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红墙

让孩子在香港当街小便的大陆夫妇或许没想过，150年前，英帝国主义政府曾针对

香港华人下令，禁止随地便溺。不过，当时港人并无今天的卫生习惯，“屙屎巷”遍布

华人区。

1881年，英国工程师奥斯瓦尔德·查德威克在对太平山等华人居住地的考察报告

中写道：“在香港，通行的粪便处理方法采用中国传统的运粪桶，掏粪工用手处理粪便，

没有消毒，没有除臭”。而此时，香港的欧洲人住宅区已配备了冲水厕所和下水系统。

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拥挤的住宅，为流行病提供了土壤。1894年，太平山区域爆发

黑死病，3000人因此死亡。港政府废弃了太平山的全部住宅，将华人迁入卜花公园修

建新的街区，并在此处修建了香港第一个现代公共厕所和浴室。

不过，当欧洲人掩鼻走过香港街头时，也许忘记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卫生条件，也不

过才实施几十年。19世纪前，巴黎从窗户直接泼出粪便的现象久治不绝，架在泰晤士

河堤的厕所让低处行人和船只饱受“天女散花”之苦。

人类最早的厕所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是个相当简单的设施：地面上的一个

孔洞，通向地下放置的可移动的罐子。相对野外随地解决，这种简易设施完成了一个飞

跃：将排泄物置于可操作的范围，改善了定居点的环境。

更复杂的设备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克里特岛出现。克诺索斯宫殿里，米诺斯文

明留下了古代的冲水坐式厕所——将木制座位修在排水渠之上，由仆人担水倒入沟渠，

冲走秽物。这种设备产生了厕所思路的第二次飞跃：通过水，而不是人工，来运走排泄

物。不过，这种设施在当时相当昂贵，仅仅是王室能够享用。

克诺索斯时期带排水渠的坐式厕所的还原图

罗马人比米诺斯的宫殿更进了一步。厕所建在剧院或者会场附近，通常座位在十个

以上。与我们现在重视隐私等观念不同，罗马厕所是社交的场所，它没有隔间，不分男

女，市民们在座位上相互交谈，策划活动，完事儿后用一端裹着海绵的木棍沾着一条小

水渠的水清洗私处。当然，对于友好而爱好交往的罗马人民，这根木棍肯定是分享公用

的。

普通民众更多使用壶和罐。

不过，这种水渠耗费巨大，只有公共场所和达官显要才能接通。普通民众更多使用

壶和罐，然后再倒出。这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是类似的。

罗马人创新的公厕传统被北方日耳曼蛮族入侵打断。蛮族没有领会沟渠的作用，厕

所再次变得粗糙。但是他们提供了关于厕所的一些新点子，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幅画显示，

海盗如厕后用一片苔藓擦拭臀部。而其后发展起来的修道院中，僧侣们选用粗布毛料。

中世纪时，人们在城墙突出处搭建厕所，供公共使用，粪便从高处坠落下去，再有

耙粪工在夜间运走。城内的排水沟为明沟，设计上有问题，垃圾秽物常将其堵塞，污水

四溢。人们虽然没学会罗马人的供水技术，却沿袭了他们的恶习：从窗口倾倒夜壶。17

世纪时，凡尔赛市长颁布了一项严肃的法令：

“禁止所有人将人体排泄物及其他垃圾直接扔出窗外”。

【东亚式的绿色文明】

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由于粪便被视为恢复土地肥力的重要来源，东亚地区的厕所文明是绿色环保的，从

未出现过西式水冲厕所这种浪费的发明。

人的粪便除了用于土地，还曾做为猪的食物。中国古代曾将厕所建在猪圈之上。这

种绿色环保观念，甚至在早期的帝王那里亦有体现。汉初，皇室厕所下的粪坑依然是与

猪圈连在一起的，汉景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陪爱妃贾姬如厕时，野猪居然冲

进厕所惊动御驾。而悲剧的是公元前581年，病重的晋景公姬獳如厕，不慎失足掉进粪

坑，淹死后才被手下发现。

到了汉末，帝王失足粪坑里的不幸就不再会出现。帝王们多用封闭的马桶，其形制

和礼仪不断登峰造极，帝王权贵如厕，要更衣、焚香，旁边要有多人陪侍。马桶底下多

铺设香木制成的炭灰，为除臭、无声穷尽了想象力。史料中偶尔出现的蹲坑式厕所，往

往是用来描述其极尽奢华的，譬如下铺羽毛，甚至是蝴蝶翅膀。

中国历史上马桶最讲究的是后蜀亡国之君孟昶（919年―965）。他的便盆是镶有

七彩宝石的黄金制成，宋太祖赵匡胤缴获孟昶的战利品后，曾感概这种皇帝如何不亡国。

清末，西方的冲水马桶传入中国，但最早接受它的不是皇室，而是华洋杂处的上海

富商。袁世凯称帝后，对西式马桶相当不感冒，认为有气味，还是觉得中国式木桶更享

受。

古代中国人口较密集的城市，有专门收集粪溺的人力车或牛车，定时沿着街巷挨家

挨户转一圈，接过妇人们手中桶形或盆形的木质便器后，将之转运郊外，再转卖给需要

粪肥的农民。

早在北宋时期，汴梁等大都市就出现了公共厕所，这种由专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几

百年后才在欧洲出现。这类公共厕所很多是收费的，为招徕顾客，有些甚至会在墙壁上

张贴字画。粪肥的收入加上厕所门票，使得投资建厕所是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似。18世纪中期，大阪已产生了粪便的产权，出租，转卖等

权利。住在居民大便的所有权属于房东，小便属于租户。

在工业革命前，东亚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因为粪便被收

集用于施肥的缘故，虽没有下水系统，但大城市依然能管好旱厕，在欧洲易通过粪便大

规模传播的疾病，很少在东亚的大城市出现。

不过，到了清代，在缺水且人口规模巨大的北京等城市，粪便问题开始变成灾难。

由于厕所皆收费，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习惯了随地便溺。官方虽有整风运动，但

北京事实上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

故宮收藏的清代马桶

在农村，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家家户户都有简易的茅房。对田产较多的家庭来说，

自家的粪便甚至不够用，所以专以拾粪为业的人，只能收集狗粪、牛粪。东亚精耕细作

社会，粪便很难带来大面积的环境灾难。毛泽东的“千村霹雳人遗矢”，从来不是东亚

的常态。

【把全城的厕所连起来】

欧洲城市规模长期不大的局面被工业革命打破，大批人口涌进城市，人畜粪便开始

成为环境灾难。拥挤与肮脏为疾病传播提供了土壤。

这个时期，抽水马桶出现了。和米诺斯宫殿的冲水设施一样，抽水马桶最初也是贵

族玩物。

16世纪末期，英格兰的约翰·哈灵顿爵士制造了两个抽水马桶，一个给自己，一

个送给了伊丽莎白女王。他的设计由水箱放水清空便池，但没有水阀，没有阻隔下水气

味的设计，没有配套的管线。当时的贵族更喜欢封闭式马桶——将夜壶置于木盒内，盖

上盖子。法王路易十四就喜欢坐在豪华的封闭马桶上，接见大臣。

坐在封闭式马桶上的路易十四

1775年，第一项现代意义的抽水马桶专利才由亚历山大·卡明斯发明。经过其后

杰宁斯，克拉普尔，杜爱福等人的不断改进，抽水马桶变得方便而便宜。这时，经历了

黑死病，霍乱等疾病的伦敦意识到卫生的重要性。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善城市卫生条件，

地下管道不断拓展，抽水马桶替代了脏臭的便壶，粪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

亚历山大·卡明斯1775年发明的抽水马桶

但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人们用更新的技术将脏物清出室内，却不加处

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同时，而泰晤士河依然是市民饮用水源，这给霍乱病菌跨区

域“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机会，反而促进了疫病流行。

直到19世纪后期，欧洲的流行病学发展起来，人们才意识到病菌与饮用水之间的

联系。英国人开始将排污管线加以处理，布置在饮用水管线下游，抽水马桶被这些看不

见的管线连接起来。

正是有了城市一体化的排污系统工程，才使得抽水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西

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1870年后，抽水马桶迅速在美国流行起来。之后的一个世纪，随着欧洲国家和美

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抽水马桶与下水系统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标准设施，扩展到全球

的城市中，而东亚农耕式的“自然肥”处理法也因为化肥的出现、农业的变革而萎缩，

最终统一于欧洲的卫生习惯中。

解决粪便问题的现代公共系统肇始于欧洲，牲畜数量也是一个特殊原因。人口密集

的东亚地区很少有牛马等大型牲畜，而在欧洲，牛马的粪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

由于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马匹，它对欧洲城市造成的粪便压力远远大于人口规模相

当的东亚城市。十九世纪末的纽约，大约有20万匹马，它们每年排泄的粪便数量高达

40万吨。

【到哪里找厕所】

中国城市四处便溺的现象在1949年后得到极大改观。它或许得自中共领导人注重

卫生的习惯。延安时代，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卫士李银桥会扛着铁锹走在身后。但中国

解决之道与众不同，采取的是公共厕所和全民拾粪相结合。从官方宣传看，后者似乎曾

起过更大作用。

1949年后，拾粪长期被拔到难以想象的高度。1959年10月，刘少奇不但称掏粪

工时传祥和他同为“人民勤务员”，还把13岁的女儿送到时传祥的队伍体验生活，北

京副市长万里更亲自背粪。

在上海，1952年前，市区的环卫工人推着木轮粪车，幺喝着到里弄收倒马桶。

1958年开始，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积肥活动，支援农业生产。环卫专业队伍为收集流

失肥料(即倒入阴沟内的人粪尿)，避免新的污染，动员居民的痰盂粪尿上车，或在小便

池旁建造蓄尿池和小倒粪口，让居民倒痰盂粪尿。1960年，上海市静安区环卫部门在

梅家桥建造一座综合厕所，既可大小便，也可让居民倒马桶。

就在这一时期，雷锋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拾粪奇迹，在抚顺、营口每天拾粪300斤。

1970年代末以前，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学生，每年寒假都有拾粪的任务。

工人手推木轮粪车上码头卸粪（图片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曾经的粪票。

由于当时中国流动人口被抑制，加之全民狂热的拾粪热情。城市的公共厕所并不多，

它主要集中在有围墙的单位。中国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厕所，单位的公厕成为企事业

单位社会化的标准配置。

除了办公区和居住区很容易找到厕所外，单位内部招待所附近也必有厕所。在

1970年代，有些小城镇的单位招待所门前，甚至会有一口大缸，供晚上不愿打着电筒

找厕所的住客小便之用。

当时的中国城市，虽然沿着街道很难看到厕所，但在城市陌生地段找厕所却有诀窍：

先找到附近最近的单位大门，再找办公楼或招待所，厕所必在附近。

只有在体育场馆、广场等经常出现大型集会的场所附近才容易找到公共厕所。但在

特殊时期并不敷用。北京在举行各种庆祝集会时，长安街和天安门附近可以魔术般长出

很多临时厕所——有些人行道下面是为此考虑而特制的沟槽，在上面很容易搭建不起眼

的临时厕所。必要时，临时厕所可多达123座以上。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沟槽设计，必要时可做临时厕所。

日本灾后应急方案：下水道井盖可迅速变为公共厕所

1980年代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厕所依然是旱厕，虽然它们早已不再承担集

中农田肥料的功能。1980年代末，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突然改善，厕所开始进入家

庭，它导致单位在扩建居民楼时，大量拆除了公共厕所。

残存的公共厕所这时开始才普遍改为水冲式。其典型设计，是一条可人力控制冲水

或自动定时放水的水槽替代了粪坑。到了1990年代，它才开始被蹲式马桶替代。

在城市公共厕所大幅减少的同时，流动人口却剧烈增长，公共厕所短缺成为频繁出

现的公共议题。于是第一批收费公共厕所应运而生。不过，在大都市人群密集的地段，

依然难以看到它们的踪影。

1995年1月，《中国青年报》曾在《北京最后的粪桶》中介绍过北京掏粪工。几

年后，北京公布兴建公厕计划，天文数字的造价曾引起外地广泛愤懑。初次从小地方来

北京的人，亲眼见到的“厕所文明”，与如何找厕所一样，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经验。

2013年北京马拉松比赛中，因流动厕所不足，不少选手“尿红墙”。

“厕所文明”的落差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德曾对

比过她工作过的东京与纽约的“厕所文明”：日本写字楼中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对所

有人开放，而在纽约，很多写字楼的公共厕所位置是被人租下来上锁的。

她的解释是，日本是个高度均质化的单一民族社会，人们有高度相似的行为习惯，

无须担心有人不懂规矩破坏卫生，而纽约则是个习惯差异极大的多元社会，讲究卫生的

人，永远要面对不懂规矩的陌生人。

纽约的“厕所文明”落差，自然远远不及今天的中国。大都市有些公共厕所已进化

到有免费手纸、擦手纸、烘干机，而多数中国人依然需要提醒“便后冲水”。中国社会

的“厕所文明”落差之大，也许只有多数国民尚未养成进厕所习惯的印度略胜一筹。

硬件上，香港也许是今天世界“厕所文明”的最高级。

列宁曾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样畅想过：“我们将

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

一些公共厕所。”黄金厕所没有在莫斯科、平壤或北京出现，而是2001年在香港诞生，

出资建造者林世荣特意在黄金厕所摆放了一套《列宁全集》。

香港金厕所内景。

在开放“港澳自由行”之后，每天从内地汹涌而来的人流进入拥有黄金厕所的香港，

将香港境内“厕所文明”的落差，迅速放大到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的程度——就像东

京的“厕所文明”瞬间降到了纽约。

大陆客让小孩当街便溺事件后不久，有人用google地图证明，在便溺现场，500

米内其实有很多个厕所，并不需要排队。但是，对大多数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在旺角西

洋菜南街找到500米内的其他厕所，并不比找到直线距离只有2200米的那家黄金厕所

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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