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乞大

臺大歷史學報第45期BIBLID1012-8514(2010)45p.327-340

2010年6月，頁327-3402009.11.4收稿，2010.3.15通過刊登

§書評§

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

《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

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732頁。

吳雅婷*

蒙古、蒙元的歷史，由於牽連地區廣闊、語言複雜，無論在中國史、

東亞史乃至於世界史的領域中，一直被視為研究的難關。在與中國史較

為相關的研究範疇中，學者們的興趣一開始多在蒙古部族、大元帝國的

制度，而後逐漸將眼光移至蒙元治下的中國江南，試圖了解當時的社會、

經濟狀況。這些問題一方面由於史料較易入手，另一方面亦呼應近二十

年來中國近世史研究對於士人問題的關懷──或者也可以理解為「中央

與地方」或統治問題的延伸，江南士人的群體活動遂獲得相當的重視。1

無論通史專著或單篇論文，或涉及文人、社會的議題，既有的研究都罕

見述及蒙元的出版情形，更遑論將「出版」、「書籍」、「閱讀」作為議

論核心。由此，本書已具有值得注目的價值。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

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E-mail:d89123002@.

1這一方面以蕭啟慶教授的「多族文士圈」為最具代表性的經典論述。參見蕭啟慶，《元

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以及《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

1994）。蕭教授流風所及，影響臺灣許多踏入元史領域後生學者的研究取向。1999年，

新竹清華大學舉辦「海峽兩岸蒙元史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出版為《蒙元的歷史與文

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由蕭啟慶主編，許

守泯協編。該論文集中，士人問題頗具份量，其餘的關注焦點則在制度、政局、新史料、

民族問題等方面，宗教只有一篇。至於日本方面的研究可參見杉山正明，〈第三章モ

ンゴル時代史の研究──過去．現在．将来〉，收入氏著，《世界史を変貌させたモン

ゴル─時代史のデッサン》（東京：角川学芸，2007再版），頁147-227。

吳雅婷328

本書作者宮紀子教授，於2002年取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東方學研究部助教授。她的研究主要環繞蒙古

時代的文化政策與出版活動，深刻掌握了蒙元時期各種型態、版本的資

料文本，本書即由其博士論文〈大元ウルスの言語資料と出版文化〉（〈大

元兀魯思的語言資料與出版文化〉）修改而成。2005年起，藤井讓治教

授主持的研究計畫「15．16．17世紀成立の

絵図

．地

図

と世界

観

」（15．

16．17世紀成立的繪畫．地圖與世界觀）中，她以新發現的古地圖「混

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為研究課題，寫成《モンゴル帝

国

が生んだ世界

図

》（《誕生於蒙古帝國的世界地圖》）一書。2該研究計畫成果並由日本

経済

新聞出版社規劃出版為「地

図

は語る」（「話說地圖」）叢書。此外，

宮教授也是2009年日本學術振興會賞暨日本學士院學術獎勵賞的獲獎

者，此為日本人文學界青年學者難得的殊榮。3

一、文脈和大要

若是單看書名，很容易將這本書揣想為一部全面論列蒙元時期書籍

出版狀況的「出版斷代史」。然而實際閱讀內容後，卻可以見到作者利

用了龐大的資料，建立繁複的論述，不僅勾勒出蒙元帝國時期著寫、刊

刻活動及其流通的原委，亦將這些情狀指向更深刻開闊的元廷政治文化

以及東亞文化交流的視野。

2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7）。不

過，這本書以大眾讀者為對象，未採用嚴謹的學術格式，行文筆調較為淺顯，可讀性卻

更高。而且由於主題鎖定在幾幅地圖，論述軸線更為鮮明，收錄的相關圖版也較多。

3以上對於宮教授的簡介參考《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著者略歷、《モンゴル帝国が

生んだ世界図》跋、「15．16．17世紀成立の絵図．地図と世界観」研究會網頁

/ezuchizu/、京都大學網頁/ja/

news_data/h/h1/news7/2008/090130_、日本學術振興會網頁/

jsps-prize/ichiran_、『日本中国学会便り』2009年1号/

cgi-bin/ssj3/gb.

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329

本書除序章、終章，正文共九章，區分為三部。九章近七百頁的篇

幅，若逐章引介內容恐流於瑣細，以下僅簡明指出各部文脈重點，再輔

以作者的論述手法及論點，以求提綱挈領，為讀者呈現內文重點和作者

用意。

三部分別以「蒙古時代『漢語』資料與繪本的登場」、「大元兀魯

思的文化政策與出版活動」、「地圖所見的蒙古時代」為題。這些標題

顯現各部所欲處理的核心議題，並非單純列舉陳述蒙元時期的出版狀

況。傳為王振鵬（活動於元武、仁、英宗時〔1308-1323〕）所作的〈貨

郎圖〉是引發作者討論蒙元書刊的契機。作者注意到畫中的貨郎擔裝載

著《春秋》、《千字文》、《資治通鑑》等書冊，而這些書冊在貨郎擔上零

售，透露當時的「出版」活動確實有值得留意之處。畫家王振鵬本身活

躍於宮廷和文化圈，使得本書作者對元刊本向來的低評價提出質疑，也

重新檢視蒙古的文化政策。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體兩面，作者在考察過

相當數量的元刊本之後，認為現今傳世的元刊本，其展示的印刷技術、

成品品質並不見得比宋本或明本低劣。因此，她對於「蒙古＝破壞者」

（頁4）的形象，以及「大元時代出版業無論質、量皆貧困的過低評價」

（頁4）皆感到懷疑。

為處理上述問題，作者選擇由《孝經直解》、《直說通略》、《三國

志》、《老乞大》這幾部所謂「蒙古時代的漢語資料」入手，透過細緻地

梳理史料，除了重構書籍當時的編纂經緯，也盡可能地勾勒出書籍作者

個人經歷，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情勢，以及這些狀況與著書、出

版的關聯。例如貫雲石（原名小雲石海涯，字浮岑，1286-1324）編寫《孝

經直解》，不但與元代由朝廷帶動的「孝經文化」有關，此書的出版也

與元武宗海山（1281-1311）即位（1308）後推動的「文化紀念事業」─

─這是本書的核心主張之一──相牽連。作者指出，這樣的舉動表面看

來是宣揚孝道，其實還隱含對漢人文化的肯定，也宣示武宗自身在帝位

繼承系譜中的正統性，4由此再聯結至《孝經》的相關圖像。即便單純自

4當時元武宗海山透過追尊父親答刺麻八拉（《元史》作「答剌麻八剌」）為帝、尊父親

吳雅婷330

「書」本身的刊刻技術來看，帶有精美插畫的「全相本」在蒙元時期出

現，亦是值得留意的現象。

至於《直說通略》和《三國志》，它們的性質雖然都涉及歷史，作

者卻自寫作意圖的不同再加以解析。前者的討論旁及元代其他蒙求類書

籍；後者則導向以三國時代為背景的平話、史書，並兼及關羽信仰。而

舊（元刊）本《老乞大》5則由於其語言教科書的性質，使本書相關討論

從出版品擴及「翻譯」，乃至於「言語」的問題。作者分析《老乞大》

這部文本與口語、文體之間的關係，並輔以「元代白話碑」，辨明「直

譯體」的出現，可能是由蒙文文法直接硬生生譯為漢文而產生的特殊文

體。此外，亦涉及蒙元與高麗兩國的關係發展。

作者在討論一些當時流通於社會以及值得留意的出版品後，將視線

轉向朝廷文化政策影響下的出版活動。在這部分，作者對於之前討論《孝

經》書畫群時已經提到的，武宗海山即位後對儒教的認可舉動和相關政

策，做了更深入的探討。作者首先釐清關於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孔

子制誥〉加封、頒布、立碑的來龍去脈，她認為這道詔令等於是海山肯

定、保護儒教文化政策的宣言，而於孔廟立追封碑更是前代未有的空前

舉動（頁272）。接著以《廟學典禮》等廟學儀制相關書籍的出版為線

索，考察大德十年（1306）大都孔廟落成，以及此後廟學建築、祭典重

建等全國一致化的情形。另外，程復心（字子見，1257-1340）《四書章

圖》著述、出版的始末，則提供一介布衣如何透過保舉，使朝廷願意下

令出版其著作之案例。透過這段過程的重建，作者考察了從地方（文人

網絡、肅政廉訪使）到中央（政府機構最高文化單位──翰林院和集賢

院），官方文化機制如何運作，以促使一部民間著作由官方出版的經緯。

元妃宏吉剌氏（《元史》作「弘吉剌」）為皇太后的舉動，宣示自己在皇室帝位繼承系

譜中的正統性。（頁36）

5《老乞大》是韓國高麗時代（918-1392）末期至朝鮮時代（1392-1910）流行的漢語教科

書，內容使用的是一種雜融蒙語色彩的漢語白話體，元刊本《老乞大》是近年中韓歷史

研究重要的發現。可參見陳高華，〈舊本《老乞大》書后〉，《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

期（北京），頁123-130。

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331

延續人材任用這條路徑，作者在第二部的著墨主力，為元廷最後的

文化政策，即恢復科舉與出版活動間的關聯。作者析論了如程端禮（字

敬叔、敬禮，1271-1345）《讀書分，年日程》，以及由各書舖刊行的《新

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系列等正統的科考用參考書和程文範本。除此之

外，作者認為，因應科舉考試而形成的龐大出版及閱讀文化網絡，應可

擴及其他類型的出版物，文集、制誥、奏議集可能也是因應考生對時策

範文的需求而刊行。《文獻通考》、《通制條格》、《農桑輯要》一類政書

的出版，其實是在元政府期許官僚具有典制、水利、算數等實務知識的

理念下，得以推動或再版；甚至《事林廣記》、《居家必用》這些類書，

也都是以菁英士人為主要讀者。且因科舉流風所及，加速了朱子學在大

元時代社會中的普及。而各式各樣的出版品不僅於蒙元治下流布，還流

傳至朝鮮、日本，成為東亞共有的文化；在日本五山文學6的形成上也扮

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部，作者僅安排一章，也是最末一章，將焦點放在地圖上，這

其實與新資料的發現有關。近年在京都大學及九州發現的「混一疆理歷

代國都之圖」、「廣輿疆理圖」兩幅地圖，及其各種複寫本，開啟了考

察的契機。於是作者從人、物、訊息、地域等觀點，重新檢視一張地圖

的旅程──何以一張主體誕生於中國、完成於朝鮮的地圖會來到日本，

並衍生出多個版本，存於現地。為了解開地圖之謎，作者釐清元代的航

道路線，以及政府對海外的關注，再由此地理上的關注聯結到地志、地

圖的收集和地理書的編纂。這部分的論述亦如作者一貫的筆法，將之繫

6「五山文學」是指日本鎌倉時代末期至室町時代末期，禪宗僧侶們寫作的漢詩文。「五

山」為禪宗的名山大剎，鎌倉時代有鎌倉五山，室町時代則有京都五山。這段時間，禪

寺中善於漢詩文的僧侶輩出，漢文學大為流行。這與鎌倉初期開始，日宋、日元之間學

問僧的渡航往來有密切關係。而相對於禪林漢文學的榮盛，其時京都公卿貴族的學問藝

文則逐漸衰微，代之而起的是諸國武士。參見藤村作編，《增補改訂日本文學大辭典》

（東京：新潮社，1950-1952），「五山文学」，頁116-117。根據俞慰慈，《五山文學の

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現存鎌倉、室町時代詩僧至少有21派系、669名，

個人詩集346種，合集殘存5部。（〈結論〉，頁537）

吳雅婷332

於朝廷政策推動的助力之下。

作者對於地圖的考察，時段跨越南宋至明。基本上她認為，蒙元時

期繪製的地圖，具有宏大的世界觀，擺脫了傳統中國的華夷思想。而由

類書、書籍中載錄的地圖及地理相關單元來推論，這些書物所承載的地

理知識是當時文人必備的教養內容之一，文人們藉此取得當時最新的地

理知識。蒙元時製作的地圖，至朝鮮又成了「王權象徵」的符號，重新

搭配當地的地理知識，組成新的世界圖像，這樣的圖像傳到日本，甚至

成為滋養日本五山文學的養分。而當中國（蒙元）、朝鮮、日本之間，

透過留學僧、商人往來所形成的書物流通網絡被勾勒出來之後，一組讀

者們──東亞社會菁英們（貴族、高級官僚、僧侶、文人）共有的知識

結構也就從而浮現。

二、手法和論點

本書雖然以「出版文化」為題，但作者採用的策略是以「政治」為

軸線，將蒙元時期各種書籍、地圖刊刻的畫面綴連起來，所以本書毋寧

是繫於「政治文化史」脈絡的蒙元出版文化討論。元廷的文化政策是作

者解讀蒙元時期出版文化的鎖鑰，作者主要論證了武宗海山即位前後的

政局，並與朝廷用為統治手段的文化政策操作相聯結。蒙古君王在此間

的角色鮮明，作用力強大，透過民間士人及朝廷詔令實現其意志。亦即，

即便著述書籍者多為漢族士人，可是經由舉薦，這些著作最終成為朝廷

出資刊刻的官方認可版；朝廷並藉著頒布出版說明，向天下宣示所欲造

就的國家形象，而此甚或有助於政府機制的實質運作。作者將書籍的出

版多歸因於蒙元朝廷的政策，以及士人面對政府期待的對策，且透過重

建當時自寫作到出版的流程，顯現元代「著述－出版」活動的複雜性。7

7比方，作者提到《大學衍義》的出版，原是延祐四年（1317）四月重建西山書院的紀念

刊物，兼之以慶賀冊封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當時的仁宗（1285-1320，1311即位），便

曾將此書賜給五十位大臣。在英宗碩德八剌（1304-1323）即位時（1320），又由翰林

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333

朝廷反覆使用書籍做一些政治宣示和操作，譯本、印本、刊行、下賜等

出版活動與政治性儀典糾葛交錯。由此看來，作者其實為蒙元時期的出

版文化建立了一套論述，以「文化政策」為刃，剖析出的「著述、出版

活動」剖面，是本書最主要的景觀。

在這套論述之下，這段時期的各類著述、再版活動皆被納入國家的

意圖和運作中。然而現有史料提供的線索並不足以直接拼貼出這般光

景，其間存在許多必須跨越的空白。因此作者憑著所能掌握的政治情勢、

敕令旨意、著述者個人經歷、書物刊刻過程等諸般蛛絲馬跡，一步步疊

加構築。一方面盡可能地掌握史料，一方面也大膽推論。要直接確認這

番論述為歷史的真相，老實說確有相當難度。但作者運用各種珍本材料

所建構的考證、推論都堪稱縝密，這使得她的說法在理解蒙元政治、出

版文化時，具有一定說服力。

對資料細密的掌握，以及為填補空隙大膽進行推論這兩點，也正是

本書的特色所在。本書既以出版文化為題，勢必牽連各式各樣的出版品，

故作者在論述上，十分重視文本成書情境的恢復。為了從同類型或同主

題書籍的版面、樣式、內容的差異，解讀出因時間、空間或人事因素影

響產生的變遷，作者盡可能地搜羅了相似的圖組，或是一部書籍的各種

版本，進行比對。說穿了，本書採用傳統的考證手法，但並未止步於單

純的考證，作者立基於紮實的文本情境，以更活潑、宏大的問題解釋方

法，勾勒出一個時代的某種場景，或是一段時期的變化。無論是《孝經》

相關圖像的比較，抑或類書知識變遷的重建，都可以看到作者精細紮實

的工作和成果。除了利用目前已大量再版的一般可見版本，作者也調閱

中國、臺灣、日本各圖書館、文庫中許多珍本，作為重要的討論憑據，

對於資料掌握的程度，相當難得。甚至，作者所留心的「出版」，亦不

侷限於一般討論所著重的「書籍」，就連樹立於公共場所的石刻、屏風

也視為出版的另一種型態，認為它們兼具傳世和普及二項長處，與紙本

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進呈蒙語譯本。（頁99）

吳雅婷334

的流通相輔相成。8

苦心蒐集相關資料的另一項重大收穫是地圖。兩幅蒙古時代的重要

地圖及其複本在京都、長崎等地的舊族文庫、寺院中被發現。包含非洲

輪廓的世界地圖顯示當時東亞的人們已對世界地理有一定了解。這時間

較歐洲船隊縱橫大洋，登陸美洲，還要早上兩、三百年，甚至也還不到

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近年來，以往藉留學和貿易機會流傳到日本的中國

出版品、藝術品，以孤本的姿態現身於日本各地，在中國本土已經絕版

的狀況下，這些資料提供了紙本新文獻發現的契機。由這兩幅地圖為起

點（雖然實際上，它們是當年地理知識旅行的終點），也開啟了一系列

關於古地圖史的研究。9作者的另一本書《モンゴル帝

国

が生んだ世界

図

》，

便將焦點集中於「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書中回溯這幅地圖（包含

複本，不只一幅）的旅程，研究它們最終何以長居於京都的西本願寺和

長崎的本光寺。

有別於單純的考證或復原工作，作者在面對新發現的地圖資料時，

加上了閱讀者的眼光，將之視為一種知識，詢問這樣的知識如何成形，

8近年來，碑刻史料相當受到蒙元史研究者的關注，用以補強文獻史料的不足。例如：森

田憲司，《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4）。森田教授也曾在《ア

ジア遊学》的碑刻特集寫過介紹文，參見〈「石刻熱」から二〇年〉，《アジア遊学》

91（2006年9月，東京），「特集．碑石は語る──告知と顕彰と刻印の世界」，頁

134-137。《アジア遊学》雖然是大眾取向的刊物，但常能反映學界時下的研究話題和

興趣。而杉山正明2004年出版的《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

術出版会）也強調：對蒙古歷史的了解，若欲更向前推進，傳統漢文文獻以外的資料（包

含非紙本、文字形式資料和非漢文資料），在今後研究工作上具有極大的意義。

9稍加留意的話，可以發現這些蒙古時代的古地圖也在杉山正明（作者的老師）近年著作

中佔有一席之地，其中不乏大眾讀物。例如，配合日本放送協會（NHK）特別節目「文

明の道」系列而出版的《モンゴル帝国》（東京：NHK出版，2004）。而最具代表性

的是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

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此書是2002-2007年京都大學「グローバル化時代

の多元的歴史学」（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歷史學）研究計畫項下子題「15．16．17世紀成

立の絵図．地図と世界観」之研究成果結集出版。該計畫概要可參見網頁：

/.

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335

如何在人們之間流播，又如何成為當時東亞文化共同擁有的知識體系。

這使得新資料不僅以史料文獻學的姿態面世，更進一步藉著「知識史」

的整理，構築出當時世界的一個面向。這些知識的產生，及其承載型式，

如書籍、地圖、石刻的大量出現，也說明蒙元時代絕非文化的衰退、黑

暗時期。

於是，透過書物的流通，我們連帶觀看到東亞世界的交通動線、人

的移動與知識譜系。這些各式各樣的動線，將觀看世界的視野由中國擴

大至東亞、亞洲，乃至於彷若遙不可及的歐洲和非洲。由此透露出來的

世界圖像，亦正呼應了杉山正明關於蒙古歷史代表了一次早期全球化的

主張。蒙古帝國不是一個窮兵黷武的武力集團，而是跨越歐亞的超域帝

國，他們所塑造的歷史早在十三世紀就為世界開啟了全球性的門扉。10

三、出版文化的再斟酌

（一）出版活動的論定

中國出版、書籍、印刷的相關研究，一直以來都以宋的印刷、科舉

為轉捩點，明清書籍出版則因其大眾化及高流通量，而被視為傳統中國

出版的顛峰期。11宋與明之間的蒙元則被認為文化衰退、出版事業不振，

就像架在兩地之間受到風暴毀損的橋梁。橋雖崩壞，兩地卻兀自興榮。

本書對元代出版文化的議論，涉及書籍、版本、翻譯、白話、插畫、石

刻、地圖等相關範疇，以蒙元時期出版品寫作的新意、架構的龐大、圖

10杉山正明，《疾駆する草原の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東京：講談社，「中国の歴史」

8，2005）。

11關於明清時代書籍史，最近有一篇研究回顧，其中提到宮紀子此書做為元代出版「貧困

化」的一個對照說法。見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20卷第1

期（2009，臺北），頁181-215。這篇研究回顧主要立足於井上進和大木康兩位日本學

者的研究結果，兼及其他相關研究。該文呈現出來的情貌氛圍，與宮紀子筆下的元代出

版情狀迥異。

吳雅婷336

像的精美、知識的革新，加上對作者群的勾勒、政府作用的釐清，呈現

出元代出版的繁盛氣象，可以說是對蒙元文化負面形象的反思。12

然則，論斷元代出版為「貧困」或「躍進」的「正確」評價，究竟

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首先，現有的研究之所以呈現出不同時代的不同出

版文化特質，部分緣於各自研究取徑的不同。我們可以在以宋為時代背

景論及書籍文化的研究中，得知科舉在此間扮演的關鍵角色。13明清的

相關研究卻因為由流通量及書肆考量，而與商業、消費等經濟問題牽扯

較深。14本書提供的視角則是入主中國的蒙古新政權試圖繼承前代、創

造自己時代的努力。其次，興盛與否，是相對的。由於統計資料的缺乏，

我們很難基於確切的資料毫無疑慮地論斷各個時代的出版量或讀者數，

再以此作為相互比較的基礎。但學者們的研究確實讓我們看出不同時代

「寫書」、「出書」的處境有所不同。而除了「特色」，前後時代間的

關係與變化方向，或許也該納入考量。兩宋、蒙元、明清這些時代相對

於彼此，其歷史變化動線與其複雜的內涵，恐怕無法只置於名為興盛的

天秤上衡量。

另一方面，作者強調明代出版品對蒙元的繼承，修正蒙元為文化黑

暗時期的看法，也有部分立基於明帝國其實頗多繼承於蒙元這個看法

上，如外族語言、文本的翻譯、教材（頁238），以及書籍的內容、插

圖、刻印技術。作者指出：明代中央或地方的出版品，多是重刊蒙元的

出版物，只是將「大元」字樣，替換為「大明」。在作者眼中，明帝國

12井上進在他的《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2）中，以「貧困」和「冬」形容元至明初的出版狀況（頁176-214），看起來這正

是宮紀子想與之對話的說法。其實，雙方的看法並沒有那麼不相容，他們都意識到官刻

出版在元代出版活動上的重要性。雖然井上進以單調形容元代的出版情形，又認為蒙古

政府對文化不關心、不理解，但他關於出版貧困和嚴冬的論述，其實主要針對的是明代

初期。

13如HildeDeWeerdt,“AspectsofSongIntellectualLife:APreliminaryInquiryintoSome

SouthernSongEncyclopedias.”PapersonChineHistory3(1994),pp.1-27.

14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20卷第1期，頁181-215。

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337

的印刷技術，亦如手工藝及書畫那般，較大元帝國退步。作者以「改竄」

（「抄襲」）、「剽竊行為」的字眼來描述明人新編纂的書籍，甚至直

接稱明代為「剽竊的時代」。她同時主張，這些處理書籍的方式、態度

正是明代學術文化何以全無進步的理由（頁326、455、456）。

明代的學術文化是否真的全無進展，抑或由於什麼原因造成其變

遷？是值得繼續追究的問題。然而，傳統中國對於文字、文章，乃至故

事、典故所持有的觀念、對待的方式，恐怕大不同於現今以西方觀念為

基底，所謂「智慧財產」的思考。因此作者所指出的，在出版活動上，

大明繼承大元的種種情況，本來適足以釐清，傳統中國人們對待書物與

文字的態度或觀念，何以迥異於現今與西方的一個很好的立論點；甚至

能夠為現今許多華人仍然對盜版不以為意的情況，找到具歷史同情的理

解，並進而轉化為文化史意義的觀照。但若只是以「抄襲」或「剽竊」

之類的語詞論斷這樣的作為，反倒過分簡化了傳統中國人的行為與邏

輯；同時也顯得作者在面對蒙元對前代的承續，與明對元的承襲上，標

準似不一致。

再者，作者幾乎將當時的出版活動都歸因於蒙元朝廷的政策，以及

士人面對當時代政府作為的對策。這樣的論證理路，縱然使讀者感受到

出版、翻譯、摹寫之間的各種「力」（power）之折衝，然而在這樣的取

徑之下，幾乎所有書中論及的著述都被繫於國家有意識的企圖。國家意

志的貫徹甚至及於歷史平話。作者在〈鄭鎮孫と『直說通略』〉一章中，

舉《周史平話》內廣順二年（952）後周太祖親謁孔子祠的段落為例，論

說平話的編寫可能與當時的文教政策有關，或者是帶有這樣的企圖（頁

130）。但是，即便學者已經分析出當時大多數的歷史平話都改寫自《通

鑑》系譜的史書，作者自己也承認平話或許受到《十八史略》的影響，

似乎仍難直接將書中尊崇儒學的橋段與當時文教政策相聯結。事實上，

無論是尊崇先聖先賢、講求忠孝節義，乃至於因果報應，都是傳統中國

「說故事」時常見的模式；因此，這類情節的背後恐怕尚有更深更廣的

長時段文化心態隱含其中。既然這樣一種說故事的習慣，亦可見於其他

吳雅婷338

時代的文本，此處單純歸因於蒙元朝廷的文化政策，恐怕有些唐突。不

過，作者關注的方向也間接提醒我們，關於其他時代的書籍文化在政治

文化或知識史的結構或承繼如此的路徑上，可能還有更多值得細究之

處。

（二）讀者身分的辨識

目前學界將《居家必用》、《事林廣記》等類書視為庶民日常生活用

書，並且以其出現做為書籍史、書寫史的劃時代標的，作者對此論調提

出了強烈的異議。對於現今學界使用「民間」一詞來指稱元代某些出版

品的流通、讀者範圍，作者也抱持明確的反對意見，以為那是過於輕率

的論斷。她認為光憑「建安刊本」、有插圖、以白話寫作這些條件，就

斷然將這些書以「民間出版物」視之，其實缺乏紮實的論證，更何況，

這類書籍出版與朝廷要員或皇帝相關聯的例子並非完全沒有（頁144）。

在她的討論裡，士人由於「不知其一謂之恥」的觀念，舉凡算術、醫藥、

吏學、卜筮、葬儀等各種知識，都被納入基於科舉、仕宦而建構的士人

知識體系中，成為彼等治事的一環。於是在以科舉文化的框架建構出蒙

元士人的知識結構後，作者主張，承載知識的諸類書籍，皆應是士大夫

為增廣見聞、施行善政而編著的。作者強勢地質疑，這些書籍既非由「民

間」之人所編，輕易以「日用類書」來稱呼，將之定義為「民間」，是

「本末倒置」的論證。

這樣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存在一些仍然需要再深入考慮的問

題。就書籍本身來說，或許過於簡化其內容、篇章被閱讀時各種可能存

有的脈絡。書籍固然承載知識，但知識並不等同於書籍，甚至知識如何

被閱讀者、擷取者利用，也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位

士大夫在公堂上運用他所知的算式、葬儀知識，卻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全然摒棄不用。一旦以生活史的脈絡了解士大夫，隨之出現的問題，便

是作者過於強調士大夫「階級」的與眾不同。不可或忘的是，宋代的士

大夫多出身平民，士大夫的家人、親友也未必全是士大夫。他們與庶民

蒙元的政治，文化的蒙元──評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339

的生活不可能截然劃分成兩個不相干涉的區塊。

事實上，當作者討論科舉參考書時，檢視當時文人為了準備科考閱

讀的書籍，即發現如《唐律疏議》的重刊，或是像《元典章》、《大元通

制》這些向來被界定為政書或政治實用手冊的書籍，亦不能忽視其作為

科舉參考書的面向（頁434-446）。流行於世的出版品，其不同的刊刻

者、各種型態的刊本，可能有各自的作用或讀者設定，如：由官方刊刻，

分發給各地方政府存用。這樣的解讀也正反映，書籍在不同的脈絡和需

求下，有大於「一」的使用方法。

四、結語

作者欲借助她所分析、勾勒出的諸般蒙元出版景象，力圖為蒙古時

代洗刷文化黑暗時代的「污名」。就時代而言，確實可以說明蒙元時期

依然有蓬勃的文化活動。不過，仍然必須意識到，這些蒙古時代的「作

者們」之中，傳統漢文化成長出身的漢族士人占有相當比例。即便轉入

異族主政的時代，這些士人作者的立足點其實是當時經長時段歷史積

累、已有相當厚度的傳統漢地文化。事實上，一個時段中社會文化的延

續與開展，也有賴於此前技術或傳統的持續累積。作者的反思與關懷，

一方面使我們不得不思索蒙元此一族群、文化成分多元且關係複雜的時

代內涵為何，一方面也再次提醒我們，應該立於更高的視點，以更廣闊

的視野思索時代與時代間如何聯結、轉折。就本書實際的研究策略和寫

作布局而言，要在不可忽視的漢文化比例之中，完成蒙古不等於無文化

的立論，強調元廷中央──即蒙古人、蒙古皇帝──的重要性及其意志，

可能是不得不然的追索路線。

我們完全可以同意，元代不管在版畫印刷技術或文化活動，絕對不

如向來論說的那麼薄弱。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活動絕對不是由

蒙古人獨力完成。作者站在蒙古人的角度，重新建構這個年代的東亞史

之際，恐怕也不能忽略，蒙古時代的活動並不等同於蒙古人的活動。我

吳雅婷340

們對於這個時代的理解，或許該往這樣的方向修正：其時社會仍具有一

定的生命力，既繼承了前代的成就，而作為新主政者的蒙古人也並不完

全是扼殺舊文化的惡霸政權或是無知武夫。這應該也是本書厚實論證及

作者一番苦心的重要貢獻。15

（校對：郭珮君黃庭碩）

15蒙元時期的出版活動其實尚關聯著主要執筆者及閱讀者──士人的諸般面向與處境；文

化政策則難免與政權性質、人事局勢相牽扯，特別是草原民族如何轉型成中原王朝，其

統治歷程和手段向來令人矚目。關於對蒙元政權、士人、科舉的特質進行討論的可能性，

感謝審查人的提醒，但本文的對話主要基於與作者相同的「出版文化」視線上，且礙於

篇幅，這部分只能期待日後能有相關專長的研究者彙整相關研究成果，就此開啟更深入

精闢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