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江海关从宁波移关定海的缘由

第38卷第1期Vol.38 No.1

2021年2月February，2021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HUMANITIES SCIENCES）

清代浙江海关从宁波移关定海的缘由

王 琦 朱紫墨 王和平

123

（1.舟山海关，浙江 舟山 316022；2.杭州外国语学校，浙江 杭州 310023；3.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摘要]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取消市舶司制度，在东南沿海建立了四个海关。当时的浙江海关就设在宁

波。基于促进贸易便捷及增加关税考虑，浙江海关监督曾多次上奏朝廷要求将浙江海关由宁波移关至定海，至康

熙三十七年（1698年），终得朝廷许可。浙江海关移关定海后，无论对促进贸易便捷还是增加关税，所起的作用都非

常巨大。定海一度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繁华的对外贸易港之一。

[关键词]清代；浙江海关；移关；缘由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096-4722（2021）01-0045-04

K252 Ａ

舟山，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后亦称定海。定海之名系清康熙帝御赐，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其

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是沿海航线北上南下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通商的重要

商埠。在英国等西方商人的视野中，海上交通便捷，又靠近华东繁华城市苏州、杭州、嘉兴、湖州及宁波等地

的舟山，是进行海上贸易的理想之地。而海关则是对外贸易及关税的专管机构，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本文着重对清早中期浙江海关从宁波移关定海的缘由进行考述。

一、浙江海关的建立及其移关定海的动议

清朝初期，为了防御郑成功和张煌言等联合沿海民众抗清，朝廷大规模迁徙沿海居民入内地，史称“迁

海”。与此同时，禁令“寸板不许入海”，严禁商民船只私闯入海，史称“禁海”。直至清朝廷收复台湾，消除来

自海上抗清据点的威胁后，才解除海禁。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沿海四省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江海关、江海关四个海关，正式以海关名

称取代过去的“市舶司”名称。首任浙江海关监督于康熙二十五（1686年）年到任。据《宁波府志》记载：“海

关行署，在府治南，旧理刑馆地。中为正厅五间、檐厅三间，两旁廊房各五间，前为仪门，又前为大门……东

[1]27

北内署前后共八间，系旧清军署地。”浙江海关是负责处理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海关”也被称为“钞关”，

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事务，并征收往来商船的税收。当时，外商需要的生丝、茶叶主要产

于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外商在广州采购物资，需要经过长途运输，成本随之增加。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

希望在广州以北的通商口岸开辟市场，拓展对华贸易,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入海汇合处的舟山群

岛则是他们的首选。

当时，浙江海关的驻地在宁波府城，而外国商船大多往返于舟山，这给双方开展贸易带来了诸多不便。

依照规定，外国商船到宁波贸易，商船抵达舟山后，需要前往宁波报税、给票，因两地相距较远，而且蛟门水

急礁多，极大地限制了外国商船前来贸易的热情。基于上述原因，在时隔十余年后，即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浙江海关监督常在向朝廷奏请移关定海:“初设海关时，定海尚未置县，故驻扎宁城。凡商船出洋回洋，

出入镇海口，往返百四十里，报税、给票，候潮守风。又蛟门、虎蹲水急礁多，绕道涉险，外国番船至此往往回

帆而去。请移关定海，年可增银万余两”。但朝廷认为，浙江海关总部由宁波迁移定海后，不仅关署需要

[1]27

另建，而且会影响宁波商业的发展。朝廷一贯“重农固本”，而定海平素以“渔、盐之利”纳缴税收，是为正税，

［收稿日期］ 2020-10-23

［作者简介］王琦（1982—），男，浙江舟山人，工程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与中外关系史。

46第38卷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Humanities Sciences）

对外贸易的发展无疑会使当地百姓弃渔盐而就“末商”(工商业称为末商)，最终必导致农本不稳、正税收缴

困难，故未予采纳。两年后，浙江海关监督李雯又奏请将浙江海关迁移至甬江口的镇海，并建设一座负

[2]26-28

责接待和理事的场所“红毛馆”，为外国商船到舟山和宁波贸易提供便利，但结果仍未成功。两年后，浙江海

关监督张圣诏再次奏请朝廷：“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

自愿设法捐造衙署一所，往来巡视，以就商船之便。另设红毛馆，安置红毛夹板大船人众，可增税一万余两，

[3][4]

府城廛市仍听客商贸易，不致毁坏。”这次奏请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张圣诏始请移关定海，部议从之”。

于是，浙江海关关署移设定海钞关弄。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浙江海关先建“行署在府治南旧刑厅馆地”，

“又榷关公署在定海县城东，康熙三十七年海关监督张圣诏建”。

[5]

钞关弄是定海的古老弄堂之一，旧时地处芙蓉洲河西岸，其形成得益于芙蓉洲河的水运便利，与城西的

柴水弄一样，当时运送木柴、大米等大宗货物的船只通过南城墙的水城门进城，并就近形成了木柴集市。因

此，钞关弄也称柴行弄,清雍正年间的《定海县治图》中清楚地标绘着“海关”地名。同年，在定海南道头

[6]

西侧，建立了一处西洋楼，俗称“红毛馆”。

《宁波风物述旧》 详细描述了红毛馆建筑式样，“定海红毛馆在定海西道头，是一座高大的西式建筑物，

面南背北，宽约15丈，深5丈，两层结构，四周筑有砖墙，每个小间也是砖墙，不用一柱，上架桁梁。窗户高敞，

檐牙高啄，涂以粉色，给人壮观之感。南面辟有小园，短篱围护，花木繁盛，凿池蓄鱼，为架笼饲鸽，虽具体而

微，却十分幽邃”。“红毛馆”门上还悬一方匾额，上书“万国来同”四个大字。“红毛馆”作为外国客商和

[7]

船员接待场所，实为当时清政府设在浙江定海的一个对外办事机构。

[8]

二、浙江海关移关定海后的运行情况

定海未设“红毛馆”时东西洋船全部停泊在甬江,浙江海洋移关定海并建立“红毛馆”后，外国商船

纷至沓来，定海也有了市廛。当时定海港不仅对外商提供便利，市廛生意也十分红火，宁波港对外贸易因此

受到了影响，特别是那些市侩、牙人不甘心自已的利益受损，官司打到浙江巡抚那里。为避免区域之间的利

益之争影响正常的对外贸易，经闽浙总督调和，浙江巡抚宣布“东西洋船，愿往宁波者，听其驾赴宁波，愿往

[9]

定海者，听其停泊定海”，各级地方官员不得干预，并在宁波府和定海县两处“勒石永禁”。从此，外洋番舶

停泊宁波或定海完全由外商自主选择。

英国商人对定海情有独钟，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捷足先登。清廷开海禁后，东印度公司派遣大批商船

赴中国东南沿海贸易。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一月，“麦士里菲尔德”号等商船前来定海贸易。据统

计，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共有8艘英国商船抵达东南沿海，其中“萨拉”号、“中国商人”号、“麦士里菲

尔德”号、“联合”号及“罗伯特与纳撤”号等5艘抵达舟山，“海王星”号抵达厦门，“海津”号、“日出”号抵

达广州。从这一统计中我们可以发现，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商船中大部分是通往舟山的。英国商人还携带

了25万英镑作为投资，其中投资舟山和宁波高达172 224英镑，占总投资的68%；投资广东为46 876英镑，

投资厦门为36 486英镑。可见，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舟山寄予了很大希望。

究其原因，定海的地理位置和港口优势是英国等国商人考虑的首要因素。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等国家的

商品主要有茶叶、丝绸及土布等，茶叶为主要品种。舟山周边地区的华东五府均是著名的茶叶产区，钱塘江

水系又流经浙、赣、皖三省，其毗邻地区就是著名产茶区。茶叶如从浙江定海港出口，商船出海道即可，不仅

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还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这是广州口岸无法比拟的。如从鄱阳湖入赣江，越大庾岭再南

下广州，不仅路途遥远，且运输成本大增。一些商品尤其是绿茶，贮存时间也有特殊要求，时间一长，质量就

难以保证。另外，杭嘉湖一带的丝绸、瓷器等，从定海出口，运输成本等自然比广州低。加之英国的毛纺织

品在广州也不太受欢迎，而在舟山、宁波等地的销量要比广州大，因为决定产品的销路往往与气候相关，毛

纺织品就是一例。

定海能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的税率和规费要比广州、厦门低。如英船

第1期王 琦等：清代浙江海关从宁波移关定海的缘由47

进入广州交易，管理费、规礼银要比定海口岸高得多。1689年，英国商船“公主”号到厦门时，也碰到了类

[10]

似情况，故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逐步从广东、厦门口岸向定海转移。

三、东印度公司定海事务所的建立及贸易兴盛与衰落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定海拓展商业贸易，决定在定海设立英国东印度公

司定海事务所,并派遣喀恰浦（Allen Catchpoole）为第一任监督，同时，英国国王任命其为总领事，以求在

[11]

定海开创对华通商的有利局面。第二年，他们又派出一艘商船前来定海，以101 300英镑作为投资，可见他

们对定海通商寄予了很大希望。正是由于在定海贸易有利可图，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英国方面又派

出大量的商船前往定海贸易。据统计，这一年先后到达定海港的商船就有10艘，当时的定海港成为东南沿

海最繁荣的外贸港之一。

[2]33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后，浙江海关的监督一般由浙江巡抚兼任，时任巡抚李卫兼管海关事务。此时，

前往东洋贸易的船舶数量巨大，李卫要求在沈家门设立巡检，并于雍正七年（1729年）向朝廷奏报，“再，定

邑之东沈家门乃洋船出入之所，南为乌沙门，直接大洋，东连普陀山，外即洛伽门，为定邑之咽喉，最为紧要。

且离县城七十余里，查向有宝陀司巡检驻扎此处。缘本朝初年迁禁海界，将巡检衙署折毁……若令驻扎沈

家门，实为要地，应请设立沈家门巡检，以资巡缉，实为防范海疆之要”。朝廷同意这一奏请，沈家门宝陀

[12]

巡检司是因“洋船出入”而设。康熙、雍正年间几次颁布律令，规定“各处商船往东洋者，必由定海镇所辖之

要汛挂号而出”，说明浙江海关加强了缉私、边防管理工作。由于定海港对外贸易管理上的规范和严格，英

国商人要求直接进入宁波城府交易，被当地官员拒绝。1737年，当时准备驶往定海贸易的“哈里森”号商船

闻讯后，改变计划，前往广州。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英国商船来定海贸易次数逐年减少。然而，这并不代表

英国人放弃了对定海这个贸易良港的渴望，他们时刻都在寻求机会，希望能重新回到定海。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重新开展对定海的贸易，一方面希望再次在华东区域开

辟更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广州贸易，经常受到粤海关敲诈勒索。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二

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大班哈刺生与翻译洪任辉（詹姆士·弗立特）等58人，带着24 000枚银圆、1 560瓶英

国酒和2箱蜡烛等货物，乘“霍德尼斯”号和“格里芬”号商船到定海，购买和换取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获

[2]32-33

利巨大。武进升提督上奏：“查红毛船只多年不至，今既番入境，自应体恤。”从提督的奏折看，英国商

船久未来浙，要求地方官员替他人着想，在交易中提供照顾和帮助。清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七日，英国商

船“荷特奈斯”号到达定海，商品主要有黑铝等货物，还随带银圆200 000枚，准备采购大量货物。由于当地

官员的重视，双方交易十分顺利。尔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哈德威克”号、“切斯特菲尔”号、“格里芬”号、“翁

斯洛”号等商船先后到达定海港，定海口岸的贸易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与浙江贸易复苏的状况相反，广东贸易呈下降的趋势。两广总督杨应琚向浙江总督喀尔吉

善提出，应增加浙江海关关税，使船钞同粤海关拉平。他们联名向朝廷提出此建议，被乾隆帝认可，并于乾

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一月二日谕令定海浙江海关税提高到“就粤稍重”，其主要目的是限制英国来定海

的商船数量。由于在定海商品售价要比广州低，即使浙江关税提高了，也没能影响英国商人到定海交易的

热情。既然加重关税也无法阻止英国商船赴定海贸易，乾隆帝经过权衡，决定改变以往用经济手段把英商

逐回广东的策略，谕令定海关税不可过重，并要加强浙江海关督理。乾隆帝于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二十

日谕令：“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补援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所获之利，在广在

[13]

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当时四个海关中，只有粤海关由内务司员督理，乾隆帝谕令定

海关照粤关之例，说明当时浙江海关在对外贸易中地位之重要。

据《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所述，当时不仅浙江海关曾有过一关两署即宁波、定海，而且福建也

有过福州南台与厦门，广东有过广东与香山县澳门，江南有过华亭漴阙与上海。设立衙署并非易事，均需报

[14]

请朝廷批准。凡海关监督衙署所在地，均为该省沿海地区通商要口，这一观点，作者表示认同。那么，是

什么原因导致浙江海关闭关呢？由于当时海盗猖獗，浙江离北京又近，海疆稳定是乾隆帝考虑的首要问题。

48第38卷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Humanities Sciences）

原两广总督奉调闽浙总督的杨应琚以粤民生计和浙江、福建海防为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端，故乾隆帝予以

采信，放弃了先前的“不禁之禁”之策。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乾隆帝下令外国商船只准到

广州一地贸易，浙江海关管理进口贸易职能消失。次年，关闭定海浙江海关及“红毛馆”。至此，四个口岸关

闭了三个，一口通商成为定局，英国等西方国家商船只允许在广州贸易，而被迫退出浙江定海口岸。

[参考文献]

[1]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王和平.国门洞开：鸦片战争爆发地——定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

[3]《宁波海关志》编纂委员会.宁波海关志[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330.

[4]宁波海关监督奏请移关并建红毛馆[M]//刘鉴唐，张力.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公元13世纪—1760年）（第1卷）.成都：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26.

[5]胡丕阳，乐承耀.浙江海关与近代宁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4.

[6]王建富.群岛老街巷记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178.

[7]刘家沂.海上门户舟山[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6：340.

[8]王和平，王琦.风云定海——鸦片战争在舟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20.

[9]叶建华.浙江通史（第8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483.

[10]王文洪，俞强，来其，等.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4：100.

[11]萧致治，杨卫东.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72.

[12]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通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1：2218.

[13]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五四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917.

[14]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27-28.

On the Cau of Transferring Zhejiang Customs to Dinghai from Ningbo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Qi ZHU Zimo WANG Heping

123

(an Customs, Zhoushan 316022, China; o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Hangzhou 310023, China;

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24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1685), the imperial court canceled the system of the bureau of foreign

shipping and t up four customs in China’s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At that time, Zhejiang Customs was located in Ningbo. Considering

the convenience and fastness as well as the increa of tariff, the supervisor of Zhejiang Customs had prented his memorial to the

Imperial Court many times for the requirement of transferring Zhejiang Customs to Dinghai from Ningbo. It was not until the 37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1698) that he finally got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Zhejiang Customs played a tremendously

important role both in the convenience and fastness of trade and in the increa of tariff after its transference to Dinghai from Ningbo,

which became, for a time,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trading ports in China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Zhejiang Customs; transfer customs; c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