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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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期总第190期卢于道：科学的传道者◎张晓鹏

“潜心研究探索西米露的做法 精神奥秘，

早年的科学生涯

卢于道，曾用名析薪、日新、

启新，1906年1月生于浙江宁波鄞县

（今宁波市鄞州区）一个殷实的商人

家庭。卢于道的祖父、叔父都是经营

牛皮生意的商人，父亲是邮局的高级

职员。卢于道在家中排行老大，是独

子，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卢于道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

曾和秋瑾一道，参与反满革命，后来

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对子

女的教育很重视，聪颖、好学的卢于

道是在家乡宁波北隅小学念的小学，

1921年毕业于上海澄衷中学。该校是

上海第一所由国人开办的班级授课

制学校，由民族资本家叶澄衷先生创

办，蔡元培曾任校长，胡适、竺可桢

也曾在此就读。早在中学时期，卢于

道的思维就很活跃，他曾向《民国日

报》投稿，积极评论时事。

青年时期的卢于道兴趣广泛，对

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和音乐有着

极大的学习热情。[1]中学毕业后，年

仅15岁的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心理

学系，192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

就读于该校生物学系，1926年毕业。

东南大学当时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等

教学制度，这对培养卢于道的学科兴

趣及其学业进步很有帮助。1922年

8月，还是大二学生的卢于道，就在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续发

表了18篇大版的文章，介绍国外的哲

学和科学成果。他还曾与胡适通信，

探讨有关哲学的问题。

1926年秋，卢于道以第一名的成

绩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生，赴美国芝

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

他刻苦钻研、严谨求实，仅用三年时

间就读完全部博士学位的课程并完

成博士论文，1929年获解剖学科哲学

博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获得金钥匙

奖，并入选美国人类学会终身会员。

其毕业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

部结构》发表在《美国比较神经学》

杂志上，颇受当时国际神经解剖学界

的重视，被200多篇论文引用。因其

卓越的科研成就，经其导师、世界著

名神经解剖学家Judson Herrick教

授推荐，卢于道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

会2万美元的奖金。同时，他的脑切

片技术尤为精湛，发表了多篇有关神

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论文，引起

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29年7月至10

月，他携蟹粉狮子头 夫人邵瀞容赴欧蜜月旅行，

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

意大利、瑞士、德国和苏联等多个国

家的学术机构。

卢于道容不得外国人歧视中国

人，因此，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

他满怀科学救国激情，回国了。

卢于道先是在上海担任国立中

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前身）副教授，主讲解剖学课程。

翌年，他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生物系

副教授，当时在北大心理系读大二的

学生张香桐就饶有兴趣、非常认真地

跨系选修了只比自己大一岁多卢于道

新开的神经解剖学课程。1931年，卢

于道调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

所研究员（正式头衔为“技师”），

卢于道

我国神经生理学家、教育家、科普先驱，

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领导

人之一。

从教辅政刻求国家富强”，他的一生，是为科学和民主奋斗的一生，

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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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期总第190期

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张香桐从北大

毕业后不久也到了中央研究院心理

研究所担任卢于道的助手。中央研究

院心理研究所始建于北平，后迁往

上海，不久又迁往南京。卢于道在中

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创建了当时国

内一流的神经解剖学实验室，这里不

仅设备比较齐全，有经典的滑动式火

棉胶切片机、旋转式石蜡切片机、冰

冻切片机、罕见的巨型人脑切片机和

各式显微镜，甚至有一套长达两米以

上的脑切片投影摄像设备，而更有价

值的则在于拥有一位具有国际水平

的精于神经组织学技术的技师赵翰

芬，他是卢于道从协和医学院调过去

的。卢于道对人脑、哺乳动物脑组织

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尤其是对大

脑皮层的生成发育及各层的机能做

了深入探讨，对袋鼠、大熊猫、狸猫

等动物脑描述尤为详尽。他很早就开

展有关神经化学如大脑皮层、小脑等

神经细胞内胸腺核酸、核蛋白等方面

的研究，并于1931年出版了我国第一

部有关人体神经系统解剖学的专著

《神经解剖学》。他在该书的序言中

这样描述：“著作者费了一年半的时

光，编成了这部教科书。希望它能贡

献给中国的心理学界、生物学界以及

医学界，作为参考及教本。”同时，

“一方面希望可以替代太贵的西洋神

经解剖学书，另一方面希望本书的内

容，能较其他西洋书更为充实”。事

实上，他出版此书是花费了一番心血

的，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正确易懂

地将中枢神经系统解剖结构的英文、

拉丁文专用名词译成中文；其次是如

何正确无误地将大量的中枢神经系

统的解剖结构图、神经细胞的组织学

结构加以精心绘制和标志，以利于出

版。1933年，他专门撰写题为《中国

人之大脑皮层》的论文（英文稿），

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

丛刊》上，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

研究的科学论据，以及中国灿烂文化

的史实，严正驳斥当时国外有人提出

的“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

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人，更接近

猿猴”的谬论。同年他到协和医院作

题为《中国人脑》的学术演讲，再次

强调中国人脑不比欧美人逊色，重申

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1934年，卢于道与秉志等人联名

发起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1935年，

卢于道用英文撰写了《大脑皮层的

功能定位》一文，挑战和质疑了美国

心理学家Lashley的大脑定位学说。

该文刊登于《中国心理学杂志》第一

期。卢于道曾与著名神经解剖学家欧

阳翥订立一份君子协定，约定谁先

去世，活着的人应对死者的大脑进行

结构和显微切片研究，等等，显示了

他们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1937

年，卢于道翻译达尔文的《优种学浅

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卢

于道、竺可桢等于3年前编撰的中国

科学社2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的民族

复兴》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卢

于道携全家随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

内迁，先赴广西，后到贵阳，曾担任湘

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1940年，

他又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秘书兼动物部代主任以及中国科学

社北碚社友会的书记兼会计，1942年

起又任复旦大学（时已迁至重庆北碚

东阳镇夏坝）生物系主任、教授。在

这一时期，卢于道先后出版了《活的

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

著作。

1942年，卢于道任中美教育文化基

金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中国科学社代理

总干事兼《科学》杂志主编。中国科学

社是我国最早成立、影响较大的现代

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在美国成立，

1928年定址于上海，当时已内迁到

重庆，办公地点设在曾家岩。抗战期

间，蒋介石等政要曾出席中国科学社卢于道在芝加哥大学所做人脑切片《神经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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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期总第190期

的年会致辞。卢于道担任该社负责人

之前，就经常在该社出版的《科学》

《科学画报》上撰文介绍西方科学前

言动态及中国古代科技史，之后更是

为恢复因抗战而中断的中国科学刊物

和学会活动积极奔波，日夜操劳。

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卢于道本是一个“科学救国”论

者。早在1934年5月，他就在《科学

画报》上发表《科学与社会》一文呐

喊：“吾人在国难期中，更需要全国

人士总动员为国效躯，正如班超之投

笔从戎。纯粹科学家亦正是努力救国

之好机会，一旦有所发明能如巴斯德

之发现微生物，而能拯救此困难。”

后来，他又在《科学概论》重版序中

写道：“‘无科学，即无国防’。我

们的民族要生存，要国防，就需要科

学。”“科学先民众化，民众自科学

矣。这是吾人所应该努力的方向。”[2]

在卢于道一家抵达重庆之前，他

的大妹卢琼英、大妹夫陈翰伯、小妹

卢兰英，以及他夫人的妹妹邵漪容、

妹夫周科征等人都已在重庆。他们都

是共产党员，分别在周恩来或邓颖超

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宣传、统一战线和

情报工作。卢于道的夫人邵瀞容曾回

忆说，因为这几位亲戚的关系，她和

卢于道在重庆时读过毛泽东的《论持

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也能

经常读到《新华日报》。[3]

1940年国共合作成立了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

会，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卢于道等人

为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实际上为周

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掌控，

是大后方坚强的革命文化基地，被誉

为“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

事处”。1943年，卢于道又先后参加

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和中国科学工

作者协会，这两个进步组织也深受中

共中央南方局的影响。1939年—1942

年，在董必武支持下，由自然科学座

谈会编辑《新华日报》副刊“自然科

学”专栏，卢于道曾用笔名“日新”

为专栏撰写了《科学研究的中国路

线》等文章。

1942年秋的一天，周恩来邀请卢

于道到中共驻重庆曾家岩办事处见面，

与他促膝谈心。周恩来首先告诉卢于

道，他的两个妹妹现在在延安（卢

琼英在抗大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

习），她们在革命的大家庭里生活得

很好。周恩来知道卢于道在复旦大学

生物系任教，就着重与他谈了延安的

农作物和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还对卢

于道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

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当时卢于道

也很想去延安，与家人商量怎么去，

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4]周恩来和

卢于道的这次会面，促成了卢于道人

生轨迹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使他加深

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此以责任为话题的作文 更加积

极参与党领导下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4年10月，卢于道应邀赴成

都演讲，指出：“中国要争取抗战的

胜利，建国的成功，就必须要民主与

科学这两个东西。”“一个科学家研

究科学，必须要造福于人群，因为科

学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的研究必然影

响于社会。”“民主与科学是不能分

开的，因为不民主，它就不是‘格物

致知，利用厚生’，而是利用害生。

因此科学家要反对强权的政治，科学

要为公，不要为私。”[5]

1944年底，许德珩、潘菽、税

西恒、黄国璋、涂长望、褚辅成等在

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

常一起座谈，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

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

潘震亚、吴泽等也常去座谈。1945

年9月3日，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参与者再次

聚会，并将座谈会命名为“九三座谈

会”，卢于道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1946年1月6日，褚辅成、许德珩、税

卢于道用“日新”笔名在《新华日报》“自然科学”专栏上发表的文章（194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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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期总第190期

西恒、张西曼等再次邀请卢于道等20

多位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

会，决定筹组学术界的政治团体——

九三学社。[6]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

庆召开成立大会，“到褚辅成、卢

于道、黄国璋、许德珩、税西恒、吴

藻溪、张雪岩、詹熊来、潘菽、黎锦

熙、彭饬三、李士豪、刘及辰、王卓

然等五十余人，公推褚辅成、许德

珩、税西恒为主席团。首由褚辅成致

开会辞，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税

西恒报告社费收支账目。继宣读农

村科学出版社及南泉实用学校校友

会贺电，次由卢于道、王卓然、黄国

璋、张雪岩、张迦陵、吴藻溪自由演

说，一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

东北及中原的内战必须立即无条件

停止，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以

前，美国不应有援助中国的任何党派

之行为，希望马歇尔元帅继续以公正

态度，调处国共纠纷，实现全中国的

和平民主。次通过社章缘起，成立宣

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及致美国

会电文。最后选举潘菽、张雪岩、褚

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黄

国璋、彭饬三、王卓然、孟宪章、张

西曼、涂长望、李士豪、笪移今、张

迦陵、严希纯等人为理事，卢于道、

詹熊来、刘及辰、何三年级日记200字 鲁、侯外庐、黎

锦熙、梁希、陈剑鞘等为监和平鸽 事，选举

后散会聚餐。”[7]同年5月12日，九三

学社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

“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

岩、潘菽、黄国璋、吴藻溪为常务理

事，卢于道、詹熊来、梁希为常务监

事。”“要求立即停止东北及其他各

地内战，取消党化教育，停止党团部

及党团学校经费开支，切实采取彻底

改善全国一切公私立小中大学教员物

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有效办法。”[ 8]

1946年夏，卢于道一家随复旦大

学搬迁回沪。当时上海已成为各党派

政治活动的中心。卢于道与九三学社

的同仁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

国民主运动，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

治的“第二条战线”上的勇士。1946

年9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

民党特务暗杀，这激起全国人民的愤

怒。卢于道、褚辅成、孟宪章、笪移

今、王造时等九三学社同仁与周恩

来、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茅盾

等人一起，发起组成李公朴、闻一多

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不久，人民教

育家陶行知在白色恐怖中积劳病逝，

卢于道与褚辅成、顾执中、施复亮、

王造时、许士骐等，随李济深、孙

科、邵力子、周恩来、马叙伦、陈望

道爱国的征文 等人发起组成陶行知先生追悼大

会筹备处。1946年12月29日，九三学

社会同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国

际人权保障会、民主建国会等11个团

体在上海举行座谈会，一致认为，蒋

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强行召开

的伪“国大”、炮制的“宪法”，违

反政协决议精神，应不予承认；同时

对12月发生的北平美军强奸北京大

学女生沈崇的暴行表示愤慨，并草拟

宣言抗议暴行。卢于道与上海文教界

的马寅初、周谷城、陈子展、吴泽、

方令孺等31位教授联名发表意见，声

援各地学生游行抗议美军严重暴行。

除参加九三学社的活动外，卢于

道还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大

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

的活动。卢于道回沪后，巧遇其久别

的妹妹卢琼英，经她介绍认识了李正

文（李正文是地下党员，解放初任复

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参

加了1946年9月成立的“大教联”，

张志让、潘震亚、陈望道、周谷城、

张定夫、胡厚宣、陈子展、陈守实等

复旦大学的同事都是“大教联”成

员。1948年，卢于道还当选为“大教

联”领导机构——干事会的干事。

“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采取公

开合法的斗争形式，每两周聚餐一次

作为全体会议，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参

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1947年5月，“大教联”为声援上

海各大学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

害”的斗争，组织和领导了复旦大学

全体教师的罢教斗争，这是上海教育

界及全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扩

大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影响。1948

年，为了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卢于

道和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等多次

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求立即释放

被捕学生。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不

得不接受了卢于道等提出的要求。

1947年8月，中国解剖学学会在

上海成立，卢于道任第一届理事会理

事长。他还于同年担任中国科学社总

干事，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

为《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的文

章。1948年，卢于道出版了《科学与

社会主义》一书。当时国内科技界的

活动，已由单纯的学术活动发展为反

对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性

斗争。4月，在许德珩、袁翰青、樊弘

3位教授声援北平各高校学生“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之后，

北平4校90名教授在《观察》周刊发

表联名抗议书，抗议国民党北平市党

部主任吴铸人预谋杀人。5月29日，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观察》第4

卷第14期发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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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期总第190期

抗议书》，声援北平4校90名教授，

抗议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教授和学生、

践踏人权的暴行。由于当时中国科学

工作者协会实际上处于半地下状态，

许多活动是同卢于道所主持的中国科

学社和宋名适所主持的上海技术协

会联合进行的。

在这期间，复旦大学中共地下

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人在

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卢于

道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

在白色恐怖中，杨师曾经常躲在卢于

道家过宿避难。卢于道还安排中共地

下党员胡宣明到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胡宣明经常利用中国科学社作掩护，

组织白区进步青年去浙东四明山打游

击，使科学社成为地下党活动的一个

据点。[9]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扩大，新

政协运动由讨论进入实际行动。从9

月起，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

表人物，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治协

商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中共中央

《关于邀请参加新政协者的名单给

港分局的指示》列了一份70余人的名

单，卢于道名列其中。大约在当年的

10月，李正文突然来到卢于道家，问

他是否愿意经香港去解放区参加新

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卢于道毫

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两个

月后，李正文送来了去香港的船票。

临行前，卢于道还参加了九三学社上

海分社在王造时家召开的会议，并当

选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形

势，认为今后九三学社的工作应在审

慎中求深求实，讨论如何揭穿反动派

的谎言，消除某些工商业者对共产党

的疑虑，加强与中共地下组织、各民

主党派的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

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底，卢于道等一行民主

人士经香港辗转到达解放区。1949年

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4日，华东

各界千余人在某地举行庆祝北平解

放大会，卢于道到会并发表演说，指

出，在国民党统治区无法进行学术研

究工作，今天在解放区才有了新的出

路。[10]3月，卢于道抵达北平。

由于人民解放事业迅将全面完

成，经济建设即行展开，各方面都切

望召集一次全国性的科学界会议，来

研讨科学与生产建设配合的各项问

题。4月26日，卢于道召集在北平的

中国科学社理事和北平分社委员谈

话会，决定由中国科学社与中华自然

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共同

组织发起全国科学会议。5月13日，

卢于道和梁希、涂长望、严济慈、

袁翰青、丁瓒、潘菽等7人当选为中

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6月19

日，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会

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卢

于道、袁翰青、丁瓒、钱三强、涂长

望、夏康农等11人为临时干事。[11]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

开。卢于道以特别邀请人士的身份

参加了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

法性质的《共同纲领》。1949年10月

1日，卢于道跟随毛泽东等中共中央

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

大典。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于道

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不久，他由北

京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

并担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理

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人体及动物

生理教研室主任等职。1953年起又担

任复旦大学负责研究生教育的研究

部主任。

1950年中国科学院筹建心理学

研究所，卢于道任筹备委员会委员。

卢于道对中国的狸猫、大熊猫的大脑

颇有研究，早在1933年就有专文发

表，1957年又就相关专题发表了两篇

论文。他关于大熊猫脑的外形以及神

经细胞构筑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大熊猫

的人工繁殖、饲养和生活习性的研究

具有参考价值。1960年代，卢于道对

针刺麻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华

山医院脑神经外科协作，开展电针刺

激脑的“尾核”，以抑制晚期癌症病

人的疼痛机理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

效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自

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

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卢于道

是此次会议的副秘书长，并做了关于

提案及有关分组讨论结果的报告。会

议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

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

会，卢于道当选为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卢于道校务委员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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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期总第190期

常务委员。随后，卢于道又当选为上

海市科普协会主席。1956年，他还被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任命为上海自然博

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他坚持科普

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工农业生产，创

建宣传科普的具体窗口。1957年，上

海市科普协会在上海市中心西藏路

人行道旁，建立起国内首个长170米

的“科学画廊”。1959年，科联、科

普合并为科协，卢于道任上海市科协

副主席，在开展科学普及和团结科学

工作者向科学进军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1979年，卢于道当选为上海市科

普创作协会理事长。1984年1月，中

国科普创作协会对卢于道等17位为

我国科普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

科普作家进行了表彰。

1949年12月，卢于道在《观察》

上撰文指出：“新中国一切建设事

业，包括生产建设和文化建设，都

非常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工

作”。“科学工作想要超脱政治，而

事实上却逃不过政治的掌心”，“因

为科学工作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工作”。他说，《共同纲领》里“所

规定的农林、渔牧，工业、交通、医

药卫生、以及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

等，是人民所需要的，是必然要做成

功的。这许多工作，都是政治工作，

都是政治事业，我们对于这些工作，

对于这些事业，有没有热忱呢？”[12]

因此，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既要有科

学热忱，也要有政治热忱，二者并不

是矛盾的。

新政协成立后，九三学社作为

参加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之一，在新

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1950年9月3

日，九三学社召集在京社员大会，纪

念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伟大胜利。卢

于道参加了会议并作发言。[13]12月，

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开展抗美援朝工

作及发展与巩固社组织两个议题，卢

于道在会上分别作了《抗美援朝问题

讨论总结报告》和《上海分社工作报

告》。[14]该次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九三

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卢于道当选

为理事。1951年1月，卢于道在《九三

社讯》创刊号上发表了《自然科学要

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壮大起来》的文

章，此后还经常为该刊撰文。2月18

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调整理事会人

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理事。11月，

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三届理

事会主任委员。12月8日，九三学社

复旦大学支社成立，他作为上海分社

主要负责人到会致贺。在此之前，卢

于道的夫人、知名科普作家、复旦大

学注册组主任邵瀞容经王恒守、陈

子展两位先生介绍，也加入了九三学

社。同年，卢于道还担任了复旦大学

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

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委员，参与了

人民法院的陪审工作。[15]

卢于道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

主要负责人之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和

九三学社中央的等你的季节歌词 领导下，加强了领导

班子的团结，协调了各方关系，在分

社领导和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使

分社工作和组织有很大发展。

1953年，卢于道当选为第一届上

海市人大代表。1953年10月至12月，

卢于道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第三届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朝鲜人民

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以茅以

升为团长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

联、东欧，卢于道的妹夫陈翰伯是副

团长，卢于道是代表团成员。他特别

访问了苏联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等单

位，学习他们的科普工作经验。

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交付

全民讨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及时组

织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卢于道作了

书面发言。 9月，第二届全国政治协

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卢于道当选为全

国政协委员。1956年2月，九三学社

召开第一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卢于

道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同年，

他还担任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6年7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

举行社员大会。卢于道在会上说，这

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各民主

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在学术上

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举行的，

他号召社员们为继续巩固与扩大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使中国科学迅速赶

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九三学社上

海分社该年上半年发展了169名新社

员，这个数字超过过去3年发展的总

和。此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组织

有了更大的发展，到1957年2月，已

有社员1195人，为一年前的6.5倍。

颜福庆等一大批高教、科技、医卫界

的精英纷纷入社，社员的政治思想也

有了很大的进步。1957年反右派斗

争严重扩大化，但在运动之前的半个

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没有正式召开

“鸣放座谈会”，而是在举办“社员

科研工作成果展览会”，从而保护了

一大批在社干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

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些高等院

校开展了“拔白旗”、破权威运动，

一批老知识分子受到错误批判和处

理，卢于道本人也受到波及。卢于道

无法用狗做实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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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1962年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

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

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

州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

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

子，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

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在广州会议的

鼓舞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主委卢

于道的主持下，组织高教、医务、科

技界80多位专家学者，讨论中央制订

的高教、科研、医务等工作条例。经

过两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写出《提高

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医疗工

作的质量》两个书面建议，在市政协

大会上作了介绍。《解放日报》曾摘

要刊登，受到高教、医卫界的好评及

有关部门的重视。1964年9月，卢于

道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

始了。在这场持续10年的动乱中，卢

于道受到严重冲击，遭到隔离审查和

批斗。但是，他对党和党的统一战线

政策，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

没有动摇过。他女儿卢欧琳曾劝他不

要再搞九三工作了，卢于道对她说，

九三学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民主党派组织，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

部分，很重要，他不相信那些搞批判

的人的做法是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

策的。[16]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民主

党派组织恢复活动。1978年卢于道

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同

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中共中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

战略决策。1979年10月，卢于道当选

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当时，卢于

道虽已年逾古稀，但工作积极性依然

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

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

失补回来。”[17]他还劝女儿参加九三

学社。[18]在父亲的劝说下，卢欧琳也

加入了九三学社。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时期，为宣传、学习、贯彻宫寒吃什么 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加强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卢于道领

导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绩。

卢于道是忠于人民和国家的社

会活动家。从1951年起，他长期担任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主委（第三届

至第十届），是九三学社第六、七届

中央副主席；是第一、二、三、五届

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当选为上海市政

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是第三、

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第七

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凡是相关重要

会议，他被邀请出席，都积极参加，

很少缺席。卢于道开会从不迟到，而

且到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朴实无华，

简明扼要。在市政协召开的主席会议

上，他对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采取的

重大措施，常常从九三学社和科技人

员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话虽不多，但很中肯。在政协

学习中心组讨论宪法草案和政协章程

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要把统一战线和

民主党派工作反映到宪法和政协章

程中去，使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1979年6月，在全

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卢于道和他

的老友、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联

名提出在中国科学院筹建脑研究机构

的提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

脑研究所于1980年在上海成立，使我

国脑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九三学社内，卢于道是团结

和学习的典范。每当社内有不同意见

或矛盾时，他总能虚怀若谷，团结不

同意见的做好工作。他总是循循

善诱，鼓励身边的做好九三学社

的工作。他经常说：“民主党派工作

也是一门科学，其中有大学问啊！”

他要求九三学社机关干部多学一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统战理论以及科

1979年10月23日，部分新当选的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合影。前排左起潘菽、

茅以升、许德珩、金善宝；后排左起：孙承佩、柯召、卢于道、王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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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知识。对文科毕业的干部，他要求

他们也学点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并

对他们说：“你们在九三学社工作，

要同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如

果不懂得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他讲

的内容你一窍不通，怎么能有共同语

言呢？做统战工作的知识面要广

一些。”[19]

卢于道又是优秀的科学工作者

和人民教育家。他对青年人如何搞

好科研强调了三点。首先，要有独立

思考。所谓“独立思考”即是人们对

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和

分析，得出自己的创见，但它不等于

空想，要以现实为基础，因此必须与

“刻苦钻研”结合起来。其次，要重

视政治与业务的联系。他说，两者的

关系正像在满天浓雾中航行的飞机

和罗盘针一样，如果没有罗盘针，飞

机便会迷失方向。再次，他认为，基

础课和专业课是同样重要的，它们

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像初等数学与

高等数学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

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高级阶

段。卢于道说，学习基础课的时间稍

微长一点，不是浪费青春，而是为了

给今后自己在学术上的深造，打下

一个稳固结实的基础。[20]卢于道认

为，教师必须做思想工作，而且可以

结合统一分配、专业教育、业务学

习来进行。[21]关于师生关系，卢于道

认为，“后来居上”对可爱的青年来

说，是必然的；因此，要努力促进青

年们的“后来居上”，这是我们做教

师的责任。[22]

卢于道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他

深情地说：“深深感谢共产党指引我

从黑暗走向光明，同时体会到，中国

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

工作者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学

技术和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也只

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用武之地，才

能把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真正为人类

造福。”[23]

1985年8月4日，卢于道因患脑血

栓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潜心研

究探索精神奥秘，从教辅政刻求国家

富强”，卢于道墓碑上的这副楹联高

度概括了他的一生。

注释：

[1]邵瀞容（卢于道夫人）：《干部自

传》，见复旦大学人事七夕祝福语 档案第348号

（1956年6月2日）。

[2]《先驱——纪念首届理事长卢于道

教授》，《科学画报》，1995年第8期。

[3]同[1]。

[4]卢于道：《深情的关怀》，《复旦》，

1979年1月15日第1版。

[5]《科学与民主不可分——人文科学

家卢于道在蓉演讲》，《新华日报》，

1944年11月6日第2版。

[6]卢于道：《共产党指引我走向光

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

史料选辑》（二）第2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3年版。

[7]《九三学社开成立大会》，《新华

日报》，1946年5月6日第2版。

[8]《九三学社通过决议要求停止各

地内战》，《新华日报》，1946年5月

14日第2版。

[9]徐常太：《忆卢于道》，《上

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选

辑》（八）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9年版。

[10]新华社：《华东、西北军民盛大集

会庆祝北平天津解放》，《人民日

报》，1949年2月13日第1版。

[11]《全国首次科学会议筹备会在平

开成立大会》，《人民日报》，1949

年6月20日第3版。

[12]卢于道：《政治热忱与科学热忱》，

《观察》，第6卷期第17-19页，1949年。

[1如何退烧 3]《九三学社召集社员大会纪念对

日抗战胜利日》，《人民日报》，1950

年9月5日第1版。

[14]《九三社讯》第1期，1951年1月31日。

[15]《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

怎样协助政府处理反革命问题》，

《人民日报》，1951年6月11日第3版。

[16]徐常太：《忆卢于道》，《上

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选

辑》（八）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17]高景仰：《卢于道与九三学社》，

/node933/

node934/hm/gc/。

[18]同[16]。

[19]徐常太：《忆卢于道》，《上

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选

辑》（八）第133～134页，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9版。

[20]申明清：《卢于道教授谈学习上

的三个问题》，《复旦》，1957年2月

21日第2版。

[21]《校委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

《复旦》，1957年4月23日第1版。

[22]卢于道：《谈师生关系》，《复

旦》，1959年4月3日第3版。

[23]卢于道：《共产党指引我走向光

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

作史料选辑》（二）第7页，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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