有的宪法是

没有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无耻的拙作，马科斯的

菲律宾宪法是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

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

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

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打算政府命运的宪政主义使英

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

际生效的宪法是动态的。进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

为雨。即使在发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

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

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

法管辖范围之内。同样在60年月通过《民权法案》前

—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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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平爱护”条款始终视而不见。根据1981年修改前

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须向

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

国女士的代表----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

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

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有。卢梭说

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

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

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这是一条格外明确的原则。因

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

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体，仆人反高于仆人，

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话，那么行使

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以违

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

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

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好像是形式主义的规律

玩耍；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是政治权威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

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字玩耍，也不取

决于各个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于力气

的对比。政治既可以是人性中和善的一面，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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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残忍的—面，或者是既和善(口头上)又残酷(行动上)

的—种活动、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的本性不是尽善尽美的，

而是易犯错误的。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道

出了一条宪法原理。他说：“政府本身岂不是充分不过地反

映了人性的特么?假如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假如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

的把握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两方面：首先使政府有力量

把握被统治者，其次就要把握政府自身了。把握政府无疑

要依靠人民，但阅历训练我们：人类必需有其他的防备方

法。”这里所谓“防备方法”，简言之，就是内有分权制衡

机制，外有人民团体对政府的把握，特殊是司法机关对立

法、行政机关的行为在个别案件中进行公正的审查。明显

单讲这些技术，未必能使人们相信不经革命便可以达到公

正正义的目标。要知道我们探究的问题，其渊源甚深，不

是立宪过程所能揭晓，也不是这些卓著的技术----分权制

度、人权宣言、成文宪法所能收效的。假如每个政府

都有腐败的必定趋势，那末我们仍想知道政府所以腐败的缘

由，政府所以滥用权力的缘由。法(包括宪法)能不能防止

或遏制权力的滥用，我们不能不考虑各种在法律条文之上的

价值问题。我们所得实在不多，这里存在着很多的空白，实

有待进一步去觅取各种势必消灭的普遍的公正状况，而法

律尤其是作为它的依据的宪法之圆满实施，是以取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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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为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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