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一词的由来

我国“民族”一词的由来

据史籍记载，中国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对

生活在广大土地上的各种类似今之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如夏、

商、熏鬻、九黎、有苗、羌等，已有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

只是使用的词汇与现代不同。

在我国汉文中，对古代类似民族的人们共同体最早以

“民”和“族”两个词来概括，而尤以“族”为更普遍。

“民”字在金文中即已存在，在周代文献中大量出现。

其含义原为“冥”、“盲”，用以指“奴隶”等被统治之人。

对一些人们共同体，也以“民”字称谓。《逸周书》中即把

“苗”称“苗民”，如《吕刑》篇中就有“苗民弗用灵”之

句。对此，东汉郑玄解释：“苗，九黎之君也，此族三生凶

德，故著其氏而为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

“族”字早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原为“束矢”、“丛簇”

之意，进而“取此意而称氏族”。周代及其后的文献中，“族”

字主要被用来指称有亲缘关系的宗族和氏族及类似民族的

人们共同体。据史学界考证，人们称各种类似今之民族的人

们共同体为“族”，早在商代即已开始。当时，因商迁都于

殷而自称殷族，夏人则称其为夷族。进人周代以后，这种称

谓就更普遍、更明确了。例如《左转》中就有“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这种极富民族意识的叙述。

中国这种把类似今之民族的人们共同体称“民”、称“族”

的概括方法，一直延线到近代。在整个中国上古时代乃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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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代的文献中，还没有发现过把“民”和“族”结合起来

而又指称类似今之民族的人们共同体的用法。由此可以断定，

古代中国已对“民族”这种特定的人们共同体有了较明确的

认识，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称呼它为“民族”，而只称为“族”

罢了。而“族”这种称呼，至今仍被人们当作“民族的简称

使用着，如汉族、壮族、各族、各族人民等。

“民族”一词既然在中国古代汉语中从未出现，那么它

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而被人们如此广泛、频繁地使用的

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最初并不明确，只是大概地认定

是在近代才开始出现和使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

个问题才得到较为明确的解答。原来“民族”一词是外来的，

是随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由一些资产阶级改良

派从国外引进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

论及日本人自称“东方民族”时，第一次引用和使用了“民

族”一词。在此之前，他本人及其他所有进步知识分子及各

种改革派、改良派人士的言论、著作中，均未出现过这一名

词。当时梁启超为什么会突然引用和使用“民族”这个术语

呢？这是因为，1898年“戊戌变法”失收后，梁启超逃到

日本避难，他在日本博览群书，从中接触、吸收了许多新的

东西、新的思想。他说：“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交，读日

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究之理，腾

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目私，

乃大声疾呼，以告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

到的新东西、新思想尽量介绍给国人。“民族”一词则是他

从日本书籍中直接搬过来的。

值得指出的是，日文中的“民族”一词，也不是它固有

的，而是用汉子造词翻译外语（大约是某种西欧文字）而来

的。对此，日本学者岩渊悦太郎在《语言的本质》一文中说

得很明白，他说：“明治以后，书面日语发展了起来，利用

汉语的汉字造词也大量地增加，比如‘社会’、‘银行’‘美

学’‘电气’‘电信’‘铁道’‘活动（写真）’‘映画’等，都

是对外国语的译语。“民族”一词也是某种外语的译语。

“民族”一词在中国普遍使用则是在1903年之后。在

此之前，不仅各种书、文中出现得不多，即使粱启超本人也

是从1902年后才大量使用的。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广泛使用，

特别是由于梁氏还写了专门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如《论民

族竞争之大势》、《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历史上

中国民族之观察》等，逐步引起了人们特别是思想界的广泛

重视，才影响了更多的人使用该词。1903年以后，在章太

炎、邹容、徐锡麟、孙中山等人的著作、演说中，“民族”

一词大量出现。时至今日，“民族”已成为我国妇孺皆知的

名词术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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