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文豪郭沫若

问题文豪郭沫若：删减史料 涉嫌剽窃

[导读]巴金曾评价说：“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地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

点虚假。”但显然，这个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文人，郭沫若身上有着诸多瑕疵，他并不是一

个完美的人。

导语：

郭沫若被誉为一代文豪，在近代文坛上一直有“鲁郭茅巴老曹”的称呼，巴金曾评价说：“我同郭

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地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但显然，这个评价并不完

全符合事实，作为文人，郭沫若身上有着诸多瑕疵，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一、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名作《甲申三百年

祭》：“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但是，这篇被毛泽东大力宣传的作品，却存在刻意删减史料的问题。

郭沫若写道：“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

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

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他的意思是说，崇祯帝实在是一位贪得无厌之人，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发现皇帝老儿在皇

库里存了三千七百万锭白银，每一锭为五百两，可见明亡前皇室还控制着大量财富。

郭沫若单独从《明季北略》中摘取了这么一段，来证明明朝皇室贪得无厌，崇祯帝小器吝啬，

并说如果崇祯能拿出点儿银两赈灾，也就不至于闹到后来上吊自杀了，明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快灭亡

了。

那么郭沫若所引用的史料原文究竟如何呢？

《明季北略》是这样写的：“……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

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

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音“囧”，扃钥意思是关闭，锁闭）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

追慨矣。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

斯言未可信也。”

这段意思是，《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引用了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这么多银子，崇祯居然不知

道，以至于国破家亡，多么遗憾啊。计六奇随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表示这么多银两非得用一千八

百五十万匹骡马，连续不断运载好几个月才能存进来，可见这种传闻未必可信。

“三千七百万锭”这个数据，在明末的诸多史料中多有提及，真实性存疑，郭沫若在选取史料时，

直接删掉了原文中的质疑内容，作为知名历史学家，不加考证就采纳，这并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而直接删减原文断章取义，更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

那么，郭沫若为何要采用这种方式呢？这与郭沫若本身的观点有关。

被毛泽东大力宣传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国民党十分震惊，指责郭沫若是在“为匪张目”，

郭沫若对此则理直气壮回应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显然，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

中褒扬李自成贬低崇祯，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这里的“匪”不单是李自成，而是暗指“延安”的中

共，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采用的是影射史学的方式，其历史研究的态度并不端正。

二、剽窃他人研究成果：郭沫若抄袭疑云

余英时质疑郭沫若抄袭钱穆是学术界的一段公案，各方说法不一，质疑者言之凿凿，反对者则

认为这是污蔑贤者，此段学术公案按下不表。在目前公开的新闻及出版物之外，至少还有三段关于

郭沫若涉嫌抄袭的事例。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一：考古学家邹衡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了1961、1962年的一件往

事，邹衡说那两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史稿》，该书有大量内容与自己的讲义雷同，邹衡将此事上

报学校，对此翦伯赞拍了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

然而，稍后翦伯赞又说自己认为郭沫若不会直接抄袭，作者应该另有其人，后来该事件以陆定

一亲自带人向翦伯赞道歉告终。但由于事件缺乏详细资料和证据，因此难以证明郭沫若是否真的抄

袭了邹衡，但邹衡似乎也无必要在几十年后污蔑郭沫若。（据《新京报》2005年7月19日刊报道）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二：马非百是著名历史学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中华书局做

编辑，“文革”中曾失去自由。他的主要著作有《秦始皇帝传》《管子轻重篇新诠》等，他对《管子》

情有独钟，1950年代中期，他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稿，让学生交给当时的权威杂志《历

史研究》，但数月没有回信，《历史研究》的编辑对此事的解释是吃不准文稿，交给郭沫若审阅去

了。不久之后郭沫若开始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管子》的文章，马非百发现郭沫若许多观点都

与自己的研究相同。

1979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写道：“马非百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管子

轻重篇》，并于1943年开始写作《管子轻重篇新诠》，七易其稿。其第三稿，郭沫若编著《管

子集校》时曾借去参考并列入引用书目，引用过近百条。”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这段含蓄的

话并未直接说明郭沫若是否抄袭，但一篇文章就被引用近百条，这起码说明郭沫若的研究不够扎实。

（据红网《湘声报》2009月1月2日文章《马非百与郭沫若》）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三：《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教授在《我与中国》一书中披露了另

一件郭沫若涉嫌抄袭的故事。罗斯·特里尔在1970年代末认识了一位家庭成分不好的中国青年教师

孙穆治，他的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两篇考古学的文章，寄给了郭沫若，但最后这两篇文章以郭

沫若的名义发表了，孙穆治对罗斯·特里尔表示，“我们仍保有郭沫若的两封信为证，可以证明那两

篇文章是我父亲写的。”（据《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罗斯·特里尔有无其他证据不得

而知，但他将这段故事写进了《我与中国》之中，也许他本人比较相信郭沫若有抄袭之嫌。

以上三个案例中，郭沫若是否抄袭都是由当事人的一方叙述，因此不能断定郭沫若就真的抄袭，

但这三件事都有共同背景，即建国后郭沫若成为学术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人物，地位举足轻重，因此

指责都导向他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考证，无法证明郭沫若是否真有抄袭，但

若说其“白璧微瑕”，显然不为过。

三、迎合时政需要曲解毛泽东杜甫诗词

郭沫若因为时政需要，刻意曲解文学作品的案例很常见，以毛泽东诗词为例，郭沫若多有自己

的“独到”解读，并将这种解读堂而皇之的呈现给世人。

著名作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学同学，在其回忆录《岁

月与性情》里，周国平提到了当年的这样一件旧事：一次是为我办的专场，我请教，全家旁听。我

请教的是《清平乐·会昌》，问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

看不出来。”我说：“可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君‟是指西方帝国主义。”他说：“那太牵强了。”我翻

开一本资料，指给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体在场的人也大

笑。郭沫若在获知是自己提出的说法后，并没有显得尴尬，或许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解读，也或

许是他本就不在乎。

除了周国平提到这一则故事外，郭沫若在杜甫和李白的解读上也颇具“时代特色”。文化大革命

时期，郭沫若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在这本书中，郭沫若大肆赞扬李白，将杜甫

打为反动的地主阶级。而郭沫若之所以这么写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

郭沫若在书中论证了杜甫是地主阶级，因为杜甫经常数自己的鸭鹅数量，而且每次数的时候还

要关闭柴门（因为怕被农民偷）。郭沫若引用的诗是杜甫的《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诗云：

“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常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

月更须栽。”——郭沫若认为杜甫诗的后四句赤裸裸的表明了自己的“地主心理”。

对于杜甫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解释更为“独到”，在他的描述中，杜甫完全

不是住草堂，而是豪宅：“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

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

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郭沫若进而指责杜甫骂小孩儿是地主

阶级在仇视贫苦农民，进一步得出杜甫完全是个万恶的大地主。（据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的这种解释看似十分合理，但直接将杜甫的诗作当做历史材料来使用，完全违背史学研

究的客观与公正，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来论证，那么是否可以说李白在造谣呢？因为他写道“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显然，庐山的瀑布不是三千尺，李白的头

发也没有三千丈。

从几首诗就推出杜甫是地主阶级，极其仇恨贫苦农民，终生大鱼大肉嗜酒如命，这显然是不符

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的，但郭沫若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就随意编造、曲解诗作本身的含义，甚至不

加区分的将诗当做史料使用，这显然不是严谨学者所应有的态度，以此言之，郭沫若作为学者是有

瑕疵的。

结语：

抛开政治赋予郭沫若的各种标签，郭沫若绝非圣人。尽管郭沫若聪明异常，在某些学术领域上

的成就堪称“空前绝后”，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作为学者的瑕疵，学术不端即是一例，我们指出这些瑕

疵并非求全责备，而是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