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诗人之间的“泪浪滔滔”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著名的诗人，尤其是新诗初建前期，可以说是他

们把中国的新诗带入了全新的时代。朱自清先生说，现代大诗人当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卞

之琳先生是这样评价郭沫若与徐志摩第一本诗集的地位与影响的：《女神》是在中国诗史上真

正打开一个新局面的，稍后出版的《志摩的诗》接着巩固了新阵地。

1921年6月成立的创造社一问世，就以“狂飙突进”的风格闹出不小的动静，郭沫若自

然是领物，也是代表性的人物。刚从欧洲游学归来的徐志摩，在文化圈子里是个卓然不

群的“异类”，但是在文学上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抱着想在文艺界开拓一块新土的宏愿，他向

新成立的创造社抛出了橄榄枝。他通过中学同学也是创造社成员郁达夫认识创造社。他的《艺

术与人生》就发表在创造社刊物上。1923年3月21日致成仿吾的信中说：

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竞露。今

识君等，益喜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

数语之中，不仅表达了对于创造社尤其是郭沫若的仰慕，同时带点“示好”的意味要和

创造社并肩作战，大展宏图。然而时隔两个月，单纯率真的徐志摩因为议论郭沫若的一首旧

作惹下祸端，引发文坛一场口水战，导致了郭沫若、创造社与徐志摩的反目，最终因志趣的

不同、思想的分野而分道扬镳。

郭沫若有一首诗叫《重过旧居》，作于1921年10月5日，全诗如下：

诗写出后，先抄寄田汉，后来在《海外归鸿》里重新写出，发表在1922年5月1日出版

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

徐志摩读过之后，颇不以为然，写了一篇《坏诗，假诗，形似诗》的文章。文中他对郭

诗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主要意思是：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

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地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

“泪浪滔滔”。固然作诗的人，少不了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但每次

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一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

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居，这三个月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

余，也不至于像海浪一样地滔滔而来！徐志摩接着还断然说：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

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

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

文章发表后，郭沫若大为恼火，但他自己没有出马，而是写信给了成仿吾。这位创造社

的“黑旋风”立即在《创造周报》上撰文写了一封绝交信，并将徐志摩原来“示好”的材料

发表在创造社刊物上，对徐志摩的“卑劣行径”予以痛斥：

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以至于此。

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和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价格„„，别来一

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载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第4号）

成仿吾的反击显然不是心平气和的批评，不是从诗的文艺的角度去批评的，而是首先指

出你徐志摩才是“虚伪”之人，你徐志摩的用意就是在攻击郭沫若的诗和郭沫若的人格，而

关键的还在后面那句话“越穷越硬”。成仿吾知道徐志摩出身于富商之家，有的是钱来挥霍和

潇洒；而郭沫若之所以“泪浪滔滔”，乃至创造社的人也都常含悲苦，就因为一个“穷”字，

徐志摩把成仿吾等人因“穷”而生的骨气激发起来了。因而，这已不是诗争，而是斗气了。

天真率直的徐志摩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变得如此严重，赶紧写文章为自己辩护，于当

年5月10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天下本无事》一文以做解释并道歉。徐志摩认为，文艺

批评应当向比较优秀的有声望的作品去找，而不是在一般的报纸杂志去随意乱引，而现代的

新诗毫无疑问“首推郭沫若”，因而才引用了那句“泪浪滔滔”。就诗论诗，这句“泪浪滔滔”

作为郭沫若初期的尝试作品是“不足为法”的。至于对郭沫若本人，徐志摩说：我只当沫若

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

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里是最有建树的一个人。徐志摩这封回应的信很长，在末尾他表达了他

的希望，就是“劝各方面平心静气地消仇解隙”。徐志摩的态度是很诚恳的，虽然还是认为“泪

浪滔滔”不足为法，但对郭沫若本人在新文学里的建树也还是很推崇的。

按说争争吵吵就过去了，但是还是引起了文坛关注。梁实秋就介入了这场论辩。他在同

年8月6日《创造周报》第1期第13号发表了致成仿吾的一封信，在肯定成仿吾被人讥为“黑

森林里跳出来的李逵”是好事的同时，也认为成太气盛了，给徐的信也有不够妥当、不大合

逻辑的地方。梁实秋折衷地说：（一）你把“攻击沫若的诗”作为“污辱沫若的人格”，并且

很确断地说这是“完全„„”其实攻击诗句倒不一定是污辱人格，不可一概而论的。不过志

摩所谓“作伪”，倒不可不问个明白。到底是诗伪还是人伪？你还没把这一句问明白，便下总

攻击令，似嫌过于操切。（二）即使志摩说沫若是假人，“你不该说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

他所攻击的只是沫若，沫若的朋友全可以出来说几句公正话，但沫若的朋友不可以自己跳进

被攻击的方面里去，除非他们确实也是攻击了。 他对徐志摩非难郭诗“泪浪滔滔”则

深感失望，认为徐的批评乃是“呆评”，“诗而可以这样的呆评，则古往今来的诗可存的恐怕

没有多少了”。他还认为徐志摩复成仿吾的那封《天下本无事》在解释为什么批评“泪浪滔滔”

时，其态度倒是近于“作伪”了。梁对论辩的双方都做了评论，有肯定有批评，各打了五十

大板，还算中肯。

那么徐志摩的批评究竟有没有道理呢？他敢于坚持人无完人的立场，勇于表达己见其实

是可嘉的，一个诗人并不是每一首诗都是经典，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的见

识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偏偏要与“泪浪滔滔”过不去，将其作为“坏诗”“假诗”的范

例这就有点主观臆断，有点简单粗暴。这就有点像挑剔美女，将一颗天生的胎痣说成是美容

的赘笔，因为这首诗歌恰恰是郭沫若真实生活与真实情感的流露。

那一年，郭沫若士别三月回到日本看望夫人与孩子，想不到那个曾经留下美好记忆、那

个让他文思泉涌的“旧居”已经人去楼空。夫人已经离开原寓所，租住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

孩子灰头灰脸在院落中玩耍，下班回家的安娜也是憔悴而狼狈。触景生情，巨大的心理落差

令他悲从中来，泪如泉涌。就当时的生活状况来说，郭沫若是很困窘的。郭沫若于1916年

12月与日本少女安娜同居，到1920年时，已经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全靠郭沫若有限的

助学金过活，经常买五分钱烧红薯当全家的中饭，只有逢到临时有了稿费收入或者刚刚领回

助学金，才偶尔从箱崎车站买回一种叫“驿便当”的饭盒作为一顿佳肴盛餐。这种困苦家累

的生活使得郭沫若不禁时常为之流泪。而另一方面则来自精神上受压抑的痛苦。他致信在国

内的宗白华说：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觉得真背时，真倒霉。因此，

在郭沫若的早期诗作中，时时见“泪”，且常常“滔滔”。《女神》、《星空》、《集外》（一）以

及《前茅》中的部分，这些创作于1918年到1923年的诗，可以举出若干的例子。

《湘累》中的“泪珠儿要流尽了”，《棠棣之花》中的“汪汪泪湖水”，《凤凰涅??》中的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星空》中的“我也禁不住滔滔流泪”，《暗夜》

中的“眼泪抱在我眼里”，《创造者》中的“他泣成山洪”，《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中的“又流

起眼泪，降下滂沱大雨，来哭醒他们”，《哀时古调》中的“赢得衫泪满襟”等，都是带“泪”

的诗。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的作品中离不开“泪”，根本原因，一是来自生活的悲苦，二

是来自弱国子民在日本所遭受的歧视。这两点都是出身于富家、留学于美英的徐志摩所不曾

受到过的。

但从诗艺而言，“泪浪滔滔”当然带点文笔夸大的修辞，“滔滔”也同诗人的个性气质及

其艺术风格有关，它与诗人敏感、率直、浓郁的情感是匹配的。郭沫若崇尚个性、自我、狂

飙，多夸张、想象、情感激越等特征，非徐志摩诗艺追求为一道。

徐志摩的生活、气质与诗艺追求则是另外一种形态。徐志摩1918年赴美留学，原想做中

国的“汉密尔顿”（美国政治家），1920年突然改志而赴英，欲从罗素学哲学，不久即转向文

学，是在康桥开启了他诗的灵性。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

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

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

流水的殷勤。

他所说的人生痛苦就是欲与张幼仪离婚，而真愉快，则是他对林徽因的热恋。此外，他

的生活就是常常单独去寻味“康桥的灵性”，或与英国上流社会的名流相交接，如罗素、狄更

生、魏雷、威尔斯等。康桥已成为他生命的泉源。这样的生活是远不同于郭沫若在日本的生

活的。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常常是“笑语殷殷”（《夏日田间即景》1922年4月），是

赞“春”（《春呀，你在我怀抱里》1922年春），颂“夜”（《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

1922年7月），即使有“泪”，也只是“冷热交感的情泪”（《小诗》1922年7月），或“凉露

似的清泪”（《希望的埋葬》1923年1月），这样的“泪当然不会是”“滔滔”的，而只会是“溶

溶”的（“我泪溶溶”《无儿》1922年8月），脸上留下的也只是一斑“临别的泪痕”（《康桥

再会罢》1922年）。没有经过生活重大的变迁，他又怎么会体验得出郭沫若的“泪浪滔滔”

呢？

但徐志摩后来还是体验到了一种大悲痛，以致使他“热泪暴雨似的盆涌”。就在他批评郭

沫若“泪浪滔滔”的半年之后，他的祖母去世，他遭逢到亲人的大故，“不能自禁中怀的摧痛，

热泪暴雨似的盆涌”起来。不仅他自己热泪如雨，就连他父亲哭妈，他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他

父亲“最热烈的伤感，在他伟大的心胸里浪涛似的起伏”。徐志摩把“热泪”比喻成“暴雨”，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就不能把眼泪比喻成“滔滔”海浪呢？

徐志摩的祖母去世，对他固然是人生的大悲痛，那么郭沫若看到妻儿被逐出旧居又何尝

不是大悲痛呢？徐志摩的生活更多的是爱情的浪漫生活，在英国热恋林徽因，回国后继恋陆

小曼；在经济上又有富商父亲做他的后援，没有生活“重大的变迁”，他是永远也不会体验理

解郭沫若的“泪浪滔滔”的。

无论如何，徐志摩祸从口出，可谓“一泪激起千层浪”。看似是一场文笔之争，其实显示

了身份与诗艺追求上与创造社的严重分野。虽然事后徐志摩与郭沫若还偶有交往。据说胡适

曾在上海和郭沫若聚会，胡适因为说很喜欢《女神》，让郭沫若受宠若惊。1926年，徐志摩

主编《晨报副刊》，在开列的作者名单中赫然而有郭沫若，然而郭沫若没有应约。那时的郭沫

若已经抛弃“泛神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倡导“血与泪”的“革命文学”，掀起了一场“普

罗文学”运动。徐志摩则仍坚守他的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欧美自由主义人士混在

一起，积极从事新月派诗歌创作。他们醉心于“诗歌如何戴着脚镣跳舞”，抒写着人性与性灵，

不仅两个新诗坛上的明星分道扬镳，两大文人集团也从此分野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