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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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大国——中国（-公元1700年）

杰里米·布莱克

在世界历史中，中国作为强国之一的角色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然而，令人好奇的是，

以西方传统撰文的军事历史学家对这一事实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特别是在过去的五

百年中，人们常常低估中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样，对中国的军事史和地位似乎也

是轻描淡写。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在撰写战争史时，依然

还会轻易低估中国的作用。这两篇文章的目的是抛砖引玉，提出重要的主题，并为关

注全球历史发展趋势，且希望准确定位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提供观察视角。

作为早期农业和城市化的中心，中国从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公元前

３０００年，中国的北方平原上就出现了有围墙的定居点和金属武器。和其他共和体

制国家，特别是罗马帝国和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大约公元前５５０－公元前３３０

年］一样，相对较大的人口密度和国家发展性质为中国军事制度和庞大的军队的建立

提供了保障。

边疆地区战事不断。例如，周朝（约公元前１０５０年—公元前２５６年）原

先是中国西部的一个边疆大国，推翻了商朝（约公元前１６００年—约公元前１０４

０年），却遭到边疆民众的进攻，尤其是来自西北地区黄河河湾处的狄和猃狁等少数

民族的进攻。在此期间，战车在冲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车的使用是大约公元前

１２００年从中亚传入中国的，因此，乘坐战车的贵族在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是一种以社会精英为中心的战争类型。

在战国时期（公元前４０３年—公元前２２１年），中国战争的特点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在此期间，交战地区的领主对弱小的周朝不屑一顾，并最终推翻了周朝。

这些领主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在这些王朝中，秦国最后取得了胜利。秦始皇嬴政在

公元前２３０年至公元前２２１年期间经过一系列重大的征战后，于公元前２２１年

统一中国，并在随后的五年里统治着中国。大约公元前２２０年嬴政的势力范围扩展

到长江南部，公元前２０９年扩展到中国南海。

纪律严明的大规模步兵和骑兵军队开始主导着战争的成败，这时还引入了新式

武器，例如公元前四世纪出现的弩。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依靠组织力量的一种

发展趋势。尽管那些记载大规模军队和重大伤亡的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受到质疑，但根

据目前的记录，由于武器的不断改进和大规模步兵编队的使用，一些更大规模的战事

未能记录下来。大规模军队的崛起是人口增长和引入征兵制度的产物，这使得战车发

挥的作用不再那么重要。使用铁制武器，步兵们的战斗力变得更加有效，但是提高铸

铁技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大部分中国步兵都装备有长矛。骑兵是在公元前４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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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的，当时北部的金国正在和北方非中国民族的骑兵部队进行交战。人们用攻城塔

和投石器攻击被厚重土墙保护的城邦，形成了攻城战。在公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战

争规模的扩大推动了军事学术著作的发展，如孙子和孙膑的著作。

这一时期表明，制度而非技术推动了中国军事史的变化。战国时期军事“革

命”出现的第一个原因是大规模步兵军队实施征兵制，这是管理技术发展和国家权力

延伸到农村人口的结果。其次是铁制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和弩的引进。同样，当火药武

器随后出现时，它们对中国战争的影响大大弱于对欧洲的影响。

公元前三世纪，在秦朝的统治下，随着领土控制范围的不断扩张（秦朝的国力

远远超过商朝和周朝，后者都是局限于中国北方的游离的盟主国家），中国的国力出

现了显著的增长，从而招致了新的外部对手，尤其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战国时

期，秦始皇及其先辈们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屏障，其中包括魏国、赵国和燕国（约公元

前３５３年—公元前２９０年）修建的长城，这证明当时秦朝受到了来自中国北方干

旱草原游牧民族以及他们训练有素的骑射手的威胁。这些防御屏障也表明了中国的组

织能力。

大秦帝国过度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嬴政死后，相继发生了统治家族内部

争斗、军事不满和民众起义。高祖最终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并自称汉王。汉朝（公元

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２０年）修建了新的长城，以阻止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汉

朝还建立了驻军制度，以巩固其幅员辽阔的帝国，其势力范围最终扩展到朝鲜、越南

和中亚。汉朝和罗马帝国的军事方案存在着相似点，其中包括周密的后勤系统以及军

事殖民地和雇佣军的利用。

汉朝面临着来自匈奴游牧部落联盟的挑战，匈奴是第一个管辖蒙古所有地区的

帝国。为了应对匈奴，汉朝不仅修建了防御屏障，并在公元前２０１年至公元前２０

０年期间和公元前１２９年至公元前８７年期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这些灾

难性的进攻行动以军队被困和皇帝求和而告终），其中汉朝在公元前９７年出动了２

１万人的部队。为了对抗匈奴，汉朝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骑兵部队。依靠征兵建立一支

大规模军队被建立一支更小规模的专业军队所取代。在军事史上，这两支军队之间的

紧张关系常常发挥一定的作用，包括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中国与草原游牧民族及半游牧民族的关系既涉及军事力量，又包括各种外交程

序，例如羁縻政策或“放松控制”。羁縻政策允许“蛮夷”民族纳入朝廷管辖范围之

内。他们的首领封以王侯，但继续以传统方式统治着他们自己的民族。这种做法可为

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帮助，该政策对中国在草原地区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

在唐代（公元６１８年—公元９０７年），国家成功利用军队来抵御外来挑

衅。公元６３０年，遵循传统的制敌方式——设法分化部落，通过贸易、进贡和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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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赢得民心，然后巩固军事设施抵御他们的进攻——中国赢得一次大捷，从而控制

了鄂尔多斯和蒙古西南部。唐代得益于他们效仿对手作战行为和骑兵部队的能力，重

视部队的速度和出其不意。在六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国远征部队进入中亚。

但在公元７５１年，在巴尔喀什湖附近，由撒马尔罕城的总督率领的阿拉伯军队击败

了中国军队。从此以后，唐代向西突厥扩张的步伐由此停止。

当蒙古人在十三世纪征服中国后，局势发生了变化。蒙古得益于中国北方女真

族建立的大金帝国（是由来自草原的早期入侵者在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和中国

南方的大宋帝国的分裂。１２１１年，女真人遭到蒙古人的袭击，其都城北京（时称

燕京）在１２１５年也被洗劫一空。女真人被迫退到黄河以南，在这里，他们于１２

３４年被蒙古消灭。尽管宋朝抵抗蒙古一直到１２７９年，但蒙古还是成为了征服中

国长江以南地区的第一支草原兵力。

反过来，中国南方发生的针对蒙古统治的叛乱使朱元璋在１３６８年建立了明

朝。蒙古皇帝在朱元璋从南京大本营派遣的北伐军到来之前，从北京仓皇而逃。然

而，１４４９年，在鲁莽地进军大草原抗击蒙古人之后，明朝军队又进行了灾难性的

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后方部队遭到重创，接着又错误地搭建了没有水的军营，被领导

有方的蒙古人迅速包围，然后又在试图冲破突围时被蒙古军队击溃，最终英宗皇帝被

俘，他的军队在土木全军溃败。这次失败大大影响了明朝的军事政策，终结了明朝向

长城外发动无数进攻行动并把战争带到蒙古的时期。此后，明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基于防御屏障的防守战略。

在现代中国，明代军事制度的性质已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满族

政权替代明朝政权并不总是被视为植根于中国本身。民族起源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相当重要的是，满族人逐渐适应汉族文化，他们的大多数士兵也都是汉族人。

明朝的军事制度对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必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

要维护绵长的边境线，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除了应对来自草原的挑衅，明朝还面临

着与大越（北越南）关系陷入麻烦的问题。大越在１２８８年承认蒙古的名义主权，

１４０７年被明朝征服。然而，１４１８年大越国内开始出现重大的反抗运动，并导

致了１４２８年的明朝驱逐行动。

明朝也不得不面对内部的反抗，尤其是来自部落民族的反抗。１７世纪４０年

代，在极富感召力的领袖指挥下，农民和其他反抗者发起的国内反抗运动，对明朝的

垮台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也提醒人们，认为满族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和非

中国部队之间的力量悬殊的想法是及其危险的。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满族是在中国

人的帮助下征服中国的，这是帝国扩张的一个共同模式，如大英帝国在莫卧儿王朝的

帮助下侵占了印度。为了应对中国国内的冲突，与满族人交战的明代将领倒戈相向，

在满族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起了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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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过程主要针对满族军队的后一个特征。八旗军包括满族人、蒙古人和汉族

人，而绿营军则都是汉族人。１７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在平定由持不同政见地

方总督发起的叛乱中（史称三藩之乱），后者发挥了关键作用。

因此，研究中国１７００年以前的军事史，我们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因素，其中

一些因素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与包括１７世纪的俄罗斯、法国、

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社会一样，叛乱是主要的政治问题；而军队

则是威慑或镇压叛乱的手段。从广义上讲，军事史还要阐述叛乱的手段和目的。中国

的正规部队受到了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叛乱所带来的挑战。１７世纪４０年代，这些

叛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当时中国还面临着形势严峻的国外战争。这一特点在１６４

０年西班牙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叛乱和葡萄牙人叛乱，以及１６４８年法国投石党的

萌芽阶段中也可窥见一斑。相反，如果中国没有面对这些战争，它可以更轻而易举地

镇压这些大的叛乱，如１７世纪７０年代的三藩之乱或１８世纪９０年代的川楚教

乱。

其次，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国内凝聚力，那么它将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拥

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源基础，而组织能力则可以使其在广阔领土上，部署相当数量的

军队。１３世纪，中国远征日本和爪哇；15世纪，中国进入印度洋；１６世纪９０年

代，中国抗击朝鲜的日本侵略者；１７世纪末，中国恢复对台湾的控制。尽管这些活

动展现了中国海军的能力，但这基本上还是地面部队的事情。

第三，这支海军的能力不足以实施远距离海上活动，这就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大

国将不可避免地与西欧大国存在着不同。例如，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和公元后１００

０年，欧洲和中国实力之间还无法进行过这样的对比。

第四，不管怎样定义边界，中国都面临着高度的分崩瓦解和重大的军事行动，

这不仅归因于引起关注的重大外部挑战，特别是蒙古人的攻击，也归因于保持边境地

区控制这个更持久的问题。这不仅是外部边疆的实际情况，也是内部地区的实际情

况。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情况在被非汉族占领的地区更加显而易见，尤其是在中国西

南地区。例如，在１６世纪９０年代，汉族入侵和政府当局的紧张关系与杨氏家族的

内部竞争相互影响。杨氏家族在播州地区拥有世袭的封建君主权位。播州位于与四

川、贵州和湖广三省接壤的山区。这导致了与政府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苗族人最

终拥护和支持能统帅大约十万人的杨应龙。

冲突过程反映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中国是一个需要权衡在广阔疆域

内承担不同义务的伟大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地武装力量却不会面临这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从外部支援中获得帮助。明朝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成就非常有

限，但在朝鲜与日本的战争却占据了优先地位。１５９９年，日本停止进攻，之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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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皇帝批准实施反攻。由于杨应龙采取有效的佯攻策略，明朝最初的部队在１５９９

年完全被打败；但在１６００年，明朝又部署了二十万大军。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地

区和部落武装力量，能够提供必要的人力，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训练有素的部队

的价值。此外，也有来自朝鲜战争中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力量，这些部队都率领着各自

的先遣纵队。

面对从四面八方围攻而来的部队，高山和峡谷也无法藏身。杨应龙自杀，从而

结束了世袭的封建君主制度。这些地区的管辖与国际关系有关，这个主题在当今依然

有着重大意义。与这些边疆冲突交叠在一起的还有与缅甸进行的断断续续的边界战

争，尤其是在１６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和１８世纪６０年代。这种冲突与对抗，

不论是国内的还是与邻国之间的，都为近代局势的分析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